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把反腐败作为系统工程 一体推进“三不”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针对本地渔民党员多的实际，将党课搬到渔船上，利用现场宣讲、发放资料等形式，给渔民党员送上营养丰富的“精神套餐”。图为近日，该区前所街道纪工委干部到渔船上讲党课。徐丽平 摄
一股强劲的警示教育之潮涌动浙江，震慑效应持续显现。浙江省委确定今年5月为“警示教育月”，经过为期一个月有力、有序的工作，全省共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各类警示教育展9942批次43.8万人次；召开警示教育大会1.1万场；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专题讨论会2.2万场。在“警示教育月”活动震慑感召下，当月主动投案党员干部达40人，截至6月24日，又新增投案人数33人。
浙江把开展警示教育作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重要一环，放到全局中来部署。在如何打通三者内在联系，实现统筹谋划、协调推进的课题上，浙江以生动实践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在“警示教育月”期间，衢州市供销合作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高金坚是全省主动投案“第一人”，谈起自己主动投案时的想法，他说道：“警示教育片中的细节直接触动了我，让我意识到对抗组织只是徒劳，只有主动投案自首，向组织彻底坦白交代，争取组织宽大处理才是唯一出路。”
而在此之前，外逃25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袁国方（原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省分局管理检查处干部）也选择主动回国投案。
对袁国方追逃案，浙江省、杭州市追逃办和专案组曾论证了将其从逃往国遣返、引渡回国两个方案的可行性并做好了准备工作，没想到却出现了转折——袁国方主动提出回国投案，并在回国前向国内亲人打了一笔归国投案的保证金，让其代为上交上城区监委，以示决心。
在杭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擎苍看来，袁国方能回国投案，正是国内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形成的强大震慑和追逃政策感召力的生动体现。
“袁国方案很特别，他不是在国外过不下去、走投无路才回国投案的。他在国外有企业、有资产、有一定社会地位，妻子、孩子都在身边。”参与追逃的浙江省追逃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袁国方曾对追逃人员说，“我一直通过新闻关注着对红通人员的追逃工作，也知道现在形势下党和国家是不可能松手的，与其天天提心吊胆等着被抓，还不如主动回来投案。”
党的十九大后，不松劲、不停步、再出发，“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重大成果。浙江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在开展“警示教育月”期间，省纪委监委通报审查调查的18名党员干部中，包括2名省管干部，6名厅级干部和10名处级干部，涉及机关、高校、国企、医院等各个行业。5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党员干部1357人，同比上升11%。
“同时也要看到，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查办案件不是最终目的，我们还要善于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暨军民认为，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松，但不能就案办案，一定要让审查调查对象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促使他们思想转化，并唤起更多人的初心，在“不敢腐”中激发“不想腐”。
宁海县政协原副主席华祥平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时，办案人员耐心地从不同侧面给他摆事实、讲道理，在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前，华祥平忏悔道：“市纪委监委的同志在敦促我主动交代问题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党性和党纪、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促使我从灵魂深处挖掘自己违纪违法犯罪的思想根源，我发自内心地感到愧对组织、愧对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领导和同志。”
“绝大多数被审查调查人在接受教育后都能真心认错悔错改错，真心感谢组织的挽救教育。”宁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傅祖民说，“我们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能为党工作是多么幸福的事，要懂得珍惜。”
“从查处的案件来看，违纪违法问题发生，往往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一些人本来思想上已有‘漏洞’，再加上制度和监督也有‘漏洞’，就难保不出事情。”暨军民告诉记者，基于此，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案件的同时，注意挖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用好用活纪律检查建议书和监察建议书，督促相关单位拿出切实方案，填缺补漏，将“不敢腐”和“不能腐”贯通。比如，省纪委监委在对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诸葛慧艳进行审查调查后，针对诸葛慧艳存在的问题向衢州市委发出了监察建议书，要求就党员领导干部参与违规借贷、建立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等问题，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开展警示教育，举一反三、以案明纪。
金谷，浙江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曾先后在省计经委投资办、省发计委投资处、省发改委产业处任职。翻开他的忏悔书，有一部分“特别”的内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金谷对党风廉政建设的几点建议。
“既有的事权应更多下放到市、县，职能重点做好规划引导、检查督促、政策制定等；省级财政性资金分配要加强廉政性防控，特别在民营单位、个人、社会项目的资金分配中，要建立廉政防控制度并定期组织专项巡察……”金谷的建议共5大项，针对省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厅等多家省级机关和省机场集团，涵盖了人权、事权、财权等方面，涉及对财政资金的监管、对干部的管理、招投标制度改革等多项具体事务。
“违纪违法的人对制度漏洞最清楚不过，有关事项的‘运作’规律、利益输送点等，他们了如指掌。”浙江省纪委监委第十二审查调查室主任陈正南说。
浙江省纪委监委将金谷的建议发函给省发改委。省发改委就金谷案在全委组织开展了警示教育活动，安排具体处室对有关建议进行认真研究，拿出整改方案。24天后，将整改落实情况向省纪委监委作了报告。
翻开报告书，每一个问题下面都分别列明“防控举措”和“落实情况”，一些重大问题还分成若干子项目，防控措施条分缕析，可操作性强。
据了解，由被审查调查对象提出对原单位的整改建议在浙江并非个案。嘉兴市委原常委、嘉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何炳荣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后，也对开发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形成了一份9300余字的书面建议材料。
这些都源自于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在推进“不能腐”的时候贯通“不敢腐”和“不想腐”的实践，引导被审查调查对象从自身腐化堕落的轨迹中查找制度原因，梳理曾任职岗位廉政风险点，提出针对性制度整改建议。对于窝案、串案，坚持查处之后跟踪督促有关单位推动系统性、行业性整改，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内部监督。
制度笼子越扎越密。浙江省纪委监委在查办案件中发现，一段时间以来领导干部在房产交易方面的违纪违法问题频发，经过两个月深入调研后，推动出台《浙江省防止领导干部房产交易违纪违法行为规定》，为领导干部房产交易行为划出红线，填补相关党纪空白。针对许多案件暴露出来的公款存放中的违纪问题，浙江省出台了《关于防止领导干部在公款存放方面发生利益冲突和利益输送的办法》。
“制度严密了，投机成功的可能性就小了，一些蠢蠢欲动的人在评估行为的风险成本后，往往会打消念头，从而首先实现被动的‘不能腐’，再结合当前的主题教育，使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达到主动意义上的‘不想腐’。”浙江省纪委监委第十一审查调查室主任林祥荣说。
“赶紧拿回去，不然这5万元我明天就上交区纪委。”
“王主任，别客气啊，这点小小心意就收下吧！”
“老邹，你莫害我，现在办事不能走偏门，拆迁该怎么赔偿我们绝对不会亏待你，赶紧把钱收回去吧！”
6月27日晚，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分管拆迁工作的王晓林，带着拆迁户邹某早上偷偷塞到其公文包里的5万元人民币，登门退还。
和王晓林一样，“现在办事不能走偏门”已经成为许多党员干部的思想共识。这离不开浙江省持之以恒抓思想教育、抓清廉文化建设的努力。
该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在推进“不想腐”的过程中，注重发挥案件的警示作用。浙江省委在今年“警示教育月”中，部署了“七个一”的规定动作。省纪委监委把典型案例转化为警示教育资源，选取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20起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摄制警示教育片，编辑忏悔录选编，完善提升省法纪教育基地，首次集中展示21名省管干部忏悔书，让警示教育入脑入心。各地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创新教育形式。杭州市上城区针对该区征迁体量大、征迁领域问题易发多发的特点，在该区征迁指挥中心建了“征迁建设领域警示教育馆”，让征迁干部近距离接受警示教育；安吉县、宁波市北仑区将旁听庭审等内容融入警示教育中，用现身说法视频等多种形式剖析“身边人”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在发挥反面典型震慑作用的同时，浙江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中的廉洁因素，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杭州市纪委与杭州文广集团等单位共同策划“清廉杭州 你我同行”廉戏下乡巡演活动，用当地人喜闻乐见的形式鞭挞不正之风、弘扬清风正气；宁波市海曙区联合天一阁博物馆、海曙区档案馆共同汇编出版《清风史话——海曙传统家训家风》，向党员干部讲述大家望族勤业睦族、持正为民、清廉为官的故事，培育清廉理念……
为将警示教育制度化、常态化，浙江省还强化“不能腐”的制度约束，将警示教育融进日常工作中。
宁波市江北区创新新任“一把手”“三交底”廉政谈话制度，即纪委书记对新任“一把手”一对一谈话的时候，交底三张清单谈：党委书记履行主体责任清单、问题清单、单位廉政风险清单。“谈话的过程既是对新任‘一把手’压实责任的过程，更用本单位发生过的问题给他们敲响警钟。”江北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
杭州市把警示教育与一体推进“三不”机制相结合，总结经验做法，建立长效制度。市委制定出台《关于深入开展廉政风险排查防控工作的意见》，专题部署全市廉政风险排查防控工作，计划用三年时间基本建成全市廉政风险防控体系。
“三不”内在一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浙江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同向发力，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报记者 申晚香 刘一霖 颜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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