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的尊严 | 郑宪

文/ 郑宪

在养老医院，95岁的母亲跟我讲她过去的事，很清晰，像过电影一样，有情节，有细节。典型的一件事，是20岁时，她高中毕业，一个人从松江的破落地主家庭逃到上海，“我一是逃婚，二是逃疟疾”。

逃婚我有点知道，就是不想委屈出嫁，去伺候那些闲来荡去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向往新生活，想要思想和行为的完全独立。但逃疟疾，头回听到。

母亲说，当年在松江，她像孙悟空被唐僧的紧箍咒套牢一样，每到酷暑来，学校放假，疟疾立马报到。发病两个月期间，每天吃午饭前还正常，饭毕，自己乖乖拿床被子躲入内屋。然后病来如山，浑身冷，再热，发抖，出汗。大热天，却裹在被子里，死去活来折腾。应该去医院看病，但她的父亲和奶奶都说，无碍的，身体里的寒气发掉就好了。曾经她自己到药房买药，效果不彰。高中一毕业，她发誓要逃离松江。

那时，松江到上海是乘摇晃的绿皮火车。她上车，带一床被褥，一个白脸盆，一个旧书箱，箱里有两套洗换衣服、几本书，去上海投靠外公。火车对座，见一灰脸清癯的年轻人。开始闲聊，那人问，松江大小姐独行，去上海投奔哪家门户？母亲将外公的名一说出，那人击额惊奇：他是松江有名的绅士嘛，琴棋书画俱佳，家父和他是往来唱和的文友。话至此，母亲的疟疾开始发作，昏昏几句话后，已不省人事。待她睁眼醒来，人已躺在外公家的床上——外公文友的公子将发病的她，一路护送而来。

母亲从此在上海打拼，邂逅我父亲，共同撑起一个家，养育四个子女——疟疾对此倒是有助推作用的。

半年前，母亲在医院换了个髋关节，这是个大手术。我们知悉，九十多岁的老人手术全麻，风险巨大。母亲进医院就对我们说：你们做任何决定，必须告诉我。我们奉命，问她是否开刀，母亲就一个字：“开。”她懂的，不开刀，以后生活质量为零。

母亲同房一位老太，99岁。虽高寿，却几次犯脑梗、心梗。那天，她儿子来，两人对话，清清爽爽的话音，但内容已有“穿越感”。老寿星一次次问儿子：“你几岁了？”儿子答：“64岁。”她摇头：“我才60多岁啊，你怎么会64岁呢？”儿子说：“你99岁了。”她说：“不可能。人到60多岁就不能走路了。我怎么还能走路呢？”儿子说：“现在人长寿了，你九十多岁，还可以走几步的。”儿子走后，老太就要下床走路，手抖脚颤。可谁也不敢让她下床。于是，挣扎着要下床的她被困在床架里。她的喊叫，整幢楼都听得见——“我是老师（她曾经是一个漂亮的语文老师），现在要去上课。学生在等我啊。”

母亲正坐窗前，阅报。阳光斜映，双眸晶亮，看“老邻居”为失去自由在苦痛，大发雷霆，有点被震撼，也同情。突然她大声说：“阿婆，我就在听你上课啊。”老太这病那病，耳朵却没病，一听母亲的话，扑哧一笑，说：“不对了，是我做了个梦，刚刚。”顷刻止声，累了，仰面睡觉了。

母亲术后两个月不到，开始走路，硬撑着站立起来，手扶一辆助步车。先在小小的屋子走，之后走到外面的楼道。先走一大圈，接着走两大圈。三个月后，走到了四大圈，走路从停顿到连贯，速度从缓慢到行云。脸色，慢慢由苍白转红润。吃饭开始只吃清淡蔬菜，之后重新喜欢吃清炒鳝丝、红烧猪爪和红烧五花肉。

医生、护士、护理都说，奇迹了。

一次午后楼道散步时，我和母亲一起走过一间双人病房。见房中两位老人，在门内借助一把有靠背的椅，你爬上去，我下来；我爬上去，你下来。手奋力扒着门缝，呼叫。门中间部位有块透明玻璃，可见两位老人的焦灼神态：他们要破门而出，门却被外面的一根绳索牢牢绑定。

母亲见了，比屋内两位老人都急：“他们都过90岁了，一个心脏病，一个血压高。叫人去啊。”

护士飞奔而来。才了解到，是护工被他们几个老人折腾得一宿未睡，中午睡一会儿，又担心两个老人出门乱窜有意外，干脆用根白绳系紧门把，固定住，以求“安保”，结果却睡过了点。

门开了。两个老人激动得像从笼中放飞的鸟儿，蹦跳出来，逢人便倾诉他们的感激，述说两个小时被锁在屋内“不见日月”的惊惧。他们围着母亲，向报信于护士的“大姐”倾诉委屈。母亲在这一刻，俨然救世英雄。

春天来了，母亲扶着助步车，可以从三楼楼道走到楼下花园。花园里阳光耀目，花香弥散，绿色步道蜿蜒。那天我和母亲款款闲行，迎面见一位也扶助步车的人，看上去儒雅，戴一副宽幅玳瑁眼镜，头则木木地转动，颈脖还系一条挡风的丝巾。母亲对我低语，充满敬意：“那是李教授。”李教授教什么专业？不知道，但人家说他是大学问家，著作等身，来看他的人里，不少是博士生、研究生。几年前的一次大中风让他倒下了，现在能够站起来，一步步慢节奏地走路，从楼上走到花园。

李教授移步到我们跟前，向母亲微笑着说：“大姐，你走得比我好。

我要学习。”他说话轻声，却有好听的抑扬感。

母亲笑如春花：“你也走得好，比我稳。”

他们互相赞美鼓励，扶着各自的助步车，缓缓交叉而过，点头，挥手。走过去，母亲对我说，你一定猜不出李教授的年龄。我是没猜出，李教授一头没掺几丝白发的黑发误导了我。“他也刚过90岁呢，当然，是虚岁——还是小弟弟。”母亲有点倚老卖老。

我记住了这个温馨美好的时刻。

那天，母亲拿出张照片：是10岁左右的母亲，浓黑盛密的童花头，浅灰的中式长袄，丰润圆脸，大眼晶亮，胸前环护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儿。那孩儿短发眯眼，似在任性哭泣。我问母亲，那个看不出是男是女的孩儿，谁啊。母亲说：“你怎么看不出来。是荣弟——你的大姨嘛。”

仔细看那张脸，是母亲大妹的特征。在我记忆中，母亲的大妹、我的大姨，从年轻到壮年，一直胖嘟嘟，胸肚高挺，一脸福相，笑声朗朗，住在嘉定安亭。安亭现在是汽车城、科技城，过去仪表电器业兴盛，她是厂里的女工骨干，当过发声响亮的车间主任。我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安亭，那里的街路笔直宽阔，树荫浓郁，左首一大片工人新村，右首一长溜百货商店。大姨在工人新村的六楼家里接待我们。母亲的记忆直抵那次开席的美味佳肴：“老母鸡一只，盐水鸭一大盆，葱烤鲫鱼，满满一大碗红烧肉烧鸡蛋，还有新鲜草头，春香马兰头，碧绿生青蓬蒿菜。”她问我，记得大姨一边吃一边经常讲的话吗？我全无印记。“格的里（这里）勿（不）是奈（你们）大上海，是阿拉乡下头，菜鲜得来。敞开肚皮好好吃。”

“现在想起那些菜，还流口水。”母亲啧啧嘴巴说。

叫我们敞开肚皮好好吃的大姨荣弟，十多年前因一次致命的跌倒，早逝。

想来心锥痛。

母亲抚摸着黄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拍的。拍完，洗出来，给我，说：你要保护好你的荣弟，她以后会给你招来一个弟弟。”

弟弟，以后就是我的娘舅——他高大孔武，在光荣的解放军队伍里当过艰苦的铁道兵。

快80岁的娘舅，前几天从松江赶来，看望我的母亲。欢声笑语后，娘舅对我说：“我们都要向你妈妈学，遇事从来不慌，坚强，淡泊，笑对人生。”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解放周末”，原文刊于2019年6月27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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