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垃圾分类制度的市场影响

1、垃圾分类攻坚战为何在 2019 年打响

1.1、垃圾分类既对产业有影响，更涉及社会治理

目前，我国已具备了全面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基础：（1）人均收入及居民素质显著提升；（2）垃圾收运、处置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回顾历史，虽然我国垃圾分类制度从 2000 年便开始尝试推广，而且期间对部分试点城市还进行补贴鼓励，但实施效果却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公民素质和垃圾分类意识跟不上，公众垃圾分类参与率低下；另一方面则是垃圾收运和处置体系尚不健全，“先分后混”现象频出，前端的垃圾分类做了无用功。

居民素质提高是垃圾分类制度成败的关键。居民素质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带动了居民素质的提高；同时，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愈发强烈，这为垃圾分类制度的推广提供了先决条件。回顾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垃圾分类制度推进的历史，其多在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时（1 万美元）开始颁布垃圾分类相关政策和法律，并建立相应的收运处置体系。

收运体系和末端处置设施的完善是垃圾分类全面推广的必要条件。固废产业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的快速发展，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年化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 2.15 亿吨，无害化处置率达到 98.73%，无论从收运体系及无害化处置方式上，已经具备较高的水平。

（1）收运体系方面：在城镇化和市场化承前启后推动的情况下，2015-2019.4，环卫市场化运营首年服务金额累计 1340 亿元；

（2）末端处置设施方面：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在早期卫生填埋的带动下开始增长，而随着房地产周期上行，填埋产能扩张受限，垃圾减量化成为行业新的发展方向；焚烧处置的优势逐步显现并在政策的大力推动下持续扩张，目前储备的垃圾焚烧产能已达 82.85 万吨/日（根据 E20 环境平台截至2018 年 10 月的统计数据），已超过“十三五”规划明确的 59.14 万吨/日的产能要求。

未来，精细化处置是未来固废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全社会生产、生活规范水平提升也是大势所趋，同时亦涉及社会治理范畴，而前端的重要抓手便是垃圾分类制度。虽然，国家在《“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中也规定了 2020 年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达到 100%的指标要求，但在行业处置精细化程度方面，中国距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垃圾分类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将对固废产业链利润的重新分配和体系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发展初期监管是关键，既需要发改、住建、市容、公安、商务及环保等多个部门统筹配合，也需要调动社会各界的主观能动性。当前，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认为，推动垃圾分类制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1.2、极致的日本，国际上是怎么进行垃圾分类的

日本和美国的垃圾分类均较为成熟，但是其运行模式有显著不同：美国的垃圾分类模式相对简单，一般仅将垃圾分为“可回收”、“不可回收”等两到三种类别；而日本则有着全球最精细的垃圾分类模式，规定了有多达几十余种不同类别的垃圾可以分类回收。

美国垃圾分类：有效果，不显著

美国的垃圾分类要求相对简单，一般只分为可回收/不可回收/危险废物等三类，传统的垃圾分类教育大多也只列出可以回收的各类物品；同时，美国各地也采用了如垃圾区别收费、垃圾分类奖罚、饮料瓶抵押金、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进一步推动垃圾分类的实施。

但是美国整体的垃圾分类体系建设仍存在一定不足，垃圾的回收比例占比在近年来并未有进一步的提高，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美国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并没有足够的普及，仅有部分州和地区的民众垃圾分类意识有所提升，但整体的垃圾分类习惯并没有很好地养成；二是垃圾分类意识不足带来了末端垃圾分类不完善，导致高额的成本发生在垃圾回收分拣环节，这也进一步影响了美国垃圾分类和后续处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因此美国的垃圾回收利用的比例一直并未有明显的提高。

日本垃圾分类：严苛到极致

初期，日本实行垃圾分类的目的之一是从源头规避垃圾焚烧“二噁英”的排放水平；后期，日本在 2000 年提出建设循环型社会，提倡 3R（Reduce：减少排放，Reuse：重新使用，Recycle：再循环利用）原则，目前已经初见成效。日本固废处理推行源头减量、回收利用、能源利用、最终处置路线，其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垃圾分类措施执行效果较好，原因在于：

（1）日本居民从小接受垃圾分类教育，素质和意识较高；

（2）日本配套垃圾收、储、运及处置基础设施相对完善；

（3）不严格执行垃圾分类或乱扔垃圾，将面临巨额的罚款甚至刑罚。

日本有着十分严格的垃圾分类要求。日本各地区对垃圾分类的具体要求存在一定的不同，特定地区的垃圾分类划分多达 36 种，大多数地区的分类在 4~10种。日本同时对垃圾收运的时间也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如日本静冈县长泉町，一周有两次可以扔可燃垃圾；每月分别有两次可以扔不可燃垃圾、塑料瓶、有害垃圾或资源垃圾；每周三可以扔塑料垃圾；而家电回收需要消费者承担金额包括运费，如电视机回收利用费为 2700 日元。

1.3、上海垃圾强制分类打头炮：这次真的不一样

政府端：中央高层重视，政策加码，推进力度空前

国家层面明确方向，地方层面细化实施，垃圾分类政策不断加码。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46 个重点城市均已公布了实施方案，其中有 41 个城市已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从立法上看，16 个城市已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性法规或规章，26 个城市将垃圾分类工作列入立法计划，2017 年以来，厦门、西宁、广州、重庆、太原等地分别发布了垃圾分类地方性立法，上海市人大二次会议已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垃圾分类”将于2019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纳入上海法治框架。

住建部日前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垃圾分类的推进目标，即 2020 年 46 个重点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直至 2025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通知》同时提出各地级城市应于 2019 年底前编制完成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分类运输环节防止“先分后混”、加快提高与前端分类相匹配的处理能力等具体要求，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进一步提速。

政府端已经通过持续的政策加码指明了垃圾分类发展的方向，各地仍将持续加大对垃圾分类体系建设的力度和投入，而作为垃圾分类实际的执行者——居民，则需要“会分类，愿分类”，才能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制度的全面实现。

社会端：“愿”分类稳步提升，“会”分类仍需努力

分类意愿已逐步提升，分类方法仍需优化改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绿色生活需求的增加，居民垃圾分类的意愿已有显著改观。根据上海市绿化市容局的统计显示，约 95%的市民已支持垃圾分类，但是由于分类制度不够健全，以及分类体系不够完善等多方面原因，公民对于垃圾“愿分却不会分”，真正分类的市民仅占 20%左右。在分类制度逐步优化落地的过程中，如何建立完善而有效的分类体系是垃圾分类进一步推广完善的重中之重。

2019 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上海市政府也在积极运用各方渠道指导居民如何正确的进行垃圾分类：一方面通过各类宣传措施（印发《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宣传指导手册》，开展公益宣传活动，张贴海报等）科普垃圾分类的方法，另一方面通过“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垃圾分类查询”平台，通过更加人性化的方式帮助居民完成正确的垃圾分类。

按照上海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日常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分别是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其中可回收物（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等）和有害垃圾（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等）较容易区分，湿垃圾基本包含各类食物、瓜皮果核、花卉绿植等易腐烂的垃圾（粽叶、椰子壳等硬果壳，以及榴莲核、菠萝蜜核等硬果实除外，其虽可降解，但因其目前不适合作为湿垃圾进行末端处置而被归类于干垃圾），干垃圾则是除上述三种垃圾外的其他垃圾。

在现行垃圾分类标准的基础上，上海通过改造分类垃圾箱房/分类投放点、配置专用干/湿垃圾车、建设“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以及加强末端的垃圾处置设施建设等手段，已初步实现了垃圾分类流程的规划落实，并为下一步全面建成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实现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服务全覆盖做好了准备。

垃圾分类的全面实行可以带来怎样的市场增量？我们认为可从两方面分析：固废行业的市场增量以及居民日常生活市场增量：

（1）从固废行业的市场增量来看，我们认为有四个细分方向有望受益于垃圾分类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环卫设备（更新周期、新型设备、智能化），垃圾焚烧细分（热值提升、解决二噁英问题），餐厨及厨余处置市场（餐厨收运渠道理顺，厨余量增），再生资源回收（利益流回正规渠道）；

（2）从居民日常生活市场增量来看，家用垃圾处理器的渗透（“嫌麻烦”人群的最优选）以及上门回收垃圾模式的普及（“996”族的无奈之选）有望成为新的发展热点。

2、垃圾分类给固废产业带来市场变革

2.1、环卫设备：分类补充+更新周期促进市场需求

环卫装备行业发展与城市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水平不断提高，叠加市场化进程加速推进，我国环卫装备行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专用汽车行业月度数据服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环卫车辆产量从2010 年的 3.32 万辆增长至 2018 年 10.70 万辆，年均增长率达 15%。

在环卫车产量稳步增长的过程中，仅有的两次增速为负均是由于排放标准提升致使抢装现象发生所致（2015 年和 2018 年）。往后看，我们认为政策对环卫车更新优化的支持力度不减，环卫装备的水平和更新换代仍将持续，叠加行业发展过程中特定事件（新能源、垃圾分类等）对产销量的刺激，环卫车以及环卫设备的需求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我们将进一步从机械化率提升以及环卫车辆更新换代需求、新能源环卫车替代需求以及垃圾分类设备需求等三个方面对环卫设备的新增需求进行进一步测算。

（1）机械化率提升以及环卫车辆自然更新换代需求

在需求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下，我国环卫专用车辆设备总数稳步增长。截止2017 年，我国城市环卫专用车辆总数达到 22.8 万台，同比增速 17.57%，2011 年起增速始终维持在 10%以上，近三年则维持在 17%的水平；县城环卫专用车辆总数达到 5.46 万台，同比增速达 18%。

机械化率稳步提升，更新换代需求逐年增长。通过历年环卫专用车辆的设备总数，我们可以推算出每年新增的环卫专用车辆；我国 2017 年城市机械化清扫率为 65.01%，假设我国 2020 年可达到发达国家 80%的机械化清扫率，我国 2018-20 年每年新增的环卫车需求仍将进一步增长；假设每年新增的环卫专用车辆的使用年限为 6 年，到达使用年限约有 80%的达限车辆将被更新替代，则 2020 年的环卫车辆更新需求约为 11903 辆，且未来仍将进一步保持增长态势。

（2）新能源环卫车推动替代需求

新能源汽车有着无污染、低噪音、运营成本较低等特点，相较于在环卫行业常用的柴油车而言，上述特点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从国家到各个地方都在积极推动新能源环卫车替代传统柴油环卫车。根据一汽解放商用车开发院的预估，2020 年重点区域新增纯电动环卫车的比例有望达到 80%，预计销量为 1.2 万辆；我们假设新能源环卫车的单价高于普通环卫车达 40 万元/辆，则 2020 年的新增新能源环卫车市场有望达 48 亿元。

（3）垃圾分类制度刺激设备新增需求

根据《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需在分类运输环节防止“先分后混”，这也是之前阻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的一大阻力。根据上海市制定的垃圾分类规划，除了在环卫收运车方面的设备更新需求，还需对分类垃圾箱房、中转站、湿垃圾专用集装箱等设施进行新建和更新，故我们将进一步对除环卫收运车之外的环卫设施建设需求进行测算。

核心假设：

1) 假设设施建设的成本和各城市的垃圾产生量相关，我们以 2017 年各城市的垃圾产生量和已有环卫设施为基础进行进一步测算；

2) 根据 2017 年城乡统计年鉴中对各省常住人口和垃圾产生量的数据统计，我们可以测算出各个省市的人均垃圾产生量，再通过 46 个重点城市 2017年和 2018 年的常住人口情况可以推算出 46 个重点城市 2017 年的垃圾产生量和 2018 年的垃圾产生增量；

3) 假设对于 2017 年已有的环卫设施更新的单位投资成本为 100 元/吨，对2018-2020 年新增的环卫设施新建的单位投资成本为 1000 元/吨（根据城乡统计年鉴中上海市 2017 年新增的市容环境卫生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的清运量测算得出）。

通过上述测算过程得出，如果 2020 年 46 个重点城市可以按规划要求顺利完成垃圾分类体系的建设，则 2019-2020 年潜在的环卫设备投资需求约为 84亿元。进一步分析，随着 2025 年地级城市垃圾分类设施的建设完善，如果按照 46 个重点城市的建设和投资进度，我们预计 2021-2025 年每年新增的环卫设备投资需求在 40 亿左右。

2.2、垃圾焚烧：热值将提升，源头控制“二噁英”

对于垃圾焚烧来说，垃圾分类有两大益处：

（1）提高焚烧热值，实现协同效应。

我国湿垃圾在生活垃圾中占比和含水率双高，垃圾分类可以有效降低生活垃圾整体含水率。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的高含水率主要是由厨余垃圾未分选造成。根据深圳市环科院和同济大学共同的研究，我国食品废物（即一般条件下的湿垃圾）本身含水率高，且在生活垃圾中的占比过半，从而提高生活垃圾整体的含水率。通过垃圾分类将湿垃圾分离，可以非常有效的降低生活垃圾整体含水率（40%左右）。

低含水率不仅有利于提高末端的分选效率，同样会提升垃圾的低位热值。大连理工大学的研究表明，生物质垃圾分类率（即将湿垃圾从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比例）越高，剩余垃圾的低位热值提升的程度越大（分类率为20%/29%/39%时，剩余垃圾低位热值提升 24%/36%/58%）。

低位热值的提升进一步提高吨垃圾发电量，从而提升焚烧处理盈利能力。根据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和深圳固废处理工程实验室的有关研究，以深圳市 2013 年数据为基础计算，在餐厨垃圾回收率达到 32.8%时（即深圳市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占比从 46.9%降低至 15.4%），低位热值提升约 11%，吨垃圾发电量将提高约 30~40 千瓦时。

进一步推算：从上述数据中可以得出，厨余垃圾占比每降低一个 pct，吨垃圾发电量可以提升 0.95~1.27 千瓦时。按照我国一般城市厨余垃圾占比 50%计算，假设垃圾分类流程可以完全分离出全部厨余垃圾，吨垃圾发电量可以提升 47.64~63.52 千瓦时；在厂用电占比为 20%的情况下，吨上网电量的提升范围在 38~51 千瓦时之间；按照 0.65 元/千瓦时（含税）的上网电价计算，在厨余垃圾全部分离后，吨垃圾发电量提升带来的营业收入增量约为 25~33元/吨；按照 0.4 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计算，在厨余垃圾全部分离后，吨垃圾发电量提升带来的营业收入增量约为 15~20 元/吨。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垃圾分类在提升吨垃圾发电量从而提高盈利能力的同时，一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入厂垃圾量的总量，从而影响整体的营业收入水平（可以通过与政府签订合同时明确保底垃圾量避免对营业收入的影响）；另一方面，入炉垃圾低位热值的提升可能会导致其超过了焚烧炉的设计低位热值，造成热面布置不够、烟气超温等问题，进而发生锅炉能效降低、损耗加大等负面影响（可以通过锅炉的更新技改等手段避免问题发生）。因此，垃圾焚烧企业在享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吨发提升红利时，也需要通过适时的合同和技术调整，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2）源头控制，控制二噁英释放。

垃圾分类可以从源头上分选出氯元素及重金属等反应催化剂，再辅以焚烧过程中的精确温度控制，可以有效控制二噁英的释放。根据浙江大学和杭州绿能环保发电有限公司的研究，对经过分类和未分类的生活垃圾进行对比焚烧处理，在总输出发电量提升以外，国际毒性当量（I-TEQ）显著降低（从 13.38ng/Nm3 降低至 9.28 ng/Nm3，降幅 44%），二噁英含量同样显著降低（从132.99 ng/Nm3降低至 73.8 ng/Nm3，降幅达 80%）。

实际上，日本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大力推进垃圾焚烧行业发展时，由于焚烧比重较高且对入炉垃圾并不加区分，导致大气中二噁英严重超标。故日本在初期推行垃圾分类便是为解决该难题；而后期随着分类制度的发展，日本也最大限度的提升了垃圾资源利用效率。

2.3、餐厨&厨余市场：餐厨渠道理顺，厨余市场量增，盈利与否在于“监管”

首先我们需要区分餐厨垃圾和厨余垃圾的概念：前者更为广义，是餐饮垃圾（主要来自饭店、食堂等）和厨余垃圾（主要来自家庭）的统称；但前期因为我国厨余垃圾并未单独收集，因此餐厨垃圾基本自于饭店、食堂等部门。

我国餐厨垃圾处理行业“十二五”期间才开始起步。餐饮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餐厨垃圾的不断增加，但我国餐厨垃圾处理行业“十二五”期间才开始起步。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新增餐厨处理能力 3.44 万吨/日，对应投资额 183.5 亿元（即每万吨/日对应的投资规模为 53 万元）。截至 2015 年末，全国已投运、在建、筹建的餐厨垃圾处理项目（50t/d 以上）约有 118 座，总计处理能力约 2.15 万吨/日；而根据 E20 环境平台的统计，截至 2018 年 10 月，我国已投运的规模化企业的餐厨垃圾处置规模为 3.37 万吨/日（另有 0.59 万吨/日的厨余垃圾处置设施投运），要达到规划中的要求，仍有 1.38 万吨/日的处置规模需要再投运，按照 53 万元/（万吨/日）的餐厨项目投资单价测算，仍有 73 亿的餐厨投资需要在 2019-20 年完成。另一方面，如果到 2020 年我国的餐厨产能达到“十三五规划”要求的 4.75 万吨/日，按 200 元/吨的餐厨处置价格（暂不考虑餐厨垃圾处理产品的收入）计算，餐厨行业的年度运营规模有望达到 35 亿元。

正规餐厨项目面临盈利难题：收运数量少、收运质量低。

（1）收运数量少：想收却收不到，“正规军”吃不饱。

从 2010 年起国家陆续选取 5 批共 100 个城市作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试点城市，意在探索一条和国情相符的餐厨垃圾处理工艺路线，加快推进我国餐厨行业的发展。但是，从 2016 年开始进行试点城市验收之后，截止目前已有鄂尔多斯、呼和浩特等 10 个城市被撤销试点，整体建设显著滞后于预期。

表象原因是指标不达标，核心原因则是正规的餐厨处置企业根本收不到餐厨垃圾。根据规定，试点城市需新增的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能力应达到实施方案设定目标的 90%以上，但是在 2016 年进行第一批验收的 33 个试点城市中，仅有南昌、潍坊、重庆等 6 个城市通过验收。我们认为无法通过验收的原因有较大可能是新增产能不及预期，而企业不愿新建产能的原因是项目无法盈利，无法盈利的核心原因便是项目较难收到餐厨垃圾。

（2）收运质量低：“黑作坊”不禁，企业盈利能力较难提升。

影响餐厨垃圾项目盈利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废弃油脂的收运量显著欠缺。餐厨垃圾项目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于三个部分：垃圾处理费收入、政府补贴收入和餐厨垃圾处理产品收入。在垃圾收费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项目的盈利来源主要来自政府补贴和处理产品收入。在政府补贴收入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处理产品（发电、生物柴油销售等）是餐厨项目重要的盈利收入来源，而生物柴油销售的核心原料便是生物油脂。

生物油脂利用收入显著影响项目盈利水平。我们假设两种项目运营情景（假设项目通过厌氧消化方式处理餐厨垃圾），情景一：项目收运处理一体，享受政府补贴 200 元/吨，同时通过沼气发电获得售电收入，以及通过生物柴油销售获得油脂利用收入；情景二：无废弃油脂利用。经测算，理想情况（情景一）下，项目回收期为 6.7 年；但情景二情况下，项目的回收期升至 10.1年，已经超出一般项目可接受的投资回收期范围。

黑作坊的存在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餐厨项目的盈利能力。据工人日报 2019 年4 月报道，海口超六成餐厨垃圾“去向不明”，并没有流向正规经授权清运处理餐厨垃圾的企业，反而流向了非正规企业或个人的“小作坊”。上述非法经营的“黑作坊”会通过低成本的处理方式将流入的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转换为猪饲料和地沟油，再转卖给下游客户以赚取非法经营的利润，其低成本的优势也使得众多餐饮企业在利益的驱使下交由其处理，而收不到废弃油脂的正规餐厨企业自然无法保障项目的盈利水平。而厨余项目的盈利能力同样将受制于此问题。

政策环境正持续改善，未来非法渠道有望减少，“正规军”盈利与否在于“监管”。《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早在 2010 年便已发布，但执行力度有限。近年来随着食品问题越来越多受到社会的关注，地沟油使用的现象有望得到改善；2018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疫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禁止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因为研究表明在我国发生的前 21 起非洲猪瘟疫情中，有多达62%的疫情与饲喂餐厨剩余物有关。在政策大方向已经明确堵死餐厨垃圾非法处理渠道之后，后续执行细则的出台。包括对餐饮企业垃圾强制分类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安、城管、安监、环保等多个部门共同协力营造良好的餐厨垃圾市场环境，将有望进一步堵死非法渠道，理顺餐厨行业的盈利模式。

垃圾分类制度加快推进有望加速收运体系建设，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厨余处置需求。在全程分类的目标下，建立和完善分类后各类生活垃圾的分类运输系统是核心任务，这也将进一步理顺餐厨垃圾的收运体系，打通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流向正规餐厨处理企业的渠道。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政策要求生活垃圾中的湿垃圾分开收运分开处理，将会带来厨余垃圾（即居民在日常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废弃下脚料或剩菜剩饭）的处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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