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共同富裕专题报告
来源：国海证券 作者：樊磊
1、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容乐观。贫富差距可以通过可支配收入衡量，也可以通过财富衡量。从官方公布的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来看，中国已经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而官方的基尼系数还存在低估。中国财富基尼系数 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虽然好于收入基尼系数，但是上升压力明显。我们根据经过 调整之后的数据估算，2019 年中国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 2000 元人民币的低收 入群体仍然高达 7.1 亿，这些超过一半人口仅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14%， 而最富裕的 1%（1400 万人）人群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则达到了近 5 万元，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12%。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足还使得实际收入差距更大。
1.1、 中国居民收入的贫富差距已经较大
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较高的位置，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不足使得实际的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更加恶化。
1.1.1、 中国收入的基尼系数存在低估
可支配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是衡量贫富差距的基础指标。收入的基尼系数被广泛用于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贫富差距。中国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在 2010 年前后达到顶点，此后虽有回落，但近两年又有所反弹。在 G20 国家中，中国的基 尼系数仅次于拉美的巴西和非洲的南非，甚至高于在发达国家中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的美国，已经是全球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
即使如此，我们认为官方公布的收入基尼系数可能还存在低估。该基尼系数是通过统计局调查公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的。但是通过统计局调查获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人口计算的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量显著的低于统计局通过资金流量表公布的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总量；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高收入阶层可 能瞒报收入。从 2013 年以来，两个数据的差异超过 GDP 的 15%。在这种情况情况下，中国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高于统计局公布的数值。实际上学术界一直对于中国官方的基尼系数有质疑。
1.1.2、 公共服务的分配也是影响居民实际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
此外，虽然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异被普遍用于衡量一个社会贫富差距的水平，但是造成实际贫富差距还包括不同居民享有（转移支付之外的）公共服务的不同。例如，政府为不同省份的小学生支付的公共教育经费就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即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完全相同，他们实际享有的福利水平也会存在差异。
与美国对比，中国政府以及与政府密切相关的具有公共服务职能的国有企业直接支配的资源占 GDP 的比重更高，原则上说，其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分配对于居 民实际贫富差距的影响可能更大。
首先，中国政府（含财政支持的事业单位）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份额 17.8%比 美国 10.8%更高。
其次，中国政府通过融资、出售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产等方式又在可支配收入之外额外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可以直接支配，这使得中国政府直接进行的资源配置规模——包括最终消费（包括国防、公务员工资、公立教育、公共医疗等）、资 本形成（公路、市政设施等）和资本转移（无偿向企业转移资本、减免债务等）——进一步上升，达到了 GDP 的 22.5%，也高于美国 17.5%的水平。这些政府支出的行为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通过免费或者比成本价格低的方式向居民部门提供了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最后，由于中国还有大量承担公益事业的国有企业（铁总、国家电网、城市地铁 公司等），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他们资本形成之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有一 部分因为免费或者低于成本价格而具备社会福利的属性。
从一些部门和行业的数据——如重点大学在不同省份的录取率有显著差异—— 来看，虽然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中国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程度不高。这使得中国居民的实际收入分配差距可能还要高于可支配收入所显示 的水平。
1.2、 财富的贫富差距高于收入
除了可支配收入的差异，衡量贫富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分配。财富水平一方面取决于可支配收入扣除消费等结余的直接积累（形成资产）， 一方面也包括居民在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本质是企业的税后未分配利润）中拥有的份额的积累（形成资产），还受到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
数据显示，中国居民财富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绝对值甚至还要高于收入分配。但是，相对而言，中国居民财富的基尼系数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好于收入不平等的排位。我们认为，除了中国实施市场化改革的时间相对较短，财富积累的历史较短之外，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和它们代表的资产价值）为公众所有可能也是重要的解释之一。
但是，从趋势上看，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上升的压力不小。2006 年之后财富水平排名前 0.1%居民所占有的财富份额已经超过了后50%的居民的总和，近几年以 来两者的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1.3、 中国居民的收入与财富分配图谱
为了解决高收入阶层瞒报收入的问题和提供更直观的关于中国贫富分化的图景， 我们利用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 WID)的数据并参考一些其它数据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分配进行了估算。我们的数据显示，单纯以可支配收入4而言，2019 年中国家庭人均（含有工资收入的人员和被抚养人员）月可支 配收入低于 500 元的还有 1.1 亿，低于 2000 元的低收入群体有大概 7.1 亿。人均月可支配收入超过 5646 元（或一个三口之家达到约 17000 元/月）就进入到了前 20%收入人群。
但是中国收入最高的 1.4 亿人（top10%）的准入门槛是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 8,314 元，平均收入是 16,244 元；最高收入的 1%（1400 万人）的准入门槛是家庭人均月收入 21,119 元，平均收入 49,828 元，最高 0.1%（140 万人）收入人群的准入门槛是每月人均收入 59,236 元，平均收入为 198,609 元。
从占比上看，中国最高收入 1%和 10%的居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2%和 39%，而后 50%分位数居民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 14%。
中国居民财富分配的绝对差距更为惊人。WID 的数据显示，在 2015 年，中国财 富水平前 0.1%的居民的平均个人净财富已经达到 5,289 万，前 1%则平均为 956 万，而后 50%的平均财富水平仅有区区 4 万元，后 10%甚至为-0.7 万元。
2、 贫富差距的原因:市场 VS 政府
虽然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显得较大且这种差距是许 多社会矛盾的来源有共识，但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差距则存在较大争议。一些人认为是市场化改革未能到底的结果，半市场半政府的体制导致了大量权力 寻租的空间，导致了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是市场化过度的 结果，伴随着时间的积累，市场会导致有优势的人优势更加明显（马太效应）， 特别是教育与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更是剥夺了穷人翻身的机会。
市场派的支持者认为，充分的市场化和有限的政府干预就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经 典的福利学第一、第二定律证明了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中，竞争可以自动实现资源 配置和收入的“帕累托最优”；且每个人的收入只与自身最初状态的资源禀赋有 关。因此，可以通过设计一个一次性的税收调节，调整初始资源禀赋，使得个体 最终的收入差距减少并且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市场竞争同时意味着 机会均等和效率优先；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当然是未能做到上述两点，特 别是市场化的改革确实不够充分。
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同时存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原因则难以 简单的用市场化（政府干预）的不足（过度）来概括。如果一定要做个总结，可 能只能说在天赋、财富继承等先天因素之外，三大因素都对中国较高的贫富差距 有贡献：一些市场可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化未能完成；另一些领域则存在 市场失灵；而政府在履行自身职能方面也还有改善的空间。
2.1、 先天因素与外部冲击的影响
贫富差距首当其冲与出生（先天因素）有关。不仅仅每个人的天赋不同会影响收入，财富的继承是个体贫富差距最主要的根源之一。中国的经济制度允许财富 从上一代向下一代传递，而且由于遗产税等财产税税种的缺失，这种传递还比较 便利。这当然会导致中国的贫富差距较大。但是从中国许多白手起家亿万富豪的 收入来看，可能比普通人高一万倍。考虑到这些富豪不可能比普通人聪明一万倍， 体力好一万倍，解释贫富分化必须考虑其他的因素。
学术界普遍认为包括科技革命引发劳动力市场两极化、新冠疫情冲击低端劳动力就业、和全球化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流失等外部冲击也导致 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上升。但是对中国而言，这三项外部冲击前两者可能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但最后一项反而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既然绝大多数其他国家都面对这三大冲击，为什么中国的收入差距仍然较高呢？我们需要对此进一步探讨。
2.2、 市场失灵的影响
我们认为更高程度的市场失灵，如市场竞争不充分、信贷约束等可能是中国收入 差距较大的重要解释。市场失灵不仅仅影响效率，一些市场失灵也会导致收入分 配的差距较“完美市场”的水平上升。
首先，不完全竞争（垄断）会导致利益分配有利于富裕人群，中国作为新兴经济 体，市场竞争不充分可能导致企业家阶层获取更明显的垄断利润。由于企业相对 劳动力一般拥有更大的垄断势力，富人（包括优秀的企业家）作为公司特别是大 公司所有者因此可以从弱势的劳动者甚至是普通人获取超额收益。
新兴市场国家的反垄断措施不完善，许多新兴领域也竞争不充分，更容易造成贫 富分化。2015 年以来中国大企业的资产回报率相对其他类型企业明显上升可能 是许多领域产业集中度上升的一个证据。互联网平台企业利用社交网络效应形成 的垄断尤其明显。
其次，信息不对称、较高的交易费用使得穷人面临“完美市场”中不应该存在的 信贷约束，无法投资并发展自身的人力资本，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生在贫困家 庭的人才甚至是天才都可能因此被埋没。中国低收入阶层绝对收入水平较发达国 家更低，抵押品等更为匮乏，面临的金融约束可能更加严重。
第三，由于富人更有能力持有风险资产，风险溢价可能也是贫富差距的重要来源。而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回报中风险溢价较发达国家更高一些，理 论上似乎也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贫富差距。
最后，近些年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指出理性人的假说在许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而 企业会努力抓住这种机会以获取这种超额收益。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在 金融管制、市场管制的放松的同时常常出现监管制度又没有完全跟上的现象，可 能导致资本有更多攫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例如，被政府整顿的“校园贷”等一些 活动就是放款者利用借款者有限理性的机会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方式。
2.3、 政府失灵的影响
在市场不完美之外，政府运作的缺陷也造成了贫富差距。一般而言，政府有三大 职能：1）政府履行其强制执行合约，保障契约自由，维护竞争秩序等维护市场 运转的基本职能。2）考虑到市场并不完美，政府还需要履行额外的职能以弥补 市场的失灵，如提供包括基础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建立可以很大程度上对 冲通胀风险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保护有限理性的消费者等。3）也正是由于市 场失灵，一些时候收入的差距会导致机会均等的下降，一些时候效率与公平不能 并存；而且一定程度的“公平”（我们这里指结果的公平，或者以可支配收入的 均等为代表）也是人类社会普遍追求的公共品。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政 府有收入分配再调节的职能。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力和责任；而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治理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政府肯定无法完美的履行自身的职责，存在政府失灵的问 题。我们认为一些领域政府失灵也是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较高的原因。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干预市场失灵和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责 方面做的不够。例如，公共教育是实现机会公平、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渠道， 但是中国财政教育经费占 GDP 比重距离发达国家的水平有明显差距。又例 如，由于税收监管和税收体制等方面的问题，中国调节收入分配的个人所得 税沦为工薪税，富裕阶层反而有各种方式避税，影响了调节的效果。
无论是在弥补市场失灵还是在调节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富裕阶层、（富裕的） 利益集团（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来制定规则，增强他们 拥有的市场垄断势力15，甚至合法而不公平的分配公共资源。与发达国家相 比，中国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可能更低一些。
例如，在采用统一试卷全国不同省份高考录取分数线差异较大甚至引发学生 起诉教育部“违宪”16，北京等省市后续采取自主命题的高考制度安排有掩 盖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嫌疑17。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衰退对阶层固化有 着直接影响，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弱于城市的一个基本解释是农民阶层在政 治博弈中处于较弱势的地位。此外，政府官员离职进入与自身权力相关领域 企业就职的“旋转门”肯定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等等。
由于中国存在的地方政府考核 GDP、考核税收收入等激励机制的扭曲，政 府可能存在过度补贴资本，对劳动保护不足等问题，导致收入分配失衡。
最后，少数腐败分子利用公权力（包括国企、事业单位）谋取私利也对贫富 差距扩大有影响。
2.4、 转轨经济体：一些领域市场化不足的影响
此外，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体，在许多领域的市场化还没有完成，也会造成 贫富差距偏高。一方面，在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仍然受到户籍、 土地性质管制等较多的行政管制的影响，使得农民等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受限。一 方面，金融、公用事业等行业仍然存在相当的准入限制，而优势地位群体通常更 有机会借助特许经营牌照获取垄断租金。
2.5、 从收入不平等到财富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当然对财富不平等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财富的一个主要来源在于收入 扣除消费之后的积累。当然，财富另外一个重要的来源与资产价格波动有关。至 少最近十余年以来全球财富分配差距的扩大与资产价格持续的上涨以及财富收 入比的上升有关。
一些观点认为货币政策的持续宽松导致了资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富人获益更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利率是资本的回报，利 率的下行与资本回报的下行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利率和资本回报同步下行， 资产的价格会保持稳定（PB 基本在 1 左右；盈利下降恰好被估值上升对冲）。之所以会出现一些资产价格大涨，我们认为本质还是与垄断有关——垄断保证了 一部分资产的回报不下降，又受益于利率的下行提升了估值水平。美国头部的上 市公司和包括中国一二线城市在内的全球大城市的房地产都是典型的具有相当 垄断势力的资产。
我们这里对美国企业垄断力量的上升做一点说明。研究表明近几十年包括工会力 量衰退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美国企业的垄断力量持续上升，以至于美国总统经济 顾问委员会的研究都认为美国经济的许多行业甚至是多数行业不能够再用充分 竞争的模型来描述。
垄断势力上升在微观层面的两个证据是：1）美国企业利润占 GDP 的份额上升 与市场真实利率背离——在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情况下，利率反映了资本的回报， 资本回报较高会刺激企业借入资金扩大再生产，带动利率上升；但是如果垄断广 泛存在，企业可以有较高的资本回报但是却并没有兴趣增加资本支出，两者就会 出现背离。2）美国大型企业 ROIC 的上升尤其明显。
2.6、 有关共同富裕的讨论：效率 VS 公平
从贫富差距的来源来看，效率与公平（可支配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之间的关系至少存在下面三种可能性：
一些措施可能同时改善公平与效率，应该努力实施：
不存在市场失灵但是由于历史和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市场化不足的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要素价格的改革，打破行政垄断等；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通过有效的政府干预纠正市场失灵，例如政府打击天然垄断，政府出资资助基础教育等；
改善政府失灵：例如打击腐败，减少优质公共服务过度向一些利益集团倾斜，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政府对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过度补贴等。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运行有成本因此收入再分配有成本等因素，一些措施可能 需要牺牲效率换取公平，要把握好度：
向富裕人群征税所得税，财产税；加强相关税收监管等；
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支付，实施补贴，在养老、住房等多领域实施救济；
允许工会通过集体协商的制度与企业谈判工资等；最低工资制度、《劳动法》 限制劳动者的最高工作时间等。
一些措施则即可能降低效率，同时使得收入（财产）的公平恶化，这种政策陷阱 需要避免：
在市场可以比较有效配置资源的领域打着公平分配的旗号增加政府管制、推 动国有化很可能降低效率；如果这种行为还导致权力寻租的增加那就还会使 得收入公平恶化——委内瑞拉执行的政策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类；
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打着“提升效率”的旗号减少了政府的干预和纠正：例如 在电信、石油管网、公用事业等天然垄断的行业推动私有化且缺乏定价管制；放任有限理性的金融消费者被高利贷盘剥等；
政府治理能力下降导致政府失灵范围扩大、程度加深：如公共政策为利益集团所裹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水平退化，政府腐败程度上升等
3、共同富裕的政策选择：回顾与展望
近期中国决策层释放的“共同富裕”的政策信号和一系列的“重拳出击”引发了 媒体、社会和资本市场的关注。这些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策效果？未来还会做 些什么？特别是境内外资本市场蒙受显著损失之后，一些投资者对此有疑虑。
虽然在操作上并非十全十美，我们认为政府当前施政框架还是大体针对着引发 中国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在按照经济学规律“对症下药”。我们的基准预测是未 来中国政府不会显著的背离现有的政策框架。因此，未来五到十年，中国陷入 “发展陷阱”肯定不能算大概率事件。当然，投资者始终需要对可能出现的政 策干预超越合理的市场与政府的边界而造成负面后果的风险保持警惕。
3.1、 中国大概率可以避开“发展陷阱”
首先，从中国政府近期为了推动共同富裕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大体上没有脱 离纠正市场失灵，改善政府治理（减少政府失灵），和适当的实施收入再分配这 几个领域的范畴。
其次，从中财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等高级官员的讲话23来看，政策制定者也对 “杀富济贫”、“平均主义”和“福利陷阱”等政策风险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我们 认为未来出现过度的牺牲效率换取公平、乃至于因为政策失误大范围出台既没有 效率也没有公平措施的只能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我们的基准预测是未来 五到十年中国走入“发展陷阱”的风险不高。
当然，前期政策出台的透明度、公众参与度、可预见性等也许还有改善的空间， 是否存在“一刀切”等行为也存在一些争议。在政策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之后，未 来可能会越过市场与政府合理边界而对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产生负面影响的风 险始终存在。从政治哲学上看，考虑到“罪犯的逃脱法网对社会的危害要小于政 府违法行为”，“注重对于政府权力予以约束和制衡，防范执法者与当权者胡作非 为”24始终应该处于每一个社会最优先考虑的议题，投资者肯定也必须对这种风 险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在政府权力受到制约较小的国家。
3.2、 未来政策展望
中央财经委为共同富裕政策提出了纲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 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 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 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我 们预计政策将继续围绕着在可以市场化领域继续推进市场化、纠正市场失灵、和 更好的履行政府职能三个方面推进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
3.2.1、 一次分配：着眼于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
在一次分配领域，我们预计制度安排的建立将着眼于围绕着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 机制，在可以市场化的领域继续推进市场化，在市场失灵影响充分竞争的领域纠 正市场失灵。
一方面，政府可能继续推进户籍、利率市场化、农村土地入市、IPO 注册制、电 力体制等要素领域的改革，改善各类生产要素在全国统一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化 定价水平，以缓解这些领域市场化不足导致的贫富差距。
我们想特别指出数字要素市场的培育和规范将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关行业产 生深远影响。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 机制的意见》，要建立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数据采集，数据分享的标准化机制，研 究根据数据性质完善产权性质。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 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
用户数据来源于个体，但企业收集、储存和挖掘掌握有价值的数据，需付出较高 的成本。如果数据归收集者所有但使用没有限制，一些企业可能会滥用数据，个 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还有可能造成垄断；如果仅归用户所有，则很难最 大程度发挥数据本身的集成价值。数据的所有权安排，隐私保护的程度，以及交易、分享机制的确立将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行业的发展和利益格局产生深远 影响。
另一方面，一次分配也会着眼于打击垄断。由于创新等形成的垄断和租金对创新 者具有正面的激励作用，我们认为政府管制的重点将集中在因为权力造成的行政 垄断行业和天然垄断行业。
我们预计政府会继续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减少行政垄断性的范围。例如，2020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宣布完全放 开了油气勘查开采市场，打破三大国有石油公司的垄断地位。此外，对于行政和 天然垄断的企业，政府很可能加强对此类企业的管理和价格核定，限制其利用垄 断地位进行的危害竞争的行为。例如，过去几年间，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要求基 础电信运营企业提速降费；今年 4 月，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二选一”垄断行 为处以 182.3 亿罚金。
3.2.2、 二次分配：弥补其他领域政府失灵，提升收入再调节环节的公平与效率
二次分配着弥补其他领域的市场失灵（信贷约束导致个体教育投资不足等），减 少政府失灵，并注重提升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我们认为具体的措施 可能包括增加政府在基础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并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消 对于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过度补贴和保护，加强税收调节（含减少间接税），取 缔非法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
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养老、 事业、疾病、伤残等）和保障性住房等领域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覆盖范围，并推动 均等化。例如改革学区房制度，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增加保障性住房的 供给等等。实际上，过去几年间，政府消费（包括了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占 GDP 的比重已经有所增加，而 2019 年政府资本形成占 GDP 比重有明显下降。
减少和取消对于垄断行业和大资本的补贴：在实施产业政策和招商引资的过程中， 各级政府对于企业（资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补贴，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土地、信贷安排，提供低于市场价格的水、电、原材料等。我们预计在互联网、金融等一些存在垄断且利润较高的行业，对于其他行业规模 较大的、存在垄断力的企业，一些补贴的措施可能减少。
事实上，2014 年国务院曾一度要求全面清理规范包括税收、非税等收入以及与 企业缴纳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的财政支出优惠政策等，凡违法违规或影响公平竞 争的政策，都要纳入清理规范的范围。后来因为经济下行被暂缓实施。
加强税收调节。我们预计政府会从三个方面入手更好的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加强税收监管；增加以直接税为主的一些新的税；减少增值税等间接税。
建立完善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加强税收监管、增强税收收入调节职能。由 于我国社会现金使用比例较高，一些高收入人群的兼职收入、房租等财产性收入 无法类似发达国家通过银行账户有效监管，而由个人申报；许多人不进行申报就 会导致税收流失。私营企业主还可以把个人的开支放在公司账目中处理；也一些 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还存在实物分房、各类补贴等问题，都会引发税收流失。政 府加强税收监管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实际上，近期影星郑爽因逃税接受巨额罚 款一案已经显示出税收监管的加强。
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试点、增加资源税的范围和力度，以及研究遗产税的推出等。今年 5 月 11 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等多部门举行房地产税改革 试点工作座谈会；近日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称征收房地产税 政策已经提上日程26。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煤炭等资源税可以一方面向碳税发 展起到减排作用，一方面，一些稀有金属资源税上调也可以起到调节资源收益的 作用。遗产税是非常重要的缓解出生不平等的税种。
如果针对垄断性企业的垄断税暂时不能出台，可以要求相关领域国有企业增加利 润上缴，并增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规模。
如果政府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垄断性企业征税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当然也有 条件推动增值税等领域的减税，以保持政府税负的整体稳定。
取缔非法收入和规范不合理收入。我们认为这些措施包括继续打击腐败，清理规 范党政机关工资外收入，限制金融等存在牌照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工资水平等。整顿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医师利用处方权获取回扣、记者有偿新闻等不合理不合 法的收入，限制公务人员就职于与自身权力相关的企业等旋转门行为等。从近期 对医疗、教育的整顿来看，整顿的重点应该是一些人尽皆知但是一直没有被整顿 的潜规则。
3.2.3、三次分配：培养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
最后，在三次分配领域，我们预计政府将鼓励形成人人做公益，富人做慈善的社会风气；同时，政策法规也会为慈善组织的建立提供便利环境，实施税收优惠。
针对一些社会上对三次分配是否自愿的一些担心，中财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明确表态“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
4、共同富裕对于各个行业的影响
围绕着共同富裕目标实施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和确立的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各行各业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长期而言消费品行业特别是中低端消费品的需求应该会明显上升。
从学前到高等教育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可能会明显上升，这是争议最小、 效率损失最低、获益最大、可能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特别是加强中西 部地区、农村地区的学校，为城镇落户的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有 很强的政策共识。对于素质教育的需求也会上升，例如中考、高考体育的重 要性可能加强。为学校提供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教学工具、乃至部分教学 内容等的企业可能获益。此外，职业教育是重要的赛道；体育，作为最重要 的素质教育，也许会成为大产业。
一些利润较高的国企可能会增加分红比例。
在回扣、洗钱、垄断等不合理行为之后，医药、传媒、互联网等行业的竞争 逻辑和估值体系可能发生变化，例如，优势可能会从营销型医药企业转向实 干型医药企业；传媒企业的透明度可能上升，有利于估值上升；互联网企业 以前靠平台垄断作为护城河，现在靠什么？
长期而言，对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优惠措施的取消可能不可避免；需要关注 对于一些特别依赖这些政策的企业，如电解铝、多晶硅等。
关注一些意外的风险和机遇：价格暴涨的有色金融是否会有资源税？从茅台 出厂价和终端消费价差之间获益的收入是否会被视作不合理收入并引发茅 台定价体系调整？数字要素的产权、安全与交易机制的设定可能对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5、“共同富裕”政策的宏观影响
短期而言，政策对一些行业的冲击和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市场的风险偏好；同时，整顿措施可能会直接影响教育培训的消费支出、互联网企业的资本开支，等等，对于总需求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中期而言，市场对于政策的理解会逐步深入，预期会也逐步稳定，市场风险偏好 将有望回升，对中国风险资产的估值构成支撑。
长期而言，如果相关政策在调整收入分配方面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的消费需求 可能回升并有望带动总需求走强；要素市场改革、政府治理改善等供给端效率的 上升也有望减缓潜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并提升资本回报。共同富裕政策有望扭 转中国乃至全球通胀和真实利率持续下行的趋势。我们预计在 2030 年 10 年期 国债的底部可能会重新回到 3%以上。
中国经济的结构也会更趋于均衡，由于消费上升储蓄下降，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 房地产泡沫扩大的压力将有所缓解，有利于宏观金融稳定。
6、 北欧模式的经验与教训
北欧国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优等生。就我们看来，北欧模式并没有脱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其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多采用同时改善公平与效率的措施；基本避免同时有损公平与效率的措施——特别是廉洁政府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府失灵。当然，由于北欧在实施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领域力度较大，效率损失也是存在的。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间，过度的收入再分配也一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对中国而言，由于政府治理的水平（廉洁和高效的程度）无法达到北欧的水平，肯定不适宜——现实中也不会——走北欧大政府的道路。但是北欧国家在该尊重市场领域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和该弥补市场失灵领域努力弥补市场失灵的做法仍然值得借鉴。
6.1、北欧模式的成功是尊重经济学规律的结果
在一般领域，北欧国家是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甚至经济自由度高于美国的国家。 举例而言，北欧政府坚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并不因为一些企业是国家的标志性公司便横加干预或给予过度保护，例如瑞典允许萨博破产，并由中国的吉利拥有沃尔沃。北欧国家也勇于打破行政垄断，取消了一些行业的特许制度（charter）， 例如出租车等行业取消准入门槛，充分地实现市场化竞争。此外，北欧国家虽以大政府而著称，但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却也有大量的私营部门，瑞典和丹麦都有学校代金券（school vouchers）的制度，相应的教育补贴以代金券的方式给出，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想去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甚至学生选择出国深造，国家也提供奖学金以支持。瑞典、丹麦和挪威不仅允许私人公司参与竞争公共合同，公立医院还可以由私人经营。
虽然北欧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较高，除了履行一般性的政府职责和收入再分配之外，非常主要的集中于教育、医疗等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北欧国家财政负担的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在发达经济体中都处于靠前的位置。丹麦政府建了一个“flexicurity”系统，一方面为企业裁员提供便利以保障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市场化，一方面又为被裁员的员工提供培训和支持。
北欧廉洁高效的政府降低了大幅缩减了政府失灵的范围。北欧国家政府确实 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仅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高，公共部门的雇员占 劳动力市场的比重也在 30%左右，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15%的水平。然而，我们 也必须注意到北欧国家本身政府治理的费用较低，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差距不 像其它国家那么大，且公平性更好。
北欧国家一方面因为民族单一、人口较少，彼此信任程度较高；一方面政府 运作的透明度非常高——例如每个瑞典人都可以随时查阅政府记录，政府官 员哪怕非必要场合坐一辆政府的豪华汽车都会被立即发现和谴责，因而政府 高效廉洁。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020 年廉洁排行榜， 丹麦列全球第一，芬兰、瑞典也在前十之列。廉洁高效的政府确保政府服务可 以比较均等而且高质量的配置给每个国民——北欧公立学校医院的服务质量 令人称道；税负负担也可以比较合理的分摊给国民——涵盖收入和财产的成 熟税制、严密的税源监控体系和广泛的税务宣传减少了富裕人群利用信息不对 称偷税漏税的可能。
北欧收入再分配力度较大，在保障公平的同时，在效率上确实也有损失。北欧国家为国民提供了一套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免费的教育（囊括高等教育）、全民医保、养老、失业救助、住房保障等。北欧国家也采取了一些平衡区域发展的措施，比如挪威对工业化程度较差的地区提供一定的税收优惠及低息贷款。许多北欧国家的工会也在平衡劳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措施除了弥补市场失灵之外，肯定也有需要牺牲效率来维护公平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北欧的收入分配当然非常均衡，但是效率损失也客观存在。最聪明、最有企业家才能的北欧人不少聚集在伦敦30；统计数据也显示，北欧裔的美国人的人均产出比北欧国家还要高出 39%。
6.2、 “北欧病”的教训
当然，北欧模式也是在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中逐渐完善的，“北欧病”也曾是批判 与讨论的对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 与福利制度的粘性给北欧各国带来了沉重的债务压力，到九十年代，丹麦与挪威 的债务已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五成，瑞典在全球人均 GDP 的排名也有下降。
在医疗方面，当时北欧对医院采取的是政府主管与经营，并在提供公费医疗的同时提供医疗津贴。公立机构的行政垄断与民众缺乏监督导致的“过度医疗”，不仅造成医疗效率的低下——“看病难”，还带来了医疗费用的膨胀。从 1980 年到 1988 年的 8 年间，单位时长的医疗费用增长高达 100%。因此 90 年代，政府一方面通过公开招标引入私人部门参与竞争提高医疗服务的供给效率，另一方面通过限制个人可以全额报销的医疗费用总额、为病休补贴设置条件与额度、成立“诊断相关组织”监督医疗手段与价格等，有效控制了医疗费用的无序增长— —公共福利需要相应的监督机制设计以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
此外在失业补助等方面，北欧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机制上鼓励就业，避免 “养懒人”。比如领取失业保障金需要参加就业培训并努力寻找工作，补助金额 与之前的工资水平相挂钩等。
总体而言，“北欧病”的根源在于过度追求公平而对效率的平衡不足。在医疗、 失业补贴等转移支付方面的限制不足，导致了过多的转移支付，引发了居民工作动力的缺乏、公共福利的浪费与过高的税务压力。同时政府还有一些措施，比如公立医院的垄断，既降低了效率（例如医疗费用的暴涨），还可能使得收入的公平恶化（“过度医疗”导致了“看病难”，损害了最需要医疗服务的居民及时得到医治的权利）。当然，北欧较为清廉的政府减少了权利寻租的可能，降低了这类措施的危害，但“北欧病”的教训依然警示我们在采取牺牲效率追求公平的政策时，需要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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