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必须救，到底怎么救？

大拐点时刻，如何拯救中国经济？

内部调结构，外部再平衡，2018年是中国经济应对内外部激荡最具压力之年，而在激荡仍频之当下，论及拯救中国经济，显然需要中短期协调、且多端协同发力。

但是，拯救中国经济，首在拯救民企——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认知高度！

01

首在拯救民企，为什么？

民企之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比如提供GDP的占比、提供税收的占比、提供就业岗位的占比……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就不再赘述了——救民企，一个词概括，重要！如果有第二个词概括，超级重要！

对于拯救民企，部分市场自由派人士，基于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可能会有所质疑：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对于高负债、经营不当的民企，为什么要去救？救了这些民企，对其他民企、对其他市场主体，是不是存在显见的不公平？

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食古不化，是不合时宜的！

事实上，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一现代经济学的扛鼎之作出版、并为上世纪30年代美国走出大萧条提供理论指引之后，以亚当·斯密和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就已经被视为传统经济学，而被遗留到经济史的旧纸堆之中。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要不得的，太过久远的姑且不说，仅最近10年，无论是2008的美国次贷危机，还是2010年的欧债危机，当时为了应对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美国和欧盟都曾推出规模庞大的纾困基金（或类似于纾困基金的政策性基金）。

民企要不要救？要看是否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和系统性社会风险！

窥一斑而知全豹，以南京的上市民企为样本，截止12月3日，南京市共有A股上市公司83家，控股股东质押比例超过80%的，就高达11家之多，而这11家超高质押率的上市公司，其中8家就是民营企业。

这难道还不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兆吗？仅仅这8家超高负债的上市民企所涉的企业员工，差不多就有数万人之多，而如果再加上非上市、负债率超过80%的规模民企，那么，仅仅一个南京市，其所可能波及到的就业人数，就将有数十万人之巨，这难道还不是系统性社会风险吗？

02

救民企，防止系统性风险，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救？

急事必须从权，先讨论急的，急的不稳定的，长久的纯属扯蛋。

近期，人民银行出台了针对民营企业融资的支持政策，例如增加1500 亿元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引导设立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支持商业机构运用信用风险缓释工具。

此外，多地政府牵头、金融机构主导的专项纾困基金，仅仅两三天时间，包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方的政策性纾困基金，均高效快速地成立了，这是值得点赞的大好事。

但是，单纯的纾困基金，能解决得了当下民企的系统性风险吗？

显然不能！

比如，根据现行制度，由于债券到期后没有风险缓释机制，不兑付即视为违约，一旦违约又会触发“交叉违约”条款，直接导致风险不可控的挤兑……

若着眼于系统性风险，在民企普遍遇到流动性困难之当下，从可见的债券违约潮到可能更甚的潜在债券违约风险，都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风险缓释机制。尤其要看到，在整体流动性紧张史无前例的当下，不乏一些优质的企业，其阶段性的流动性问题，要远远盖过业务本身的问题。

相比当下民企可能存在的批量债务违约，难道国企就少吗？

其实并不少！

比如，在2015年和2016年的违约潮中，从央企中煤集团到地方大型国有企业东北特钢、广西有色、四川煤炭等违约事件，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的违约现象屡见不鲜，而今年以来，违约潮几乎为民企所承包。这一现象之所以令人忧虑，一方面是因为国企在财务成本、产业政策上更加占优，另一方面，国企即便在债务违约之后，常常有变通而为的处置方式。

两相对比，民企、国企的差别化，令民企更受伤。

我们应当看到，央企、国企在处置债务到期问题时，在风险缓释的思路上多有政策性的包容性变通——比如，以山西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曾帮助地方国企进行债务展期，为此，山西银行业拿出中长期专项贷款，支持山西省属的七大煤炭集团化解过剩产能，在这一举措背后，债务展期的目的在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就是通过让融资成本低于企业能够负担的银行利息，来保证银行贷款不违约——国企应对银行贷款违约如此，应对公开发行的票据违约，亦差不多如此。

就民企的风险缓释而言，作为流动性史无前例紧张之下的权宜之计，考虑到已出现问题的民企，其化解债务风险工作的推进效率，我们应该本着“激活”、而非“封死”的态度，尽快启动政策性的包容性变通措施。

参考发达国家的风险缓释工具，同时考虑到特殊的我国国情，作为流动性极端紧张时期的权宜之计，债务到期之后的风险缓释机制，应该和纾困基金一样，成为解决当下流动性结构性紧张的两板利斧。

和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我国民企在信用风险缓释上也一直居于劣势。比如在美国，主要以CDS（信用违约互换）作为信用风险缓释的有效工具，尽管经历了次贷危机的一轮洗礼，如今理性回归后的CDS依然是信用风险缓释的主流金融工具。

时下债券市场的非理性，是尤其值得担忧的。近期发生的一些违约事件，已经对投资者信心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形成了恐慌情绪，使得投资者非理性地拒绝信用债尤其是民企信用债。

03

搞定了急的，短期不乱，再讨论中长期的、制度层面的。

经济下行，资本回报率下降，市场观望、犹疑情绪严重，怎么办？

给好处！

首先是减税费，现在的综合税率67.3%（2017年世界银行报告），至少要砍掉1/4，降到50%的水平，稍高于日本，稍低于印度。

在资本回报率下降之下，实实在在地降税费、给好处，才能有效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投资了，不赚钱，谁干呢？

降了税费，还要降息，虽然最近几个月贷款宽松了，但是利率没下来，如果投资的预期收益，仅仅约等于、要稍高于贷款利率，我想，央行的信贷再宽松，也没有人去贷，这还是没用。

2019年上半年，美联储的加息可能要暂停，毕竟美国经济的复苏，目前已经接近临界点，这从最近一个多月美股的回落，我们应该大抵能够感知到——只要美国不加息，我们的降息，就不至于对资本的跨境流动产生过大的冲击。

降税，降息，还要降控，什么叫降控？降低控制，这涉及许多，比如，国内的资本回报率降低，可以渐进放开外汇管控，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鼓励大家去资本回报率更高的国家和地区，GDP降低了，GNP拉起来，本质上还是利民利国的好事，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也才能快速推进起来。

再比如，降低市场准入，比如金融业，比如文化产业的一些领域，在合理监管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放开，社区银行、农镇银行，不一定非得国资控股，现在有的是大数据监管工具，监管不了，是监管部门的问题，但是，这些领域放开了，对民企无疑有更大的激活作用。

救民企，就是救中国经济，而在大拐点到来之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动点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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