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开来复旦校车，顾颉刚、谢希德、萧乾、朱东润等都常坐…… l 读史老张

1947年复旦校车的复原图，由张韵帆绘制

文/ 读史老张

1958年9月，一位台湾的复旦校友乘船外出，突遭轮船失事，他抓住一个救生圈，在海上漂流了近30小时。那天正好是中秋之夜，在茫茫大海中，仰望一轮明月，他忽然想到了母校，想到了校训，也想到了校园里的燕园、登辉堂、寒冰馆、子彬院和仙舟馆，还想到了让他魂牵梦萦的校车：“我们的校车，是全上海各大学中最漂亮的，那是蓝底黑顶，而漆有黄色魏碑体‘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的舒畅大客车……”（严重则《团结服务 牺牲》）

每次站在复旦校门口，目送着一辆辆簇新的校车驶过，我就会想起那位台湾校友的描述——过去的“蓝底黑顶”校车，究竟长什么样呢？那天，我到复旦档案馆，查到一张1947年校车的老照片——那凸起的车头、圆鼓鼓的前灯，竟与当今街头流行的“大鼻子”校车酷似！虽然照片有点模糊，但车身上“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字依稀可辨……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从前。

复旦1922年在江湾立校时，并无校车。那时，从李登辉校长到普通校工上班，都要搭乘淞沪铁路列车——从天通庵车站出发，到江湾镇下车，再步行一二十分钟，或坐黄包车抵达复旦后门（北门），“仆仆于途”，非常辛苦。1932年秋，2辆校车“在万目睽望中翩然来校”，停在子彬院前。师生们奔走相告，“从此翔殷路上（指今邯郸路——引者注）将常有母校校车驰骋出入矣”（1932年《复旦同学会会刊》第2卷第2期）。1946年夏，复旦从重庆复员返沪后，校车实行承包经营，逐步增至9辆，分别新辟外滩和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等线，直达市中心区。新中国成立后，校车退出承包，减为2辆。1958年初，学校增购校车计划受到批评和指责，至60年代，校车终于停驶。

1947年的复旦校车照（复旦档案馆藏）

那些年，在全市高校中，复旦校车独领风骚。据说，每次“蓝底黑顶”的校车经过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上海法学院，该校学生就会引颈赞叹。1946年8月，上海法学院购入一辆六轮卡车，装上竹篷，权充校车，有人在《新民报》上评论道：“自此以后，同学不必羡慕每天从校门前经过之复旦校车矣。”同年9月，光华大学在欧阳路复校，也开始购置校车。也许是光华与复旦身世相同（复旦早年与震旦公学分立，光华则脱离于圣约翰大学），也许是两校校名同出一辙（出自《尚书·虞夏传》），新购的光华校车，颜色竟向复旦看齐——深蓝色，车身漆着黄色的“光华大学”四字，校车线路也与复旦部分重叠。当光华与复旦校车同时驶过北四川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就在街头流动起来。

校车承载着历史，留下过名教授的侧影。复旦自渝返沪后，大部分教授定居在学校对面的“复旦村庄”（教师宿舍），主要依靠校车出行。住在庐山村（今第一宿舍）的中文系教授靳以先生，社会活动多，常搭校车前往市区。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陈左高先生记得，1946年的一天，他与靳以同乘校车攀谈，“不知怎样，话题转入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靳以说：“许先生始终师事鲁迅，鲁迅晚年多亏她照料啊！”此后，陈左高坐校车去市区，经常看到靳以在中途下车，“那是去探望许广平的”（陈左高《章靳以二三事》）。1948年7月，昆仑影业公司在沪光大戏院试映新片《万家灯火》，同时举行影评会，靳以与曹禺、冯雪峰、胡风、阳翰笙、于伶、沈浮、赵清阁等文化界人士应邀出席。据报道，靳以“清晨八时即乘校车从江湾赶到‘沪光’”，“席散已‘万家灯火’矣”（《新民报》晚刊1948年7月10日）。

今日校园里的复旦校车（读史老张摄）

新闻系教授萧乾先生住在徐汇村（今第二宿舍），他也经常乘校车外出。有一次，他带朋友的孩子乘校车闲逛，直至很晚回家。萧乾的朋友们则常搭校车来访。1946年11月3日，叶圣陶先生“乘复旦校车至复旦”，据他在日记里记载，当天，“至萧乾寓所，系日本式小洋房，紧凑而舒适。观其所藏英木刻家集子，工细之极，刀法圆熟，大为赏叹”。

1946年秋，史地系教授顾颉刚先生辗转抵沪。为了给学生补上因复员返沪落下的课，住在虹口的他曾多次到复旦接洽，也几次搭乘校车。《顾颉刚日记》这样记录：9月20日，“到外滩爱多亚路（指今延安东路外滩——引者注），吃点。上复旦校车，八时十分开，九时到……访章校长”。后来，因事务缠身，顾颉刚在突击完成“史学名著选读”和“商周史”的补课任务后，向章益校长请辞教职。1947年1月15日，他到校拜会史地系主任周谷城、文学院长伍蠡甫先生及章益校长，办妥了离职手续，“乘校车回”。

上世纪50年代，中文系教授朱东润先生也常乘校车，一次，他在校车上听到两位数学系老师的对话——助教问：“某某先生的女儿考试老是不及格，怎么办？”教授答：“像她这样的糊涂脑袋只配读中文系，本来不应当到数学系来。”朱东润闻言，颇不以为然，“这是什么话！那时我坐在车中不便说什么”，事后感叹，那位教授“数学很好，但是并不保证他的脑袋不糊涂”（《朱东润自传》）。校车无言，名教授的率真却溢于言表。

解放日报1983年5月2日头版右下角刊登的图片新闻《上班》

1980年，复旦校车迎来高光时刻。在苏步青校长支持下，校车恢复接送路远的教师上下班。学校特地购置一辆“巨龙”车（类似当时的公交车），往返于复旦至徐家汇之间。时任副校长的谢希德先生家住建国西路，几乎天天搭乘校车。学校给她配有小汽车，她很少乘坐。1983年初，谢希德担任校长，工作更忙了，但她依然坚持乘校车，风雨无阻。同年5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刊登一张照片《上班》，拍摄者是新闻系教授舒宗侨先生，照片说明写道：“复旦大学新任校长、中共中央委员、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博士，每天和复旦教工同乘校车上班。八时上班，七时她就和同事在校车上谈论工作了。”那时，我刚毕业留校，偶尔也搭乘“巨龙”车，有幸亲历谢希德乘车的场景：她腿脚不方便，总是坐在靠前门的座位上；每次上下车，她都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车厢里，教师们谈笑风生，她笑眯眯地倾听着，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谢希德校长在校车上（选自《谢希德画传》）

余生也晚。台湾校友心心念念的“蓝底黑顶”校车，我无缘乘坐。读到那张1947年校车的老照片后，我就想起那辆80年代的“巨龙”车，可是，无论我怎样努力开启记忆闸门，也记不清“巨龙”车的更多细节了……原来，在我的校车回忆里，唯有谢希德校长的形象最清晰，持久永恒。

（刊于2019年5月19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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