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战“疫”差异背后的数字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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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身的信心之源，是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因普惠性而持续发展的数字经济。

文/观察者

疫情全球大蔓延，意大利持续告急，英国放弃了“群体免疫”，法国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美国在防疫和救市两端苦苦周旋……

从过度乐观到不容乐观，当全球抗“疫”已经是摆在桌面上的高难度附加题，2020年的全球经济又将何去何从？

“其实有两个战争，如果要控制病毒，你可能要去封锁掉所有的大型活动，但是这个会大量地伤害商业……”，3月22日晚间，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在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迈克尔·斯宾塞的连线中说出了自己的担忧，而这场中国、意大利两地连线的特殊会议，主题就定为“罗汉堂对话斯宾塞，又一次全球大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斯宾塞所在的意大利，在此轮疫情中积极向中国取经，斯宾塞也指出，疫情全球蔓延至今，“西方的政府其实都在看中国”。而纵观中国的抗“疫”，当然还有复工、复产，数字基础设施实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这可能是西方国家后知后觉的方面，但却明显有利于全球各国同时打赢疫情和经济两场战争。

01

最近，中国的外卖小哥成了《时代周刊》上的封面人物——中国的高效战“疫”，留给西方最鲜明的印象，显然是一个互联网符号。

西方国家调动资源的速度没有中国好，这不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对中国抗“疫”的观感，基本上也是全球共识。

而中外战“疫”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当然不仅和众所周知的我国体制优势有关，也和我国在数字基础设施上的领先也有关。

《时代周刊》的重要发现，是每一个中国人所熟知的，“中国出台了全面遏制措施，各地办公场所、学校、工厂通通关闭，许多餐馆只提供外卖服务。从卫生纸到刚出锅的热面条，大量物品改由网上订购……快递服务只是中国庞大的电子商务网络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电子商务网络在疫情期间因为应对隔离经济进一步发展。”

隔离！封城！西方国家在跟进中国，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政策不仅符合阻断传播相关的理论，而且确实行之有效。

不过，西方国家的特色是小政府，也就是说调动资源的能力本就不强，这就更需要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在这方面，我国的抗“疫”至少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在武汉这样的疫情重灾区，菜鸟这样的社会化智能物流骨干网快速响应，在物资驰援上为抗疫抢下了宝贵的时间；二是商业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在中国可以连接到每个中国人，中国的抗“疫”因此可以全民参与，而数字商业对经济、社会、民生的保障，又可以深入到毛细血管。

换言之，我国这一轮抗“疫”，调动资源的效率之所以备受瞩目，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实现了政府、社会、企业的数字化大协同。

02

西方国家的抗“疫”在持续告急，医疗体系的支撑不足、经验不足只是其表，非医疗的综合措施不足才是根因。在这方面，西方可以向中国学习的不足之处，是以数字化工具为核心的精准防“疫”、全面抗“疫”。

论医疗体系、医疗条件的支撑，西方和中国比并不弱，经验甚至可能更足。虽然有些欧美国家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扩大自己的公共服务、公共卫生的架构”，但斯宾塞也指出，“在欧洲公共服务和社保体系已经很发达了”。

论发达，西方需要学习中国的地方，可能就是把数字工具补充进去。罗汉堂秘书长陈龙就提到，“你必须要建立医疗的支撑体系，也要有非医疗的一些方式，比如管控社交距离、隔离等等，还有追踪案例的科技，比如生命健康的一些追踪科技，综合使用这些措施。”

事实上，数字工具的应用不仅涉及到此轮抗“疫”的成败和根本，也决定了抗“疫”是不是必然以经济活动的完全停滞为代价，以及能否在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的两难之间，做出科学的平衡与高效、精准的决策。

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做出的一个假设，足以让西方国家深思，“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数字技术，人们就无法进行远程工作，远程教育，也吃不到新鲜的食品，很多国家的隔离政策根本无法实施。”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创造了数字防“疫”、数字抗“疫”的历史，“在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移动支付、金融技术都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先进、更深入……由于有了社交网络，几亿人在第一时间就能获得疫情的信息和如何减少病毒传播，减少了恐慌，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

事实上，先进的数字技术成为中国抗“疫”、防“疫”的应用工具，在方方面面都有体现。人工智能、大数据为诊断病例、追踪病例和接触人群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火神山医院是5G、云计算、大数据集中落地的智慧医院，支付宝健康码则为全民防“疫”、精准“防”疫贡献甚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在权衡防控疫情力度与经济和个人损失时，政府决策者也离不开信息和数据的支持。

斯宾塞提到，西方国家对经济的停滞非常担忧。“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就是怎么才能够在加强疫情管控的同时尽量地减少对经济的长期影响。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可以尽快地复苏。”事实上，如果没有对经济停滞潜意识里的担忧，西方国家在防“疫”行动上可能会少走很多弯路——这种担忧当然是合理的，但反过来看，如果西方国家拥有足够多的数字工具，一些过度的担忧可能就是不必要的，这样反而可能少走一些弯路。

03

西方国家接受数字工具、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可能还处在被动阶段，但好在，他们确实开始接受了。

“我知道有很多组织说，我们不可能远程办公，但是现在他没有选择了，只好远程办公。”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提出的这一现象，大概可以让我们管窥到西方国家在疫情蔓延时期面对数字工具时的变化——从绝不接受，到开始被动接受。这至少能够说明，西方国家开始严肃对待此轮疫情了。

和西方国家被动接受远程办公相比，从在家办公到在家复学、各种在线会议……钉钉等办公应用在我国的持续火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对数字工具更高的接受度，乃至全面领先的身位。

如果说西方社会需要在数字化的思维上有所变革，那么，信息非常重要，可以说是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总结出的一条“中国经验”，“这是中国第一次在面临重大疫情的时候有数字技术的应用，数字技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各种酸甜苦辣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进行分享。让我想到海耶克当年对于市场的看法，他认为市场就是对信息来进行发布。所以，信息非常重要。”

他进一步指出，接受更多信息是一种需要适应的生活方式，“信息很多，你也受不了，但是经过长期的生活之后，你会去适应这样的生活方式。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场景下，必须相互合作、相互理解、相互教育、相互学习，所以，这种互联性是一种新的趋势。”

与疫情抗争，与时间赛跑，在经济不能停滞这条底线之下，疫情留给世界的时间更少！现在疫情的中心在欧美国家，未来呢？西方国家只有给数字化提速，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给应对未知留下足够的余量，也为2020年之后的给经济增长提供动能。

04

当下，中国的成功抗“疫”、以及为稳固超预期复苏所持续付出的努力，无疑已经是全球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的信心之源。

而中国自身的信心之源，可能还是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因普惠性而持续发展的数字经济。

如罗汉堂学术委员斯宾塞所言，很可能也是全球所乐见的，“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好，中国如果恢复了，可以开始消费，中国人又开始出国旅行，这个可能是一个月之前我们根本都预见不到的。”

就处在全球疫情中心的西方国家而言，从“中国经验”中看到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工具对抗击疫情和发展经济的高效兼顾，这可能是当务之急。这其中，真正能够让他们坚定决心，变被动为主动的，可能是数字经济在中国所体现出的普惠性。

一个没有普惠性的新事物，即便技术再新，也很难想象能够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快速的发展。“在中国，最活跃的用户都在用移动支付、互联网，用的最多的并不是最富有的人，而是最普通的人。”罗汉堂秘书长陈龙不仅看到了中国数字经济的普惠现象，也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普遍原理，“数字技术的特性就是要去降低信息的成本，非常得低廉，任何人都可以有手机，任何人都可以创造信息、交换信息，去做出一些决定。所以，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得到数字经济的好处。”

抗击新冠疫情，我国现在已经全面转向应对境外输入，以及为全球抗“疫”提供经验、决策、医疗物资的支持。在全球最后一个国家战胜疫情之前，这根弦，当然不能松，也不会松。

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大衰退，是另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已经率先进入持续复苏、巩固的阶段，而且很显然，从疫情全球爆发以来全球市场的表现来看，处在低速增长阶段、同时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的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敏感性，远比将数字化贯穿整个抗疫和复苏阶段的中国更强。

2020年，全球经济向何处去？可以肯定的是，数字技术是重要变量。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数字经济发展之快，使得近两年全球智库纷纷开始研究数字经济价值的测量，从而解决GDP已经不能充分反映实际经济表现的问题——今年1月，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如何测度数字经济价值？》，而聚焦数字技术领域的罗汉堂——致力于与全球一流科学家和实践者合作、凝聚共识，迎接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数字化转型，早在去年也研讨了数字经济价值被低估的问题。

在此轮全球性的疫情危机与经济增长压力的叠加之下，如果说危机确实也提供的一个全球性机遇，那可能就是数字技术大应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数字经济的价值可能会得到全面的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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