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在展宏图【下篇】

正文

（接上篇）

▌  五位一体的要素市场改革

在短期经济运行稳定的基础上，我们预计国家的整体政策将更重长期战略，尤其是在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征程起始之初，很多新的变化、新的变革都将加速到来。在我们打造供需更加匹配的“双循环”新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造全新的经济发展动力，这必须通过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最核心的就是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把各类要素的潜力激发出来，从而在中国告别了劳动力红利、资源快速积累的时代之后，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维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2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对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问题进行部署。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其中把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也放在了主要位置。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中，分论部分把“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我们认为，未来五年如何更好地释放中国的五大要素，即资本要素、土地要素、劳动力要素、数据要素以及技术要素，将成为决定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动能的关键力量，也是是否能够助力加快“双循环”发展的核心要素。只有打通这些要素的流通环节，才能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地配置，提升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 资本要素：对资本市场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结构性问题突出，亟需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融资体系。中国的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发展迅速，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2005年的5%以下逐年增长至2015-2019年的8%左右；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从2007年末的143%升至2020年一季度末的274%，均充分体现出了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持续处于较快水平，但结构问题却相对突出，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一直是中国实体企业最依赖的融资手段。从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中可以看到，过去10年间，中国间接融资占总新增社融的比重持续处于75%以上水平，部分时期甚至达到了九成以上。而在间接融资当中，涉房贷款（居民按揭+房地产开发贷）又占到中国新增银行信贷的30%以上，贷款的需求结构相对单一。一方面，在这样的“旧循环”体系下，风险过多聚集在单一行业，且面临整体回报率下降、资金运用效率偏低等问题；另一方面，伴随着新经济的快速发展，资金需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客观上需要资本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下一步的改革方向将是继续扩大直接融资比例，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更好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由于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核心资产通常是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很难通过有效定价及抵押方式获取银行等间接融资机构的资金支持，但直接融资则可以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直接融资的发展使得科技创新型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支持，用于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从而进一步助推企业结构升级。2019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改革开始加速，2019年6月科创板设立，2020年3月企业债券发行注册制实施、2020年6月创业板注册制试点正式启动，近两年一系列实质性的举措和试点预示着未来中国直接融资将迎来大发展，直接融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而直接融资的发展与高科技企业、现代服务业增多带来的产业升级密切相关，从国内全部上市公司市值占比的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加速升级，传统产业逐步弱化，消费、医疗以及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市值占比大幅提升。在下一步的资本市场改革方向上，我们认为加快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将是重要一环，无论是证券市场的全面注册制，还是资本市场的全面开放都将在未来五年当中成为资本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未来五年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推进也将带动资本市场进一步走向跨越式发展，同时居民的资产配置方向也在加速向多元化转移。在过去的五年间，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逐步加快，同时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速度也在明显加快。2015年至今，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其中持有债券规模从2015年6月的7800余亿元快速上升至2020年6月末的2.57万亿，持有的股票规模目前也接近2.5万亿水平。而从国际对比来看，中国的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与主要的亚太经济体相比，外资的持有比例仍然处于低位，也有极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的金融对外开放，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加快整体中国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丰富投资者结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长期来看不可持续，通过加大金融市场开放也能够利用较大的资本项目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往后看，我们认为中国新一轮资本项目改革“箭在弦上”，预计在2025年可以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基本可兑换。此外，伴随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居民资产配置的需求变化，居民层面的投资行为也将逐步从投资房地产转向资产配置，理财资金、保险资金等方向。现阶段，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家庭中的房产配置比例分别高达71%和52%，而其非房产部分（动产）当中，银行储蓄仍然占到了一半左右，多元化配置程度仍处在早期阶段。我们认为进一步增强直接融资在实体经济中的占比，大力发展股权、债券等多层次的直接融资市场，能够为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多元化资产配置标的，有助于居民资产的保值升值、同时也能够增强资产的配置效率，增强金融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  土地要素：加快土地要素流转和适度集中，显著增强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打通土地要素的流通环节是进一步城镇化和劳动力迁移的核心一环。一直以来，土地是经济发展中的必要要素，其同时亦具备着社会与资本属性。解决好土地资本化及土地股权融资问题，可以将历史积攒的财富向产业链高端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延伸，实现欠发达地区经济腾飞。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增长了12%，但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则从8.2亿人减少到了5.5亿人，下降了近1/3，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人”的挂钩形成了明显背离，未完全得到有效利用。在未来五年当中，我们认为土地制度重大改革将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类是针对耕地的更好保护以及适度集中，加快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二是对宅基地以及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支持，释放闲置的土地资源，在增加农民财富的同时，为更深层次的城镇化服务。通过加快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制定出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指导意见，未来五年我们预计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将全面推开，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通过建立公平合理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制度，让农民能够分享更多的土地价值。在最新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当中，文件提出，要深化土地管理制度的探索，其中进一步将国务院可以授权的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审批事项委托深圳市政府批准。我们认为一系列的更多地域、更大范围的试点工作将持续落地，将有效地增加住宅和工业用地的供应。而扩大集体经济组织所有者的利益分享机制，把政府从土地利用和开发的直接参与者转变为监管者，也将更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中国城市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更好发展。此外，土地要素流转也将一定程度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目前中国非农业部门雇佣了约70%的劳动力，而参照日本、韩国等经济体，这一占比或将达到90%以上。因此，我们认为通畅土地要素的流通环节还将引导更多的农村人口去往城镇进行非农就业活动，这也将进一步加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同时也为经济发展释放更多的生产力资源。

●  劳动力要素：发挥人口集聚效应，释放人力资本红利

户籍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是提高中国劳动力流动率和推进城镇化改革的关键。按照常住人口口径估算，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左右，但若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衡量，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仅为44.4%。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是按照户籍人口规模分配资源，因此这两者的差异背后是社会保障的覆盖不足，一定程度抑制了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挥，同时也侧面说明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未来的仍具备较大的提升空间。从深圳的《方案》当中可以看到，下一步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方向即是逐步将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扩大至所有的城市常住居民，同时进一步放宽大城市对户口的限制，鼓励大城市集群和消费市场的形成，发挥人口集聚效应。我们预计在“十四五”期间，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提高至50%左右，带动约 7000 万人在城镇落户，同时也顺应经济逐步往消费及服务业驱动的转型方向，增强城镇服务业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结构的匹配作用。

丰富的高质量人才储备是中国在“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的核心竞争力。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测算，到2030年，中国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学位的毕业生将占到毕业生总数37%，显著高于G20国家（预计美国的这一比例届时仅为4.2%），这一丰富的高质量人才储备会成为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的核心竞争力，而伴随着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也能更好地释放这一批高质量人才在未来行业和技术发展当中的核心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中国学生回国留学人数已达近52万人，归国人员占出国留学人数比例达78%，这一比例过去十年间均保持高位，说明了中国经济的吸引力逐步提升。在未来五年，伴随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预计这一比例还将持续上升，而这一部分海外归国留学人员也能够继续将在海外学习的知识与技术进一步带回到国内，进一步扩大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人才库，在“十四五”期间释放更大的劳动力要素，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  数据要素：全新属性的生产要素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要素在未来十年间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资源作为一种新型要素，富含传统要素不具备的独特经济学特征，将革新经济发展模式。其一，使用数据资源的边际成本较低，一旦数据资源被采集、加工、存储后，重复使用数据所蕴含的信息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其二，数字经济具有规模经济递增的特点，随着大数据理论的兴起和应用，更多的数据资源将提供更多详细、具体的信息，从而更精准地匹配供给和需求。其三，数据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传统的生产要素往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例如土地资源只能用于建造有限的建筑，人力资源在特定时间段只能从事有限的劳动，而一份数字资源被同时使用并不影响其蕴含的信息和价值。

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的进一步发展，根据IDC预测，到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达到175ZB，未来5年的复合增速将超过30%。而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将进一步提升。根据信息通信研究院预测，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60万亿元，数字经济将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形成与数字化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数字化生产关系，释放出更大生产力。在“十四五”期间，预计中国将建立全国性的数据要素市场，包括个人消费数据、商业数据、甚至政府数据的转移和共享，以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而数据要素市场也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重点，未来将逐步开展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试点，对数据的确权、定价、交易以及隐私保护预计将成为数据要素的发展重点。

●  技术要素：强调科技创新自立自强，破解关键领域技术短板

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加大研发支出，支持关键战略及高技术产业发展将是重中之重。2019年，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为2.23%，尽管这一水平接近OCED国家的平均水平（2.4%），但仍然低于“十三五”规划提出的2.5%的预期性目标。近年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仍在加大，而中国进一步的增长动能也将更依赖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其中对新基建、新经济等领域的重视意味着对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在进一步提升。在10月29日的五中全会公报中，“创新”在不同内容板块中被着重提及15次，在明确“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时，“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是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标准，并提及“坚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因此，我们预计未来中国的研发支出将较目前水平进一步提升，“十四五”期间的研发投入比重有望提升至3%左右。而其中提升的部分有望用于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进一步打通“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的“产学研”链条，释放科研院所和高校科研的创新活力，从激励机制、科研环境、人才培养等多个层面加大对这一部分创新主体的支持，从而改善目前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低、初级研究投入不足等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超过3/4的研发经费来自于企业，为鼓励企业在未来五年间进一步加大对研发的支出力度，我们预计还将进一步加大针对高技术及战略行业、特定企业的研发投入税收加计扣除等政策，帮助企业创造更好的创新环境。

▌  高级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总体战略下，除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以及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的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攻坚，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数字经济改造提升中国的产业链体系。11月1日出版的第21期《求是》杂志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中指出：“中国线上经济全球领先，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线上办公、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蓬勃发展并同线下经济深度交融。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

●  数字经济将成为创新发展战略的着力点

预计“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将迎来蓬勃发展。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08年中国的数字经济总量仅为4.8万亿元，而2019年数字经济的规模发展为35.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由15.2%增长为36.2%。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呈加速趋势，2016年至2019年，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为12.1%，而2019年一年的名义增速达到了15.6%，明显呈加速趋势。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将在与传统产业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迎来蓬勃发展，并且伴随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数字经济规模将保持较高增速。

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将为各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动力。数据资源具有独特的低边际成本、规模经济递增以及非排他性的要素特征，因此当数据资源的内涵价值被充分挖掘并深刻参与生产活动后，将革新经济发展的模式，为各传统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与机会。数字经济除了包括信息化产业外，还包括在信息化基础上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形态的变革，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数字产业化的增加值为7.1万亿元，而产业数字化的增加值为28.8万亿元，其中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的渗透率分别为8.2%、19.5%以及37.8%，可以看到，一方面各个行业的数字化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最先受益于数字经济，短期内或呈加速趋势。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将促进商业模式的创新。由于数字经济具有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深化产业分工、提升生产协同水平以及可以实现精准供需匹配的特点，数字经济的发展将重构传统的商业模式，随着数字经济在各个行业中的进一步渗透，“数字技术-经济范式”将加速形成，传统商业模式中的发展目标、业务形态和管理模式都将发生深刻变革，近年来，精准农业、农村电商等新模式方兴未艾，柔性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快速兴起，O2O、共享经济、灵活用工等新形态持续涌现。

●  打造安全高效的智慧农业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高效供给以匹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粮食安全要求。继“十三五”期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十四五”期间，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预计随着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加科技创新在第一产业中的渗透，将促使农业转向高质量发展，农村将迎来产业转型升级，农民收入将持续增加。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将有效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通过高效供给以匹配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复杂国际环境下的粮食安全要求。

新型城镇化将深刻影响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结构。“十三五”期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明显减少，2019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1.94亿人，约占总就业人口的25.0%，但数量仅为2015年的88.7%。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估计，“十四五”期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5.5%，保守估计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8000万以上，并且乡村60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5.3%，约1.24亿人。农村人口的减少以及老龄化趋势，将使得“十四五”期间第一产业从业人数进一步减少，这将要求第一产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

土地制度改革加速盘活土地资源。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加速转移，也同时带来了整合农村土地资源的机遇期。2020年10月，自然资源部明确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若干问题，预计“十四五”期间，相关土地制度改革将有所加速，通过完善产权制度改革，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通过制度调整，土地资源有望得到集约利用，从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以及农业机械化大生产，进一步提升第一产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促进行业集中度提升，并将有效推动农村旅游、农村电商、特色小镇的发展。

“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将赋能第一产业，打造高效安全的智慧农业。2019年数字经济在第一产业中的渗透率不足10%，而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周期性以及重复性，实际上与数字经济中的发展理念重合度较高，我们预计未来五年中，数字经济在第一产业中的渗透率将有明显的提升。在生产环节中，通过建设农业生产大数据系统，可以实现对作业环境的智能化控制，有效推广农业专家的专业知识和行业经验，基于信息化管理，降低整个产业链的运行成本，提升运转效率。在销售环节中，数字经济将优化农产品的供需匹配，此前受生产规模和信息时滞影响，农业生产往往落后于农产品价格变化，导致农产品供给的周期性过剩与不足，通过大数据技术，将有效改善这一局面，实现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流通环节中，农村电商等新型的数字经济商业模式，也将有效开拓具有地域性的农业品市场。

“十四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农业领域的科研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十三五”期间，农业农村部用于科学技术的预算由2015年的92.9亿元逐步提升至2019年的128.6亿元，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用于农业科学技术的预算支出将进一步提升，并且在农业集约发展的背景下，行业中的头部企业、产业资本也将加大对农业技术研发、商业模式的投入。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农业科技投入将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用于培育高产稳定、品质优良的品种，通过提高亩产以应对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以及复杂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其二，用于推动农机农艺融合，加快农业生产机械化进程，以更好地匹配劳动力数量减少但知识水平逐年提升的劳动力格局。

生产效率提升、制度合理安排将有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前中国粮食连年丰收，稻谷、小麦两大口粮自给率达100%，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5%以上，但是粮食总量平衡下，结构性的矛盾或将长期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指出，到“十四五”末期，中国可能出现1.3万亿吨的产需缺口，其中谷物约占2500万吨。在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是永恒的课题，生产效率提升和制度合理安排将有力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其一，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将有效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其二，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全方位完善粮食储备工作，通过合理规划，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建成8亿亩“一季千斤、两季吨粮”的高标准农田，切实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并且同时完善对重点粮食品种的收购补贴、生产补贴以及农机补贴，完善粮食储备工作。

●  新基建推动产业链补短锻长，制造业由大到强

“十三五”期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第二产业生产效率提升，产出规模合理增长。为了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并缓解因结构性供给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问题，“十三五”期间，中国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优化了部分落后产能和产业，“十三五”期间，产能利用率明显回升，由2016年二季度73.1%的低位，逐步回升至76.5%~78%的区间。尽管较多落后产能被淘汰，但总体而言，“十三五”期间第二产业保持合理增长，2015~2019年间的年均增速为5.86%。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总产出为38.6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26.9万亿元，保持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地位。

“十四五”期间，在以工业互联网为枢纽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下，中国制造业将迎来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在新基建中，工业互联网起到了核心枢纽的作用，随着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以及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运用，将有越来越多的设备、终端接入信息网络，促进数字经济在生产链、能源网络以及交通网络中的深度融合，形成工业互联网，从而极大的提升经济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以及智能化。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将充分发挥数据资源的效用，通过优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营销管理等各个环节，重塑制造业的生产流程，推动中国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以及数字中国。

我们预计制造业产业升级的重点方向之一是“补短板”。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后，产出规模较其他国家不断扩大，是世界主要的制造业大国，但是在部分领域和关键技术仍有薄弱环节。近年来，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一些国家或将加强对关键领域的技术保护，中国芯片、半导体行业发展屡遭制约。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突破“卡脖子”领域的技术封锁，做到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靠。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大幅增加研发支出，一方面体现在占GDP比重将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将切实落实经费，用于关键核心领域的科技研发。此外，我们预计在政策引导下，产业资本也将加大对基础科学、普适技术的投入，并加快新发技术的落地和应用。

预计“十四五”期间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是“锻长板”。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熟练的产业工人，并拥有巨大的内需市场，预计将通过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充分发挥当前优势产业的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我们预计“十四五”期间，当前产业链将向两个方向拓展。其中，纵向来看，将通过工业互联网，整合上、中、下游产业之间的联系，拓展当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节；横向来看，在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都市圈等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红利指引下，形成产业集群，发挥核心竞争力。

●  规模与质量“并驾齐驱”的现代服务业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中国第三产业将充分受益于广阔的市场空间，迎来蓬勃发展。“十三五”期间，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2015年第三产业总产出为35.0万亿元，至2019年增长至53.4万亿元，累计增长了52.6%，并且在经济总产出的比重不断提升至53.9%，主导地位初现。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1.2万亿元，约为同期美国消费市场的95.7%，疫情冲击后中国经济复苏明显好于美国，有望在“十四五”期间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第三产业将充分受益于广阔的市场空间带来的发展机遇，预计第三产业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更加明显。

随着第三产业规模明显扩大，服务业也将成为主要的就业渠道。2015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42.4%，但是2019年这一比重提升至47.4%，提升了约5.0个百分点，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从业人数也由3.28亿人增加至3.67亿人，充分体现了服务业的吸纳就业能力。对比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服务业从业人数占比多在70%以上，即便是以先进制造业为优势产业的德国，其第三产业人数的占比也达到了71.8%。因此对比来看，中国服务业仍将不断扩容，持续吸纳从第一、第二产业转移而来的剩余劳动力。

“十四五”期间，受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第三产业的重点发展行业也将有所变化。预计至2025年，65岁以上人群占总人口比重将达14.03%，较2015年9.33%提升了4.70个百分点，老龄化明显加深。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将深刻影响社会总需求的结构，一般而言，老龄人口占比较高的社会，投资需求将明显放缓。2010年以前，中国的投资率随着劳动人口占比而不断提升，但在2010年劳动人口占比出现拐点后，投资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人口老龄化将推动需求结构和消费方式的改变，我们预计将增加对医疗健康、保健养生、旅游文化等领域的需求，而对房地产、汽车等领域的需求将有所降低。

“十四五”期间，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繁荣发展。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关口，并且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改善。2010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109元，2019年为42359元，年均增幅为8.3%。预计“十四五”期间，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分配格局持续改善，人均可支配收入将持续增长，在用于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用于文化娱乐、艺术体验的精神类消费需求将快速增加，因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得到繁荣发展，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统一。 

在数字经济的整合下，生产性服务业将成为二、三产业融合的入口，“大而全”的平台型企业与“小而美”的定制需求型公司将携手发展。受疫情冲击，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采用了线上办公的灵活生产方式，充分受益于前期数字经济发展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十四五”期间，我们预计数字经济将进一步整合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从而推动二、三产业融合，并呈现以下主要特点：

其一，“互联网+”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化，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入口，进一步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原料、物流、生产、劳动力、资金以及销售终端的信息共享和集聚发展，“大而全”的平台型企业将进一步巩固优势地位。

其二，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用于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在得到充分满足后，消费者将开始关注个性化的需求，随着大数据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积累，生产线和供应链的反应能力将进一步优化，“以需定产”的商业模式将有所增加，以追求最大的边际利润，因此我们预计将有一批满足定制型需求的“小而美”的公司涌现，作为各个产业链的终端对接个性化需求。

其三，深挖大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将促使服务业走向智能化，随着数据的采集手段、分析技术和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进技术将促使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优化升级，促使当前一些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集约化，向数据密集型服务业优化、转变。

其四，由技术进步驱动的服务业发展将有利于行业标准的建立，目前的服务业大多具有异质性的特点，技术进步驱动的服务业发展，将有助于促成生产性服务业的模块化、标准化，行业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将进一步提升服务业的生产效率。

▌  协调分工的城市群将承载更多人口和经济总量

进入新的阶段，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双循环”新格局，必须要依托协调合理的国土空间布局，以及都市圈和城市群形成的支撑体系，这是需求侧不断扩大规模、持续优化结构的基石。只有真正发挥出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承载更多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才能真正发挥分工和专业的优势，带动越来越多的人收入提升、消费能力提升。预计在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下，在中国部分城市群已经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十四五”及以后的中长期，中国的城市化的深度和广度都将继续提升。

●  起点和基础：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效应已显著增强

从经济总量的角度衡量，城市群处在全国领先位置。2019年，四大城市群（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3.9%、11.7%、8.5%和7.1%，整体对全国经济总量的贡献超过一半，达到51.3%。2016-2019年间，京津冀、粤港澳和长三角的GDP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一般水平（除2018年天津GDP主动调整统计口径导致2018年京津冀地区GDP负增长）。

人口总量占比高，人口加速向城市群流动。城市群的发展壮大无疑会带来人口向更高层级城市的迁移。近四年间三大城市群的常住人口处于净流入状态，且逐年递增（除2019年北京受到疏解非首都功能政策的落实影响，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从常住人口存量角度来看，上述四大城市群2019年常住人口占全国的比例分别为16.22%、5.19%、8.08%和8.21%，总体占全国的比重为37.7%。

产业结构各具特色，均超过全国一般水平。长三角地区拥有较为完整的产业集群，尤其是第二产业，结构较为优化。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长三角第二产业占比为40.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粤港澳和京津冀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占比分别为66.2%和66.8%，大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左右。

交通基础设施覆盖度较为突出。“十三五”期间，中国初步实现了50万人口以上相邻大中城市间1-4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小时交通圈，城市群间的快速连接网已基本形成。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以及虎门二桥、深中通道等重大基建工程基本完成，多条高铁线路如京雄高铁、沪通高铁也计划在2020年底陆续开通， 旨在增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联动性和一体化发展能力。从城市运营线路网长度来看，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四大城市群占全国的比重为52%，一定程度上说明基础设施的覆盖度已经较为突出。

区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现代区域发展的实践证明，维系区域高集聚度并保持高收入水平是创新带来的红利。创新成为长期增长的源泉。因此，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是“十三五”规划中的重点内容。重点城市群的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多层次、多维度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迅速铺开。城市群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初步显现，其中北京、上海、深圳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城市群中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加快，并展现较强的示范效应。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在带来集聚效应同时能够带动周围次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的发展。“十三五”期间，包括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武汉、西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发展明显加快。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一些中心大城市的发展水平已经逐渐接近沿海大城市。

●  区域战略的重大调整和可能呈现的趋势

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区域战略将围绕国土空间布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新型城镇化三大方面做出重大调整，逐步呈现出城市群都市圈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逐步提升，人口集聚效应增强，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化自由流动至各个增长极，基础设施覆盖度和便捷性增强，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优化、完整协调等特点，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系。

不同的主体区域，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放密度和发展潜力也会不同，使得并非所有的区域都以一种发展模式进行发展。我们预计未来将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意味着政策将支持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更加集聚、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等地区也将得到保护、生态功能区将会迎来更多环境保护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相关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将进一步增长和优化。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预计未来在政策导向下，城市圈将成为城市化地区的重要承载，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成渝等区域将进一步成为集聚经济增长和人口的地区，区位因素、生产要素丰富等因素将使得城市圈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对于中西部部分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但自然资源相对丰富，适合大力发展成为主要农业产区。对于长江经济带的部分地区，将环境保护作为发展重点，着重提高生活宜居程度。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将立足于区域内和区域间的产业协同效应，使经济总量和人口发挥更大集聚效应。城市群内部由不同层级的城市所组成，预计未来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和其他周围城市将共同组成完整的产业集群，完善“微笑曲线”前中后端，这样才能最大化的发挥人口、资源集聚所产生的增长效率。在发达国家成熟的城市群中，主核城市（中心城市）一般拥有500万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其定位为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中心，影响辐射城市群，行业主要集中于金融、总部经济和高端服务业等。次核城市一般有3-5个，人口规模在50-500万人之间，其功能定位是承接主核城市产业转移，对周边城市形成产业辐射，行业主要集中于高端制造、贸易物流和新技术开发。另外，人口规模更小的城市，作为城市群的腹地和粘合剂，为核心城市提供生产要素，不管是人口还是资源品，一般处于产业链的尾端，重点布局劳动密集型如零部件生产、精密加工等产业。对此，预计未来中国政策将以以下三个方面为主要方向：一是建立更加合理的城市群一体化机制，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二是建立各级政府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为适应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进行城际关系重构和行为调整，寻找更优的标准指引；三是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和产业引导等。

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核心发展理念。十九届五中全会继续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人口向城市群的集聚可以分为起步、集中和饱和三个阶段，起步阶段，城镇化率低于30%，当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时，人口加速在大城市群集聚。当城市化率超过70%时，城市化趋于平稳，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逆城市化。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已经进入城镇化过程中的成熟稳定阶段。未来城镇化率进一步上涨的幅度或将有限。因此“十四五”期间推进以人为本、更加合理的城镇化增长将是必然趋势，其中必然是“城镇率提升”与“城市深化”的并重。

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的基础上，中国区域经济将形成协调分工、生态友好、相互促进的更高质量的发展格局，以此为基础，主要城市群将承载更大的人口、经济和资源，为中国畅通国内经济循环、促进消费市场做大做强提供重要的支撑。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生产要素将在区域间加快自由流动。充分挖掘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需要商品、人力及其它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城乡间实现比较充分的自由流动，实施城市群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准入限制，以便城市群成为新的要素聚集地。这就意味着未来劳动力、生产资料、数据信息、知识产权等要素将在城市群内自由流动，劳动力可以打破户籍、档案、社保等限制，自由在城市群任何一个城市就业生活，并享受当地的公共基础服务，产权将得到同等化待遇，异地办企业等也将得到大力度的行政简化。同时，多维度扩大对外开放，从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全面开放，意味着中西部地区有望凭借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相对较低的成本与东部地区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

城市群内的城市发展更具协调性，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中撰文称，“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同时，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因此，预计未来在一定程度发展主核城市（中心城市）的同时，将更大力度地发展次核城市和城市群其他中小城市。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要有控制标准，人口和资源也将一定程度上向次核心和中小城市集中。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避免“一核独大”的城市群内部发展格局，最终建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从目前来看，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最终发展方向便是在大力发展成都和重庆两大核心城市的基础上，拉近如绵阳、德阳等城市与成都重庆的发展差距。

继续加大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地理连接是生产要素互联互通的第一步。从全球发达国家经验来看，领先和成熟的城市群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发展三大方面促进协同发展。从时序规律上看，一般是基础设施先行，因为地理上的链接是生产要素互通的第一步。以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上世纪30年代，美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随后在40年代郊区开始出现大量工业园，在50年代形成配套完备的新城。日本的太平洋城市群和英国的伦敦城市群也呈现类似的发展路径。因此城市群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中国京津冀一体化为例，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每平方公里的高速公路线网密度达到0.13公里/平方公里，而京津冀只有0.04公里/平方公里，不到美国的1/3。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依托发达的城际铁路网络，其密度是京津冀的两倍多，都市圈小空间内通勤轨道交通密度更是达到京津冀的24倍。显然高密度的路网有助于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因此，我们预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1-2小时通勤圈，高铁、城市高速密度将会进一步上升，显著超过全国一般水平，为区域内和区域间要素流通提供坚实基础。另外，从新型基础设施的角度，符合高质量发展标准的，例如信息通讯基础设施，中国部分城市群中也严重滞后，未来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将在城市群中快速发展。

总体而言，在以上几大趋势性变化的叠加影响下，最终结果将是未来城市群承载更多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城镇化的质量显著提升，经济增长模式呈现多极化特征，我们预计这些也将是最重要的趋势。

一是城市群人口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由于城市群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体现为基础设施的突出完善、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公共服务的覆盖度上升，人口将继续大量向城市群都市圈流动。从2019年的数据来看，四大城市群常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37.7%，加之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深入，预计未来五年该比重将提升至45%，甚至超过全国一半的人口总量。

二是城市群经济总量比重进一步上涨。生产力的集聚和提升，一方面产生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会强化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加上创新在城市群发展全景中占据核心地位，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增加值将显著提升。2019年四大城市群GDP占全国的比重为51.3%，预计未来5年该比重将超过60%。

三是不同城市群具备不同的产业增长动力。预计长三角地区将延续全产业链的特征，但是从核心城市、到次核心城市和周围中小城市的产业分布将更加合理化，重点布局高端智能制造业。粤港澳大湾区将依靠深圳和香港在全球创新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大力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同时拉动例如东莞、佛山、江门、中山等地的制造业向高端转型。同时，粤港澳大湾区的第三产业也将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四是城镇化将不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的概念。通过户籍制度的持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从乡村到城镇与人口从农民到市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将更加同步，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人口城镇化率的数值缺口将持续收窄。这就意味着让迁移到城市的居民充分享受到现代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人口素质和收入水平，改善要素供给格局，扩大消费需求。

五是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中国将加快农村土地的集中化和专业化生产，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有望继续上升。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农业提供生产资料支持，农产品的健康、绿色和优质化将成为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将有助于农村人口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购买力的增强有利于城镇产品的销售市场不断扩大，城镇化动力也会不断增强。

●  城市群将呈现“多点开花、竞相争艳”的新格局

（1）长三角一体化：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地区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2018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从经济层面来看，近五年间长三角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平均为23.7%，为当前四大城市群中对全国经济贡献最大的城市群。人均GDP增速逐年上升，从2015年的72542.68元上升至2019年的104452.13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覆盖层面，“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已打通“断头路”，组织起全国最密高铁网。长三角高铁线路已有24条，运营总里程突破5000公里。1-3小时生活圈成为现实，三省一市同城化效应不断扩大，围绕上海都市圈和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长三角已经形成了以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快速路为骨干的1小时通勤圈。长三角宽带接入端口达到9786万个，占全国端口比重为22.3%，4G用户合计8349万户，占全国4G用户的21.6%。全国十个国家级骨干网直联点中，有3个位于长三角。科技创新层面，根据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牵头,联合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江苏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和安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发布的《2020年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显示，长三角协同创新综合水平自2010年以来年均增速9.33%，一级指标年均增幅7%以上。

未来五年，预计长三角将会强化城市群中“领头羊”的地位，成为发展协调性最高、创新驱动力最强、基础设施最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最健全的区域之一。我们认为在政策的指引下，以下几方面将会出现突出变化：

一是制度体系将更加统一规范。我们认为，当前长三角持续发展的重要阻碍之一是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未来将加快形成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开放市场，在此基础上，劳动力、产业、数据、技术等生产要素才能以高效的形式聚集在长三角地区。

二是长三角地区将涌现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长三角是全球中难得的具有完整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的区域之一，具备构建从中心特大城市到二三四线城市梯度协同分工的产业生态。以集成电路为例，长三角地区的规模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5%-50%。上海拥有如中芯科技等龙头企业，无锡、绍兴、南京、宁波等地则布局了众多装备、材料设备，形成设计、制造、封装的完整产业链条。我们认为未来将有更多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出现在长三角地区。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和消费持续升级的趋势，长三角将迸发出突出的市场潜力和先进制造业成长优势。

三是长三角内部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显著提升。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发展落差往往是发展空间。长三角部分地区由于地理位置或经济条件导致的不均衡是客观存在的。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规定，到2025年，中心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控制在2.2:1以内，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距缩小到1.2:1。

四是环境治理将取得长足进步。作为长三角经济带的龙头，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仍在突出位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应着力强化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立生态环境协同监管体系，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具体到2025年，实现细颗粒物(PM2.5)平均浓度总体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以上，跨界河流断面水质达标率达到80%，单位GDP能耗较2017年下降10%。未来将进一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加强化工污染、农业面源污染、船舶污染和尾矿库治理。

五是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在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了浦东的高水平开放问题。2020年是浦东新区开放30周年，我们预计未来五年浦东地区将成为对上海、以及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乃至全国都具有战略意义的开放先行示范区。其中需要重点关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工作。

六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长三角地区将着重探索以社会保障卡为载体建立居民服务“一卡通”制度，在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方面率先实现“同城待遇”。同时实施统一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到2025年，人均公共财政支出达到2.1万元人民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9岁。

（2）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典范。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升级为国家级战略。2019年2月，中央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按照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还要打造成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范。

经济层面，粤港澳商业氛围活跃，民营经济发达，GDP占全国的比重平均为12.1%，人均GDP更是在2015年时便超过2019年全国1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层面，广东携手港澳打造内联外通的快速交通网络，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加快形成。截至2019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里程约4776公里，路网密度约8.5公里/百平方公里；铁路通车总里程达2100公里，大湾区联通粤东西北的放射型高快速铁路网已基本形成；机场群旅客吞吐量达2.23亿人次，货邮吞吐量815万吨。产业结构层面：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形成了以珠江口西岸城市为主体的先进装备制造业产业带和以珠江口东岸城市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制造业产业链较齐全。港澳的金融、贸易、旅游优势突出。此外，以智能化、数字化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步发展。公共服务互联互通层面，从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服务、商事登记，粤港澳三地已在诸多领域实现了规则的衔接贯通：在医师、教师、导游等8个重点专业领域推动职业资格互认。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按照对标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进一步发展，有望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科技创新的典范。具体而言，预计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出现突出变化：

一是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名片。城市群的产生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和集聚度的提升。为此预计粤港澳大湾区将更易于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至先进和高科技制造业。加强港澳自身的创新动能，“反哺”内地在相关方面的不足。

二是将大力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之一在于经济增长附加值的提升。大湾区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区域之一，拥有两家证券交易所，其中深交所是创业板的发源地，也是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前沿领域，吸引着大量企业上市，也吸引了大量资本聚集大湾区进行创业。因此未来香港、深圳、澳门均可依赖其国际化优势及金融、贸易基础，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成为远东地区重要的供应链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的附加值提升创造条件。

三是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力度显著增强。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大湾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核。事实上，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在探索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互认，逐步放开放宽城市落户限制，取消积分落户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目前深圳已经向各类高技术人才抛出“橄榄枝”。预计未来大湾区将从根本上打破户籍、地域、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制约，实现大湾区内部，以及外部各区域之间的劳动力高效率流动。

（3）京津冀协同发展：“十四五”期间进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正式通过中央审议，成为国家级战略。其主要目标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三大重点领域，最终成为协同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

经济层面，2019年，京津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为9%左右，其中北京的经济总量在城市群中处于领先地位。区域空间格局层面不断优化。2014年以来，首都核心“一核”功能优化提升，北京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其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双城”，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引擎作用不断凸显。“三轴”人口产业集聚作用显著，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作为京津冀区域的主要通道，是京津冀主要的产业发展带和城镇集聚轴，产业要素的轴向集聚作用明显。“多节点”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创新驱动层面，三地互利共赢。北京、天津和河北三地通过共建高科技园区等形式，大力推动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产业升级转移层面进展顺利。北京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河北和天津积极承接北京部分产业转移，三地间的产业定位与分工日益明晰。产业共建与合作发展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北京与河北共建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京津共建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京津合作示范区，有效推动了区域内产业转移升级。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1月主持召开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京津冀发展的定论为“进入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从三地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说，北京、天津在城市群里的经济地位相对较高，产业结构相对完整，河北处于相对落后位置。因此更应该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进度，高标准建设河北省，使其成为承接高质量制造业、服务业的另一个核心地区。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河北的公共服务功能相对分散，更多资源集中在北京、天津，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城市病”，导致河北经济竞争力和资源凝聚力下降。

总体而言，预计未来京津冀将围绕加快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核心工作，在未来五年内逐步形成三地协调发展的统一市场，在公共服务共享、产业协同能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驱动综合实力等方面均将有所进展。

（4）成渝双城经济圈：从外延式扩张到内涵式增长

2020年10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社规划纲要》，至此标志着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已完成顶层设计、即将快速落地。《规划纲要》中对经济圈的总体定位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总体而言，成渝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可能性较高，接近升级为国家级战略。

区位层面，作为中国西部内陆地区资源禀赋条件最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创新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板块，成渝城市群以成都和重庆为双核心城市，范围包括重庆市的27个区（县）和四川省的15个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占总国土面积的1.93%。成渝城市群处于全国“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沿长江通道横轴和包昆通道纵轴的交汇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城镇化区域。同时，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上，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经济和人口总量层面，2018年GDP总量为5.63万亿元，占全国的6.25%，常住人口近1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6.89%。

对于未来五年成渝的发展方向和特点，预计将围绕在发展成渝两大核心城市的同时积极发展周边城市、缩小差距方面。我们认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是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未来成渝双城对外部边界的拓展或许有所放缓，但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众所周知，成渝双圈的“中间城市塌陷”问题一直是重要短板，而中心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带来许多大城市病问题，最终影响城市下一步发展质量。2019年上半年，成都、重庆GDP分别为7702.37亿元、10334.76亿元，列第一梯队；绵阳、德阳、泸州、宜宾、南充的第二梯队城市中，GDP最高的绵阳市，仅1178.35亿元，约为成都经济总量的15%、重庆经济总量的11.3%。因此，未来重庆和成都要同周边市县形成一体化发展，有望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政策红利，具有针对性的补短板。

二是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互联互通。成渝中线铁路有望年内开工，成渝客专提质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完成后将大幅改善成渝双城中间城市的区域连接效率。改造完成后，从成都到重庆的高铁运行全程将缩短至1个小时之内，形成成渝“一小时生活圈”。

（5）更多城市群落地，形成“多点开花”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除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以外，预计未来五年，将有更多城市群的建设工作加速进入落地阶段。接下来最有可能出台的包括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中城市群。每个城市群将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要求，结合自身地理特点和产业结构进行差异化的发展路径。综合来看，在三纵两横的交通网络带动下，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形成城市群梯队。

第一梯队：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参与全球经济竞争，孵化世界级城市。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

第二梯队：建设国家级城市群，体现国家战略，孵化国家中心城市。如成渝、山东半岛、海峡西岸、哈中等。

第三梯队：建设区域级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点将大多聚集于城市群内，同时人口也将继续流向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和外溢效应充分的次核心城市，带来的是生产要素的再次分配。最终的结果或将成为，经济增速的绝对高低不再是衡量城市群发展好坏的标准，而是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以及在全国范围内产业链的健全程度和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

▌  收入增长有力支撑消费，消费市场成长为全球第一

消费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最终端，也是需求的最直接体现。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很大程度就是需要通过打通堵点，真正让消费成为经济需求侧的核心动力、主导动力。以消费为主的国内大市场，推动形成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将成为“十四五”时期及之后的重要看点。

●  更加坚实的收入增长有力支撑消费持续扩张

经济增长带来的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是消费增长的基础。“十三五”以来，中国消费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已经从2016年初的33.2万亿增长到2019年的41.2万亿。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增速维持在中高速水平，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6年到2019年间，GDP年均名义增速为9.5%，人均GDP增速为9%，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为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9.4%。预计“十四五”时期改革将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劳动力要素将分享更多经济产出，劳动报酬提高将带动消费增长。相比于历史上的美国，中国劳动力效率提高得比较快，但是劳动力获得报酬提高得比较慢。“双循环”下要求经济效率进一步提升，同时优化要素的配置和回报。预计“十四五”期间劳动力要素将分享更多经济产出，劳动报酬的提高直接带动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增长，也符合“双循环”下消费作为经济内循环的重要环节这一特点。

土地、资本、劳动力市场化配置再升级，分配结构明显改善，促进部分群体增收释放消费潜力。目前，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近些年有所走高。中国当前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小幅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但从绝对规模来说，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8%左右，二者绝对规模有较大差距。从中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来说，中国在2000年后持续高于国际警戒线0.4的标准，从2008年到2015年间逐步下降，但2016年后又呈现掉头向上的趋势，这与CFPS数据库呈现出中国家庭贫富差距2016年至今出现扩大的结论相吻合。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体制的意见》（简称《意见》），《意见》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协同改革做了具体的部署。土地方面，要求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力等，最大化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益。资本方面，要求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制度，扩大资本市场开放，增加市场供给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劳动力方面，主要聚焦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积分落户等等相关措施。要素市场化改革也将是“十四五”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取消土地流转和劳动力流动限制等改革将显著提高农民或部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此外，“十四五”期间也将加强再分配制度的改革，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综合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改革，实现“十四五”中提到的“分配结构明显改善”，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中产队伍”的壮大，预计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将下降，对应的是消费率的提高。一方面，社会保障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内容，社会保障的提高可以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降低居民储蓄率，对应提高消费率。另一方面，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调节，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有所改善，中产队伍会进一步壮大。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测算[1]，202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超过5.6亿人。2016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不足40%，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接近60%。目前中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  中国消费市场将成长为全球第一

中美消费市场规模差距进一步缩小，“十四五”期间中国消费市场规模有望成长成为全球第一。随着中国消费市场日趋成熟，中国消费市场规模（社消总规模）与美国消费市场规模（零售与餐饮业销售额）在不断接近。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模已经达到了41.2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6.9计算，接近6万亿美元的水平。同期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是6.2万亿美元，总体来说差距较小。在2020年全球疫情背景下，中美的消费市场均受到负面的拖累，但考虑到中国的疫情管制较为有效，因此经济的修复情况将好于美国，消费市场同样。按照我们的估算，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可能将达到-4%左右，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增速为-7%左右，假设2020年美元兑人民币均值约为7，预计2020年中国社消市场规模约为5.6万亿美元，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约为5.8亿美元，基本接近。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消市场的增长潜力，预计中国将在“十四五”期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  消费将由“四类人群”主导

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特征不同，到2025年，预计中国的消费将主要由“四类人群”主导。根据联合国预测，再经过“十四五”时期5年左右的发展，中国人口老龄化显著，届时中国将有3亿老年人、5.6亿中产阶级、1.8亿“90后”以及大量的“00后”和“10后”，这四类人群对应着巨大的市场规模并各自具有鲜明的消费特点，料将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充足的终端需求。他们不仅是未来消费政策重点支持的对象，也是供给侧消费类企业通过创新商业模式、完善产品种类所主要面向的群体。

3亿老年人：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带来医疗、养老、保健、老年人旅游等养老相关消费增多。根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稳增长，预计2021年-2030年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促使医疗、养生保健等消费增加，同时对养老院、看护保姆有进一步需求。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老年群体消费水平提升、促进老年人旅游、老年大学产业发展。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使用手机及互联网，针对老年人的网络产品及网络营销或是新的消费热点。

5.6亿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将成为经济中的主要人群，这部分人群消费意愿更强，有望促进健康、体育、旅游和家政服务类消费。按照世行标准计算，2018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占比已超过3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初步预计到202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超过5.6亿人，涵盖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新城市中产”引领中国整体消费观念的改变。他们对信用卡消费的接受度提高，重视理财；关注运动、膳食健康，更具保健观念；热爱旅游，关注护肤健身。消费方式上，更多的选择通过线上采购生活所需，对家政服务持有更开放的态度。此外，根据腾讯理财通《2019新中产家庭消费与理财报告》，子女教育支出成为新中产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最大开销。报告指出，2019年，55%的新中产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10%-30%之间，9.9%的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占总支出比例超过50%；31.2%的新中产家庭预期将在2020年提高子女教育支出比例，而且，收入较低的家庭更有意愿增加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

1.8亿的“90后”和大量的“00后与10后”：各有特点，推动不同消费市场的发展。不同年龄段的人口消费特点差异明显，“十四五”期间“90后”刚迈入中年阶段，有一定的消费能力，注重健康且追求时尚。同时由于生活工作节奏加快以及婚育观念转变等原因，单身人口较多，因此对情感满足类的消费有较大需求，例如宠物相关的一系列消费预计将成为该部分人群的重要支出，中国养宠物的人群中“90后”是占比最大的一类，约为48%。“00后和10后”主要出生成长于千禧年后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这部分人群对电子消费品和网络的利用效率更高，电竞游戏、线上教育的主要客户也来自该部分人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该年龄段人口对国家文化的自信心较高，对应对国货服装、化妆品和文娱等喜好程度更高。

●  线上消费占比进一步提升

线上消费形式丰富，网购平台的快速发展推动消费增长。“十三五”期间，伴随着智能化终端的进一步普及，线上消费市场进一步渗透，居民线上消费占比显著提升。2016年初以来，居民网上零售额占比从10.8%上升至2019年的20.7%。从增速来说，虽然2017年以来线上商品和服务零售同比增速逐步下滑，但总体增速仍然维持10%以上的高增长。最重要的是，线上消费的形式不断丰富，不仅将店铺线上化，同时推出了直播带货等新型方式，起到了扩内需、促消费的作用。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直播行业用户规模高达4.33亿，全网渗透率高达50.7%，用户粘性较高，且越来越多的用户逐渐习惯直播消费。线上消费者的占比中，三线及以下的消费者占据一半以上，网上消费帮助消费者克服了物理距离，与一二线消费者共享同品质的商品服务。

●  服务消费前景更加广阔

预计服务贸易逆差显著收窄，转向国内消费，反向促进国内服务业供给改善。中国从1997年开始服务贸易项下呈现逆差，2009年起旅游成为逆差的主要贡献项，截至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项下逆差为2611亿美元，其中旅游逆差为2189亿美元，占比为84%。2020年由于疫情的原因跨境旅游基本取消，1-8月累计服务贸易逆差总计7054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其中93%都是由旅游项下逆差的收窄所贡献的。借着服务贸易的逆差收窄，国内也积极推动相关供给行业的改革，例如疫后推出海南市内免税政策，在旅游恢复后的三季度中，海南免税购物实现2.3倍的增长。目前来看，在新冠疫苗全球范围内注射之前，预计跨境旅游难有较大改善，国内消费政策也将在相关消费领域积极实行供给侧的改革，以提供更为丰富的供给。

出国留学受阻、人口老龄化等带来的高端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服务消费呈现巨大潜力。一方面，全球尚未走出疫情阴影以及近些年逆全球化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导致中国的出国留学需求增长放缓，尤其是2020年疫情以来，很多国外课程改为线上，国内的学生不仅需要配合海外上课时差，而且在支付高昂的学费的同时无法感受海外的学习环境和人文氛围，因此也出现了很多学生放弃海外高校就读的现象。另一方面，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医疗、养老、保健等服务行业的消费需求会进一步增长。高端教育和医疗养老都是服务消费的重要内容。以上需求端的推动将助力中国在教育和医疗养老等行业供给侧的改革。国内政策可以通过进一步放开服务消费领域的准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让国内市场提供差异化更为丰富的商品。

●  “智慧生活”场景丰富，形成重要的“消费生态”

5G、人工智能等技术进入大规模应用，物联网联通居民生活各项场景，“智慧生活”中的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智能驾驶等，形成一种全新的“消费生态”。5G网络建设伴随着国内运营商资本开支增速的不断抬升而逐步完善，预计到2020年5G新建站数量达到最高峰，网络的完善将带动终端的硬件设备的应用大范围铺开。基于5G网路的物联网塑造出的“智慧生活”的消费生态将带动智能家电、智能穿戴、智能驾驶等领域的消费爆发。尤其是智能驾驶领域，目前全球智能驾驶的车企先锋特斯拉在新能源汽车的全球市占率已经达到18%，伴随着智能、电动的技术变革，新能源汽车与自动驾驶将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居民对智能生活的追求开始逐步导入到家、车等更多场景中，智慧社区、智慧家居以及智能驾驶等新消费场景应运而生。从市场的成长性来说，新能源与自动驾驶行业可能在未来五年中迎来爆发式的成长。从新能源车销量来看，伴随着政策的补贴和智能驾驶与自动驾驶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应用，新能源汽车销量不断攀升，预计到2025年新能源车的市占率要从当前不到5%提升到18%。随着智能终端化的进一步演进，“耳朵”+“眼睛”+“体感”相关终端将快速普及。智能穿戴相关的AR\VR眼镜，智能手表等设备也将进一步改变居民的信息接收方式和生活习惯。总体来说，基于智能化基础设施和相关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居民的“智慧生活”方式将进一步丰富，形成全新的消费生态。

▌  在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中继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

“双循环”新格局与“持续扩大开放”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绝不是矛盾对立关系。在2020年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中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可以看出，畅通“内循环”，也是为了促进“双循环”，以中国经济发展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双循环”绝非“自我封闭”，恰恰是我们在新的阶段，让世界更好分享中国增长红利的趋势和方向。

●  辩证看待新环境：克服了危即是机

客观地说，未来20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比前20年更为复杂，不确定性更大。一方面，虽然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但逆全球化倾向可能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给全球经济互联互通带来挑战和挫折；另一方面，中美战略关系进入新阶段，G2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虽然中国一直本着开放、真诚的态度寻求国际合作，但合作毕竟需要双方，从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变化来看，很可能仍然是竞争多于合作。

运用辩证思维审视外部环境的变化，看到“危”更要看到“机”。必须承认，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中国与世界的经贸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要看到，从更长期视角来说，全球化仍然是必然趋势，每一次“逆全球化”思潮实际上都是反复而不是反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在挑战与困难面前，只有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才可能跨越文明冲突陷阱。世界退不回彼此封闭孤立的状态，更不可能被人为割裂。越是在危机时刻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越是能在危机之后享受更多再全球化的红利。

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的背后，是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问题。在2000年以后的全球化中，技术革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布局生产基地，也促进了“机器换人”，虽然发达国家普遍在全球化中受益，但对国内居民来说影响却是非均衡的，部分人群利益因此受损，产生了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激化了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矛盾，影响外溢进而质疑和否定全球化。因此，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问题的缓解，可能是再全球化的前提。对中国来说，也必须在推动国际交往和经贸合作中，持续不断地改善国内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全社会产出的比例，降低收入分配差距。

中美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仍然较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全球各国通力合作，纷纷采取一揽子逆周期政策，推动了全球经济复苏。在2008年11月的G20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会后的宣言提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严重挑战之际，G20领导人决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的必要改革”。然而，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冲击中，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并没有再次牵头组织全球应对，反而作出了退出WHO、淡化疫情、指责他国的举措。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2018年开启的中美贸易摩擦没有完全尘埃落定的条件下，新冠疫情让G2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这种趋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因为美国执政党的更替而产生实质性改变。

客观地说，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世界多样性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面对外部环境的多变，我们只要持续不断做好自己的事，就仍然会持续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我们预计2020-2025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进一步提升，到2024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有望超过20%。再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增速有望持续比全球总体快2个百分点左右，这意味着到“十四五”末，全球每年经济增长的约三分之一左右将由中国贡献。按照IMF在2018年的预测，如果没有冲击，中国有望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我们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考虑到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的5-10年仍有望维持快于全球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这意味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可能会早于疫情前的假设，并且在更长的时期内中国将逐步实现与人口规模相对匹配的经济总量。

纵观外部环境，中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虽然经济全球化短期内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但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在中美之间国家战略竞争博弈中，时间于中国更为有利，只要我们持续做好自己的事，就能进而有为、行稳致远。需要看到的是，新的国际环境是危中有机，危可转机。对于中国来说，克服了危就是机。

●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双循环”绝不是“自我封闭”

虽然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我们认为：中国会始终坚持扩大开放的政策，而且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讲话中提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无意跟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将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将助力世界繁荣稳定，中国将继续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扩大，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2000年，中国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逐步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初期的外汇短缺和储蓄不足问题。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今，中国加入WTO之后，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坚持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到2019年，在全球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均超过了10%。与此同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超过16%，高于出口和进口金额占比，贸易占比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9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28.1%，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预计到2021年，中国消费市场也将成为全球第一，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中国的制造业体量优势和强大人口存量背后的消费市场，将推动中国成为全球的“供给中心”和“消费中心”。从更长时期的视角看，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提升还将以较快速度持续。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都将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基本坚持。中国未来的对外开放应该是多维度、全方位的。一是在货物贸易领域，预计会继续提升市场开放水平，削减进出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二是在吸引外资上，预计会继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放宽市场准入，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三是在技术合作上，保护国内外所有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知识产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贯彻落实下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四是在服务业开放上，金融、养老、医疗、教育、文旅以及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预计将为外资进入制定更详细具体的实施方案，服务业开放将成为“十四五”之后对外开放变化最显著的领域；五是继续推动设立自贸区以及已有自贸区扩容，2020年9月，国务院公布了北京、湖南、安徽三个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和浙江自贸区扩展区域方案，中国自贸区数量增至21个，已构建由点到面、辐射全国的自贸区网络，“十四五”期间预计将进一步完善以自贸区为基点的全面开放格局。六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进一步探索促进跨境人民币使用，促进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和基础设施互联，不断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下人民币自由兑换。我们认为，中长期美元可能走出一轮弱周期，这从客观上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推进。

●  践行多边主义，共谋发展、共享成果

多边主义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中一以贯之的方向。早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曾经讲：“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并且明确：“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搞技术合作，甚至于合资经营、技术改造。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谈到对外开放时讲话）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对外开放更是会坚持多边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再证明，奉行单边主义、以邻为壑、‘甩锅’他国只能制造矛盾、加剧分裂，使世界向‘丛林时代’倒退。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才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才能有效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我们的多边主义是更纵深的多边主义，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包括美国的州、地方和企业，我们都会积极开展合作，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元化的开放合作格局。从战术策略上，对拉美、非洲、欧洲大陆、英语系国家、日本和东盟、中东和俄罗斯等各个经济体和区域圈，中国会在尊重不同的价值文化、不同的文明信仰，考虑不同的发展水平以及与中国既有的战略关系，在此基础上坚持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践行多边主义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3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7%。中国的医疗物资和人道主义援助通过中欧班列被运送到相关国家和地区，有效帮助各方抗击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亚投行宣布设立“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恢复基金”，三个月时间里，为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哈萨克斯坦等12个国家提供了总金额高达59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第二季度G20国家GDP平均下降6.9%，而“一带一路”相关举措有力地支持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对于助力全球经济复苏及发展将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对外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抓手。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重塑，“一超多强”的格局逐步褪色，“中美G2+多个区域经济循环”的多极化格局将更为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成功串联起欧亚非大陆板块，从而为全球治理体系完善作出突出贡献，推动世界各国共谋发展、共享成果。

●  开放中统筹发展与安全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这是一个新的提法，需要高度重视。在未来的发展中，一个新的理念是“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我们认为，未来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高度注意的是三类安全：

第一是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这次全会中对富国强军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特别指出：“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这些具体要求会推动中国国防军工产业在“十四五”迎来跨越式的快速发展，预计整体产业水平将再上台阶。党的十九大提出“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在“十四五”规划更为详细的部署下，军民融合产业也将加快发展。

第二是粮食安全。中国需要以世界10%左右的耕地、6%左右的淡水资源，养育世界近1/5的人口。虽然主要粮食作物基本自给自足，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基本保持在97%以上，但是棕榈油、橡胶、大豆等产品进口依存度仍在80%以上。中长期来说，中国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同时，全面升级节水灌溉、农机装备、农药研制、肥料开发、加工储运、循环农业等应用技术，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依靠科技手段和农艺农技应用，增加粮食供给，提升粮食品质。

第三是能源安全。由于中国“富煤、贫油、少气”的基础能源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中油气的对外依存度很高。2019年，中国原油进口量50572万吨，增长9.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70.8%；天然气进口量9660万吨，同比增长6.9%，对外依存度达43%。中长期来说，必须加大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和建设，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依赖。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此战略推动下，风电、水电、核电、光伏、新能源交通工具等产业都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注重安全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是统一的，我们预计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的部署，中国将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同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24日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来源：中信证券宏观研究，作者：诸建芳、程强、刘博阳、玛西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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