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淡水太阳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逝世。
杨绛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命运多艰，身上却永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悔的向上之气，到了老年，脸上的淡定从容更是散发一种别样气质。那么，在先生眼中，什么样的婚姻才是理想婚姻？什么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的为文为人，淡水太阳风度，镇静而持久。“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句话，倒很可以概括她的心境。
她的娴雅的风度，从文章可以品味出来。《干校六记》小引文章中说道：“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下的小穿插。现在时过境迁，也可以说是水落石出。这次运动也如同历次运动，都少不了三种人……如果一定要记，有人会记愤，有人会记愧。一般群众会惭愧自己糊涂，随着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惭愧自己怯懦，虽知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是对运动不积极参加罢了。”它至少可以做一个参照——使人窥见那些从阴霾底下穿越而出的人物，所经历过的凶险，所遭遇过的苦难，所存留的伤痕。因此都说她的“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依然保留了忧而无伤、安静娴雅的气度。她如同一棵临渊的树，人们在急湍里奋争，她心在潮流之外，不屑于急流勇进。
在她95岁以后，极少见客人。季羡林曾说，“不要去打扰老太太。对她最好的尊重，是给她安宁”。她一贯淡薄与出世，婉拒是她的必修功课。
2005年，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诞辰400周年。忽有人对杨绛翻译的《唐吉诃德》译本提出异议，话也说得有失尊重。她自然不会开口，学界却为她鸣不平。我记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的《杨绛文集》中，收录了她的《记我的翻译》一文。文章是上世纪80年代写的，谈到了翻译《唐吉诃德》的前前后后，也谈到了另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的翻译过程，也正巧谈到她的翻译观。我想，或许对该文的摘编也是真相的一种间接映证。于是通过其法律顾问吴学昭引见，电话直接打到杨绛家里。
“你说话一定要大声啊！”阿姨先在电话里叮嘱我。然后传来杨绛的声音：“我现在快成一个聋子了……”她的声音很轻，很慢，很稳。我说明意图。她说：“……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可以借书给你。”
杨绛三里河的家，可谓闹中取静。那是夏季里最热的一天。我一路驱车，神思纷乱，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不堪。但在敲门的一刻，人从内到外安静下来。
她穿浅色的棉布衬衫，很安静，很友善，走路很轻。引我到客厅沙发，吩咐阿姨倒茶。她营造了一种妥帖舒适的氛围，也以沉默和微笑回答我的来意——都说沉默和微笑是智者的处世之道，有道者却无形于道。“我知道你对我好。”她说：“我耳朵听不太清楚。如戴上助听器，耳边又像是打雷。不过我们可以笔谈。”我瞥见一只铅笔和一张白纸就平放在茶几上，是她早预备好的。
在我喝茶的间歇，她忽起身回房，搬出几本厚厚的《杨绛文集》，回身坐下。可是嫌茶几距沙发太远了，伸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发力猛地拉动茶几。然后在我惊讶的目光下，准确地翻到《杨绛文集》第67页，指示我的注意。她神思清晰，动作敏捷。这一年她96岁，我不能相信她的年龄。
“你读过的《我与<吉尔·布拉斯>》一文，是不是摘自这？”她大致说了，在《记我的翻译》一文里，哪些部分是关于《吉尔·布拉斯》的，哪些部分是关于《唐吉诃德》的。她用铅笔一一做了注释。从哪起，到哪止，删减什么，接续到哪里。还在一些名称下面画了横线。听不清楚的话，都写在纸上对谈。她的谈话语句之间有着严密的内在逻辑。并且我相信，她的反应一点不比我慢。就在我放下纸币之前，她忽然笑问：“能不能求你件事——今天你只是小朋友，不照相，好不好？”
我的礼物，其实她已准备好了——一枚三联书店特制的《我们仨》书签，上有钱钟书先生、杨绛先生、钱媛女士三个人的印章。其中一张照片是三人合影。“那是1950年清华校庆日的清华大学宿舍。当时我们住在清华，和林徽因是邻居。”她笑道：“我抱的小猫刚满月，这双皮鞋的皮子是很好的。”
我把原文更名为《我与钟书的翻译往事》予以刊发。文中说：“我问锺书，我读西班牙文，口音不准，也不会说，我能翻译西班牙文吗？他说：‘翻译咱们中国经典的译者，能说中国话吗？’他的话安了我的心”。文中她谦和道：“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其中涉关重译《堂吉诃德》的来龙去脉，或许对陈明真相有所助益。
修炼与涵养，固然使她睿智和淡薄。但淡薄归淡薄，她对于学术还是认真的。她不会出面解释什么，但如果机会适宜，她显然还是愿意说明情况的。她的头脑非常清晰。也并不因为自己的年龄，而放弃申明的权利。
我后来又拜访过一次杨先生家。那天刚巧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姊妹篇《我们的钱媛》一书送来。在她的书桌上，她用笔慢慢在扉页慢慢写下来：“徐-虹……”，再往下写，第三个字是“小”字——我呆了一呆。结果她写的字，是“徐虹小友存念”。阿姨在旁说，杨先生真是给足面子了！我心里当然是知道的。
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含忍和自由是辩证统一的。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社会学家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意为:每天都有新经历和新感觉)。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钱瑗曾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
如今斯人已逝，芳香永存，“再不用‘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望先生一路走好”，“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也给那个时候美好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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