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走出“大专辩论会”式的辩护格局

随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在众多律师的共同努力下，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在当今并不尽如人意的司法环境下，刑辩律师为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进行了尽职尽责的辩护工作，积累了一些独特的刑事辩护经验。纵观各地刑事辩护律师的办案方式、辩护思路以及诉讼效果，笔者发现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出现了一些最新的发展趋势。而处于“法治前沿领域”的刑事辩护律师，应当对这些发展趋势给予清醒的认识，并对自己的刑事业务进行适当的调整，从而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刑事法律服务。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思考，刑事辩护较为突出的发展趋势是律师辩护活动从法庭上的“大专辩论会式的辩护”，向审判前、审判程序外以及庭审后的全方位法律服务进行延伸。

传统上，我国刑事辩护是一种“以法庭为中心”的诉讼活动，辩护律师着眼于法庭审理阶段，以当庭宣读辩护词或者发表辩护意见作为辩护的中心环节。这种带有“大专辩论会”性质的辩护方式，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辩护律师，成为我国刑事辩护的鲜明特色。但迄今为止，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尚未真正形成“以审判为中心”的格局，无论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还是对法律问题的适用，都难以形成于法庭之上，而往往产生于法庭之前、法庭之外或者法庭之后；不仅是合议庭，就连法院有时都不享有独立自主的裁判权，而经常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控制或左右。在此情况下，律师假如仅仅着眼于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护活动，那么就很难对那些实质上的裁判者产生说服效果，辩护也往往流于形式。与此同时，在作出无罪判决方面，法院也不具备基本的权威性，对于那些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依照实体法不构成犯罪的案件，法院极少作出无罪判决，而经常采取所谓“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也就是事实上的“疑罪从有”或者“疑罪从轻”。这样，律师在法庭上所作的辩护，即便再有说服力，也很难达到预期的辩护效果。

面对这样的司法环境，越来越多的律师采取了“辩护前置”的策略，也就是将刑事辩护的重心向审判前阶段加以延伸，着力于在审查起诉、侦查、审查批捕乃至立案之前提出强有力的辩护意见，与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进行有效的交涉和协商，从而在尽可能早的诉讼阶段追求有利于委托人的诉讼结果。在这一方面，律师界出现了“黄金救援期”的说法，将立案前的初查阶段、审查批捕的37天以及审查起诉环节视为刑事案件的“黄金救援期”，力图在这些环节提出有理、有据、有节的辩护意见，必要时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以换取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立案、不批捕或者不起诉的决定。总而言之，尽力阻止案件进入法庭审理程序，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建立“隔离带”或者“防火墙”，这是刑事辩护向审判前阶段延伸的内在应有之义。

除了采取“辩护前置”的策略以外，律师界也不满足于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护活动，逐步将辩护的视角投向法庭程序之外，进行越来越专业化的程序外交涉活动。除了传统的会见、阅卷、调查核实证据等庭前准备活动以外，一些有经验的律师还与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充分的商谈，或者向其核实有关证据，或者将初步形成的辩护思路与其进行沟通，或者在征求被告人意见的基础上，将其转化为“最好的助手”，使其对自己的辩护进行有效的配合，从而产生协同作战的“诉讼合力”。与此同时，在一些涉及专门知识的复杂案件的辩护过程中，辩护律师为推翻或者削弱公诉方提交的鉴定意见，还经常会寻找或者请教“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具专家意见，或者邀请其担任“专家辅助人”出庭作证。这种借助于专家经验、知识和智慧的辩护操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律师广泛地展开法庭外的辩护准备活动，由此方能强化法庭上的辩护效果。不仅如此，诸如对刑事和解的参与、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介入、对被告人及时退赔退赃的处置以及对被告人涉案财物没收的协商等，也都是律师越来越多地从事法庭程序之外的交涉活动的重要标志。而没有这些法庭外的交涉活动，辩护律师纵然在法庭上进行了精彩的辩护，也很难获得较为理想的辩护效果。

按照传统的辩护方式，在法庭审理结束之后，律师的辩护活动通常也就戛然而止了。对于一审法院作出的有罪判决，律师至多再起草一份上诉状，帮助委托人完成上诉程序，服务也就结束了。但是，在那些重大、复杂、疑难的刑事案件中，法庭审理的结束并不等于本案诉讼程序的终止。法庭有可能在初步评议之后，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加以讨论决定，或者向上级法院进行内部“请示汇报”。有时候，这种内部请示汇报又分为书面请示汇报和正式请示汇报两种形式，持续时间动辄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面对这种非正式的行政决策程序，一些律师开始进行介入，以试图对那些实质上的裁判者产生有效的影响。

例如，有的律师针对法官提出的几个疑难问题，邀请专家出具有针对性的专家意见，并通过正常途径将这种专家意见提交给可能具有裁决权的法官；有的律师与在押被告人进行多次必要的会见，既了解案件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与被告人进行及时的沟通；有的律师还在了解被害方不断申诉信访的情况下，与法官进行反复协商，说服被告方对被害方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从而解决法官的后顾之忧，将社会矛盾和冲突予以化解……这种将辩护活动延伸到庭审结束后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填补了传统律师辩护的程序空白，满足了委托人必要的刑事法律服务需求，也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辩护业务，取得了诉讼各方“利益兼得”的积极效果。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法院也在着力推动“庭审实质化改革”。这些改革假如能取得有效进展，那么我国法庭审判流于形式的局面将会发生实质性的改观。届时，律师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有望大显身手，可以通过交叉询问，对证人、鉴定人、专家辅助人、侦查人员等进行当庭盘问，既可以揭露那些可能发生的虚假陈述，又可以使这些作证者的说谎品行暴露在法庭之上。但即便如此，律师也不能仅仅将法庭作为辩护的场所，而应探求审判之前的及时救援，法庭程序之外的诉讼准备和非正式交涉，并在庭审结束之后，对那些事实上的裁判者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最大限度地维护委托人的权益，是辩护律师追求的目标；而有效地说服裁判者作出有利于委托人的诉讼决定，是律师辩护的基本归宿。所有那些决定委托人命运或利益的阶段，都是律师发挥说服作用的场合。律师不仅要把法庭作为施展辩护才华的舞台，而且也要将辩护活动延伸到审判程序之前、法庭之外甚至庭审程序之后，从而使刑事辩护的诉讼空间得到有效拓展。

（本文原载于《中国律师》2018年第3期）

欢迎订阅~

2018年《中国律师》全新改版。

文 | 陈瑞华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