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到底有没有挪用军费修颐和园？甲午战争到底是咋输的？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太后下旨，准备成立一个统一的主管海军的政府机构，这是对中法战争海战失败的反思，也是为了削夺军机处军权的一种考虑，宣称：“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著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责成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设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根据这道任命，醇亲王奕譞等一改以往推诿、观望之态，迅速筹划就绪，于九月十七日(1885年10月24日)奏请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同日懿旨允准。其速度之快，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颇属罕见。
▲醇亲王奕譞：海军衙门的主管大臣
从此，中国近代化的海防力量由中央政府直接运筹。从某种程度上讲，海军衙门的设立是太后弱化军机处权力的一种手段，当然这对于国防事业而言是一种进步。任命奕譞为海军衙门首脑，一方面是表现出对皇帝父亲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因为奕譞是太后的妹夫，自己人。在这次人事安排上，奕劻又一次获得了提拔，成为海军衙门的会办大臣，与李鸿章并列。从任人唯亲的用人逻辑而言，奕劻的地位又高于李鸿章。
▲李鸿章大人：北洋水师在缔造者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大臣奕譞在皇族亲贵中素有“知兵”之誉，不过他的这种“知兵”不过是弓马骑射而已，对于近代化的军事，则是懵懂无知的。两位会办大臣，也只有李鸿章对洋务军事是比较懂的，毕竟李大人是大清帝国改革开放运动重要实践者。奕劻呢?他对海军事务更是一窍不通了。外行指导内行，这也是帝国的一种政治逻辑。
▲年轻时的奕劻，还是庆郡王
甲申易枢之后，在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帝国政治班子中，礼亲王世铎、醇亲王奕譞、庆郡王奕劻可谓三驾马车。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光绪亲政，礼亲王自请辞去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不过被太后慰留。从此，礼亲王逐渐淡出核心，朝中以奕譞、奕劻为重臣。光绪十六年(1890年)十一月，醇亲王奕譞突发疾病，不久薨逝，享年五十一岁，朝廷谥其“贤”，配享太庙。
奕譞的突然辞世可能与其长期以来的紧张心理有关，长久以来，奕譞在慈禧太后的难测天威之下战战兢兢地生活，心理无比压抑，他害怕哪天就会大祸降临，如此紧张的心理导致了身体越来越差，最后重疾而亡也是意料之中。《清史稿》对他的评价是：“醇贤亲王尊为本生亲，乾乾翼翼，靡间初终”，可谓中肯，奕譞的一生就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一生。
▲醇亲王奕譞一生战战兢兢，就是因为怕太后
奕譞的病逝，使得帝国权力中枢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真空。填补真空的，只能是庆郡王奕劻。在奕譞病逝的前一年，也就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奕劻被任命为宗人府右宗正，这是皇族内部的显耀职位，相当于宗人府的副长官，作为远支宗室，奕劻能获此职，简直就是提拔的节奏，权倾一时的恭王奕䜣也曾担任过右宗正。同样是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大婚，太后加恩赐予奕劻四团正龙补服，其子载振头品顶带，这可谓是天恩浩荡。
醇亲王奕譞的病逝，给奕劻的上位带来了机会，昔日炙手可热的恭王奕䜣，此时已经赋闲在家，没有角逐政坛的野心了，咸丰皇帝的其他兄弟早已淡出政治舞台，都成了富贵闲人，礼亲王世铎本无权欲。故而，庆郡王奕劻成为取代奕譞的不二人选。不久，太后颁下懿旨，命庆郡王奕劻主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总理。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太后六十万寿，特别加恩晋封奕劻为庆亲王。从庆郡王到庆亲王，奕劻等了九年的时间，庆王家族几度浮沉，如今又恢复了亲王的爵位，九泉之下的永璘想必也会宽慰了吧。
▲太后也想万寿无疆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干支纪年为甲午年，这一年对中日两国都非比寻常，因为这一年这两个东亚近邻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史称甲午战争。
▲日本明治天皇的一家人
关于甲午战争，一直有一种播传甚广的流言，就是所谓的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一事，而其中的操作黑手就是醇亲王奕譞和庆郡王奕劻，奕劻得以晋封亲王，也被认为与卖力修园子有关。真相究竟如何呢?
根据学者考证，慈禧修颐和园的经费名义上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但实际上却是各地督抚孝敬的钱，只是挂靠在海军军费的名义下。1888年秋，醇亲王通过李鸿章，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总督、巡抚授意，要为孝敬太后修颐和园。但顾及自身形象，当年的执政者也觉得这事不光彩，醇亲王于是就想出以海军的名义筹款，最后共集260万两白银。这260万两，除一部分用于修建颐和园，剩下的都投入到铁路建设。由此看来，修颐和园的钱和海军经费没有半点关系，这份钱原来也不属于海军。醇亲王奕譞一直背负着挪用军费孝敬太后的罪名，而奕劻也跟着枉背了多年的骂名。
战事之开，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角逐有关。朝鲜自明代开始就是中国的传统藩属国，清代明后，尽管朝鲜君臣对于满清这个“蛮族”朝廷有很多不屑，但是在现实力量对比面前也选择了宗奉大清为宗主国。进入近代以后，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成为挑战大清在东亚朝贡体系地位的力量。19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凭借武力打开了朝鲜的门户，日本势力逐渐渗透进入朝鲜半岛。朝鲜位于东北亚中心地带，毗邻中国，与日本隔海相望，1860年俄罗斯侵占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区域，得以接壤朝鲜，并攫取了太平洋方向的重要出海口，渗透半岛野心也随之膨胀。欧美等强权亦相继与朝鲜当局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参与半岛利益的竞逐。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觊觎韩半岛，意图从政治、经济、外交全方位掌控朝鲜，进而染指东亚大陆。大国环伺，合纵连横，矛盾错综复杂，利害重迭交织，在自主、开放、渗透、反制的激烈碰撞下，动荡、变局也就在所难免了。
甲午中日对决源于朝鲜王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1894年)一月，朝鲜秘密会社东学党发动武装起义，声势浩大，两月余席卷半岛。根据宗藩惯例，朝鲜国王李熙向北京大清朝廷告急求援。清廷闻讯后，于四月，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000人，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中日两国对于朝鲜问题，曾经有过一个《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两国任何一方出兵朝鲜，都有告知另一方的义务。根据条约精神，大清在第一时间将出兵一事电告日本政府。大清出兵之后，起义军很快闻风而退，不久，朝鲜政府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起义就平息下去。
东学党事件如此轻松地解决了，这让一直企图火中取栗的日本大感意外，不过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放弃这次出兵朝鲜的大好机会。在中方出兵不久，日本立即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战争的中枢机构。1894年6月9日，日本派先遣队400多人，在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的率领下，以《济物浦条约》规定之日本有权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同时又根据《中日天津条约》知照中方，其后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进驻汉城。
中日两国同时屯兵朝鲜，擦枪走火的概率极大。这种情况上报国内，朝中诸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作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和总理海军衙门大臣的奕劻，可谓帝国宰相，他又是如何处理这危局中的棘手难题的呢?目前现有的史料，几乎找不到在朝鲜事件的初期，奕劻是怎样一种作为和态度的。没有记载，可能意味着不作为。根据当时担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的文廷式所记：“朝鲜兵事初起时，凡有要电，均由译署、枢廷酌改而后进御，其蒙蔽之术，为古今所罕见。”这里所说的译署，就是总理衙门，枢廷则是军机处，二者均是奕劻负责的机构。文廷式是天子近臣，也是日后帝后对立期间帝党的骨干官僚，他的记载可能会有一点主观色彩，不过这种回忆大抵也应该能反映当时的实情，也就是在战端将开之际，奕劻等人极力掩饰危机，蒙蔽光绪皇帝。奕劻此时如此打算，并不简单是为了掩饰危机、粉饰太平。“不轻启战端”是当时清廷的决策，不将危机告知光绪，并不意味着奕劻不把情况密告给太后。太后的看法，才是帝国真正的政策。
▲袁世凯：朝鲜问题的重要角色
尽管大清方面极力想避免战争，日本那边却想着把事态搞大。东学党事件平息之后，朝鲜提出中日两国都撤兵的要求，于是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开始和清廷驻朝大臣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大鸟虽然口头上答应袁世凯撤兵，甚至就要达成书面协议，但是日本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不可能同意撤兵。所以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大鸟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则在6月15日抛出了“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从而使共同撤兵协议一笔勾销。此后，日本开始不断增兵，6月16日大岛义昌少将率领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在仁川登陆，到6月28日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登陆，侵朝日军达到8000余人，比起驻朝清军已占绝对优势;而清廷则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按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撤兵，举棋不定，最终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从此之后，中日两国陷入毫无效率的谈判之中。日本是存心挑衅，而大清则一味希望列强介入干涉。最后，到了7月14日，中日谈判破裂，日本宣布断绝外交关系。
▲军机处值班室
随着危机的升级，清廷的朝鲜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在日本宣布绝交的当天，清廷也发布上谕，准备对日作战，这不仅是光绪皇帝的意思，也是太后的决定。朝廷决策变化了，奕劻当即奏请召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扩大会议，称“朝鲜之事关系重大，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奕劻的意思就是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在让核心集团少数人决定了，得需要集思广益。光绪皇帝挑了两位老成练达的大臣参加军机处、总理衙门联席会议，翁同龢和李鸿藻。这两位都是名声在外的清流官员，不过对于外交事务知之甚少，平日好发高论而无实际建树。在这帮官僚的商议下，数日之内没有任何结果，仍然在战与不战之间徘徊不定。
朝鲜局势的发展，并不允许朝中大佬再有时间犹豫不决了。1894年7月25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丰岛海战爆发，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悍然击沉了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制造了高升号事件。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
“高升”号事件让清廷决策层看到了国际干预的希望，一艘英国商船被日军击沉，这足以大做文章，挑起国际事件。“以夷制夷”，这是数十年来大清外交的总思路，作为总理兼外长的庆亲王奕劻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丰岛海战之后，朝中很多人认为朝廷必然立即对日宣战。帝师翁同龢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初拟见枢廷今日必宣战及布告各国”，翁同龢的预料是错误的，因为当日庆亲王奕劻告诉他“所闻不尔”，也就是不会立即宣战的意思。清廷的这种态度意味着朝廷在战与和的抉择上存在分歧，也说明了帝国决策体系的低效。直到丰岛海战七天之后，清廷才正式对日宣战。
▲ 翁同龢：误国清流重臣
深受和平外交思想影响的奕劻在中日战争开始之际，仍然寄希望于和平解决争端。奕劻首先希望的依然是欧美列强能够介入，迫使日本罢兵谈判，使朝鲜危机重新回到和平解决的轨道上来。即便是宣战以后，奕劻仍然是数次拜会各国驻华公使，希望他们能够游说本国政府出面给日本施加压力。奕劻的这种想法与李鸿章非常一致，很难说不是受到李鸿章外交思路的影响。除了在各国公使中奔走游说，在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奕劻还数次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想用笼络的办法，消弭战争的危机。在战前不久，奕劻曾奏请让日本代理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觐见光绪皇帝，以示对日本的礼遇。驻华公使觐见大清皇帝，在当时的天朝观念中确实是礼遇，曾经法国公使想要以跪拜为代价，换取在大内觐见光绪，都被奕劻拒绝了。不过，在现实主义外交面前，奕劻的这种礼遇优待对日本人毫无意义。小村公使在觐见结束之后，竟然照会了总理衙门，说大清必须为朝鲜发生的一切负全责。这不啻是打了奕劻一个耳光。
如果说奕劻一味指望谈判解决朝鲜问题，而对战备毫不关心，这实在是冤枉了这位庆亲王了。对于朝廷的备战计划，奕劻也还是比较积极的。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四日(1894年7月6日)，李鸿章奏请朝廷拨付军费二三百万两。光绪皇帝当日命海军衙门和户部会商解决。第二天，奕劻便约上翁同龢一起商议，最后决定一家出一半儿，共筹集海军军费三百万两。从这一点看，奕劻对战备还是很上心的，起码军费筹集是很高效的。除了筹措军费，办些后勤工作之外，奕劻还曾两次奏请带兵出征。不过，这种事情不过是姿态而已。一次是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一日(1894年8月21日)，奕劻奏请率兵督军在九连城一带堵截日军;一次是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94年9月21日)，奕劻奏请率劲旅出关作战。两次奏请都没有得到帝后允许，太后和皇帝都知道奕劻哪有打仗的本事呢?庆王奏请出征不过是向朝臣显示自己的忠勇罢了，满洲权贵此时早已不是入关的八旗猛将了，能上战场的几乎没有。不过，有人奏请出征就被批准了，这个人就是光绪的岳父、慈禧太后的弟弟、承恩公桂祥，桂祥也上奏表示了自己忠君爱国的姿态，请求带兵出关作战。可没想到，光绪皇帝朱笔一挥，就让自己的老丈人真的去关外带兵了，结果自然是一番折腾。皇帝这么搞，明显是对自己的皇后不满意，想收拾一下老岳父。此事之后，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就更为恶劣了。
无论庆亲王奕劻是想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鲜危机，还是积极筹饷备战，最后中日甲午战争还是以中国战败告终。甲午战败，对中国而言不啻天崩地裂，央央天朝居然败给了蕞尔岛国日本，中国人不能不为之深思。甲午战败，对朝廷权力格局同样产生极大影响，最受冲击的是两个人，其一是李鸿章，其二是庆亲王奕劻。李鸿章是北洋水师的实际经营和管理者，又是战后《马关条约》的签字者，战败之后，李鸿章成为举国唾骂的汉奸。
在天朝体制下，李鸿章成了必不可少的替罪羊。庆亲王奕劻是皇室贵胄，也是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当家人，天朝战败，他难辞其咎。在朝廷内外的强烈呼吁下，老成谋国的恭亲王奕䜣复出了，担任总理衙门大臣，兼管海军衙门、督办军务。庆亲王奕劻则降为总理衙门帮办大臣。当然，复出的恭亲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锋芒，彻底成为慈禧太后的奴才了。这种人事调整，对庆亲王而言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战前他的地位非常显赫，根据文廷式的记载：“咸丰朝军机大臣之权不及御前大臣，故肃顺当国未尝兼军机也。近来庆亲王任事，权亦在枢密上。然虽为御前大臣，而其得权则在海军、总理两衙门，与肃顺当日异。以疏属承嗣而骤封亲王，近代罕见。”
文章来源：朱言论史（头条号）
作者简介：朱淑君，文史作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著有《牛人袁世凯》、《庆亲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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