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眼中的解放日报老总编：公公100岁的生命与报纸熔铸在一起 l 王小鹰

我公公今年实足一百岁（1919年生人），而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也要过七十大寿了。

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不是诗人，却也偶尔出口成章，他的几首“赠儿诗”在我们家成了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还有“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1941年春，正值皖南事变后，二十挂零的公公在《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却被当作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上天天有歼敌战况，当时公公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战士们说：“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后，公公奉命接收国民党《皖北日报》，他与一位记者冒着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花半天时间就完成接收任务，并于第二天在蚌埠出版我们自己的《江淮日报》。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公公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总编辑是张春桥。公公负责夜班，每天下午3时到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了解待发重要稿件，要在开编前会前做到心中有数。晚饭后7时光景开始夜班，把新华社电讯稿都看一遍，对哪些应发、哪些不必发了然于心。本报采编的新闻稿和日班已排好的小样，他都要看过再送排字房和拼版房。各版打出大样后，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这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方能回家。听我丈夫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能见到爸爸的面。他们起床上学，爸爸才下班回来；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上班去了。

前些年，公公腿脚还利索，我们曾陪他回到思南路、香山路口那幢小楼寻访旧迹，上世纪50年代公公刚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时就住在那里。总编辑张春桥住二楼，公公一家住底楼；数年后，张春桥调走，公公升任第二总编辑，搬至二楼居住，其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文元搬进底楼。这一段“邻居”经历带给公公不少麻烦。“文革”十年中，公公被批斗、被隔离、被监督劳动。其间有几年搞什么大联合、“三结合”，报社不少同志提出“解放”王维，“结合”王维。汇报至张春桥处，张春桥反问：你们为什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不但不能“解放”，还要狠狠批斗。

公公常说：“我这一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益处最大，为它出力的时间最长，因它吃的批评也最多。”

我替公公算过，自他1954年进《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至1962年升任第二总编辑，其间有过短暂调离，“文革”中又靠边站，直至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所担负的职责常常使他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检讨了这个错误，可检讨又成了错误。可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报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不少值得欣慰并能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

1978年公公重返《解放日报》主持工作，便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1980年初，创办了《报刊文摘》及《解放日报》市郊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受到上海、邻近地区及全国读者的欢迎；《解放日报》冲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两条通栏商品广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公公提议并拍板实施的；苏州河畔发生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事件，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这则社会新闻，因为陈燕飞只是个普通女工，平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公公和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陆炳麟研究后认为，把蕴藏在普通群众心灵中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则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也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198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的社会新闻。

当年，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他就警告我：“像你这样小资情调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习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他决定的事没有丝毫通融余地！”数年后我嫁入王家，看公公慈眉善目，讲话慢条斯理，便对丈夫的警告很不以为然。终于有一次，我尝到了公公的报人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看报，手中捏了支笔，或许是想到了什么，便顺手在报纸空白处涂写起来。正巧公公进来，他刷地将报纸夺了过去，怒声斥责：“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我难堪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心里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公公住房的墙边走廊、床底橱顶堆满一摞摞旧报纸，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公公允许我钻进报纸堆寻找，条件是用好物归原处。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非常用功，各类报纸一一浏览，并将其间重要文章用红笔勾出，让孩子们传阅。

千禧年初，正值公公从事新闻工作满六十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报人王维》，兴冲冲拿去给公公看，请他提意见。不料他习惯地拿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来划去，像修改大样似的，将文中稍带情感修饰的语句都划去，代之以严谨刻板的新闻词语。我不敢与公公争辩，只好找婆婆诉苦。婆婆说：“不要理他，你统统改回来！”我曾自告奋勇撰写公公的传记，却被他拒绝了。我们写小说喜欢添油加醋，公公一定是怕我的笔亵渎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随着年纪增长，公公的视力愈来愈差，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我们曾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是不是能换晶体挽救他的视力。可医生说，公公眼底黄斑太重，换晶体也无法改变视力衰退。有几年，公公就让小阿姨每天给他读报，他听得很仔细，小阿姨有时读错词，他还会纠正。可惜的是，近年来他的听觉也每况愈下，虽戴助听器，仍无法听清小阿姨读报的意思。有时看着公公霜白的大脑门，我想，他的百年人生会有什么遗憾？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无法再编报读报了吧！

（作者为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丹青引》《长街行》等）

（刊于201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之 解放日报70年·上海特刊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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