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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岁的尊严 | 郑宪

朝之花 朝花时文 2021-10-02


文/ 郑宪

在养老医院,95岁的母亲跟我讲她过去的事,很清晰,像过电影一样,有情节,有细节。典型的一件事,是20岁时,她高中毕业,一个人从松江的破落地主家庭逃到上海,“我一是逃婚,二是逃疟疾”。

逃婚我有点知道,就是不想委屈出嫁,去伺候那些闲来荡去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向往新生活,想要思想和行为的完全独立。但逃疟疾,头回听到。

母亲说,当年在松江,她像孙悟空被唐僧的紧箍咒套牢一样,每到酷暑来,学校放假,疟疾立马报到。发病两个月期间,每天吃午饭前还正常,饭毕,自己乖乖拿床被子躲入内屋。然后病来如山,浑身冷,再热,发抖,出汗。大热天,却裹在被子里,死去活来折腾。应该去医院看病,但她的父亲和奶奶都说,无碍的,身体里的寒气发掉就好了。曾经她自己到药房买药,效果不彰。高中一毕业,她发誓要逃离松江。

那时,松江到上海是乘摇晃的绿皮火车。她上车,带一床被褥,一个白脸盆,一个旧书箱,箱里有两套洗换衣服、几本书,去上海投靠外公。火车对座,见一灰脸清癯的年轻人。开始闲聊,那人问,松江大小姐独行,去上海投奔哪家门户?母亲将外公的名一说出,那人击额惊奇:他是松江有名的绅士嘛,琴棋书画俱佳,家父和他是往来唱和的文友。话至此,母亲的疟疾开始发作,昏昏几句话后,已不省人事。待她睁眼醒来,人已躺在外公家的床上——外公文友的公子将发病的她,一路护送而来。

母亲从此在上海打拼,邂逅我父亲,共同撑起一个家,养育四个子女——疟疾对此倒是有助推作用的。

半年前,母亲在医院换了个髋关节,这是个大手术。我们知悉,九十多岁的老人手术全麻,风险巨大。母亲进医院就对我们说:你们做任何决定,必须告诉我。我们奉命,问她是否开刀,母亲就一个字:“开。”她懂的,不开刀,以后生活质量为零。



母亲同房一位老太,99岁。虽高寿,却几次犯脑梗、心梗。那天,她儿子来,两人对话,清清爽爽的话音,但内容已有“穿越感”。老寿星一次次问儿子:“你几岁了?”儿子答:“64岁。”她摇头:“我才60多岁啊,你怎么会64岁呢?”儿子说:“你99岁了。”她说:“不可能。人到60多岁就不能走路了。我怎么还能走路呢?”儿子说:“现在人长寿了,你九十多岁,还可以走几步的。”儿子走后,老太就要下床走路,手抖脚颤。可谁也不敢让她下床。于是,挣扎着要下床的她被困在床架里。她的喊叫,整幢楼都听得见——“我是老师(她曾经是一个漂亮的语文老师),现在要去上课。学生在等我啊。”

母亲正坐窗前,阅报。阳光斜映,双眸晶亮,看“老邻居”为失去自由在苦痛,大发雷霆,有点被震撼,也同情。突然她大声说:“阿婆,我就在听你上课啊。”老太这病那病,耳朵却没病,一听母亲的话,扑哧一笑,说:“不对了,是我做了个梦,刚刚。”顷刻止声,累了,仰面睡觉了。

母亲术后两个月不到,开始走路,硬撑着站立起来,手扶一辆助步车。先在小小的屋子走,之后走到外面的楼道。先走一大圈,接着走两大圈。三个月后,走到了四大圈,走路从停顿到连贯,速度从缓慢到行云。脸色,慢慢由苍白转红润。吃饭开始只吃清淡蔬菜,之后重新喜欢吃清炒鳝丝、红烧猪爪和红烧五花肉。

医生、护士、护理都说,奇迹了。



一次午后楼道散步时,我和母亲一起走过一间双人病房。见房中两位老人,在门内借助一把有靠背的椅,你爬上去,我下来;我爬上去,你下来。手奋力扒着门缝,呼叫。门中间部位有块透明玻璃,可见两位老人的焦灼神态:他们要破门而出,门却被外面的一根绳索牢牢绑定。


母亲见了,比屋内两位老人都急:“他们都过90岁了,一个心脏病,一个血压高。叫人去啊。”


护士飞奔而来。才了解到,是护工被他们几个老人折腾得一宿未睡,中午睡一会儿,又担心两个老人出门乱窜有意外,干脆用根白绳系紧门把,固定住,以求“安保”,结果却睡过了点。


门开了。两个老人激动得像从笼中放飞的鸟儿,蹦跳出来,逢人便倾诉他们的感激,述说两个小时被锁在屋内“不见日月”的惊惧。他们围着母亲,向报信于护士的“大姐”倾诉委屈。母亲在这一刻,俨然救世英雄。


春天来了,母亲扶着助步车,可以从三楼楼道走到楼下花园。花园里阳光耀目,花香弥散,绿色步道蜿蜒。那天我和母亲款款闲行,迎面见一位也扶助步车的人,看上去儒雅,戴一副宽幅玳瑁眼镜,头则木木地转动,颈脖还系一条挡风的丝巾。母亲对我低语,充满敬意:“那是李教授。”李教授教什么专业?不知道,但人家说他是大学问家,著作等身,来看他的人里,不少是博士生、研究生。几年前的一次大中风让他倒下了,现在能够站起来,一步步慢节奏地走路,从楼上走到花园。


李教授移步到我们跟前,向母亲微笑着说:“大姐,你走得比我好。

我要学习。”他说话轻声,却有好听的抑扬感。


母亲笑如春花:“你也走得好,比我稳。”



他们互相赞美鼓励,扶着各自的助步车,缓缓交叉而过,点头,挥手。走过去,母亲对我说,你一定猜不出李教授的年龄。我是没猜出,李教授一头没掺几丝白发的黑发误导了我。“他也刚过90岁呢,当然,是虚岁——还是小弟弟。”母亲有点倚老卖老。


我记住了这个温馨美好的时刻。


那天,母亲拿出张照片:是10岁左右的母亲,浓黑盛密的童花头,浅灰的中式长袄,丰润圆脸,大眼晶亮,胸前环护一个两岁左右的孩儿。那孩儿短发眯眼,似在任性哭泣。我问母亲,那个看不出是男是女的孩儿,谁啊。母亲说:“你怎么看不出来。是荣弟——你的大姨嘛。”


仔细看那张脸,是母亲大妹的特征。在我记忆中,母亲的大妹、我的大姨,从年轻到壮年,一直胖嘟嘟,胸肚高挺,一脸福相,笑声朗朗,住在嘉定安亭。安亭现在是汽车城、科技城,过去仪表电器业兴盛,她是厂里的女工骨干,当过发声响亮的车间主任。我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去安亭,那里的街路笔直宽阔,树荫浓郁,左首一大片工人新村,右首一长溜百货商店。大姨在工人新村的六楼家里接待我们。母亲的记忆直抵那次开席的美味佳肴:“老母鸡一只,盐水鸭一大盆,葱烤鲫鱼,满满一大碗红烧肉烧鸡蛋,还有新鲜草头,春香马兰头,碧绿生青蓬蒿菜。”她问我,记得大姨一边吃一边经常讲的话吗?我全无印记。“格的里(这里)勿(不)是奈(你们)大上海,是阿拉乡下头,菜鲜得来。敞开肚皮好好吃。”


“现在想起那些菜,还流口水。”母亲啧啧嘴巴说。


叫我们敞开肚皮好好吃的大姨荣弟,十多年前因一次致命的跌倒,早逝。

想来心锥痛。


母亲抚摸着黄旧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拍的。拍完,洗出来,给我,说:你要保护好你的荣弟,她以后会给你招来一个弟弟。”


弟弟,以后就是我的娘舅——他高大孔武,在光荣的解放军队伍里当过艰苦的铁道兵。


快80岁的娘舅,前几天从松江赶来,看望我的母亲。欢声笑语后,娘舅对我说:“我们都要向你妈妈学,遇事从来不慌,坚强,淡泊,笑对人生。”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解放周末”,原文刊于2019年6月27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综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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