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曾有那么一群金融家，用资本助推进步文学 l 黄沂海

近代中国金融家行列中，涌现了不少“跨界”活跃分子，他们既具商人的理财头脑，又有鸿儒的理想情怀，其中几位还同新闻出版事业结下不解之缘，在风云际会的特殊历史时期，书写了值得纪念的华章。

谢寿天募资出版的《西行漫记》

文/ 黄沂海

《西行漫记》出版募资幸遇“红色保险掌门人”

谢寿天是清末民初教育家谢家山的第三个儿子。1926年，他从家乡余姚诚意商业学校毕业来到上海就学。因为父亲在上海通商银行做秘书，“吃金融饭”，成年后的他先是在民信银行当练习生，而后转入天一保险公司担任会计科科长，由此开启了“保险人生”。

此时，日本侵略魔爪已从东北伸向全国。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在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胡咏琪的引荐下，谢寿天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参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的“复社”。作为“孤岛时期”诞生的红色出版机构，“复社”寄意复兴中华，以推动进步书籍出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为己任，办公地址就设在担任社长的新闻出版家胡愈之家里。

偶然机缘，胡愈之读到美国记者斯诺撰写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此书首次向全世界讲述了关于中国红军和苏区的真实见闻。他当下拍板，决定找人翻译成中文版本，作为“复社”出版的第一本书著。当然，原书名太过扎眼，为了便于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改名《西行漫记》。

只是，当时的环境下，“复社”刚刚创立，资金捉襟见肘，连买纸张的钱都凑不齐，要出版这样一部内容敏感的书，谈何容易。这时，谢寿天自告奋勇，利用他在金融界的人脉资源，竭力筹措资金，很快募集到出版所需的“第一桶金”。另外，他还想出了预约“众筹”的办法，即书价定为2.5元，预约只需交款1元，发给一张预约券，出书后凭券领取，读者就可享受1.5元的优惠。《西行漫记》一经面世，“洛阳纸贵”，一版再版，不到一年工夫竟接连印了4版，大批进步青年在这本书的感召下，踏上了奔赴延安的革命征程。

无独有偶，600万字、皇皇20巨册的《鲁迅全集》，也是在谢寿天的积极募资下，于1938年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对于弘扬鲁迅思想、激励全民抗战，可谓意义深远，影响巨大。

卢沟桥事变爆发，谢寿天的宿舍一度“高朋满座”，他和保险业进步人士共商大计，筹建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借此平台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在天一保险公司内部，谢寿天借与公司同事共进晚餐之机，不失时机地“布道解惑”，春风化雨，团结了一批有志青年，成为之后成立“保联”的骨干力量。其间，他一手创办《保联月刊》，主推政治、经济、时事形势宣传，激发保险业职工的爱国热情，还用个人积蓄为由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每日译报》提供资助，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得以刊载。

经历抗日救亡运动的锤炼，1941年2月，谢寿天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抗战胜利后，中共上海市委张执一委托谢寿天创办《经济周报》。作为发行人兼编委，他把党内外进步学者凝聚在周围，将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受到工商金融界的关注。周报还牵头组织“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吸引民族工商业者和经济学家近悦远来，为党的统战工作开辟了新的阵地。1949年初，因《经济周报》揭露国民党财政经济内幕，介绍解放区形势及解放战争进展详情，遭到国民党当局警告并被勒令停刊。直至上海解放，它才得以复刊。

上海破晓前夕，周恩来、任弼时致电香港，“点名”要已赴港秘密工作的谢寿天“尽先”返回黄浦江畔，任命他为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副处长，运用其对申城金融界情形了然于胸的特长，负责接管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

被鲁迅先生戏称为“拨伊铜钱”的“金融大咖” 

鲁迅年轻时“有点皮”，爱给朋友起绰号。譬如称文字学家钱玄同为“爬来爬去”，称日本留学的同学邵明之为“熊”，给银行家蒋抑卮起的绰号索性就是一句绍兴闲话“拨伊铜钱”（即“给他钞票”的意思）。

原来，急公好义的蒋抑卮平常有句口头禅，凡是遇到危急难搞的事情，常说“拨伊铜钱”，一刮两响，一诺千金，充满了银行家的豪气、底气和义气。蒋抑卮“拨伊铜钱”之名不虚。他早年赞助的《浙江潮》系上世纪初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闻讯创刊，他当即掏出100元作为杂志的开办费。他以个人名义设立“凡将草堂小学基金”，以其父母名义设立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设想捐资设立一个奖励“以研究丝织为专务、著有信誉”的“本国人学术团体”……

蒋抑卮（中）、鲁迅（左）与友人留学日本时留影

蒋家善于经商，名头赫赫，独占杭州丝绸业的半壁江山。蒋抑卮自幼好学不倦，曾随国学大师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和训诂，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初通金融之道。回国后，喝过洋墨水的蒋抑卮躬身参与了浙江兴业银行的筹划与创立，之后接替父亲成为该行董事。拨弄算盘经营银行之余，蒋抑卮尤好读书藏书，茶余饭后手不释卷，与同仁以道德学问互相砥砺，形成了一种处事严谨沉稳的作风。

最让书界津津乐道的故事，则是蒋抑卮与鲁迅先生的一段缘分。1909年早春，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生平第一次的文学努力，此举得到了绍兴老乡蒋抑卮的支持，慨然垫出一笔印刷费。周作人《知堂回忆录》有一篇文章题为《蒋抑卮》，对此有过记述：“他一听译印小说的话，就大为赞成，愿意垫出资本来，助成这件事，于是《域外小说集》的计划，便骤然于几日中决定了。”初集印了1000册，二集印了500册，由于销售不佳，卖剩的书籍保存在杭州的蒋广昌绸庄和上海的藏书楼。对蒋抑卮的这一义举，鲁迅一直心存感激，两人鸿雁往来，联络不辍。有人盘点，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抑卮。1936年鲁迅病重，蒋抑卮曾到大陆新村探望，兴奋地表示要为鲁迅办一个从事文学创作30周年纪念会。未料，这次见面竟成永别。追悼会那天，蒋抑卮送去了“文章千古”的挽幛，还找到许广平许诺要资助《鲁迅全集》的出版。

对于图书馆等公益文化事业，蒋抑卮亦多有扶助。他在自家别墅后面建一幢3层楼的藏书楼，以汉代司马相如《凡将篇》自励，得名“凡将草堂”，将多年来千辛万苦购入的15万卷图书珍藏于内。1940年，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合众图书馆，处于生命弥留之际的蒋抑卮仍念及此事，捐献5万元股票作为图书馆创办费，并拿出珍藏的34463册图书。他对主持此事的顾廷龙交代：“旧书应该归到图书馆，让社会上从事这种学问者利用，一人的搜求是有限的，终是要靠互相通假的，所以图书馆是藏书的归宿。” 

“江浙财阀”替巴金创办的出版社“调头寸”  

武康路，上海一条“超网红”的马路，不足1公里，却有无数名人故居扎堆，“江浙财阀”周作民与文坛巨匠巴金两家的别墅，相邻而居。上世纪40年代，申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由于售书回款较慢以及新书印刷投入甚大，“卯粮”不够“寅吃”，资金运营遇到困境，正是通过儒商周作民执掌的金城银行借得一笔贷款，有如久旱逢甘霖，出版社渡过了难关。

在业内素有“金融不倒翁”之称的周作民，尽管“财”思敏捷，却是书香门第出身。周作民幼年就在其父开设在家乡淮安的学馆读书，15岁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在恩师的倾力资助和担保下，周作民赴日本留学深造，归国后业余自学财经金融，经过多个财经岗位谋职历练之后，羽翼渐丰，于1917年5月创办金城银行，担任总经理。

凭借实收资本50万元起家，金城银行在周作民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指挥调度下，一路高歌猛进，10年间净利润累计突破1000万元，并与盐业、中南、大陆三家银行携手设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钞票，创设四行储蓄会，投资建成当年上海滩最高建筑———国际饭店，事业做得风生水起。

周作民（田黎明绘，银行博物馆藏画）

为巴金“调头寸”的牵线人不是别人，正是周作民的文字秘书、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王辛笛。由于同是淮安老乡，加之聪明好学，才华横溢，王辛笛一直受到周作民的倚重，他在替老板起草文稿之余，还担纲周作民创办的金城银行行刊《金声》的编辑，工余施己所长，教授行员识读英文，邀来文化名人开办讲座，建立图书馆和话剧队，倡议设立行内贫寒子弟奖学金，当属推动银行白领文化活动的“急先锋”。其时，王辛笛兼任信托部副经理，他的办公室常常“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据资深报人回忆：“战后，他那金城银行信托部襄理办公室常有上海一群文化人来往，谈大局，谈文艺。谁遇到经济困难，向他暗示一下，马上圆满解决。”除了巴金的两家出版社，还有曹辛之的星群出版社，章氏兄弟的开明书店，郑振铎、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杂志，臧克家的《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等，都在王辛笛的穿针引线下，得到了周作民的首肯与资助。

有一回，郑振铎找王辛笛帮忙，说是觅到一整套《清代文集》，有八九百种之多，系坊间罕见之本。只是，《清代文集》价格昂贵，一般人难以承受，为防珍本流失海外，希望金城银行伸出援助之手。周作民听了王辛笛的汇报，当机立断，慷慨应允解囊相助，将《清代文集》买下。1955年周作民病故后，子女遵照遗嘱，将《清代文集》连同其毕生收藏的古籍374种计5300册，以及各类文物1407件，统统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生活》周刊首任主编竟是“平民银行家”

你知道吗？民国时期的进步杂志《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编不是邹韬奋，而是银行家王志莘。1923年，王志莘在浦东川沙同乡黄炎培的推荐下，得到菲律宾华侨的资助，远渡大洋彼岸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银行学。由于他之前有过一段做钱庄学徒的经历，留美期间心无旁骛，昼耕夜诵，仅两年就拿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归国途中又特意绕道欧洲各国考察银行业务，颇有感悟，这为他后来“曲线”从业金融奠定了厚实根基。

回国后，王志莘先在上海商科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当“教书匠”，并于1925年10月任《生活》周刊首任主编。这份只卖三个铜板的民生类杂志，原计划名为《生活之路》周刊，为便于称呼改为《生活》周刊。当时他确立的办刊宗旨为“以有趣味（雅俗共赏的事实）、有价值（必须使人看了在道德修养上得到多少的灵感）的材料，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促社会改进”。直至翌年10月，因“中国合作运动之父”薛仙舟的力邀，王志莘进入其主持的上海工商银行担任储蓄部主任，分身乏术，他才将刊物主编的接力棒递交给了邹韬奋。

王志莘主编的《生活》周刊

步入银行圈，王志莘提出了用合作贷款调剂工商资金的思路，致力打造“平民银行”，曾为《生活》周刊撰文：“虽说谈储蓄不易，但万无因噎废食之理，若说中国人穷，生产力弱正应当提倡储蓄，集合资本提高生产力，若说中国没有许多相当的储蓄机关，正应当提倡储蓄，鼓励储蓄机关的增加与改进。”1931年，我国最早储蓄银行之一的新华商业储蓄银行实施改组，王志莘被正式聘为总经理，他“以新精神赓续旧生命”，通过《改组宣言》向民众昭告了新华银行开明务实、造福社会的服务宗旨。改组当年，新华银行即扭亏为盈，资金规模渐趋殷实，在平头百姓中赢得良好口碑。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风潮，王志莘追随黄炎培等进步人士，致力于推动沪上金融工商界的救亡声援运动。他运用新华银行资金放款渠道，从经济上支持爱国进步活动，除了倾力资助中华职业教育社，还签批贷款10万元给生活书店，以使书店出版进步书刊，渡过经营难关。由此，他成为特务组织的“眼中钉”。一次，他欲飞赴昆明公干，却在机场受阻无法登机，生活书店也因涉嫌接受共产党津贴，店门被贴上了查禁的封条。长期周旋于商场和官场，王志莘目睹了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没落，不甘心同流合污，愤然辞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职务。

解放前夕的上海，金融界人心惶惶，一些银行家纷纷携带家眷飞往境外，但王志莘不为所动，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坐镇指挥，从容若定，以保全银行资产，对存户负责。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正式成立，王志莘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指令，作为第一小组委员，前往苏州河畔接管了上海市商会。

(本文刊于2019年9月15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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