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哪个地方的人口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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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都喜欢往城市里凑？
放眼全球，这一趋势迄今依然有增无减，“城市化”大潮滚滚向前。
经济学家周其仁说，人不单单是所谓的社会动物，而且还是“倾向于集聚”的社会动物。
在中国，20多座城市通过“人才新政”说明了这一点。
在“人才新政”的表象之外，城市人口集聚的大方向早已明确。
▲国是直通车 侯雨彤 制图
近日，海南发布了新的人口发展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996万人，城镇化率60%；到2030年常住人口达到1248万人，城镇化率70%。
广东省今年2月也发布了类似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1.14亿人，城镇化率71.7%；到2030年常住人口达到1.25亿人，城镇化率76.7%。
再往前看，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20余个地方也发布了人口发展规划。
指导全国人口发展规划的纲领性文件，是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
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根据公开资料，梳理了全国省级行政区到2020年的常住人口数量（香港、澳门、台湾及未发布地区除外），排名前10的省级行政区整体并无太大变化，但人口数量和排名次序有所调整。
▲国是直通车 张文绞 制图
从常住人口看，达到亿级的省级行政区将有3个，分别是广东、河南和山东。值得注意的是，河南虽是户籍人口大省，但常住人口数量不敌广东，2017年末全国排名第三。
此外，不同于其他地方，北京、上海在人口表述上倾向于控制，如“北京常住人口2020年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上海2035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人”。
从排名次序看，河南人口有望超过山东，成为仅次于广东的全国第二大常住人口聚集地。湖北虽没有公布数据，但按照2017年末结果，仍有望进入前十。
国务院人口发展规划显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到2030年前后，人口总规模达到峰值。
人口增长与流动的背后是经济发展。
因此，不妨从单个城市“人才新政”的逻辑跳出，转而从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角度观察人口变动。
先来看两组数字，中国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0%，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却只有40%。
“这意味着城市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农村户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聂日明认为，他们限于户籍，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的教育、养老等公共资源，这制约了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
国家人口发展规划要求，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2016-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
这自然落在城市的肩上。
哪些城市需要并有能力吸纳人口呢？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要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有序引导人口向中小城市集聚；
长江中游、成渝地区等城市群，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加强对周边欠发达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全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
山东半岛、海峡西岸、辽中南等东部地区城市群，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内大中小城市联动发展，增强对中西部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哈长、中原、关中、北部湾、山西中部、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西、宁夏沿黄、天山北坡等城市群，加快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
所以，2017年末北京、上海统计结果，人口不增反跌。武汉、成都、西安人才新政甫一发出，便吸引数十万人落户。
倘若这样表述还不够明确，国家中心城市的确立更为直接。
除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外，2016年5月至2018年2月，发改委、住建部发函支持成都、武汉、郑州、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这4个城市均已发布人才新政。
聂日明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十九大报告指出，未来中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里的不平衡包括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解决区域不平衡、拉动经济增长需要人才。
经济的增长靠什么靠房地产吗？
今年5月，西安、成都受人才新政利好影响，楼市一度出现热炒局面。有人就疑问，这些城市要走上依赖房地产发展老路？
要知道，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是“中国制造2025”，是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而不是房地产。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明看来，中国部分城市当前的房地产调控思路亟待调整。压低房价，一方面需要抑制需求，另一方面需要增加供应。
“城市发展不能让高房价吓跑了新人才。”中新社国是直通车采访的一位西安市民说。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海南省省长沈晓明说，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减少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决不让海南变成房地产加工厂。
位于中部地区的贵州在大数据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四川则凭借西部综合交通枢纽优势迎来发展机遇。
无论凭借什么，《辞源》说，城市是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
来源：国是直通车（ID：WednesdayNews）
你们不生娃国家着急了！大数据告诉你中国人为啥不敢生了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文称，生娃不只是家庭自己的事，也是国家大事。应制定更为完整的体制机制，让人们从“不敢生”变为“敢生”。
从“计划生育”到“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中国人口出生率和结构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中国人为什么不敢生了？
放开二孩后，中国人口出生率仍在下降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出生率依然不乐观。(人口出生率=一定时期内出生人口/总人口，通常用千分比表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口出生率为12.43‰，比2016年下降了0.52‰。
尽管近年来人口政策逐渐宽松，但中国出生人口数量和人口出生率却远低于预期。也就是说，人们从之前的“想生但不让生”，变成了“让生但不想生”。
中国人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
恒大研究院今年曾发起一次12万人参与的生育意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选择“不生”及“生1个孩子”的人总计高达43%，15%的被调查者选择“不生”。
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了？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经济学家梁建章曾撰文指出，中国人的生育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原因在于，高房价、居高不下的育儿成本（主要为教育支出）、看护困难（托儿所奇缺）以及女性参加工作比例高于多数国家，因此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处于世界上最低水平。
苏宁金融研究院整理了从怀孕到孩子上大学各个阶段父母所需的开支明细（如下表），由此可见，养育一个孩子预算将近50万元。
这还只是基本水平。根据汇丰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未来的基础》，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位居全球第一。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学区房、夏令营、出国留学、访学等费用，更让人望而却步。中国一二线城市抚养孩子的成本赶超发达国家，而一二线城市白领的收入却远不及后者，经济压力成为年轻人“不敢生”的重要原因。
此外，城市快节奏、高压的生活，80、90后对个人空间和自我发展的追求，也是人们“不愿生”或者“晚生”的原因。
低出生率的隐忧：人口红利耗光、老龄化加剧
过去40年，人口红利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从1962年到1970年，中国出现了连续8年的人口高增长，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足量的适龄劳动力。
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全面实施计划生育，人口爆炸式增长得到了控制，出生率自此一路下滑，人口增长率显著放缓。直接后果便是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以及老龄化的加剧，青年人和政府财政压力增大。
根据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若按照这一标准，中国从2001年起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且65岁以上人口占比逐年上升，2017年已高达11.4%。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2017年表示，预计到2035年，中国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约1000万，总量将达4亿人左右，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年均增长100万以上。
为了鼓励生育，这些国家有多拼？
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是不少发达国家面临的难题，为了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比如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日本（截至2017年11月，日本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27.8%。），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尝试了多种措施，比如“＋1计划”（PlusOne Proposal）”，鼓励日本家庭多生一个孩子，此外还有“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在这两项计划推动下，小孩从婴儿期到5岁期间大部分花费都由政府承担。
近年来，国内关于“政府奖励生育”政策的讨论也日渐增多。梁建章建议，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手段降低普通家庭的生育成本。他建议至少要用GDP的2%到5%来奖励生育，才能够提升生育率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水平。
部分省份已出台相关文件。如根据辽宁省印发的《辽宁省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辽宁省的总和生育率要从2015年的0.9提高到2030年的1.8，并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奖励。
人民日报海外版则在8月6日的文章中进一步呼吁，“把政策落到实处，而不是画饼充饥。要让适育夫妇切实感受到政策福利，提高生育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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