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姐没能展开的另一种人生 l 詹丹

清代画家费丹旭笔下的巧姐

文/ 詹丹

红楼人物中，巧姐的人生走向，本可能是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颇具吸引力的。这里所说的巧姐，当然是曹雪芹构思中的巧姐，而不是程印本八十回后的那个巧姐。

在程印本里，巧姐长大后差点被王仁、贾环等拐卖，去乡下躲避了几天，又有惊无险地回到贾府，继续过她的贵族生活。但曹雪芹笔下的巧姐应该不是这样的。

巧姐是贾琏和王熙凤所生的女儿，在荣国府贵族家庭中，属于最小辈。因为小说正式开场时，她尚处于婴幼儿阶段，所以很少有对其活动的直接呈现。到了第七回，周瑞家的送宫花到王熙凤住所时，才第一次直接写到她女儿（其时还没起名，一概称大姐）。奶妈正拍着她睡午觉，当时贾琏和凤姐白日行房，周瑞家的不便进去，拐到东厢房，才提及睡着的大姐。第二十一回大姐出痘疹，家里供奉痘疹娘娘，贾琏不能在家和凤姐亲热，借机在外与厨子“多混虫”的妻子多姑娘勾搭，导致为其收拾行李的平儿抓到了把柄。关于成年人活动的这些描写，才是小说正题。第四十二回写刘姥姥进荣国府，老祖宗兴奋地带她进大观园玩，吹风着了凉，大姐也感冒了。当时王太医给老祖宗出诊，顺带也诊治了大姐，小说有关这一段的描写，相当逼真而巧妙：

刚要告辞，只见奶子抱了大姐儿出来，笑说：“王老爷也瞧瞧我们。”王太医听说忙起身，就奶子怀中，左手托着大姐儿的手，右手诊了一诊，又摸了一摸头，又叫伸出舌头来瞧瞧，笑道：“我说姐姐儿又骂我了，只是要清清净净的饿两顿就好了。不必吃煎药，我送丸药来，临睡时用姜汤研开，吃下去就是了。”说毕作辞而去。

王太医当然是为诊治老祖宗而来，为大姐看病只是捎带。正因为捎带，所以插在告辞那一刻进来，算是专家门诊的“加号”，且彼此都站着，太医一手托着大姐手，另一手把脉，这一切，都表现出一种临时与非正式。就如同王太医不是特意为大姐出诊一样，之前的有关大姐的几次描写，都不是单纯指向大姐的，而是被捎带着写到。为什么是这样？这固然跟大姐还太小，还不具有独立言行能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有意要让大姐在贵族之家的真切生活描写里缺席，从而为其打开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提供可能。

其实，小说第五回写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巧姐的人生命运便首次在他翻看的判词画册中得到了暗示：

后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纺绩。其判云：

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愚人。

也就是说，按照曹雪芹的构思，她是在贾家败落后，跟着刘姥姥来到乡下，过起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样，刘姥姥进大观园，其意义就不仅仅是给以后贾府的衰败提供一个对比性的旁观视角，不仅仅是让一个贵族之家在暂时的礼仪松弛中获得自然放纵的享受，也不仅仅是表现雅俗两种文化趣味的冲突，而是（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她带来一种来自底层人的生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通过巧妙连接，为大姐的未来开出一条新路。之前，大姐因为出生在七夕节这一习俗里所认为的恶节，让凤姐颇感担忧。一直没给她起名字，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与凤姐聊起大姐多病的身体，建议采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就取名“巧姐”，认为将来的一切造化，或许能从这“巧”字而来。至于她长大后遭遇了什么“巧”事，在现存于世的程印本续作中已经较难看到。程印本写贾环勾结巧姐的狠心舅舅王仁，拐卖了巧姐，但巧姐得到刘姥姥救助，也算是巧遇。然而，这一番遭遇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巧姐原来的生活轨迹，无法体现出曹雪芹的真正用意。

在曹雪芹这里，前八十回有两处描写，为设置巧姐命运的这种“巧”，埋下了伏笔。

其一是秦可卿出殡之日，宝玉、秦钟等在沿途一个农庄稍事休息，在玩弄纺织器具时，有一位叫二丫头的村姑为他们示范纺线，秦钟对宝玉说“此卿大有意趣”。虽然宝玉在表面上阻止了他的胡说，但二丫头被人叫走后，宝玉内心对她念念不忘，一心想要再见到。然而，他只是在出发时才重见二丫头，恨不得下车跟了她走，但“料是众人不依的，少不得以目相送”，很快就不见了。此处，纺车旁示范的二丫头出现在宝玉眼中，如同神游太虚幻境中的纺织美人出现在画册中，对贵族身份的宝玉来说，有着同样非比寻常的神秘性，并因为难以进一步交流而引发了他好一阵惆怅。二丫头既是现实中宝玉的巧遇，也构成未来巧姐人生的一种隐喻，与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形成呼应关系。

其二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是带着板儿一起去的，板儿与大姐见面时发生了一段故事：

那大姐儿因抱着一个大柚子玩的，忽见板儿抱着一个佛手，便也要佛手。丫鬟哄她取去，大姐儿等不得，便哭了。众人忙把柚子给了板儿，将板儿的佛手哄过来与她才罢。

对这一段描写，庚辰本有一句夹批，道是：“小儿常情，遂成千里伏线。”研究认为，后来贾家落难，是刘姥姥把巧姐搭救出来，招为板儿之妻的，两人过起男耕女织的生活。年幼时的一次礼物交换，成了日后巧结良缘的千里伏线的转喻，这是让人很难预料的。

但读者的“难料”，恰恰是作者的“匠心”所在，是作者的心灵向着一个可能乃至不可能的世界努力攀升的表征。

诗人何其芳曾经在他的日记里赞叹泰戈尔和罗曼·罗兰等大师的作品伟大，说在泰戈尔的《长辰集第十首》中，“他已感到了对自己的不满，而寄希望于未来的能够写出劳动人民的心灵的诗人，这和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感到对这个人物的不满而寄托希望于后一代的青年一样。伟大的人物都是按照他的历史条件尽了最大的努力，而又自知其不足之处的人，都是在某些方面超越过他的前人而又希望他的后来者超越过他的人”。

当贵族出身的曹雪芹以所能尽的最大努力写出了贾府中的男女主人公，写到了家族的败落之后，他是明白笔下人物也包括他自己的不足的。他自云的“一技无成，半世潦倒”，决非自谦的泛泛之笔。于是，他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让最小一辈的女性如巧姐走向民间、走向底层，走向另一种生活，尝试人生的另一种可能。可惜的是，这种构思因八十回后的原稿散失或者未能全部完成，使读者没有机会见到相应落实的故事情节。程印本的续作者不能理解这一点，所以“貌似”也呼应了第五回判词中刘姥姥搭救巧姐所起的作用，但其设计的情节，只是让刘姥姥带着躲祸的巧姐如旅游般去了一趟乡下而已。巧姐平安回归贾府，看似“拯救”完成，但小说原本可能展开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另一种人生的希望，则被彻底扼杀了。

与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相比，当初俞平伯《红楼梦辨》质疑的后四十回写巧姐年龄“忽大忽小”的问题，只能算是一个技术性的小问题了。然而，从深一层意义说，思想的平庸和技术的拙劣，往往不又是紧密相关的吗？

（刊于2019年8月18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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