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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店 | 止庵:书店是个交朋友的地方

2017-10-25 止庵 北京阅读季


在刚刚结束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时指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为推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进程,服务首都文化建设,近日,在第七届北京阅读季期间,“最北京”实体书店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我们将征集并评选出“最古都、最红色、最京味、最创新”的十家实体书店,努力构建由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和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这四个方面共同构成的首都文化,推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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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读书人都有和书的故事,故事一般都发生在书店里,与其说是和书,倒不如说是和人的故事。因为但凡是故事,总归是人与人之间的,有的书店里可以随意翻书,而有的书店里的售货员特别讨厌,买书的时候能碰到兴趣相投的人,也有特别不讨喜的人,比如说作家止庵,就在书店里交到了一个好朋友。


        止庵(1959年~),原名王进文,北京人,传记随笔作家,周作人、张爱玲研究者,曾任医院医师、报社记者、外企工程师、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代表作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等。受聘为北京鲁迅博物馆客座研究员。


买书旧事

——止庵


前几天有记者打电话来,问我现在买书感觉如何。我说一则以好,一则以不算太好。这是与从前比较而言。“从前”指1970年代末,我刚买书的时候,也就是“文革”以后,外国文学名著开始解禁的时候。今昔不同,首先在于如今在书店里看见一本想要的书,无须急忙掏钱,过上两三个月,照样还能买到。从前可不行,一本书错过,也许第二天就买不着了。只好从书店门口的“黄牛”手里买加价的,书本不贵,无非加三五毛钱而已,不过已是很大的百分比了。有段时间书店柜台一角备有两份报纸,一为《社科新书目》,一为《上海新书目》,可以查看即将出版的书,登记在卡片上。书到后,书店会把卡片寄来,凭此去买给你保留的书。后来无此必要,这项服务措施也就被淘汰。现在到处都卖降价书,九折八折不等,网上价格甚至更低,赶上促销,还有半价的呢。


80年代的新华书店


所以现在买书容易多了,也方便多了;然而当初那份儿乐趣,几乎谈不上了。乐趣在于得之不易;进一步讲,一时欲得而不能,也未始不是一种刺激,及至终于到手,则岂止快慰,简直是兴奋异常了——这里免不了有点坏心眼儿,即自己拥有而他人没有,很是得意,可以炫耀一番。相比之下,现在感觉可就平淡得很。所以虽然多年过去,打开书柜一看,哪本书当时在哪儿买的,和谁一起买的,仍旧了然于心;后来买的反倒有些模糊,甚至连买没买过都记不住了。此为个人感受,扩大来讲,也可以说是图书市场日渐萧条的一点反映罢。随便找出一本三十年前的书,开印动辄几万、十几万,还是一抢而光;现在的书不过三五千册,居然卖不出去。买新书根本算不上收藏,然而收藏亦必有一前提,即物以稀为贵是也。从这一角度讲,我觉得人们与其收集那大量发行的邮票,倒不如搜罗这种印数无多的图书呢。


记者还问我喜欢到什么地方买书。我说暂且没在网上买书,去的还是实体店,就近而已,只要是较大一点的书店,哪儿都无所谓。过去就不一样,不同的书店品种总有差异,出去买书,往往要跑几个书店。大洪兄与我是因买书而结识的朋友。他那时在工业学院读书,星期天进城买书,我们先在王府井碰面,然后去东四,北新桥,我到家了,他还要一路去交道口,地安门,新街口,动物园,首都体育馆和魏公村各处一转,才回到学校。有时再多走几步,则拐到西四,三里河或西单。其中不少书店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如果要写三十年来北京书店的变迁史,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一段儿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如今的王府井书店


过去有不少书是内部发行的,不知道门路,就无法买到。王府井、西四和新街口书店都有机关服务部,可以径直进去买门市不卖的书。最大的内部书店在西绒线胡同,管理并不太严格,自己写封介绍信,盖个随便什么单位的戳儿就行了。那里也是我们每周必到之处,有一次我买着马克·斯洛宁著《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回家以后,一口气读完,居然已是黎明时分。此外东单三条西口还有一家内部书店,不过地方很小。王府井南口外文书店楼上,火车站对面邮局附近,也曾经卖过内部图书,而且不要介绍信,这两处连同东单三条那家现在都拆得无影无踪,提起来也很少有人记得了。我的一本《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便是在外文书店楼上买的,封底只署“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和“一九八一年十月,北京”,并非正规出版物,当时这种书很有不少。还有一套群众出版社1982年12月印行的《古拉格群岛》,共三册,买到却颇费周折。因为上述胡乱开的便笺不管用了,须持有局级介绍信,长安街上那家读者服务部才肯发售。我赶紧四处托人,帮上忙的一位副局长不很放心,追问到底是什么书,我说是地理书,这才开出介绍信来。回想起来,当初岂止是买几本书而已,对我来说,一生的思想基础多少就因为读这些好不容易买到的书而奠定,所以对有关出版社、书店和卖书的人,不能不怀有几分感激之心了。


大洪兄和我每次买书都要仔细挑选,他最在意书角有无磨损,我则更讲究书脊是否平整,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过去买书困难,可供取舍的余地不大,而且没挑上一会儿,已经惹得售货员讨厌了。现在则要方便得多,几乎可以由着你的意愿挑选。一时找不到满意的,不妨下回再来,反正也卖不完。过去买书回来还要逐一修补,可能与装订普遍简陋粗糙不无关系,现在倒不大费这个劲儿了──多半是用不着,再说也不复当年兴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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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自 | 《北京书店印象》(严彬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编辑 | 赵博磊

编审 | 张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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