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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作家眼中的解放日报老总编:公公100岁的生命与报纸熔铸在一起 l 王小鹰

朝之花 朝花时文 2021-10-02



我公公今年实足一百岁(1919年生人),而他为之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也要过七十大寿了。

公公跟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不是诗人,却也偶尔出口成章,他的几首“赠儿诗”在我们家成了名篇。譬如“深夜思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还有“儿女得力,爹妈欢心。抓大放小,时效倍增。减少说话,多多作文。适当运动,讲究强身。脚步不停,后继有人”等等。

公公最愿称自己为“老报人”,以现代的说法,是“老新闻工作者”。

1941年春,正值皖南事变后,二十挂零的公公在《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却被当作政治嫌疑犯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几经周折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这以后,公公随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从事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工作。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在我第二、第三野战军围歼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上天天有歼敌战况,当时公公任《江淮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战士们说:“王维办报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后,公公奉命接收国民党《皖北日报》,他与一位记者冒着危险,乘小木船抢渡淮河,只花半天时间就完成接收任务,并于第二天在蚌埠出版我们自己的《江淮日报》。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公公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当时总编辑是张春桥。公公负责夜班,每天下午3时到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了解待发重要稿件,要在开编前会前做到心中有数。晚饭后7时光景开始夜班,把新华社电讯稿都看一遍,对哪些应发、哪些不必发了然于心。本报采编的新闻稿和日班已排好的小样,他都要看过再送排字房和拼版房。各版打出大样后,还要从头到尾再看一遍。这样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方能回家。听我丈夫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能见到爸爸的面。他们起床上学,爸爸才下班回来;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上班去了。

前些年,公公腿脚还利索,我们曾陪他回到思南路、香山路口那幢小楼寻访旧迹,上世纪50年代公公刚调入《解放日报》工作时就住在那里。总编辑张春桥住二楼,公公一家住底楼;数年后,张春桥调走,公公升任第二总编辑,搬至二楼居住,其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文元搬进底楼。这一段“邻居”经历带给公公不少麻烦。“文革”十年中,公公被批斗、被隔离、被监督劳动。其间有几年搞什么大联合、“三结合”,报社不少同志提出“解放”王维,“结合”王维。汇报至张春桥处,张春桥反问:你们为什么对王维这样感兴趣?他们一家对党和毛主席都有刻骨仇恨,不但不能“解放”,还要狠狠批斗。

公公常说:“我这一辈子,要算和《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得到它的益处最大,为它出力的时间最长,因它吃的批评也最多。”

我替公公算过,自他1954年进《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至1962年升任第二总编辑,其间有过短暂调离,“文革”中又靠边站,直至1978年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他所担负的职责常常使他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主持笔政,真是左右为难,常常因为怕犯错误,却偏偏犯了错误,检讨了这个错误,可检讨又成了错误。可公公凭着他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坚贞,一个老报人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做了不少值得欣慰并能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



1978年公公重返《解放日报》主持工作,便提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新闻要新,要让事实说话”,提倡“大家来写短新闻”;1980年初,创办了《报刊文摘》及《解放日报》市郊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受到上海、邻近地区及全国读者的欢迎;《解放日报》冲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的下端刊登两条通栏商品广告,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公公提议并拍板实施的;苏州河畔发生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事件,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这则社会新闻,因为陈燕飞只是个普通女工,平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公公和负责夜班的副总编辑陆炳麟研究后认为,把蕴藏在普通群众心灵中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则报道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反响,也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1982年5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怀孕女工陈燕飞跳水救人的社会新闻。


当年,我和丈夫刚开始谈恋爱,他就警告我:“像你这样小资情调自由主义的人,以后到我家做媳妇,恐怕很不容易。我爸爸对孩子非常严厉,他做报纸习惯了,横是横,竖是竖。他决定的事没有丝毫通融余地!”数年后我嫁入王家,看公公慈眉善目,讲话慢条斯理,便对丈夫的警告很不以为然。终于有一次,我尝到了公公的报人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看报,手中捏了支笔,或许是想到了什么,便顺手在报纸空白处涂写起来。正巧公公进来,他刷地将报纸夺了过去,怒声斥责:“你怎么这样不爱惜报纸呀?”我难堪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心里却很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公公的生命是与报纸熔铸在一起的!

公公住房的墙边走廊、床底橱顶堆满一摞摞旧报纸,按年月排列得整整齐齐。我写文章需要什么资料,公公允许我钻进报纸堆寻找,条件是用好物归原处。公公自己办报,读报也非常用功,各类报纸一一浏览,并将其间重要文章用红笔勾出,让孩子们传阅。



千禧年初,正值公公从事新闻工作满六十年,我写了一篇散文叫《报人王维》,兴冲冲拿去给公公看,请他提意见。不料他习惯地拿支红笔在稿子上划来划去,像修改大样似的,将文中稍带情感修饰的语句都划去,代之以严谨刻板的新闻词语。我不敢与公公争辩,只好找婆婆诉苦。婆婆说:“不要理他,你统统改回来!”我曾自告奋勇撰写公公的传记,却被他拒绝了。我们写小说喜欢添油加醋,公公一定是怕我的笔亵渎了新闻的真实与客观。

随着年纪增长,公公的视力愈来愈差,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清了。我们曾带他去医院检查,看看是不是能换晶体挽救他的视力。可医生说,公公眼底黄斑太重,换晶体也无法改变视力衰退。有几年,公公就让小阿姨每天给他读报,他听得很仔细,小阿姨有时读错词,他还会纠正。可惜的是,近年来他的听觉也每况愈下,虽戴助听器,仍无法听清小阿姨读报的意思。有时看着公公霜白的大脑门,我想,他的百年人生会有什么遗憾?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无法再编报读报了吧!

(作者为上海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你为谁辩护》《丹青引》《长街行》等)


(刊于201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之 解放日报70年·上海特刊 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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