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狼”教授的那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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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许多事件背后的勾连，都能从一个甲子前的风雨如晦中去寻找。
1949年5月14日，青岛警备区司令官刘安祺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撤离青岛，到台湾待命。经停海南，两个月后，刘安祺率部在高雄登陆。
从青岛撤离之时，刘部搬走了大批重要战略物资，日后助推了台湾的经济发展。除了国民党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储备的黄金，还有青岛啤酒厂的生产机械设备，台湾公卖局啤酒厂用它生产出全岛最畅销的啤酒品牌——台湾啤酒。
撤退之前，国民党军队还从上海秘密运来两万公斤炸药，准备炸毁青岛。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劝阻下，刘安祺改变了主意，作为山东人，他想在本地留个好名誉，美丽的青岛得以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
随刘安祺一同撤退的还有一个山东籍上尉军官，郎丰津，1923年生于潍坊，1941年考取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1949年入伍，枪还没捂热，就去了台湾。
郎丰津蛮有意思，其他国民党军官撤退时，都乘机抢掠，携带一箱黄金或白银，他只带了一箱青岛啤酒、三块大洋，以及有孕的妻子上船。他妻子毕业于东北大学化学系，晕船厉害，只好花两块大洋租了一个舱位，当那箱啤酒喝完时，船就靠岸了，有农民卖水果，台湾产的香蕉好大只，他又用剩下的一块大洋买香蕉。
就这样，“潇洒哥”郎丰津携妻踏上台湾时，已经是身无分文，住在眷村，日子很苦，他忙于部队事务，家中重担落在妻子肩上，为补贴家用，她去补习学校做教师，后来还成了台湾最好的化学老师。
7年后，郎丰津又添一子，此前妻子已育一子一女。小儿子出生时，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活不过12岁。不祥预言的阴影，时时笼罩在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的头顶——扁桃体发炎、一周三次的抗生素注射、吃各种药片。
这个倒霉孩子叫郎咸平，自小敏感孤独：
我爸爸是个军人，他经常在部队里，很少回家，一个月偶尔回家一两次，他看我总是不顺眼，总是找我的错。他的脾气极坏, 我和他很难相处。记得小时侯从来没见过爸爸对我笑过，而我对爸爸从小就怀着很深的敌意。
妈妈很疼我，但她在补习班教书非常忙，没有时间陪我。
姐姐也对我也非常不友好，我跟姐姐处得也很糟糕。不要说她应该照顾小弟弟，可她常常以大欺小指挥我干这干那，家里有点好吃的，她不仅占有一份，有时连我的一份她也要霸占过去。我晚上一个人在家看电视，姐姐一回来，一定会把电视抢过去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只要我有意见，她一定会和我大吵一场。
我哥跟我关系不错，他常帮我，他说我这人小时候怪里怪气的，我想从小孤独应该是主因。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本应被呵护，但郎咸平的回忆如此阴暗，这给他的成长及后来三观的形成，涂抹了“怪异”的底色。
郎丰津事业发达，深受蒋经国器重，40出头就升任“国民党空军”少将。家庭生活在度过最初的困境后，也走上正轨，大儿子还考上了台湾最好的大学——台湾大学。
大儿子在校时就当上了国民党台大党部常委，常带同学来家里聚会，多数人都穿得很随便，只有一位总是服装整齐、额头发亮，有点白面小生的感觉，大儿子介绍说他叫马英九，“当时感觉马英九很斯文，白白净净有些脂粉气，并不讨人喜欢，谁料到后来他当了国民党主席。”
台大毕业后，大儿子顺利进入美国芝加哥威斯康星大学留学，获得农学博士。返回台湾农业所做指导，经常出入田间地头，总是短裤、拖鞋的打扮，久而久之，大家都管他叫“短裤博士”。
相比大哥，郎咸平学生时代的表现就糟透了。中学时被老师编入“放牛班”。所谓“放牛班”就是成绩最差学生组成的班，书读不好，将来回家放牛的意思。郎咸平回家痛哭，父亲安慰他：“你不是放牛的孩子，何况咱家也没有牛，你放心。”他这才破涕为笑。
但在很多年后，已经暴得大名的郎咸平接受采访时却说，父亲对他不理不睬，从不过问他的学习，也根本不知他被分进“放牛班”。他任己自生自灭，还跑去学木工，打算以后凭此手艺谋生，结果误打误撞升入高中。
高中时，郎咸平开始学习“螳螂拳”，每天放下书本就开始练功，常跟台北西门町的小混混们打架。他大哥开玩笑说，如果生在清朝末年，郎咸平一定会参加“扶清灭洋”的义和团。
检视郎咸平后来赖以成名的路数，还真与义和团几乎如出一辙，不得不说知弟莫若兄。
就这般玩玩耍耍，郎咸平勉强考上了一所不入流的大学。他说父亲觉得很丢脸，自己更不满意，大学毕业后，闭门读书三个月，终于考上台湾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
两个儿子都考上台湾大学，郎丰津扬眉吐气。郎咸平挺起胸膛，自觉智力不差，一定会否极泰来。研二时，在同学的介绍下，他去《工商时报》当财经记者，接触到“部长”级大人物，对光环带来名利有直观的认识。
1980年，郎咸平研究生毕业，按照台湾的法律，他要去服役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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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一年，台湾军方发生了“天大的事。”
1979年5月，国民党金门马山一个名叫林正义的连长失踪了。金门防部地毯式搜索了十几天，还是不见人影。
林正义，台湾本土人，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受蒋经国的感召弃笔从戎。从军校毕业后，又以“国防公费”的特权进入“国立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就读。硕士毕业后，他被任命为“金门防卫司令部”二八四师马山连连长，军阶上尉。
马山连是国民党军队的“尖刀连”，只有根正苗红的年轻军官才能被任命为连长。林正义可谓前途灿烂，他失踪后，所部发现马山连旗、金门防卫作战计划等机密文件也都不见了，怀疑他“叛逃”了。果然，没过多久，有情报传来，林正义抱着篮球，借助潮汐，游到大陆，已到达北京，更名为林毅夫。
林毅夫一事，让台湾岛内人心惶惶，金门和其他外岛都一度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郎咸平被分到驻守马祖岛的连队，他是财务官，负责士兵薪水的核对和发放。他本想考军中财校，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没考上。他说自己学历最高，考第一名，但最后录取的是第二、三名。
部队风声鹤唳，要求子弹上膛、炮弹待发，士兵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所有的体育活动被监视，禁止玩篮球、排球、足球等球类运动，更不能私藏球类！
幸好没有战争。退役后，他给两个导师领衔的研究院投简历，想做学术研究，结果全被拒，导师们的意见一致：学术天分一般，还是去银行找份事吧。
很遗憾，没有银行愿意给郎咸平一份offer，他万分沮丧，只得又去《工商时报》当记者。记者薪水很低，年轻人都当做跳板，干上三两年就走，要么去企业做品牌宣传，要么自己创办广告公司。
在台湾看不到出路的郎咸平只好选择出国留学，他给美国六七所大学都发了申请信，最后只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姗姗来迟，但不提供奖学金，母亲卖了一套房子，帮他凑齐2万美金的学费。
1983年，郎咸平和妻子黄绮萍，带着2岁的儿子郎世玮，一起去了美国，生活窘迫，住在黑人区。
林毅夫也到了美国，比他早一年。投奔大陆后，他没有继续从军，被安排进北京大学读研，因为外语好，在一次接待诺贝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活动中，他被指定为翻译，给舒尔茨留下深刻印象，被推荐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再然后又去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林毅夫的学业顺风顺水，郎咸平就悲催了，英语不好，数学还差，完全跟不上趟，他一直拖着学费不交，想等期中考试结束，看成绩再定。如果不过关，就回台湾，那样母亲卖房子的钱不至于打水漂。考试结束后，他两门功课都是C，一个助教看他从不缺课，将其中一门改为B-，他得以留下，这才去交学费。
郎咸平本来学投资，因为给一个研究财务的大牌教授打下手，教授对他印象不错，让他换方向，跟着一起做研究，他这才机缘巧合进入财务分析领域，学业精进，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当他夜以继日做学术时，妻子黄绮萍做出了巨大牺牲，“当时条件很不好，我学历也不高，找正当工作很难，为了供我丈夫读书和补贴家用，我做过人家保姆，当过唐人街缝纫工。食物中毒、被黑人打劫都成家常便饭了。这样的日子熬了好多年，一直到郎咸平博士毕业，担任学院副教授后，生活才稍微有所好转。”
客观公正地讲，从学术成就而言，郎咸平发表论文的质量和引用量都是华人经济学家中的翘楚，共有四篇文章引用在2000以上，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超过1000引用。在华人经济学圈，有一篇1500引用量的代表作就能“谈笑风生”，例如邹恒甫最出名一篇论文发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研究公共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关系，引用量1500左右；张五常最高引用论文发在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谈论公司契约本质，引用量1500+引用；林毅夫最高引用论文发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谈论边远地区改革和农业经济增长，引用量1500+引用。
饶是如此，郎咸平在八年时间里，辗转多所大学，就是谋不到一个心仪的职位。可以说是“赚到了学术没赚到钱”。
林毅夫1987年返回大陆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农村部副部长，1993年，又联合张维迎、易纲、海闻等“海龟”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国学界的明星。
郎咸平心理越发不平衡：“到了快40岁的时候，我发现没有什么成就感了，发现自己还是个打工仔；同时因为在那边太专业、太寂寞、太清贫。我发现我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有的时候看电视，看到中国，心里面就觉得有点酸酸的，所以一有机会的话就会想到回这里。”
1994年，他只身一人抵达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从一名中国经济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最终名利财色兼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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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郎咸平到香港时，“狂人”顾雏军正在大展宏图。
顾雏军是江苏泰州人，曾“上山下乡”，恢高考后考入江苏工学院，老师和同学对其评价是“成绩优异，年少轻狂”。因学习不错，想法新颖，能坐得住冷板凳，学校原本让他留校，但在即将毕业时，他和班长吵架，还当众人的面，抽了班长两个耳光。
不过这并未给顾雏军带来过多的困扰，他考上了天津大学“制冷”专业研究生。当时，“制冷”是冷门专业，整个班级里就两人。但他说，“我喜欢在冷门里找乐趣，我当时一直认为我会成为这个领域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不过，他的导师吕灿仁直言，二人经常因为一些问题产生争论，但“有些问题他（顾）还没弄清楚，还继续争辩就不对了。”
1988年，顾雏军在英美合办的《能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新型热力循环的研究》（后被称为“顾氏循环”）的文章，却遭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强烈质疑，他的科研之梦破碎，只好转战商界。
接下来的一段经历就真假难辨。顾雏军说他去英国创业，凭借“顾氏循环”理论发明的格林柯尔制冷剂在海外市场打开了销路。但《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称，他其实一直在国内折腾，并不成功，只是短暂去过英国。
但不管如何，顾雏军踩上了“风口”，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持通过了《关于耗损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让新一代制冷剂的销量迅猛增长，他很快赚到了第一桶金，为“格林柯尔系”的创立打下基础。1995年，顾雏军回国，成立了格林柯尔中国有限公司，并在天津投资5000万美元建成了亚洲最大非氟制冷剂生产基地。
权威央媒都对顾雏军做了大篇幅报道，他的声誉极大提升。2000年7月，格林柯尔在香港创业板上市。
接下来，顾雏军在资本市场开始了眼花缭乱地操作。2001年10月，以3.48亿元收购科龙电器20.64%的股权；2003年5月，以2.07亿元收购安徽合肥美菱股份20.03%的股权；2003年底，以4.18亿元收购江苏扬州亚星60.67%股份；2004年4月，以1.1亿元收购湖北襄阳轴承29.84%的股份。
被收购的全部是上市公司，“格林柯尔系”的扩张方式，至今被MBA课堂作为教材使用，成为资本市场的经典案例。
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经济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国有资产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当时，科龙、美菱、亚星客车、襄阳轴承都出现了经营困难，地方政府有意退出，顾雏军这才“有机可乘”。
2003年，央视为顾雏军颁发了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2004年初，他入选“胡润资本控制50强”，同登榜单的还有柳传志、丁磊、张瑞敏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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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香港后，郎咸平将研究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金融课题。2000年底，他在香港立法局与众投资银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演绎了一场“孤胆学者舌战世界十大投行”的壮举，为他博得了好名声。
但这显然还不能让郎咸平满意。林毅夫当年投奔大陆的举措一直让他迷惑不解，20年后，恍然大悟：想做大事就要到大陆去！
林毅夫及其伙伴们掌握了大陆主流经济话语。林毅夫执掌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大陆经济学重镇；张维迎出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海闻出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易纲从政，进入央行。
2001年，郎咸平受聘为大鹏证券综合研究所顾问兼首席经济学家，进入内地证券市场，见面会上，他这么说：
公司治理这门课程在全中国没有人学过，而我是惟一的公司治理专家，我是公司治理博士，我是全世界华人中惟一学公司治理的。坦率地说，在学术领域，作为学者当然是成功的，……但我不愿意啊。这么多年的辛苦不是为这个，所以我太痛苦了，在美国简直待不下去了。30岁就看到60岁的生活，那怎么行啊，所以我回来了。
要想抢夺话语权，必须剑走偏锋。有一个人的打法让郎咸平看到希望，他就是张宏良，在媒体上的头衔是知名学者、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主任、教授，但知情者称他其实是中央民族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的普通教员。
张宏良以民粹为主，以宣扬西方阴谋论为辅，写下诸多吸引眼球的文章：《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要欺人民太甚！——评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市场化改革不能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控股中国银行——劫难第一单》、《股灾，人为形成的经济灾难》、《中国经济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生存？还是毁灭？—美国欲灭中国的绝密K计划》……
就这样，张宏良在网上收割粉丝无数，被视作“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对于自诩华人第一公司治理专家的郎咸平来说，套路真是so easy！他照猫画虎，青于蓝而胜于蓝！
“我反对‘国退民进’，即使企业家干得再好，也不能把企业送给他！”
“‘国有企业所有人缺位’是经济学家拍脑袋想出来的。”
“我发现了在中国目前不成形的企业管治环境下，上市公司侵害国家利益和中小股民权益的证据。”
“回首ＴＣＬ的历程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以股权激励为招牌，以证券市场为渠道，使国有资产逐步流向个人的过程。”
“在格林柯尔，顾雏军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海尔职工持股会是为了完成借壳和实现国有股权稀释。”
“在香港上市的一些国有企业，它的绩效不比民营企业差。”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概括起来就是群奸窃命，民不聊生，纲纪荡然，伦常崩丧，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总之社会之坏五千年仅见。”
如果说张宏良还是大而化之的放“空炮”，郎咸平则运用专业所学，宛如“导弹精确打击”，他还是专门挑“硬柿子”下手，炮轰德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在媒体间掀起一场“郎旋风”。
被点名的海尔、TCL等公司选择了沉默，“狂人”顾雏军则选择了反击。他向郎咸平发出了律师函，要求删除上述文章并道歉。
这正中郎咸平下怀，他迅疾写了一篇《学术尊严，不容顾雏军践踏》，“我绝对不接受这份律师函所表达顾雏军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的口气。”
恰到好处地挠到了中国网民的痒痒处。与其思考为何改革，中国人更关心贫富不均和“贱卖国资”、自古以来的“仇富”和“仇腐”心理一旦被挑逗起来，监管部门都害怕，不得不做出应对。
2004年12月，顾雏军收到了广东证监局的询问函。2005年4月，湖北、江苏、安徽、广东四省证监局联合调查“格林柯尔系”的ST襄轴、亚星客车、美菱电器、科龙电器。同时，证监会稽查部门主导的20多人工作组进驻科龙调查格林柯尔挪用资金事件。5月，巡检变成了立案侦查。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从上海飞往北京，一落地便被广东佛山市公安局拘捕，此时，证监会的调查结果还未宣布。
2008年1月30日，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案作出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执行10年，并处罚款680万元。
法庭上，控辩双方交锋激烈，一共进行了12天。
顾案的审判长是时任佛山中级法院副院长陈陟云，后升任院长。相比较法官身份，他的诗人身份更为瞩目，在北京大学求学时，他和海子、骆一禾等成为挚友，创立了文学社。
顾雏军当时的辩护人是李贵方律师，后来也是BO的辩护人。
一代枭雄就此锒铛入狱。以此事件为标志，国企改革派彻底落败，随后中国上演了全面的“国进民退”，一直持续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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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爆发后，很多经济学家都卷入之中。
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说，1990年代初，有些国企资不抵债，白送都没人要。改为私营后，侥幸成功，便遭眼红，但也要看到那些没成功的，很多不同的故事，不要随便一般化。郎咸平称国企比民企好，要停止产权改革，这很不负责任。他对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完全不了解，不知道国有企业的症结在哪里，根本不懂什么叫国资流失。我最反对他的一句话，就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差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的心血，才有了现在这样的奇迹，他怎么可以信口开河，把所有人的劳动抹煞了呢？
林毅夫的小伙伴张维迎说，学者在履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因为那样做是对社会、对国家是很不负责的。而且，学者不应该寻求学术以外的手段去解决学术问题，包括借助媒体、网络。真理是不能用投票的办法决定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学者了。
曾力促中国电信行业分拆的周其仁更是一针见血，国有经济不承认任何私人产权，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这是一个没有最终委托人的经济。委托代理是一个责任链条，最后委托人无效，整个链条拉不起来，所以多少国企、集体企业搞得一塌糊涂。传统国企才需要改制。郎咸平认为国企产权很清楚。“国资是谁的？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这是他自以为煽情的讲词。上市公司账目造假，好歹还有一份假报告备查。传统国资呢？连假的报告也没有。这样的体制不改，国家没有前途。至于郎咸平也搀和“我的、我们的”，那可真叫瞎搀和。有他什么份儿？
经济学家们还是“太天真”，认真地跟郎咸平展开学理辩论，可在网络上，谁认真谁就输了。
还是原商务部研究员马宇看得透彻，他说：“我觉得郎咸平就是一个比较反面的例子。但是他也不是体制内的，他更多的是怎么样去迎合市场，去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所以有些时候你很难说他是个经济学家。他可以说是一个商人，从商人的角度来说他做得不错。”
商人重利轻是非。
2002年6月号《新财富》杂志看刊登过一篇文章《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署名郎咸平，文章说：
“格林柯尔”的顾雏军目前已收购“科龙”并入主董事会。我们来看一下他如何处理该问题。据了解，顾的年薪是12元。我听到很多流言说他太过矫情，只是做做戏给股东看而已。当然，我是局外人，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回顾川普的例子，感觉顾雏军12元的薪酬与川普10美元的午餐费及K-Mart的采购相比，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一个善良管理人应该做的事。
文中的川普就是如今的美国总统，1990年代初宣告破产时，个人债务则高达9亿美元，午餐费按破产委员会的规定不能超过10美元，他严格遵守，带儿子去廉价超市购物。郎咸平将顾雏军与之相提并论，吹捧之意溢于言表。
很少有人知道，郎咸平和顾雏军曾是好友。郎咸平充当顾雏军的吹鼓手，但是顾雏军许诺的公关费最后没有兑现。最终两人交恶。
据《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1月16日的报道，香港新鸿基证券经纪人SungChun诉诸香港高等法院，称顾雏军曾经在2001年底、2002年初委托他联系郎咸平，希望郎撰写一篇对格林柯尔有利的文章，澄清不利传闻，以挽救股价大跌的局势，并承诺支付1000万至2000万港元作为中介费。
两天后，郎咸平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人，他也从来没有和我做过研究，我连他的名字都搞不清楚”。
随着更多证据的曝出，郎咸平在后来发表的声明中，不得不说“他是我1994年的学生。”但他同时表示，“自己在香港中文大学有上千个学生，对学生现在的行为，他不负任何责任。”
他特别强调：《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与《从“科龙事件”谈柔性监管》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
其实，郎咸平对同一人或同一机构的评介前后矛盾，绝非格林柯尔一例。
在2001年第5期《新财富》杂志上，他发表了一篇《李泽楷的财务故事》，“目前这位连续叱商场两年的骄子正逐渐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从而又引发了人们对李泽楷经营能力的质疑……” 2003年，郎咸平被李嘉诚捐资兴办的长江商学院聘为教授后，在一次经理人会议上，这么说：“目前行业间的互补做的最好的，我能够找到的案例就是美国通用电器以及和记黄埔，但做到这一步必须要精心设计。”
2001年，郎咸平发表文章，狠批3家NASDAQ上市的公司，重点说到搜狐，“搜狐的营运在这3家网站中可以说是最差的。早已被列为纳斯达克追踪对象。”两年后，郎咸平被搜狐财经频道聘为首席经济顾问，他发文：“决定将我的专栏和对公司案例深度剖析转到搜狐网，以便更有效的通过网络向读者传播我的看法。”
眼睛下方一张嘴，褒贬全在于一个“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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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成名的郎咸平开始横跨学术圈、商业圈、新闻圈、娱乐圈，圈圈是道，钱多，女人也多。
据行业内人士透露，郎咸平的出场费在2014年已经达到60万，堪称近几年最贵的经济学家，位列“最能挣钱的学者”之一。
他成了“万事通”，什么话题都可以说，从国企到民企，从理财到房地产，到转基因，到全球气候变暖，到比特币。
他频频为理财骗子公司站台：
2015年12月，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涉嫌非法集资金额总计超过430亿元，随后媒体报道，郎咸平曾为泛亚“站台”，其形象还被印在泛亚的宣传单页上。
2016年4月，浙江快鹿集团旗下若干理财平台中涉嫌非法集资，随后媒体曝光郎氏家族旗下公司与快鹿集团存在股权联系以及亲密业务合作情况。
2016年7月，望洲财富卷款潜逃涉案金额数十亿元，郎咸平涉嫌“郎眼看财经望洲赢未来——2015望洲财富金融高峰论坛广州站”的活动中为其站台。
2017年5月，哲珲金融旗下互金融平台合拍贷涉嫌卷款跑路，随后媒体报道，郎咸平是合拍贷下属中金国创控股集团的首席战略指导，而郎公子郎世玮是合拍贷第三大股东。
更打脸的是，他还给郭美美洗地。2011年8月，郎咸平在电视节目《解码财商》中采访郭美美母女，郭母称所有财富来自于炒股。2015年9月，郭美美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一时间，郎咸平被称为“江左霉郎”、“闭店老王子”。他主持的电视节目，被有关部门叫停，理由是“普通话不标准”，可他曾在内地电视屏幕上高谈阔论许多年，这背后的深意值得琢磨。
而他跟空姐前女友的狗血故事则把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郎咸平说，在18岁之前，他内心里一直渴望有个女朋友，渴望被人关心，被人爱。但是他的个子矮，又其貌不扬，加上学习成绩又不怎么好，所以没有女孩子看上他。
“顾郎之争”后，名满天下的他在接受专访时谈及对婚姻的感悟，他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婚姻的成功者，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来说，一段关系里，男人需要责任感，女人需要智慧。”
有责任感的郎教授上演了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好戏。
郎咸平总共有几段婚姻，扑朔迷离，有说四段，有说六段。不管怎么样，郎教授喜欢美女是个公开的秘密，被人背后称作“狼”教授。他智斗空姐小三的故事完全可以被当做MBA经典案例。
2003年，郎咸平认识了在长江商学院混学历的缪空姐，很快滚床单，“狼”教授买房，作为与女学员姘居的爱巢。一年后，两人吹了，这套房子就归了女方。8年后，两人再次相遇，分别是最好的春药，两人天雷勾地火，又滚床单了。
在缪空姐的要求下，“狼”教授买了两套豪宅及一辆豪车，以及大批奢侈品。因为“狼”教授是外籍，房子就放在缪空姐的名下。两年后，二人再次吹了。原因很简单，缪空姐出轨上海某酒吧“活招牌”，一个只有小学文凭的猛男。
玩鹰却被鹰啄了眼，被套了绿帽，这让“狼”教授很没面子，要求拿回房子，缪空姐当然不干，于是昔日情人对簿公堂。
第一回合，“狼”教授输了。可他毕竟是毕业于常春藤高校的金融学博士，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找来发妻帮忙，原来他后面几段婚姻，都是“重婚”，一直没跟发妻离婚。所以他与缪空姐同居时，还算有婚姻在身，赠与缪空姐的房字属于夫妻婚内共同财产。第二回合，“狼”教授赢。缪空姐不服，上诉。第三回合，还是“狼”教授赢。
还没完！学过“螳螂拳”的“狼”教授的风格从来就是往死里打，要回房子后，他又起诉缪空姐个人独资的公司，说曾向该公司购买1600万元的铜制佛像等物品，自己向民生银行借款900万付了第一笔，但物品一直没交割，故要求该公司退钱。第四回合，“狼”教授又赢了。
真不亏是经济学家，睡了缪空姐这么多年，还让她退还两套房，背了900万的债务。
“狼”教授在中国“红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时，他可怜的发妻还在苦过日子：
我已经61岁了，至今仍然每天辛苦地挨家挨户送信件，当邮差。我曾经很期待在62岁退休后，能回国陪伴我孩子和我丈夫，就算回到以前的苦日子，我相信我也会是幸福的。
郎咸平有没有钱我并不在乎，什么日子没过过，什么苦头没吃尽才有了今天。可他在国内发展得那么好，可以随随便便地挥霍，几套房子、几辆车子的送给那些只爱钱的女人。而我呢？至今在国内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之前我一直被蒙在鼓里，隐隐约约听到一些消息也没去计较，毕竟孩子都那么大了，孙子也都快要初中了，不想再影响夫妻感情。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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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理财公司骗钱的人是交了智商税，怨不得别人；“狼”教授的发妻命运凄惨，但自曝家丑后，夺回房子。他们值得同情，但还不是最可怜。
最可怜之人是顾雏军。他身陷囹圄后，“格林柯尔系”上市公司体系分崩离析。
2005年8月2日，襄阳轴承发布公告称，已向格林柯尔发函，要求解除与其的股份转让合同。最终这份合同，被中国证监会叫停。
2005年9月9日，在顺德看守所中，顾雏军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海信集团接盘科龙电器，公司后改名“海信科龙”。
2005年11月，格林柯尔所持美菱电器股份转让给长虹集团，长虹成为美菱控股股东，并承诺助其业务整合。
2006年7月，亚星客车前母公司亚星集团回购格林柯尔手中亚星客车股权，亚星客车脱离格林柯尔的控制。
顾雏军自己掌控的格林柯尔于2007年5月18日在香港退市。至此，鼎盛一时的“格林柯尔系”完全瓦解。
劳苦半生，一朝清零。
2012年9月6日，顾雏军提前三年出狱。
关于提前三年出狱，他在接受专访时提到，是减刑出来的，不是有人高抬贵手。“7年时间，比我上大学研究生读书的时间还要多。如果我没学高深的数学书，我现在也就傻了。”“在狱中，我觉得人生最幸福的就是吃肯德基。”
2012年9月，顾雏军召集200名记者开新闻发布会，为自己“喊冤”。两鬓斑白的他头戴一顶纸糊高帽，上面写着“草民完全无罪”。
回顾败局，他并不觉得需要反思，“反思就代表着软弱，软弱会影响我对贪官污吏的斗志。”他说，“我怀念执掌5家上市公司，并不是迷恋权力，而是那样就有机会将家电产业整合做强，有资金发展自主技术，甚至能够在国际上与全球巨头同台竞技。”
这几年，顾雏军一直在为自己翻案，先后要求中国证监会和广东证监局公布当初对他旗下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立案调查的依据。
2017年1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作出再审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当时一并公布了依法再审的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除顾雏军案外，还有张文中案。2018年5月31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改判张文中无罪。这对顾雏军是巨大利好。
2018年6月13日，顾雏军案在深圳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重审，没有当庭宣布结果。直播中，59岁的他很真诚。
十年前，在佛山中级法院，他最后陈述时引用了伽利略的故事，他说：他不相信他的案子会像伽利略一样，300年后才能平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才十年，虽然恍如隔世。现在就等最后结果，不知他是否会有张文中的好运。
参考文献：
1.《郎咸平真相》,吴丁杰
2.《解读郎咸平》，陆新之
3.《顾雏军调查》，陈磊
4.知乎提问：《从学术方面，应该如何评价郎咸平？》，网友@吴致霆回答
5. 《南方人物周刊》及《财经》关于“顾郎之争”的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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