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影导演都“待家乡如初恋”?
作者 / 念北
“你是哪里人?”
这恐怕是像拍sir这样的“社恐”参加业界各种名目的聚会时,最常被问到,也是最容易打破尴尬气氛的话题之一。
月是故乡明。又到一年中秋佳节时,似乎思乡的情绪总会来得更浓一些。事实上,关于故乡的种种,也是很多导演们乐于创作的母题之一。像是执着如贾科长,让山西汾阳成了他的电影爱好者们无法避免的研究地标。而王家卫的电影里,总也氤氲着老上海的摩登风情。
除此之外,我们也总能在一些导演的电影里看到他们夹带的私货,或是取景于自己家乡,或是让主角们用乡音对话。
仔细一琢磨,哦,原来如此。是为导演们的故土情结。
作为观众,若是能在电影中看到自己的家乡,难免会心有戚戚,暗自觉得和这部电影之间多了一层联系和亲近感,甚至会因此而对电影产生一些出于私心的好感。
一般来说,电影取景自何处,除了符合影片剧情的特殊要求以外,很多时候可能也暗藏了导演的某些小心思。尤其是那些对地域并没有太多限制的电影,导演们往往更喜欢选择在自己的家乡取景拍摄。
比如,出生于北京的冯小刚,他的电影里总少不了老北京的影子。事实上,翻看冯小刚的早期电影,尤其是冯小刚+王朔的组合,是将银幕“京味儿”发扬光大的最重要推手。而其最新筹备的献礼70周年电影,虽不在北京拍摄,却也在海口电影公社还原了一座“老北京城”。
而年轻一些的青年导演,也往往倾向于让自己的家乡友情出境。如韩寒,其对于自己家乡上海金山区亭林镇的偏爱和潜意识中不遗余力地宣传,甚至于连自己的电影公司都以出生地命名。而在他执导的电影《后会无期》和《乘风破浪》之中,也处处都有上海城镇的影子。
此外,因《前任3》而名声大噪的田羽生,也对自己的家乡四川成都爱得深沉。熟悉成都的观众,应该能在《前任3》中看到不少熟悉的地标建筑,甚至一些已经成了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而在此前在媒体采访中,田羽生也曾说过,希望能联合在京的川籍朋友,打造一部关于成都的电影。
而像大鹏,其电影处女作《缝纫机乐队》,不仅和他的音乐梦想有关,在影片中他也把自己的故乡吉林集安市打造成了一个“摇滚之城”,可见其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丁晟导演的《英雄本色2018》将原本带着香港古惑仔的英雄故事,放到了他的出生地青岛,也别有一份风情。
当然,也有很多导演可能并不是亲自回到自己的故乡实地拍摄,但往往和故乡有关的元素成为了自己电影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符号的存在,或者是有意夹带的“私货”。
如张艺谋的电影,虽然很少有直接在其家乡西安取景拍摄的,但其电影中往往透露出一股西北的苍凉之气,尤见于早期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中,可以说他的电影中融入了故乡所赋予的精气神。
而王家卫的电影中,更是随处可见他对于上海的缱绻深情。吴侬软语、旗袍美人、弄堂烟火,是他所构建的关于“故乡”的图景,他最近的新作《繁花》则是讲述了地道的上海故事。
今年春节档上映的《流浪地球》,片中反复出现的“济宁”地标让观众印象深刻,这和本片导演郭帆是济宁人脱不了干系。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导演如徐峥,作为上海人,常常会在自己的影片或者监制/主演的影片中看到上海元素,比如在《我不是药神》中,他就秀了一把地道的上海话。
不过,比起以上这些,还有一类导演,他们所创作的电影母题往往和自己的家乡有关,也就是影片本身的地域属性比较强,而这些导演的“作者性”也往往更加突出。
最典型的要数贾樟柯。从《小武》《站台》到《任逍遥》,“故乡三部曲”让这个“汾阳小子”声名鹊起,不仅使其在中国电影史上得以立足,也让山西汾阳成了电影作品中的地标性存在。从影二十多年,贾樟柯的镜头始终围绕着山西大地。那里的小镇青年、城乡变迁,所呈现的也正是一个时代发展的缩影。
不仅如此,不缺功名的贾樟柯也在2015年回到了汾阳定居,此后开了小饭馆,办了平遥影展和吕梁文学季。可以说,作为一个山西人,在推广家乡方面,贾樟柯可谓是不辞辛劳。
与此相对,自称“没有故乡”的王小帅,却也放不下“故土情节”,在作品中处处展现着他对于童年和故乡的追寻。从《青红》《我11》到《闯入者》,他的“三线建设三部曲”,所讲述的就是作为“三线”子弟的他在贵阳生活时候的记忆和他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
从《地久天长》开始,王小帅也在构思“家园三部曲”。不难看出,这些作品都带有一些自传意味,从他的成长经验展开,带着浓厚的“故乡”色彩。
而近年来,作为青年导演中颇受瞩目且极具鲜明个人特色的一位代表,来自贵州凯里的毕赣,其作品中也有着浓烈的家乡元素。迄今为止,他的两部长片作品《路边野餐》和《地球最后的夜晚》,都是在凯里拍摄,片中演员如汤唯也逃不过要用凯里方言对话。
就像贾樟柯将汾阳推向世界,凯里也因毕赣而成为电影影像世界中的独特标志。只不过在毕赣的电影里,凯里虽确实存在,但更偏向于作为另一层次的诗意时空而展现于银幕之前。
同样的,作为藏区电影的代表,万玛才旦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展现了关于藏族生活的风貌和藏族人的精神世界。前不久,他的新作《气球》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其故事背景依然围绕着藏区展开。而事实上,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则是多年前万玛才旦在中关村路上所看到的被风刮起的气球。
可以想见,即便是身在北京,他的脑子里关于故事的想象依然来源于其故乡的点点滴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松太加、拉华加等一批藏区电影人得以走到台前,共同创造更多的藏族题材电影。
想来,这些将目光对准自己的家乡,以自身成长经历或者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为创作母题的导演们,往往更需要承载着自我记忆的这片故土来营造创作语境,从而在银幕上呈现出有着浓郁个人特色的影像风格。
可以看到,导演们选择在故乡拍摄电影,似乎会有两个时间维度的极端。(类似贾樟柯、万玛才旦等导演将故乡创作母题贯穿始终的除外)在这其中,大多数都是青年导演,或者说是在导演生涯的前期作品中会着重描写故乡,有些则是当人生阅历和执导经验到达一定程度时,开始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观角度,去回溯过往,从而回到人生起点去进行创作。
而之所以会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去拍摄,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从小生活的地方很熟悉、也有感情和回忆存在。因而,在拍摄时会更有把握,能省去部分前期磡景时间。
而有些青年导演/制片人也在采访中曾提及,回到自己家乡拍电影,有当地认识的人脉和关系网,以及朋友相助,对于制作成本也是一种节约。
而很多导演在创作时,往往会从个体的生命经验出发,因而,故乡作为他们观察世界的承载体自然也会成为他们的电影语境承载者。像贾樟柯、毕赣等导演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从小生活的故乡会给予他们想要创作的冲动和表达欲望。”这也正是他们为何会乐此不疲地描绘故乡的原因之一。
当然,故乡虽有千般好,但一次次将他们呈现在银幕之上,难免会有挑剔的观众,觉得导演们是在重复创作,甚至会产生一定的审美疲劳感。也有一些观众担心,一旦执拗于故土,是不是除了故乡之外,就拍不好其他类型的电影?
想来,这对于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成熟电影导演来说,或许并不是问题。地域并不会阻碍其创作表达上的进步,只有没有灵魂的故事和想法才会。而对于更大版图的国产电影来说,将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城镇搬上银幕,反而拓宽了电影的表现边界。
比如最近逐渐崭露头角的顾晓刚、仇晟等“杭州帮”青年导演将江浙一带的风土人情展现给观众,成了又一极具地域特色的电影图景。
当然,拍摄故乡与否,可能也只是导演们的个人选择和他们的私心情结。对于观众而言,若是还能够从他们的电影中感受到活力和生命力,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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