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楼咖啡厅，程乃珊来了 | 沈扬

文/ 沈扬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程乃珊女士就曾在《朝花》刊登散文作品。1990年，她定居香港，陆续给陈诏先生寄来文稿，记得第一篇是题为《那一个平安夜》的散文，写得很美。在创作此文的时候，乃珊的老祖父母先后在港去世，她一个人住在开窗见得着海的小岛上，虽然没有了老人的呵护，但心态是放松了，内中的一个情节是为欢庆平安夜，她同一位女友在海边尽情唱歌，竟至唱了一个晚上。文稿很快便在《朝花》刊登。

1997年过新年的时候，乃珊女士飞来上海，此时她的一本散文集《双城之恋》正好在上海出版。春节假期刚过完，陈诏先生说程乃珊要到报社来看望我们，顺便送她新出版的书（当时的解放日报在汉口路300号新建的高层大楼里），我说那么就在26楼咖啡厅接待她吧，也可一道看看浦江风景。那天下午我先到咖啡厅，不一会儿，程乃珊来了，除了接应她的老陈，还有乃珊夫君严尔纯先生。严先生穿着深色西服，说话温文随和。乃珊着素色衣衫，短发下的白净脸庞因有一副镜圈较大的近视镜而更显几分文气。

汉口路300号

那天下午在咖啡香的陪伴下，我们说了好多话，大抵离不开她的双城生活和《双城之恋》这本书。说话间，严先生从一个便包中取出两本书，在我们的祝贺声中，乃珊掏出钢笔，就在咖啡桌上签名赠书。1997年的时候，程乃珊已在香港居住6年多，我们问她是否继续在那儿待下去，或者打算回来，乃珊说多少人都这么问她，“我总是要回来的，不过可能还要过几年”。我们知道生性温和的严先生对夫人的文学创作一向全力支持，文稿处理和出版等许多具体事宜也由他一手操办，加上生活上的照料，所以有“模范丈夫”的誉称。我们称赞尔纯先生的时候，乃珊也显得很开心。接下来说了一些近期活动和写作打算，仍与“双城”有关，可见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城市，在程乃珊精神生活和文字活动中所占的位置。

后来读了《双城之恋》，便觉得在程乃珊身上发生如此的“双城恋”情愫，是很自然的事情：出生在上海，两岁多一点随父母移居香岛，接受那里的早期教育。到了某一个年头重回上海，读书，工作。1990年二度赴港居住，直到世纪之交时再一次“叶落归根”。我们的女作家同两座城市的关系，真的不亚于过去年代的那个张爱玲，难怪有人要在程乃珊的生活经历和文字轨迹中寻找她与张爱玲的某种“继承性”了。

常常有人问程乃珊，对于这两座城市，自己的情感偏向哪一座，她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明白我是属于上海的”。不过读她的《双城之恋》，你会发现乃珊女士对这两座城市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确认上海是自己的“根系所在”，另一方面又念念不忘关于香岛的一切记忆，包括那“十分熟悉的镂花钢窗”，还有她所喜欢的明星夏梦、石慧、朱虹以及她们的电影。90年代初去香港的时候，好多人以为她多半是为了获得那个岛城的生活经验，以便于积累写作素材，后来却终于明白，这样的猜度并不全对，写作的因由是有的，但主要的还在于她记事年代就熟悉的那座城市，以其特有的繁华、开放和美丽，对她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磁性”吸引，以至于乃珊把自己对它割不断理还乱的情愫戏称“初恋情人”甚或是“婚外恋”。

正是那样的“磁力”，让程乃珊执意地投入它的怀抱。她要用自己的手去触摸这座城市的生命脉息，就像用自己的手触摸上海的生命脉息一样。如此抵近性的“触摸”，自然也是有益于她的创作活动的。我们后来读程乃珊写上海、写香港的文章，可以感受到她对这两座城市的熟悉程度，不是表层的、浮面的，而是真正贴着它们的生命脉息的。

那次咖啡厅会面之后，我陆续收到程乃珊寄来的作品，如《童话的革命》《泰坦尼克号和其它》《李小龙的启示》等。读这些文章，觉得扩大了视野的女作家观察事物时有了多重视角，每每显示新鲜而开放的见解和别有意味的体悟。一直记着她对《泰坦尼克号》影片中那段爱情的剖析：一对恋人爱得很深很深，男人已经冻死，仍紧紧握着女人的手，此时某处出现了生命的曙光，女人毅然脱离爱人的手，她选择了生命。过去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都以男女恋人同归于尽的方式显示爱情的坚贞和升华，《泰》片颠覆了如此的固有模式。程乃珊赞扬这样的“颠覆”，认为“好好地活着，但一辈子念着那个挚爱的人”，并不会改变爱情的真实，也不背离爱情的本质意义。她还认为，这部影片之所以引起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正好说明它适应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更合乎人情和人性的内在要求。眼界和阅历的变化，使程乃珊的作品有了更多的信息元素，也有了更多别具深意的伦理思辨色彩。

对上海这座城市，乃珊女士写了许多，但她似乎不是一个怀旧温情主义者，她有吸收新鲜事物适应时代变化的精神准备和敏感性。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看到一些熟悉的东西被拆除消失，心头有一种失落感，但一旦在原地出现一座新的建筑的时候，“失落中的我嗅到阵阵甘美清新的气息，这种感觉会一寸寸地伸展”。所以她写“老克勒”，不会一味追怀“老克勒”，一味追怀纺织界前辈陈德业在城市西南角的那座宁静小楼。散发着时代气息的今日风景，毕竟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2008年新年，程乃珊女士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起了十年前的那次晤叙（因拙著《朝花怀叙录》中有关于她的内容，故有信函交流，当时她已回沪定居数年，我也早已退休）：“我很有福气，在二十年前刚步入文坛之时，就能得到你们这样一代老前辈的扶植和关照。我记得那次去解放日报大楼受您亲切接待，似还有秦绿枝老师也是我尊敬的前辈，还有陈诏老师。现今传媒业发展飞快，但愿年轻一代报人有你们老一辈的谦和敬业的传承。”信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尊老勉新的真诚情感。乃珊女士同时寄来她新出的两本书赠我（《上海街情话》等），并询问陈诏的通信地址以便寄书。也就是在这封信里，乃珊告诉我近期的写作状况：“近年我仍不敢荒废写作，虽无大成绩，但孜孜笔耕仍如学生时代每日做好功课样对待。我现在小说写得少了，一来自己也不大喜欢看小说而更喜欢记（纪）实文体，二来在国际上也似更欢迎‘非虚构文体’，我一直在作口述历史记录，近年出版了系列，本应早早奉上乞指正，疏忽失礼了，望海涵。”不多的几段文字，除了一以贯之的谦逊热诚，也真实地述说了那段时间自己创作思路变化和调整的状况。

这位跋涉在文字长路的上女作家，创作活动中一直没有停止探索和思考，80年代写散文的时候，更多关注并认真实践着的是小说，小说创作取得可观的成绩后，又督促自己从瓶颈初现中寻找新的机缘，开发自己的能动潜力。几部实验性的纪实作品获得的社会反响鼓舞了她，继而努力尝试由“虚构世界”向非虚构性写作的转移，似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创作喷发期。对于程乃珊来说，大约未必会有张爱玲那种“云朵里看厮杀”的超然情思，毕竟时代不同，生存的环境不同，虽然也常常遭遇迷茫和困惑，但社会生活中总有新鲜的东西向她召唤，开放风中这座城市的迅猛变化，香岛回归后持续繁华的信息，都是鼓舞人的，她真诚地融入现实世界，用自己的心去“触摸”时代脉息，用手中的笔“详尽讲述我的情感新轨迹”。处于不同时代，个性也有好多差异的两位上海才女，是各自走着自己的文字“路道”的。

对于两座自己深爱着的城市，程乃珊女士一定是有着许多温暖的期盼，也有着倾情书写它们的心愿和谋划的，无奈天不假年，“文星”遽然陨落，让人痛惜不已。 

（本文刊于2019年6月20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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