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发布，大城市残酷挤压下的中国小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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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发布

　　（原标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日报共同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第15次报告（分项报告））

　　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报告显示

　　中西部城市后发 优势将逐渐凸显

　　首先，从综合经济竞争力来看，有以下四大发现。其一，与2015年相比，武汉首次跻身第10位，无锡跌出前10行列，台北超越广州跻身第4位。十强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港澳台地区，中部地区开始有城市进入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西部地区尚无城市进入十强。其二，从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分布来看，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城市均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三，中国城市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进入调整期，总体水平出现微幅下降。其四，从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空间分布来看，东经110度经线以东和以西地区差异明显：那些具有强竞争力优势的城市皆位于该经线以东的东中部地区。

　　其次，观察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分项竞争力状况可以得出以下六个方面的结论。其一，从企业本体来看，不同地区的企业本体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环渤海湾、中部、东南、西南、东北和西北。其二，从当地要素来看，不同地区的当地要素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海湾、东北、西南、中部以及西北地区。其三，从当地需求看，不同地区的当地需求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海湾、东北、西南、中部和西北。其四，从软件环境看，不同地区的软件环境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海湾、中部、东北、西南、西北。其五，从硬件环境看，不同地区的硬件环境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东北、西南、中部、环渤海湾和西北。其六，从全球联系看，不同地区的全球联系指数的均值从大往小依次是东南、环渤海湾、东北、中部、西南和西北。

　　再次，观察重要经济变量关系和规律，可以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发现。其一，我国绝大多数省份省内城市的经济总量差异性在扩大。其二，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差越大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也相应较高。其三，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也相应较低。其四，西北地区城市间人均GDP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地区城市间GDP规模差异较大。其五，总体上看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单位产出对空气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小。

　　总体来看，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城市进行产业升级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同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城市和部分东部地区城市未来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将逐渐凸显。

　　武汉首次跻身综合经济竞争力十强

　　与2015年相比，武汉综合经济竞争力首次跻身全国第10位。过去一年，武汉的对外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区域创新型城市建设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其一，作为中部地区对外交往的门户城市，武汉市对外交往的区域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目前总计有法国、美国、韩国、英国四个国家在汉设立总领馆，俄罗斯预计在武汉设立总领馆。其二，作为全国高铁中心、全国性铁路网中心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城市，武汉市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日益突出和重要。其三，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获批、国务院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红利进一步促进了武汉作为全国重要的创新城市的地位。

　　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报告显示

　　公共服务水平是 城市宜居重要因素

　　一、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提升乏力，城市间分化进一步加剧

　　2016年中国城市整体宜居竞争力水平偏低，只有少数城市的宜居竞争力水平较高。从区域格局情况看，2016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在宜居竞争力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只有个别城市在宜居竞争力方面具有较好的水平，且分布较为零散。

　　二、宜居水平按城市随人口规模等级呈“两头高，中间低”的分布现象

　　由于近些年在公共资源配置方面较多资源往往较多向超大型城市倾斜，因此造成人口规模居中的城市在宜居水平方面竞争力不足，但这一结果也预示着人口规模中等的城市在未来宜居城市发展中将具有较大的潜力可供挖掘。

　　三、应当合理利用城市间宜居竞争力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

　　中国289个城市的宜居竞争力水平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表明在宜居竞争力水平较高的城市周围，与之相距较近城市的宜居竞争力水平也较高。这一现象表明以城市群为单位实现城市宜居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很可能事半功倍。

　　四、以教育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资源成为决定城市宜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2017年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有了最新调整，更为全面立体地反映了医疗、教育与安全三方面环境的质量。这一变化也反映出公共服务资源对于城市宜居竞争力的决定作用更为突显。

　　五、不同行政等级城市间在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均等性

　　通过计算不同行政等级城市2016年教育环境竞争力得分可以发现，反映城市公共服务竞争力的教育环境分项指标得分呈现出按照城市行政级别由高到低的阶梯状递减分布规律。

　　六、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空气环境质量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前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以教育医疗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资源分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均等性，因此势必吸引更多的人口向资源较丰富的城市聚集，这种聚集一方面使城市经济社会活力得到激发，使得更多的分工与跨领域交叉得以实现，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以空气环境质量下降为代表的城市病问题愈发突显。

　　无锡跃居宜居竞争力排行榜内地首位

　　无锡市为江苏省地级市，被誉为“太湖明珠”，2016年在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排名中位居第二，较2015年提高八位。2016年无锡市人均生产总值超14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超9200亿元。除了拥有较好的经济实力，无锡市还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多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5A级旅游景区。曾获得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生态市、中国人居环境奖等荣誉称号。同时，根据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评价的分项指标，无锡市在优质的教育环境、健康的医疗环境以及活跃的经济环境方面排名靠前，并在排水管道密度方面排名第二，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排名第十四。

　　中国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报告显示

　　节约和保护城市 水资源尤为重要

　　一、可持续竞争力的总体格局：中小城市可持续程度较低

　　目前中国的中小城市可持续程度较低。城市之间的差异比较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程度参差不齐，有将近六成的城市低于全国均值，主要集中在三四线中小城市。

　　二、城市视角下的知识竞争力：科技资源高度集中在全国十强城市

　　全国知识城市整体水平薄弱，科技投入产出高度聚集于几个大城市，但半数以上城市都处在底端，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沉重包袱。加大科技成果的产出而且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是目前全国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普遍面临的首要任务。

　　三、城市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和谐包容：社会安全程度普遍较好

　　和谐城市竞争力全国较好，城市之间发展相对均衡。和谐社会安定团结，城市还需提高社会包容能力。与国外城市相比我国的犯罪率非常低，城市社会非常安定，人民的安全得到保证。

　　四、城市视角下的中国生态环境：全国城市整体水平欠佳

　　全国城市生态环境整体水平欠佳，城市间无明显分化。具体来看，城市耗水耗电问题严重，城市生产生活效率低下，现阶段尤其是强化城市节约用水管理，节约和保护城市水资源尤为重要。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生产生活仍然比较粗放，投入产出效率不高。

　　五、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城乡协同一体：全国区域分化依然严峻

　　城乡二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凸显，城乡一体仍然是城市发展的棘手问题。我国不同规模、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域的城市普遍都面临着城乡二元的严重问题。

　　六、城市视角下的中国文化多元一本：文化硬件薄弱软实力也不突出

　　全国城市文化硬件设施普遍落后，缺少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以及对现代文化的发展和传播的平台。我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城市的历史文明程度普遍较高，但文化软实力并不突出。

　　七、城市视角下的中国对外全球联系：对外投资和贸易优于对外人员交流

　　全国城市对外联系整体水平薄弱。我国城市对外人流和交通便利度水平均值远远低于对外物流和对外信息流。商旅人员对外交流层次偏低，航空便利度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等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

　　香港蝉联可持续竞争力排行榜首位

　　具有“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在2016年可持续竞争力中排名全国第一，历史上，香港文化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互相碰撞、渗透、交融之地，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依旧保持着经济自由、法律制度完备的世界领先位置，从制度上保障了香港的自由开放、融合中西、商业都市型的多元混合体系。香港知识城市竞争力排名第四，和谐城市排名第十七位，生态城市和全域城市排名第二，文化城市排名第八，信息城市排名第一。从具体指标来看，香港全部指标均比较靠前，但相比内地城市而言香港的万人刑事案件逮捕人数偏高。未来香港的发展在现有基础之上需在改善社会和谐、相融相通方面做出努力。

大城市残酷挤压下的中国小城镇

理论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该协调发展

在具体实践中

大城市却挤压了小城镇的生存发展空间

小城镇兴衰简史

本刊记者/王珊

本文首发于总第813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3年春，社会学家费孝通带领调查组第6次访问江村，此时距他写作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已经过去了45年。在江村所在的江苏省吴江县进行调研的一个月期间，他发现自1950年代到1970年代初，吴江县小城镇的人口数量一直处于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以铜罗镇为例，1952年全镇人口2475人，到1982年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已经降到2007人，30年来城镇人口下降了19％。

费孝通曾多次公开提到这一经历。按照他的预想，照此下去，农村人口都涌进城市，只会带来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的“大城市病”。当时，中国的全国人口数量已经达到12亿，有人估计，在未来20年内，全国大约有5亿左右的农村人口会离开农业。费孝通认为，中国城市化要走小城镇模式，要“及早研究小城镇社区的空间布局”，“农民安心在小城镇生活，才是小城镇发展的出路。”

浙江省龙泉市青瓷小镇的龙泉青瓷博物馆。图/新华

后来，他先后撰写了《小城镇，大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性进行呼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理论上一直是中国近30年来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选择。然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大城市的疯狂扩张以及多种其他因素，却挤压了小城镇的生存发展空间。衰落，成为小城镇面临的普遍现实。

“小城镇，大战略”

中国小城镇的形成，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发展的产物。《礼记》中所记载的“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就是小城镇兴起的象征。换句话说，从一开始，中国的小城镇就担负着一种角色，即联结城市和乡村的经济纽带和区域性的行政、商业中心。

费孝通在《小城市，大问题》一文中对于小城镇的这种角色进行了描述。当时，他在吴江发现，当地居民通过摆渡船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易。小镇下属的乡村将购买需求写好，放在船上的摇篮里，一旦船靠岸，小镇的人就会聚集而来按照摇篮里写的需求准备物品。依靠着两三百条船，小镇成为商品和物资的集聚地。不过，这时候的小城镇都处于一种自然经济形态，依附于农业，所交换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当地农村服务的小农具和简单的日用消费品，市场非常狭小。

早在1955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和标准》中，就明确了小城镇的定位：市、镇是工商业和手工业的集中地。出于规范的考虑，在标准中，建制镇被规定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镇，其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

不过，小城镇的繁荣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农民发展生产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大批农民进入小城镇，发展乡镇工业，兴办第三产业。

就是在这一时期，费孝通在吴江县进行调查时发现，原本凋敝的小城镇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而有重新勃兴的趋势。他判断，这将是我国农村又一次大变革的开始。他的相关思考最终变成写成《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四篇文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所主张的“小城镇、大战略”思想，由此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城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

当时，在团中央任职的李克强正在攻读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他也注意到这一现象。李克强的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荣获了中国内地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其中提到：“需要根据农村工业部门趋向于集中分布的产业特点，因势利导，使农村人口顺乎自然地向小城镇集中，并不失时机地进行交通运输等设施的建设，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城镇化的进程中，大城市迅速崛起所引发的大城市病问题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800年以前，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全世界只有两座；至1900年发展到17座，平均近7年增加1座；1950年至1980年期间更发展到243座,平均每年增加近6座。在世界范围内，人口500万以上的大城市在1950年只有6座，到1982年这一数据已达到25座。

大城市的迅速扩展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城市病进入最为严重的时期，表现为人口、劳动力的集中导致地价上涨、环境恶化、生活成本增加等。而伦敦则出现“雾都”事件。

因此，在乡村集市以及乡镇企业发展的基础上，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一千万”。同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

这对于已经启动的小城镇发展显然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全国各地随即普遍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设置乡镇级财政，并普遍征收城镇维护费，以促进小城镇社区建设。

1987年到1991年，全国新设城镇1737个，平均每年增加347个；1992年一年全国新设城镇2084个，比前5年的总和还多347个，1993年到1994年则有1671个。

然而，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看来，这时候乡村城镇化的特点是农民“离土不离乡”，是一种低级的、初级的城镇化，因为它“实际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

被大城市“碾压”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上世纪80年代一度红火的农村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渐渐消失，小城镇的发展动力也因此锐减。这个时候，小城镇的战略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198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将城市发展方针定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这一提法的初衷是不希望大量人口聚集到大城市，避免出现某些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大城市里的贫民窟。然而，在这一时期，土地城市化成为GDP和财政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特大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地域规模迅速扩大，而且出现城市越大聚集经济效益越明显的趋势。

这一动力的影响持续至今，并呈现出政府主导的鲜明特征，即政府先做规划，使得城市规划面积不断扩大；然后开始征地，对外招商引资、建新城。而小城镇的发展相比之下则黯然失色，城乡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1998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农业和农村中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问题。199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调整乡镇企业结构，推进小城镇建设。”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

但是，小城镇的衰落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小城镇人口大量外流、经济萧条，小城镇联结城乡之间的纽带作用愈发松散，有的县域城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000人左右，相当多的建制镇居民数量不足5000人。

与此同时，乡村的空心化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随着全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乡村工业越来越失去了原来的竞争力，新兴产业逐步向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新技术开发区聚集，乡镇产业空了；其次，年轻人都出外打工闯世界，巨大的城乡差距使他们不愿意再生活在乡村，农村成为老年人社会，农业成为老年人的工作。

在此情况下，失去生存基础的乡镇财政更加薄弱，乡镇政府的欠债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据有关学者的调查估计，现在全国乡镇债务高达2000多亿元。高额的乡镇债务大大削弱了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些地方甚至发不出乡镇公务员的工资。

“总体看，小城镇缺乏政策支持，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越来越明显，小城镇建设发展总体还相当滞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总结，小城镇发展滞后最根本的原因、也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我国塔式级别化行政体制使优质资源向上一级行政中心集聚，处于最底层的小城镇很难发展。

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56.1％，新增城镇人口达5.59亿人。在如此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病问题愈发严重。2011年，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规模达2.11亿人，而城镇间流动人口仅0.7亿人，前者是后者的3倍。

另一组数据也提供了证明：1949年，全国城市总数为132个，其中特大城市仅5个，2012年中国城市总数为657个，其中特大城市为66个。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加剧、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空气污染严重、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凸显。“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97％在中国。中国的城市变为了‘一头（大城市）喘不过气，一头（小城镇）嗷嗷待哺’。”新常态智库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说。

浙江的启示

相比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困境，欧美国家却开辟了另一条发展道路，即着重于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尤其是发展有特色的小镇，将人口和就业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聚集在小镇上。

居住在特色小镇已成为许多人的追求。德国的城市化率已达90％以上，其中70％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美国格林尼治的对冲基金小镇，一个镇上就聚集了500多家对冲基金，对冲基金规模占了全美国接近三分之一的规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门罗帕克，纳斯达克一半以上的高科技公司的投资都来自这个小镇。瑞士东部小镇达沃斯更是作为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和冰雪运动胜地而闻名于世。

国外的经验给予中国政府和学者不少启发。毕竟在中国目前也已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结构。比如，中国的纺织业已经逐步从大城市转移到小城镇，形成三大名镇：以化纤布纺织为特色的浙江绍兴柯桥镇，以毛纺织为特色江苏江阴新桥镇，以棉纺织为特色的山东邹平魏桥镇，其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品种质量、市场占有率在全球都居第一位。

2014年，浙江省政府开始打造特色小镇，随后这一模式被全国所仿照。2016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公布《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培育1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

对于中国来说，寻求一条新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已经迫在眉睫，培育新生中小城市成为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认为，未来，小城镇将是中国经济发展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特色小镇的提出，是对我国三十年城市化道路的一种总结：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合理的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分布，推进小城镇的发展来更好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李铁说，“在特色小镇的空间里，推动所需创业成本较低的实体经济发展，从而寻求一种新型的城镇化道路。这个意义是很重大的。”不过，他也表示，必须在城市管理体制和资源分配上给小城镇更多的机会，这样才能使小城镇利用它的优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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