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在一起的时候
柳鸣九 - 《读书》 - 1982
到了巴黎，安顿了两天以后，我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到蒙巴那斯公墓去看让·保尔·萨特。很自然，在我向法国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提名要见的作家名单中，西蒙娜·德·波伏瓦也就名列首位了。我想去和她谈萨特。同行的金君当然也乐于会见这位当代著名的法国女作家，萨特的挚友、终生伴侣。
其实，我去看萨特并不止一次，到达的第二天，我们在蒙巴那斯区经过那有名的公墓，我就不大合时宜地要进去先看一看。我看见了萨特就躺在进大门不远的墙根下。
正式凭吊的那天，气候阴凉，天空中迅速吹过一阵阵灰黑色的云，似乎雨意很浓，使行人有点担心，但又没有下。巴黎的十月总是这副德行，很少有晴朗的时候，不过，风倒是没有半点寒意，只使人感到凉爽而已。公墓外宽阔的人行道上，有几排高大的洋槐，在风的吹拂下奏出了和声，地面只散乱着少许刚刚发黄的树叶，如果不是前天夜间下了雨，也许它们还不会落下来，巴黎温和的十月，本来就无意于驱走绿意，更谈不上要以霜寒对枝叶相逼了。
蒙巴那斯公墓就在艾德加·基内大道旁，外有高大的布着常春藤的围墙，看去就像一座巨大的庄院，站在大门口，面前呈一“┴”形的两条柏油路，构成了墓地的主要交通干线，横路与围墙平行，从大门口往右走不上二十步，就可以看到在一大片古老的灰黑色墓碑中，有个浅黄的石墓，墓碑只有一尺来高，上面有简单的两行字：
让·保尔·萨特
1905—1980
要是没有那浅新的颜色，让·保尔·萨特是不引人注意的，他只在一片丛立的墓碑中挤出了一块小小的地方，远远不及那些不见经传但先占好了地盘的邻居们那般有气派，和他们那些高大的“门牌号”相比，他的那块低矮小巧，也没有任何装饰性的雕塑，朴实无华。但不同的是，我每次来的时候，萨特墓上都有鲜花：水仙花，菊花，玫瑰花，鸢尾……有的是花束，有的是盆花，而他那些邻居巍峨的府第前，却缺乏这些鲜艳的有生命力的色彩。
尽管墙外的大马路上汽车来往不断，墓地毕竟是墓地。一片凄清。一片寂寞。在这个简朴的墓前，如果只是为了“到此一游”，一分钟也就够了。可是，因为墓中这个人物和我自己近两年的工作颇为有关，所以这天我在这个毫无游览观光价值的地方，却流连了将近一小时之久。
萨特的作品我早就读过一些，对他的情况也算还不陌生，因此，一九七九年在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上的发言(即《关于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里，专门谈到了他。那篇发言是针对日丹诺夫对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偏颇的论断长期在中国的影响而发的，目的只求冲破一些不合理、不切实际的极“左”的条条框框，以促进对现当代西方文学的评介和研究。这个发言曾经引起了多数同志与读者的共鸣，也有一部分同志善意而坦率地提出过商榷，这些都使我感到亲切、自然。一九八0年六月，萨特逝世，我应《读书》之约，写了《给萨特以历史地位》一文，发挥了前文中的一些观点，可是，不久，我就在一次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亲耳聆听了一个针对该文的大批判的发言。我没有作任何答辩，只是下决心尽早把萨特资料专集编选出来。
正因为经历过这样一些事，所以我带着一种感情在萨特的墓前站了一会，而后，坐在它旁边一条木头已经发朽的破长凳上，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在这里多呆一会。我的思绪泛泛地想起萨特生平中的一些事：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反对侵朝战争、侵越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支持法国革命群众运动，挺身而出保护《人民事业报》，拒绝诺贝尔奖金和“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在哲学上提倡人进行积极的自我选择，以获得积极的本质，过有意义的生活；他的文学作品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他还在作品中抨击和讽刺过种族主义、法西斯残余以及五十年代的冷战狂热。我想，所有这些不正是汇入了当代进步正义事业的历史潮流中吗？不是和我们所经历过的路线平行发展的吗？为什么不可以说他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列宁说过，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革命的，说“属于”，并不是说“等于”，更不是说“就是”，这是常识，不应该引起误解。何况，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本来都应该属于无产阶级。
看着金君已经完成了参观整个墓地的任务，从远处走了过来，我结束了我的思绪，也从长凳上站起来，准备往回走。面积不大的公墓只有少数几个凭吊者，的确显得有些空旷，可是，一年多前，萨特葬礼的那天，却曾有好几万人把萨特送到这里，它怎么容纳得了那么多人群呢？
两天以后，当我和一位法国朋友谈起萨特时，他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说，“我真感到惊奇，那天竟有那么多那么多人为他送葬，什么人都有”。在另一个场合，我又听说，法国学术界对萨特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已经有了相当一批萨特学学者，不久还将成立萨特中心。萨特是人们公认的思想史上的一个伟人，这在法国已经是无需再争议的了，其实，何尝在法国如此呢？在世界其他地方，萨特也被作为人类精神领域中一块高耸的里程碑而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一个巨大课题。今年上半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的怀德纳图书馆的书库里，亲眼看到世界各国出版的评介和论述萨特的专著，就有整整两大书架之多。
可惜萨特已经去世，我来巴黎太迟了。不过，西蒙娜·德·波伏瓦还在，在我的心目中，她与萨特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他们在求学时代就相识并成了终生伴侣，只不过他们为了表示对传统习俗的藐视，而从未举行结婚仪式；他们同时开始创作活动，她帮萨特建立了人类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主义这一独特的路标，她以与萨特思想倾向一致的作品，而和他在当代法国文学史上构成了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文学；她在政治上始终是萨特的同志和战友，共同参加过反法西斯的斗争，从事过种种进步的事业，一同访问过新中国，对中国一直怀着友好的感情；在生活上，如果用简单化的语言来说，她实际上是萨特的妻子，萨特一生得力于她实在不少，三十年代，萨特曾一度精神不正常，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帮助和照顾他恢复了健康。他们两人在巴黎虽然各有寓所，但相距甚近，几乎是每天，萨特总是从他的住处，步行来到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家，在这里看报、读书、讨论问题、修改稿件，度过整整的一天……不过，当我来到巴黎后，却听到了关于他们的生活的一些传说：萨特最后十年身边包围了一批左派青年，他又收养了一个女儿，他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疏远了，甚至逝世时并没有什么遗物留交给她。有人就企图利用这些情况，把这两个人分割开。
历史的基本现实，往往总有一些局部的现象来遮盖，正像蓝澄澄的天空里，有时总要飘过几朵障眼的云霾。我把上述的传闻与数十年来的基本事实作了一个比较，觉得它们微不足道，我还是把萨特与西蒙娜·德·波伏瓦看作一个整体，因此，我几乎是怀着见萨特的心情来到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门前。
门开处，一位衣着雅致、气派高贵的老太太站在我们面前，从面部的轮廓上，我马上认出了这就是我在照片上见过的与萨特在一起的那位风姿绰约的少妇。她的老态是非常明显的，虽然体格清瘦，但是动作迟缓，远远不如我后来会见的法国当代文学中另外两位著名的老太太纳塔丽·萨洛特和尤瑟纳尔那么精悍、灵活、自若，尽管她们的年龄比波伏瓦都要大五、六岁。她裹着一条浅黄色的纱巾，包裹的式样有一点像斯达尔夫人那著名的头像，她穿着浅色的衬衫，灰蓝色开胸的羊毛衫里，又露出罩在衬衫上的雪白的绒背心，下面则是一条墨绿色的绒裤。如果说她身上的色彩是丰富的话，那末，房间的色彩就不知丰富多少倍了。浅黄色的墙壁、浅灰色的窗纱、深红色的帷幕，墙壁四周的上方是悬空的书架，书籍繁浩的卷数和式样，又必然带来缤纷的色彩。屋内的陈设琳琅满目，各种美术作品，东方和西方的古董，沙发、灯罩、茶几都呈现出各种式样和颜色。鲜花也有好几种：洁白的兰花、鲜红的玫瑰……墙壁四周的下方，是一圈着地的书架，除了书籍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唱片和更加数不清的小摆设，其中有中国的泥人和皮影。室内到处都有她与萨特的照片，有的挂在墙上，有的放在书架上、茶几上或书桌上。这是她的客厅，也是她的书房，她的书桌就在一个角落里，那里更是集中地摆着萨特的照片。房间的中央，有一架好看的绿色螺旋形楼梯盘旋而上，通往一套房间，显然那是她的寝室和其他的用房。
萨特就曾在这里度过了好些时光，这就是萨特的第二个家。他常坐在那张沙发上听西蒙娜·德·波伏瓦给他念报，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微弱的视力开始失去了对这里的丰富色彩的感受？
她把我们让在房间的一角，这里有好几张彼此靠近的沙发。我先向她表示问候，并针对上述的传闻和说法，特别强调我不仅是把她看作当代法国文学中的大作家，而且是把她看作萨特最亲密的战友和伴侣来致以问候的，这使她显得有些高兴。我感到，那似乎是一种突破了沉郁心情的高兴。我们开始谈到了萨特，陪同的沈君向她介绍了我对萨特的研究和评论。西蒙娜·德·波伏瓦一听到这些，象关心自己最重要的事一样，就单刀直入地问我对于萨特的观点和看法。我陈述了我的一系列观点，她注意地听着，不插话，不出声，只是点点头，从她的表情来看，我觉得她似乎对我认为萨特是法国文学中从伏尔泰开始的作家兼斗士这一传统在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代表的这一论点最为欣赏。在我说完以后，她对我的陈述总的表示了赞同的态度：“我同意您的看法”。这时，我发现，话语不多但却干脆而毫不含糊，似乎是她的习性。接着，她又详细问我《萨特专集》的内容，萨特的文论选了那几篇，萨特的小说和戏剧选了那几部，等等。我一一介绍的时候，她都频频点头，表示了赞同，并且向我提出，希望将来出版后，能寄给她一本。
这时，我发现一个对我来说颇为严重的问题，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而我想要她谈的问题还没有开始。她的身体显得并不怎么太好，难道好意思占用她两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何况，听说她也是法国作家中轻易不见客的一个，每次见客时间都不长，甚至对法国那些萨特学的学者几乎一概拒而不见……
我赶快提出我的问题：“你是最了解萨特的人，我想听听你对萨特作为一个战士、一个文学家、一个哲学家所具有的最可宝贵的价值的看法。”
我想用这样一个大题目引起她大段的论述，没想到她的回答却是这样浓缩：
“萨特作为思想家，最重大的价值是主张自由，他认为每个人必须获得自由，才能使所有的人获得自由，因此，不仅个人要获得自由，还要使别人获得自由，这是他作为社会的斗士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我并不认为这种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是一致的，但现在不是作对比和分析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她多谈一些，使她谈得具体一些，于是，我赶紧接过自由的话题，谈到了萨特与加缪在自由观上的区别，萨特不脱离社会条件，而加缪却有些形而上学。
果然她接下去了：“在萨特看来，只要作为一个人，就要获得自由，并且，在争取自由的时候，要知道别人也是缺乏自由的，因此，也应帮助别人获得自由，当然，不是形而上学的自由，而是具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自由。是的，加缪也提倡自由，但只是人自身所要求的一种抽象的自由，而萨特，他虽然也认为自由是人自身的内部的要求，但他同时认为必须通过具体的社会环境，既要超出眼前的物质利益，也要通过物质利益表现。”她说每句话的时候，都是以干脆利落、斩钉截铁的口吻，声音有点发尖，因此，更加显得严肃，完全象是答记者问，而当他发言一完，就不再作声，等待着对方的新问题和新反应。
我把问题引到萨特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我看来，萨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可以算得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当然，他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西蒙娜·德·波伏瓦迅速地作出了回答。“他虽然也写过分析评论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他是在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这样做的，照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发展的，所以，他主观上想要尽可能补充马克思在有世之年所创立的学说，譬如说，马克思对人本身的研究并不充分，萨特想在这方面加以补充，总的来说，他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尊重的”。
我很清楚，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言之有据的，萨特在晚年的时候，就曾明确地说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最先进的科学”。不过，她说萨特企图在人自身的研究方面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不足，这与西方批评家认为弗洛依德在对人的研究方面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有何区别，于是，我要求她在对人的研究和发现上，将萨特与弗洛依德作个比较。
“萨特是在尊重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和补充的，而且，他主要是尊重与吸收，但他对弗洛依德学说则不是这样，他主要是进行批评，他认为弗洛依德主义是机械的，弗洛依德看到了性、潜意识对人、对家庭的影响，这是对的，但他没有考虑到反作用，因为，人毕竟是人，而不可能完全是性、潜意识的奴隶”。
她的回答简要而明确。我又赶快谈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为引起她的议论，我说，“自由选择”的主张是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核心，因而，这种哲学与其说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如说是对某种人生观的提倡。她马上以萨特学权威的态度对我说：“不完全准确，萨特主要的思想是自由选择，不过存在主义哲学还有另外一些意思，如存在先于本质，在萨特看来，对人来说，人最重要的是本质，不过，人还是可以改变自己的本质的，即通过存在去改变它”。我觉得她这些话只是存在主义的ABC，根本不是对我的本意的回答，不过，她很快就表示了和我相近的理解：“的确，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观，不是对世界的解释，它是一种描述，对客观的人生的一种描述”。
话题又转到了萨特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西蒙娜·德·波伏瓦告诉我们：“萨特的葬礼是十九世纪以来，规模仅次于雨果的一次，从规模来看，人民很爱他，参加葬礼的人不一定很了解他的思想，但都知道他的为人，因为他曾为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而不断进行斗争。参加者有五万人，而且都是自发性的，不象马尔洛那次葬礼是由政府组织的，因为萨特一贯反德斯坦政府，政府当然不会来主持这件事”。从这里，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萨特的一生和他的为人，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看来，萨特作为一个人是崇高的，拒绝诺贝尔奖金仅仅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还有他保护《人民事业报》、为了越南难民，把个人的成见抛在一边，和他长期的论敌雷蒙·阿龙一同去向总统请愿，等等。她以明显外露的感情作了这样一个总结，“不仅仅这几个例子，他一生都是如此，因此，他的崇高要从他整个一生来看”。
关于萨特，我向西蒙娜·德·波伏瓦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萨特作为一个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她简要而全面地谈到了对萨特作品的看法，虽然并未作概括性的评价。关于萨特的剧作，她说，萨特的戏剧完全是古典式的，与现代派的方法完全不同，与荒诞性无关，他剧中的人物和情节都很完整，主人公在历史、现实中都有一定的位置，并不是抽象的人，而在所有这些剧作中，她，西蒙娜·德·波伏瓦最喜欢的是《上帝与魔鬼》。关于萨特的小说，她认为《心》表现了作者的世界观，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他在这部作品里发现了人的存在，发现了人的偶然性以及人对世界的敏感性，世界的存在是靠人去发现的，如果人不去发现它，世界有什么意义呢？但发现要靠偶然性。萨特在这部作品里表现了这些哲理，在文学史上要算是一个创举了。她还谈到萨特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自传《文字》，她指出，这部作品反映了一个作家的“存在”，从萨特自己的内心生活反映了萨特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其中很多句子看来很简单，其实有多重的意思，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她还特别着重谈到萨特的文集《境况种种》，认为这十本文集是人类的宝贵财富，一定能流传下去，她还告诉我，萨特最重视的也是他这一套文集，希望它能传之于后代，因为文集中有他的文学理论、哲学观点，有对当代政治和人物的看法，反映了萨特时代的人和事。
我在一种满足的心情下结束了与西蒙娜·德·波伏瓦关于萨特的对话，把剩下的时间献给她自己。
谈起她自己，她一点也没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种津津乐道的劲头，其实，关于她，她可谈的实在不少。她不仅是当代的一位大作家，而且是西方妇女的一位精神领袖，她一直为争取妇女权利、为反对对妇女的偏见和不合理的习俗而进行奋斗，她的《第二性》(一九四九年)一书已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书之一，是当今西方女权运动的先声。在巴黎，还有这样的传说：西蒙娜·德·波伏瓦经常接见一些不相识的普通妇女，倾听她们诉说自己的痛苦、不幸和苦恼，为她们作些分析和指点，帮助她们解决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的难题，如：某个青年女子与一个男人怀孕，负心的男人却抛弃不管，她今后如何生活，走什么道路，在这关键时刻，她就来找西蒙娜·德·波伏瓦了。因此，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有好心的老太太的美名。
然而，她却很少在我们面前谈自己，面对我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她只作了最简单的回答，话语比她谈萨特时少得多，似乎她最感兴趣、最关心的是萨特，而不是她自己。关于她为什么写作、在写作中所怀有的信念和原则这个问题，她只说，她经常有所感，有很多话要讲，愿意把它们写出来，帮助其他的人了解世界，了解生活，帮助他们更好地生活。关于她自己的作品，她只简单地提了一提《第二性》一书的影响，指出她所重视的是自己的四本回忆录，因为她在那几本书里讲了自己的经历、观感和体会以及有关和萨特的事。关于她近期的工作和创作，她告诉我，不久前她完成了对萨特晚年生活和创作情况的一部回忆录，将于十二月份出版，其中附有她与萨特在一九七五年的长篇谈话。至于将来的创作计划，现在暂时没有。关于她的生活，她说，她经常到北欧旅行，几乎每年都在罗马度过夏天，在巴黎时，常出去看看电影，对意大利电影颇感兴趣等。
半个多月后，巴黎文坛上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回忆录《永别的仪式》出版了，厚厚一大册，正如她告诉我的那样，前半是她对萨特晚年生活的回忆，后半是她与萨特谈话的记录。那次谈话，几乎是他们两人有意对他们大半辈子共同生活的回顾，它清楚地表明，这两个人的不可分割。这是一本带有应战性的书，是对在巴黎流传的关于他们两人关系的某些说法的一种回答。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住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幢公寓里，围绕着她的有丰富的色彩，但她孤单地住在那里。每天，可能有一个做临时工的女仆来替她收拾房间、烧饭做菜。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对她来说是最宝贵、最亲切的呢？该是对躺在蒙巴那斯公墓墙脚下的那个人的回忆。 “怎么可以剥夺掉她最宝贵、最亲切的东西呢”？
当我收到西蒙娜·德·波伏瓦赠给我的她那本新作《永别的仪式》时，我这样想。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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