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迷之自信：莫非朕不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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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迷之自信，终于将自己和明朝带向煤山的不归路。
与喜好做木工活、将军政大事放心委任魏忠贤办理的哥哥朱由校不同，崇祯常常表现出“莫非朕不知兵”的迷之自信。历史不是没有给崇祯挽救危亡的人才和机会，但他的一系列自信过头的“骚操作”断送了大明最后的希望。这在明朝覆亡前夕表现得尤为明显——崇祯十三年至十六年（1640-1643年），崇祯不断干预前线指挥，催逼主将进军决战，相继将洪承畴、孙传庭及二人率领的大批精兵良将送上绝路，终成亡国之君。
崇祯十二年十月，崇祯指派蓟辽总督洪承畴任兵部尚书兼副都御使，主持辽东战事。洪承畴从辽东各镇选拔部分士兵进行合练，提升了明军的实战能力。次年三月，皇太极派遣济尔哈朗、多铎率清军至义州筑城屯田，意在围困锦州，引起明军守将祖大寿的警觉，后者向朝廷求援。洪承畴统率援军与清军多次交手，虽然未能完全打破对锦州的包围，但取得了一些小胜，给围城清军较大的压力。
崇祯皇帝
崇祯十四年初，清军援军抵达前线，对锦州的围困愈发严密，甚至一度夺占外城。崇祯急催洪承畴进军解围。明军与清军大战于锦州城南与松山，给清军较大杀伤，前线清军连连向皇太极求援。皇太极亲率大军增援，形成了明军和清军重兵对峙于锦州一线的局面。
久经沙场的洪承畴敏锐察觉到清军倾巢而来，后勤必然不能持久，结合锦州城防坚固、余粮尚多的情况，主张坚守松山、杏山等前沿据点，迫使清军粮尽自退。崇祯赞同洪承畴持久耗敌的策略，但转眼就反过来同意兵部的速决战方针。
洪承畴在前线取得的小胜成为全军的催命符。兵部尚书陈新甲、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向崇祯力陈明军可战，主张速战决胜、立即解除对锦州的包围。洪承畴则深知大部分明军的战斗力不及清军，且明军上下畏敌情绪严重，他亲自督帅的陕西精锐，能令起义军望而生畏，但对阵清军时甚至发生因恐惧而双腿战栗的情况。前线的八镇明军中，除吴三桂、白广恩、马科稍强外，其他明军都不能独当一面，只是在洪承畴强有力的整合调度下，暂时克服了对清军的畏惧心理，展现了堪与对手匹敌的潜力。锦州守将祖大寿长期与清军对战，深知敌强我弱，也派人告诫洪承畴及兵部不要轻易决战。
远在京师的崇祯对此一无所知，只看到大军进展不大，虚耗粮饷，而关内的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亟待扑灭，于是与只知纸上谈兵的陈新甲等一拍即合，催促洪承畴出兵决战。崇祯还派遣张若麒等监军催督进军，张若麒到达辽东前线后插手军事指挥，使明军“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 （《明清史料》乙编）
洪承畴有苦难言，被迫全军向松山前进，他吸取了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分兵被清军各个击破的教训，集中兵力抱团而进。然而洪承畴并不愿与清军硬拼，明军将绝大部分粮草留在宁远附近的笔架山，只带少量口粮。他的算盘是做出进军姿态，一旦遭遇清军强力阻击，待粮草用尽即可回军就粮。
洪承畴
洪承畴的谨慎自有道理，明末的明军勇于虐民、怯于大战，胜则争功、败不相援，当前抽调的士兵虽然已是边军精锐，但与清军仍有差距。洪承畴的窘迫被皇太极一眼看穿。皇太极抓住明军主力猬集松山、与后方间距过大的弱点，派兵掘重壕进行封锁，切断松山与后方的联系，并夺取了明军留置在笔架山的粮草。
明军全军被围、粮道被断，与清军激战两日后未能突围，陷入恐慌和混乱之中。洪承畴会集诸将，准备拼死一搏，迫使清军后退，但遭到诸将群起反对。原先催促进军的张若麒此时反过来赞同撤军，洪承畴不得不同意后撤。毫无战意的明军很快将撤退变为溃逃，除少数突围外几乎被清军全歼。洪承畴率残兵困守松山半年余，被叛将出卖，城破被俘，不久后降清。
洪承畴全军覆灭，苦守锦州的祖大寿粮尽援绝，被迫向清军投降。自此花费明廷巨额财富，由无数将士血肉浇筑而成的关宁锦防线轰然垮塌。
崇祯及其信任的张若麒等“一味催战，视国事如儿戏，驱死地如恐后”（《明清史料》乙编），最终葬送了集全国之力凑集的九边精锐，并丢失重镇锦州，此后明军在辽东对清军再无还手之力。洪承畴的被俘和投敌，也使明廷愈发无人可用。而在战败初期音讯不通时，崇祯又自信深受国恩的洪承畴必然殉国，匆匆为叛臣立祠追恤，更使朝廷颜面扫地。
崇祯十五年二月，李自成二围开封，崇祯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境，猛然想起曾生擒“闯王”高迎祥的原陕西巡抚孙传庭。孙传庭以治军严明、狡黠多谋著称，其主要军事生涯在剿杀起义军中度过，多次击破高迎祥、拓养坤、李自成等，就连与他不和的杨嗣昌都称赞：“臣素知其才……几番大杀，马首迎降，剿是真剿，抚是真抚，余下贼亦不多……今果次第成功。”（《杨文弱先生集》）然而此刻，孙传庭也如被崇祯随用随弃的其他大臣一般困于牢中。
四年前，清军破边墙威胁北京，洪承畴、孙传庭率陕西明军赴京增援。不久孙传庭与杨嗣昌、高起潜等矛盾激化，又受人诬告，崇祯听信谗言，将其逮捕入狱。如今崇祯见残局无人收拾，又将孙传庭放出，令其接替被起义军俘杀的汪乔年担任三边总督。
孙传庭入狱三年，对外界的变化并不全然知晓，误以为起义军是乌合之众，五千精兵足可平定，崇祯大喜。这三年间，李自成部起义军浴火重生，从兵不满千的微弱之旅脱胎换骨为虎视天下的百万雄师，在河南多次歼灭明军主力，而陕西原有的明军精锐多已在辽东及关内命丧沙场。孙传庭在狱中消息闭塞，崇祯却对孙传庭的自信相当满意。
孙传庭到任后发觉情况有变，向崇祯恳请增饷百万、练兵二万，如此才有胜算。崇祯不顾客观形势，反而批判孙传庭出尔反尔，要求其“得饷一月，便当卷甲出关”（《国榷》），以兑现承诺。孙传庭只得加紧练兵，崇祯则不断催促进军。孙传庭认为招募的新兵训练不足、不堪大战，崇祯充耳不闻。孙传庭无奈，于崇祯十五年九月出潼关南下，结果在河南郏县被李自成、罗汝才联军大败，又退回陕西。崇祯因无人可用，罕见地表现出对失败的宽容，让孙传庭立功赎罪。
随李自成部起义军的快速发展，崇祯再次要求孙传庭出兵。此时，孙传庭统率的陕西明军是除左良玉部外，朝廷在关内唯一可用的主力。兵部尚书冯元飙、兵部侍郎张凤翔等大臣深知其中危险，向崇祯力争孙传庭部是朝廷仅有的“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孙传庭也自知起义军兵力雄厚，希望争取时间增兵储饷。然而崇祯只求尽快消灭起义军，对众大臣及孙传庭的意见置若罔闻，还加派监军及使者不断催促孙传庭出兵。
孙传庭明知胜算渺茫，但不愿违逆崇祯的命令而再落牢狱之苦，于崇祯十六年八月兵出潼关。此时距上次崇祯催战导致郏县之败尚不足一年。孙传庭攻克洛阳后本打算暂时休整，但畏于朝廷严令，不得不继续南进，被李自成再次击败，明军“死亡四万余人，甲杖骡马数万，尽为贼有。”（《平寇志》）
此战陕西明军精锐尽丧，崇祯不反思自身急于求成导致大败，反迁怒于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平寇志》），削去其兵部尚书和督师的职位，令其收拾残兵牢守潼关戴罪立功。不久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崇祯的孤注一掷送掉了仅有的底牌，标志着明朝末日来临。
《明史》载：“传庭死，而明亡矣。”以往为镇压起义军及对抗清军，明廷常抽调陕西三边的精兵，如今在崇祯不断催逼下，孙传庭战死，陕西也被李自成攻占，崩溃已不可避免。而对舍身尽忠的孙传庭，崇祯的态度令人寒心：因孙传庭阵亡于乱军之中，尸身未曾找到，崇祯居然怀疑他诈死脱逃，拒绝给予赠荫。崇祯的自以为是和刻薄寡恩，最终导致李自成进军北京时，镇守边关及重镇的大批文臣武将争先开门迎降，不愿再为其卖命。
随着洪承畴投敌、孙传庭战死，明朝已是油尽灯残，崇祯临朝时感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相”（《明史》）。“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很刚而不和，愎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亡征》）韩非在一千四百年前的“神评论”，正是对崇祯自我感觉良好的辛辣讽刺。崇祯的迷之自信，终于将自己和明朝带向煤山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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