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箱疯狂：诞生中国第一个女首富，电商一年要发百亿件

文｜吴羚玮

编辑｜斯问

2006年，玖龙纸业在香港联交所敲钟。创办者张茵以72%的股份，270亿元身家击败黄光裕，成为当年胡润富豪榜首富。

胡润称她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白手起家者”，当年财富超过了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和《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

缔造女首富发家之路的，是一个“偏门”行业，废纸贸易。张茵从美国回收大量废纸，运回中国生产纸箱，她本人也因此得名“废纸女王”。

这或许是纸板箱首次因“造富神话”让公众侧目。而纸箱最近一次登上热搜，是因为三只松鼠高管偷卖公司86.4万元废纸箱被判贪污受贿的新闻。

和许多变得司空见惯的事物一样，它们被关注，往往因为被与其身份不相称的财富故事。

在纸箱堆起的庞大商业世界里，温长奇不过是普通一员，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纸箱厂。小，是相对玖龙、理文、晨鸣这样的上市纸业公司而言，与嘉兴嘉善县其余100来家三级纸箱厂比起来，老温1万多平方米的新厂房，每年4000万营收，算是相当大的规模。

纸箱行业按照生产范围将工厂分为三个等级：一级厂涵盖了造纸这样的上游环节，二级厂负责生产瓦楞纸板。老温的三级工厂处于行业最末端，从一级或二级厂买来纸板，加工成纸箱。

三级厂的生产门槛不高。一个家庭小作坊，投入二三十万元的机器，配上一家人的劳动力，就能开动。按一个普通纸箱0.5-0.8元的纯利润来算，每天生产1000个纸箱，一年能赚取20万元左右利润。利薄，但也足够养活一家人。

曾有纸箱业内人士做过粗略计算，从上游到下游，全国分别有20家、2000家和10万家一级到三级工厂。不像河南许昌假发或山东曹县棺材那样，纸箱行业的各产业环节并没有一个较集中的集聚地。跻身中国造纸企业20强排行榜的公司，也基本上都散落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可以说，哪里有活跃的商品贸易，哪里就有纸箱厂。

一定程度反映出商品与经济活跃度的纸箱，1880年代横空出世后，逐渐取代木箱成为首选的包装运输材料。它们被制成大小不一的方盒子，随着国际贸易远洋出海，或是伴随如今已占据全国零售份额1/4的电商行业，包裹超过百亿件商品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上。

2020年，中国开启了一场前程远大的碳中和计划。纸箱作为国际公认的环保包装材料，自然也成为这场环保革命中的参与力量：它们被改造，成为其它材料的最佳取代者。伴随全社会品牌及商品数量的增加，纸箱用量日渐庞大，更是必然趋势。

来自政策、社会、商业，乃至自然的外力，一切从上游至下游传导的变化，都如投湖之石泛起的涟漪，震荡老温以及他工厂里的60多名员工。

涨！涨！涨！

今年刚过去的双11，并不是困扰老温的大事儿——往年，客户临时的订单需求，工厂得加班加点才能如期交付。但近几年，大数据让商家能提前预估备货量，对纸箱的需求也愈发清晰。

让老温头疼的，是今年9月连涨数次的纸厂原料价格。纸厂发了几次涨价函，老温的朋友圈就转发了几条这样的消息。

每年秋季，都是瓦楞纸和箱板纸市场的传统旺季，加上双11前激增的快递包装需求，整个纸板市场供不应求。但这两年，推动原料价格上浮的因素又多了一项：无外废时代的来临。

2018年，中美关系开始走向冰点。一场贸易战，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率从3.1%，提高到了21.3%。中国政府随后出台了一项名为“国门利剑”的政策，大幅限制进口美国的回收废品。自今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更是彻底切断了对境外固体废物的进口。

中国人发明了纸，但却缺少造纸的原料，原生纸浆。目前国内纸业，55%的原料由废纸回收再造，剩下的则是来自美国或加拿大的原生木浆。

纸板箱行业，更是普遍以废纸作为原料。低廉的国外废纸不光有价格优势——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废纸比国产废纸每吨要便宜1000元——还有质量优势，国外废纸因为纤维长、紧密程度高，所以回收造的纸，成浆率、出纸率也会更高。这也是张茵去美国收废纸发家致富的公开秘密。

面对废纸原材料的缺口，整个产业链开始寻找新的原浆来源，混合中国废纸的纤维，以增加纸板的强度。

大型的造纸厂开始走出去。2018年，玖龙在美国买了4家浆纸厂，山鹰国际也在美国拥有一家收购而来的凤凰纸业。此外，马来西亚也是纸浆投资建设项目的热土，聚集了包括玖龙、山鹰国际、理文造纸、景兴纸业和新胜大控股等造纸大厂。

但这些来源还不足以喂饱全国巨大的纸箱需求。原料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到老温的生意成本。

从上游进货、靠客户买单，他和一众三级工厂犹如夹心饼干，眼见利润愈发稀薄。老温冒出了转型升级的想法，他要为自己的工厂寻找更大价值空间的商品。

“野生发明家”

温长奇的办公室里，一张根雕茶台、一张红木办公桌之外，最吸睛的莫过于放在展架上的纸板动物模型和堆在一角的纸桌、纸凳、纸城堡。如果留心，你还会发现展架也由纸板制成。

这些纸板模型，都是老温在疫情期间百无聊赖的偶得。从厂里拿几块纸板，用小刀划拉几下，就是自家孩子的玩具。孩子们对玩具并不长情，而市面上的玩具大都是木制品或塑料制品，处理麻烦：堆着闲置，扔了浪费，只能挂上闲鱼，等待买主光顾。

老温看到了商机。尽管只上过小学，但他与纸箱打了18年交道，对它们再熟悉不过。他成了工厂里所有模型的设计者和产品经理，随手画的概念草图，就能让设计团队打磨出一只动物模型。第一个诞生的动物是头梅花鹿，耗了他三个多月时间。这以后，老温几乎每个月都能推出一款新的动物模型，老虎、大象、公牛......

轻而结实，足够便宜，可以被粉碎、回收、上色、黏合、切割折叠。如此普通，可塑性又极强的纸箱，实际已是国际公认的“玩具”。纽约罗切斯特的国际玩具名人堂里，收藏了不少纸板玩具；一个名为“Imagination”的非营利组织，每年都会组织一次“全球纸板挑战”，吸引全球100万孩子参加。

连科技公司们都在拥抱它。2018年，任天堂为它最畅销的Switch游戏机发布了Labo游戏套装。与以往屏幕里的虚拟游戏不同，Labo都是用纸板制成的实体玩具，需要玩家自己拼装组合成钓鱼竿、钢琴或机器人。更早的2014年，尚未搭乘元宇宙东风的VR设备大火，谷歌发布了一款低成本的VR眼镜：和名字Cardboad（纸板）一样，它就是让用户自己组装的纸板VR眼镜。

纸箱是个传统行业，100多年来几乎没有什么形态上的变化。大小不一的方盒子，只为包装运输功能服务。

身处行业28年的老温，并不完全了解这些大公司的动作。但他和它们一样，在玩具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昂贵时，将纸板看作一种可再生的游戏资源，而不是垃圾。这些纸板玩具，也成了老温纸箱生意的一种“背书”：“玩具这么复杂的结构我们都能做出来，纸箱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温长奇自己设计的纸猫窝）

除了通过拼插组装的动物模型，老温还在尽可能“榨取”一只纸箱的生命：工厂为皇家猫粮生产的纸箱，多了几道划痕之后，就可以让消费者自己动手，将一只完成了装载使命的纸箱做成一个猫窝。

教育出来的环保意识

老温和工厂的改变，可以视作商业环境、政策环境变化中，个人寻找出路的故事。他不是第一次被卷入如此宏大的时代叙事里。

办厂的11年里，老温几次见证、亲历了行业的大变动：电商行业兴起后，直接来自电商企业的订单为工厂贡献了1/4的订单；几个外贸客户，也让他需要直面不同国家对包装材料的出口政策。

如果你注意过沃尔玛、星巴克、联合利华等国际大公司的年度报告，会发现，它们都在报告中留出大量篇幅，描述公司对环境、多元化等社会责任的贡献。

它们对公平公正、法律规定、道德要求如此关注，不光是一种政治正确。爱惜羽毛、重视声誉的动作，往往并非源自利他之心，更多反映出大公司开明的利己主义：成为一家“好公司”，会获得更多消费者的支持。

不论动机如何，大公司们做出的环保动作，经由公关策略被消费者知道，也成了推动社会环保意识的一股力量。更为关键的是，大企业们也在倒逼自己的供应商走向环保。

为了减少包装废弃物，在全球拥有超过10000家门店的沃尔玛曾宣布，要推动全球供应商们在2025年实现100%可重复利用、可堆肥的包装。这些包装既包括商品运输时使用的纸托盘，也包括商品在超市展示时的纸货架。

老温的几个客户，正是沃尔玛的供应商。这家嘉善县的小公司，也因此与国际大企业有了奇妙的链接：工厂会根据客户的需求，生产大小不一、承重力惊人的纸货架，一平方米大小的托盘，通过蜂窝或榫卯结构的组合和变化，承重能达到1吨以上。

（承重能力惊人的纸托盘）

外贸生意人都不会对木托盘和“保丽龙”感到陌生。前者是国际物流运输时用来堆放、集装和搬运的工具，后者用来保护商品。全球减碳环保热潮下，不少国家和地区开始立法禁用保丽龙，需要通过熏蒸除虫除菌的木托盘也不那么环保。

于是，老温工厂生产的纸托盘和纸护角，乘着环保东风，成了替代品。

纸箱之所以环保，是因为一只纸箱的生命，可以往复循环20-30次。每次再生后，纸箱的纤维都会被损耗一部分。当纸纤维损耗到无法再生产纸板箱时，可以通过胶水黏合，成为纸护角，在生命末期发挥最后的余热。

（用来保护家具、替代保丽龙的纸护角）

一条环保链

环保并非单一维度的概念，一般来说，它有几种路径：

1、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在生产过程中减少碳排放；

2、减少废物或废水排放，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3、实现商品或包装材料的循环利用。

2017年，由国家邮政局等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也基本落在这些维度内，目标在2020年，增加可降解绿色包材和电子面单的应用比例，基本建成专门的快递包装物回收体系。强制性的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也将于2023年9月起实施。

经济和环境总在博弈，来自政府的力量成了打破这一魔咒的关键。事实上，密集推出的绿色环保政策之前，一些企业先嗅到了环保浪潮。

国内的电商平台和快递企业，如菜鸟和京东物流，也在推广电子面单、快递箱回收计划，并通过装箱算法，减少包装材料的使用。

尽管纸箱已经拥有了一个大体成熟的回收系统。但目前，国内的纸箱仅有20%左右被回收。那些被生活垃圾沾污、或是被贴上封箱胶带的纸箱，拉低了纸箱的回收率。

2013年成立的“一撕得”，创造了一款不用胶带、一撕即开的拉链纸箱。如今，包括欧莱雅、花西子、小米等都在用这样的拉链纸箱；“箱姑娘”用了破坏开口的划痕装置，杜绝封箱胶带的使用，让用完的纸箱可以回收利用。

（一撕得的拉链纸箱）

老温工厂里发生的变化，某种程度受益于大公司的环保教育。国际企业对环保的高标准，拉高了工厂的成本。但老温总能通过自己动手改造流水线，循环使用作为黏合剂的玉米淀粉，做到了“环保”和“成本”的平衡。

（温长奇通过改造流水线，让玉米淀粉黏合剂可以一次覆盖多条纸带，降低成本）

“环保不和贵画等号，有时候只是更麻烦一些”，从联合利华走出来的创业者王招庆，和同样是快消大厂出身的几名成员一起，成立了Full of Hope。

这些试图推广新型生活方式的新品牌们，也更愿意为环保做出尝试。王招庆们不光用上了老东家教育出来的供应商资源，也经常参加包装展会。一旦遇到一些专注环保的包材供应商，也更愿意尝试。

事实上，相比对全球采购体系更严格，对供应商稳定性与数量把控约束更多的国际大公司，新品牌们更灵活，在品牌包装上做出的环保革新，也比大公司要更快。目前，FOH已经在通过太阳能生产、生产时保证0废排放、循环使用物流箱、包装上也在使用可降解的大豆油墨。

政策推动、供应链变革、品牌愿意改变、消费者愿意买单，这个初步形成的环保链条，使得“环保”从一种先锋的趋势，变成一项更为普遍的运动。

身处环保链条中的温长奇，也开始为自己的工厂考虑一些更切实际的事儿：

眼下，工厂每年1000多万平方米的纸箱产量中，之前推出的23个动物模型只占了极小的一部分。他在想，自己要设计的下一个动物，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