【我和祖国】尹晓锋：两代检察情

两代检察情

父亲从未完整地与我说过他的经历，我也只是断断续续地知道一些点滴或片断，把它们串起来，但不一定完整：父亲家很穷，老家嵊县解放后，经过土改，才有了自己的屋和田，后来就在老家参了军，参加过嵊县周边的几次剿匪战斗。后来，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后随部队转入公安军，在上虞县公安部队工作，再调到绍兴县公安局。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组建检察院时，被抽调到绍兴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文革期间，“砸烂公检法”后，被安排到绍兴县人武部帮助做基层人民武装（民兵）工作，七十年代初又调到街道办事处工作。记得他曾说过，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时，要他重回检察院，但在办事处领导的极力挽留下，他继续留在了基层，直至1992年退休。

1981年9月，我考上了军校，三年后被分配到非常艰苦的海边防部队工作十年。29岁那年，我转业回到地方，当时我有多个选择，但在父亲的推荐下，我进了基层检察院。记得报到那一天，父亲非要陪我这个成年人到检察院报到，这是我从小到大近三十年中的唯一一次，后来我明白，这也是他离开检察院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娘家”。

我进检察院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从事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由于工作及生活的原因，我很少回父母家，与父亲的交流也不多。但每次去，父亲都要问起我工作情况，我总是敷衍一番。记得他说起过他们当时的“批捕检察”、“劳改检察”等四大检察工作（我记不完整）；记得他说起他办理批捕案件，因为坚持原则，严格把关，而得罪过人；也记得他说起为了核实证据，骑车三四十里山路或坐船几小时到农村调查，在村书记等村干部家吃饭、留宿，离开时必须留下钱和粮票。但最多的还是嘱咐我，办案要公正，不要犯错误，自己把好做人关。我那时都应以“知道了”，还总觉得他烦。

这段时间，父母住的老屋由于阳明故里建设的需要，面临拆迁了。一天去父母家帮着整理东西，父亲把一个大信封袋交给我，让我保管。我回到家打开后，看到的都是他的一些证件、材料、立功证书、奖章和相片，其中有一张1978年12月绍兴县人民检察院为他平反的通知，我才知道他在检察院工作期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关过一年多“牛棚”。我那时才明白，文革期间，他在检察院受过委屈，并在戴着“现行反革命”帽子下，在基层忍辱负重、兢兢业业工作多年，但我却从未听到他抱怨过，听到的、感受到的还是他对检察工作的关心和热爱，这或许就是他对检察事业的“初心”。

看到这些东西，我很内疚：一方面是我平时的确很少向他介绍当今的检察工作和我的工作情况，还觉得他的嘱咐很背时和啰嗦。另一方面，我记得小时候，把他被县委任命的助理检察员、检察员的任命状都偷偷拿去包了课本，把几个奖章也偷偷拿去换了香烟纸，他至今还不知道。我应找机会向他说明，免得他还再继续寻找，再就是以后一定要耐心听他的唠叨。

现在我进检察院也二十五年了。虽然在一些人眼里，对检察业务我是属于“先天不足”的一类，但在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在检察机关上下同仁的传帮带下，我也尽力、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因为我知道听话、肯学、肯做能弥补那些不足。去年，检察机关为从检三十年以上的检察干警颁发荣誉奖章，我认为这是对检察干警最好的激励，对他们的付出最大的肯定。我虽看淡荣誉，但我看重这个从检三十年的奖章，虽然我还有几年时间才够格。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做好检察工作，为新时代检察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到时候这奖章就是对父亲最好的交代和安慰，因为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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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沈嘉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