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的哀悼 | 梁晓声

文/梁晓声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冉是一名兼职的但同时又特别专业的哀悼者。

冉是农家女。她的家离她所生活的这座地级市三百多里。如今，中国的铁路和公路四通八达，她回农村探望父母已成经常之事。而且，她父母的身体一向很健康。

印在冉身份证上的这座地级市，是长三角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之一。虽属三级城市，仅市区也有一百五六十万人口了。它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河流穿城而过，两侧的步行街绿荫成行，近年还增添了多组雕塑。凡到过这座城市的外地人，都对它的宜居和环境整洁印象深刻，也都能感觉到该市人较高的幸福指数。

1982年出生的陶冉，每自诩是同代人中的“大姐大”。她有中文系研究生学历，本科和研究生岁月是在北京同一所大学度过的。毕业时打消了留在首都的心念，自忖那并非明智的决定。一竿子插到底，回归至离父母最近的该市。她很幸运，虽无“后门”，却一举考上了公务员，分配在市政府老干部管理局。地级市的局是处级单位，当时有一位局长和一名女办事员，算上她共三人。她是研究生，一参加工作便是副科级。有干部级别，不带长。一年后这个局取消，改为老干部管理中心了。又一年后，中心主任也就是曾经的局长调走了，她当上了代理主任。不久，女办事员退休，“中心”只剩她一个人独当一面了。该市虽是地级市，但当年留下来的南下干部较多，有的人革命资历不浅。独当一面够忙的，她却很乐于为他们离退休后的生活服务，并无怨言。那时他们都叫她小陶，而她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将丈夫调到国企了，将女儿送入重点托儿所了，贷款买到了价格优惠的住房。连她和丈夫的婚姻，也是他们中的一位做的月下老人。那时他们帮她帮得都很主动，也很高兴。因为她等于是他们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不仅仅是服务员。而她，由于受到他们的关照，为他们服务也更加热忱和周到，她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过了两年，终于又调入了一名大学生办事员，她的职务的“代”字取消，熬成了正式的主任。并且，入党了。相应地，由副科级而正科级了。

似乎就是从那时起，他们都不叫她小陶，皆改口叫她“小冉”了。是一位患了帕金森综合征的老同志先那么叫的，逐渐地，都那么叫她了。他们的解释是——冉嘛，令人联想到旭日初升，预示着她进步的空间还很大，是对她更好的称谓。

对他们在此点上的集体的善意，她欣然接受。不知不觉地，她听他们叫自己“小冉”听顺耳了，仿佛自己不是姓陶，而是姓冉。

他们和她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她是小陶时，他们仅仅视她为服务员、联络员。离退休后，与组织的关系一年比一年淡化，需要联络的事越来越少，随着岁数的增加，这种病那种病多了。所以，对服务的希望也就是对关怀的希望，遂成他们对她的主要寄托。特别是，对离退休干部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后，有些曾经是这个长、那个长的人的工资和医药费由社保机构代发和报销了，这使他们一时难以适应，也很失落，牢骚、怪话甚至不悦情绪，每针对性地指向她的服务方面。

她成为正式的主任后，他们明显地有几分哈着她了。毕竟，她成为代表组织“管理”他们的最大的干部了。别的姑且不论，惹她不高兴了，一年少探望自己几次，那份儿形同被组织冷落的感受，就够自己郁闷的了。何况还有追悼会这码事呢！他们中有谁逝世了，不成文的规定是——除个别老革命外，市委市政府一般仅献花圈，领导们都不参加吊唁了。而对局以下干部的追悼会，原则上“中心”送花圈即可。这么一来，如果“中心”不但送花圈，冉还亲自参加某位普通干部的追悼会，对家属便意味着一种重视，对于死者也意味着是一种哀荣了。总而言之，成为主任之后的小陶不但是“小冉”，对于他们及他们的亲人，俨然一位有光环似的人物了。

但是冉自己却没滋生什么优越感。她的人生已开始顺遂，无须再借用他们的影响力实现什么个人愿望了。“八项规定”颁布后，他们的影响力大打折扣。尽管如此，成为主任以后的冉，对他们的关怀和服务更主动、更上心了。在她眼中，他们也不过就是些需要自己代表体制多给予一些温暖的老人而已。尤其是在参加追悼会方面，不论级别高低，她几乎无一例外地亲自前往。她的想法是——既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我参加谁的追悼会，既然死者家属全都希望我参加他们亲人的追悼会，我陶冉为什么不去呢？除了能满足别人对我的这么一点点希望，我陶冉另外也给不了什么温暖啊。

近年，她参加追悼会的次数多了，几乎每年都参加一两次。有一年，参加了三次。

2017年，她已经35岁了，仍是主任。

她对参加追悼会这件事的态度极其郑重，比应邀参加婚礼郑重多了。婚礼是可以推托的，也可以只随份子人不到场。但对于她所“管理”的人们的追悼会，她认为任何理由的推托都是对死者的不友善，也会使家属们徒增伤感。何况，参加追悼会本已成为自己的工作内容，每每还“被”体现为“重中之重”。不论自己平时对谁多么关怀，却居然并没亲自参加谁的追悼会，那么此前的关怀很可能就被死者家属所觉得的遗憾抵消了。

她为自己买了一套参加追悼会时才穿的“工作服”。即使追悼会是在冬季举行，她也要将“工作服”穿在棉衣里边，到了追悼现场再将棉衣脱掉。过程通常是这样——直系亲属站在逝者遗体一侧，首先由单位领导也就是她鞠躬默哀，与遗体告别，与亲属一一握手，可以不说话，也可以说“节哀”——每次她都能将这一过程做得非常到位。那时她表情哀肃，举手投足，或行或止，都有那么一种宛如大领导的范儿。但她绝不是装的，也不是以什么理念要求自己那样。而是身临其境之后，自然而然地就那样了。对于自己所哀悼的每一位死者，她内心里真的会油然产生大的悲悯和哀伤。

相对于死，活着到底是好的——除非生不如死的活法。

参加了多次追悼会后，她对人生形成了一种只对丈夫说过的理解——人出生后由父母代领出生证明，死后由儿女代领死亡证明；对一个人最重要的证明，却都不是自己领取的。而所谓人生，成功也罢，精彩也罢，伟大也罢，或反过来，其实都只不过是两份证明之间的存在现象而已……

她丈夫立刻附和道：“对对，所以咱俩要把小日子经营好，能及时行乐就该及时行乐！”

她却说：“该及时行悲也得及时行悲。”

丈夫愣了愣，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又把话扯到你的工作上去了？我再表明态度，对你每次都亲自参加追悼会，我就是反对！”

她说：“我也就能给别人送那么一点儿温暖，临死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也对得起生命。”

“越说越不吉利！不爱听不爱听。你是主任，该派小李去的时候，为什么不派小李去？每次你都亲自去，主任不是白当了？”

小李是后来分到“中心”的办事员。

“正因为我是主任，我去才与小李去不一样嘛。再说小李有遗体恐惧症，我还没想出怎么锻炼她的好办法……”

夫妻俩一向和和睦睦的，却因为她似乎“喜欢”参加追悼会而经常闹别扭了。

立冬后的一天，在家里，冉又接到了一个希望她参加追悼会的电话——一位曾经的副市长去世了，他妻子通告冉。

去世者也就六十多岁，早逝使亲人们多么悲痛，可想而知。逝者退休前因为连带工作责任受过处分，还降了半级。估计，其离世与不良情绪有关。市一级领导不会参加他的追悼会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小冉，你肯参加我老伴的追悼会不？”电话那端传来了哭声。

“阿姨，我肯定参加。追悼会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事，您只管吩咐。”冉不假思索地保证了。

“你就不能找个理由不参加吗？”她还低头看着手机发呆呢，丈夫从旁表示不满了。

“可我确实没什么理由不参加呀。”她抬头望着丈夫，一脸沉思。

“你这么不讲工作策略是会犯错误的！”丈夫恼火了。

“人家丈夫不幸早逝了，我跟人家讲什么策略呀？又能犯什么错误呢？哪儿跟哪儿呀？”冉也大为不悦了。

追悼会前一天早上，她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她父亲由于急性心脏病住院了，盼望她早点儿赶回去。

丈夫说：“正好，这是个充分的理由，你不要去参加追悼会了！”

她说：“可我已经保证了呀。”

“你怎么还这么死心眼啊！你立刻买车票回去，我替你参加行不？”丈夫急了。

“你立刻请假，先替我回去行不？”

冉的话说出了恳求的意味。

第二天，冉将儿子送到公婆家，一参加完追悼会，直奔火车站。

当她坐在列车上时，丈夫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冉你要坚强，咱爸走了……

她顿时泪如泉涌，片刻失声痛哭——车厢里斯时肃静异常，使她的哭声听来像是经过效果处理的录音。

在农村，在她父亲的丧事上，出现了不少城里人，有的分明还是夫妇。而那些男人，看去皆有几分干部模样……

（本文刊于2019年7月25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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