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余年文明史，七百多万香港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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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迭经变迁的土著和成分多元的移民，他们扎根这片沃土，繁衍生息，推动着香港文明的形成、融合与传播。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创作于20 世纪90 年代的这首《东方之珠》，唱出了无数华人的家国情怀。香港这颗璀璨的明珠，历经五千多年的海风吹拂，沧海桑田，世事变迁，沉淀了深厚的文明土壤，而这一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正是香港地区迭经变迁的土著和成分多元的移民，他们扎根这片沃土，繁衍生息，推动着香港文明的形成、融合与传播。
传统时代香港的土著与移民
香港地区的原始土著即最早的香港人是越人，考古材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现已发现的香港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前3500—前1200）遗址有20 多处，青铜时代（约前1200—前400）遗址有30 多处；地面上的史前遗物，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8 处摩崖石刻。出土文物与石刻图案的研究表明：其时的香港先民浮家泛宅，以水为家，捕鱼为业，他们使用有肩有段石器、夔纹米字纹陶器、人面纹青铜短剑，崇拜能乘风飞越海洋又善于捕鱼的海鸟，这些都与广东大陆以至东南沿海一带的远古居民越人基本一致，属于同一文化系统。换言之，作为最古老的居民，越人创造了香港地区的史前文明。
公元前214 年，秦始皇帝继统一中原后，征服岭南，香港地区从此纳入中原王朝或割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大致说来，从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至东晋咸和六年（331），香港地区隶属番禺县；东晋咸和六年至唐至德二年（757）改属宝安县；757 年，宝安县改为东莞县，香港于是又属东莞县；明万历元年（1573）新设新安县，由此直至被英国割占、租借前，香港地区一直隶属新安县管辖。香港地区行政隶属关系的上述主要变动，也代表着在此期间香港人“籍贯”名称的迭次改换，即由番禺人而宝安人，而东莞人，而新安人。
伴随着香港人“籍贯”的迭次改换，香港人的民族成分也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的主要趋向，是中原汉人的持续迁入与土著越人的逐渐汉化。
就土著越人的汉化言，奠定其基础者当是秦朝发谪戍50 万人至岭南，与越人杂居。秦二世时，南海尉任嚣与龙川令赵佗分析天下形势，已经认为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可以立国”。此后，中原汉文化对岭南的渗透不断深入。对1955 年在九龙深水李郑屋村发现的东汉古墓的研究证明：受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居住在此的越人已从简单的狩猎、捕捞和原始农耕，向早期农业经济迈进，农业生产技术与手工、建筑艺术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就中原汉人的迁入言，虽然较大规模的移民是从北宋后期才开始的，不过在此以前的千余年时间里，香港地区的汉人比例在不断加大中。例言之，东晋末年卢循起事失败后，余部向南退守，后来定居大屿山，至今大屿山仍有地名唤作“卢亭”；428 年，“不知姓名”的杯渡禅师衣袖飘飘，乘木杯来到青山，宋人修寺以示纪念，由此有了“十里松杉藏古寺，百重云水绕青山”的新安八景之首——杯渡寺。又唐开元中置屯门军镇，兵额2000，辖地包括香港地区至大鹏湾等地，成为镇守华南海防的重要门户；南汉后主刘强征士兵2000 人（一说8000 人），设媚川都，专事泅水采珠，媚川都两处采珠场之一即为大步海（今香港大埔海至大屿山一带海域）。及至北宋初年，在今九龙湾西北建海南盐场，取名“海南栅”；南宋初又设官富场，派盐官专管，有寨兵屯卫，该场盛时为广南东路所属十三大盐场之一。
位于香港屯门区的青山禅院（原名杯渡寺）
至于内地人民较大规模地迁居香港地区，约从宋代开始。如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江西吉水人邓符考中进士，授阳春（今广东阳春县）县令，卸职后“卜居邑之锦田桂角山下，创力瀛书斋，以招徕学者……子孙世居锦田、龙跃头、屏山、竹村、厦村等处，至今推为望族”。至19 世纪，邓氏不仅拥有新界的富庶地段，在大屿山也有不少田地，邓符创办的力瀛书斋则是香港地区已知最早的教育机构。
继邓氏之后，彭、侯、文、廖等族也相继迁入。先是北宋末年，彭氏宗族先祖彭延年之子孙先后在龙跃头、粉岭等处立围而居；约在同时期，“新界”侯氏宗族祖先侯五郎从番禺迁居东莞，继而入居“新界”上水地区，其子孙先后迁入河上乡、谷田、金钱、燕岗、吉田、丙岗等乡村。至南宋末年，文氏宗族先祖、文天祥之弟文天瑞迁居东莞，五世祖文荫于明初迁入“新界”屯门，继迁屏山、大埔、泰坑，另一支于明永乐年间自屯门迁新田。又元代末年，新界廖氏宗族先祖廖仲杰从福建迁东莞，初居屯门，后迁福田、双鱼境内，其子孙先后在上水乡、樟木头、富溪沙等地定居。
以上邓、彭、侯、文、廖五大宗族，作为较早迁入“新界”地区定居的汉人的代表，后来被并称为“新界五大族”。“新界五大族”及其他居民（如南宋末年从广西迁出、后居屯门的陶氏等）艰苦经营，发展教育，践行“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的传家古训，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文化事业的发展，推动了地方宗族与中原文化的深度融合，迄今仍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外来移民的持续增加，当明万历元年（1573）析置新安县时，今香港地区的人口密度已大致相当于广东全省的平均水平，即每平方千米约10 人，全港著籍户数约2200 户，男女约10000 口（以新安县总户口数的30% 计，下同）。万历十年（1582）时，户数增至2300 有余，口数增至10300 有余。而此后直到明朝末年，香港的人口数量都在继续增长中，康熙《新安县志》卷三即说“人民向称辐凑矣”。
位于香港新界的邓氏宗族祠堂
及至清朝，香港人口经历了一次过山车般的巨大起落。大落于顺治至康熙初年，而大起于此后的两百余年。
先是清顺治年间（1644—1661），受明清鼎革之际的战火、瘟疫和沿海地区匪乱的影响，香港人口的下降估计超过了一半；而接续的康熙元年至康熙三年（1662—1664）的“迁海”，复使香港受祸惨烈。所谓“迁海”，又称“迁界”，是清政府为了断绝沿海人民与台湾郑氏反清力量的联系而采取的极端措施，在此三年之内，连续颁布了三道迁海令。按照迁海令的规定，山东至广东沿海的居民全部内迁30 里至50 里，房屋悉数焚毁，土地全部废弃，沿海居民“片板不许下海”。迁海以后，三面环海的新安县人口急剧减少，康熙五年（1666）竟被撤县并地（并入东莞县）。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都在迁徙之列，人口之丧失可想而知。迁海使得香港人民辗转流离，以致“各无栖址，死丧频闻”。
康熙八年（1669），在沿海人民的一再要求下，清政府同意了两广总督周有德、广东巡抚王来任乞请复界的建议，于是被迫迁界的当地人民大批回乡归业，并复置新安县。为了报答周、王两人的功德，“新界”上水一带的邓、彭、侯、文、廖五姓联合，在石湖墟兴建了报德祠，锦田父老百姓则在大沙洲前北围村建“周王二公书院”，以示纪念。
报德祠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郑氏政权降清，清政府遂同意沿海地区全面展界复业；而为了加速恢复沿海经济，广东沿海各县还出台了诸多奖励移民招垦的政策。尤其是雍正初年，两广总督阿克敏将能否“劝垦”作为州县官升降的标准，于是衮衮诸公皆竭尽全力促成此事。具体到香港地区，来自广东和福建、江西等地的外来移民，也源源不断地大批迁入，罗香林先生《客家源流考》即指出：“在今日香港、九龙、‘新界’等沿海地区居住的客家人士，其最先成批移入的，也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至的……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尽复旧界而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的时候，江西、福建和广东惠、潮等地的客家便很多经由惠州、淡水而至沙鱼涌、盐田、大梅沙、西乡、南头、梅林，或更至沙头角、大埔澳、沙田、西贡、九龙城、官富场、筲箕湾、荃湾、元朗等地，从事开垦。”此外，政府还对反迁人士下诏嘉奖，开设军籍文武学额，后又增设客籍学额，使外来居民同样获得晋升的机会。这次移民潮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从康熙中期开始，历雍正朝和乾隆朝，直到嘉庆末年仍未已。至清朝中叶，至少已有李、钟、郑、邓、叶、文、胡、温、张、杨、黄、陈、罗、林、冯、吴、傅、苏、侯、蓝、丘、翁、刁、俞等二十多姓迁入今香港地区。
随着外来移民的大量迁入，香港地区的人口数量也在迅速增加。仍以香港地区占新安县人口的30% 计，据嘉庆《新安县志》估算，雍正九年（1731）时全区有丁口2200 左右，乾隆三十七年（1772）时增至9700，嘉庆二十三年（1818）时更达到14 万人左右。在这14 万人中，康熙初、中期复界回迁的原居民只占少数，绝大多数当是康熙后期以来由广东东部以及福建、江西等省迁入的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再就人口密度言，香港总面积约1074 平方千米，以此推算，每平方千米已达130 余人，这样的人口密度已然不低，它为此后香港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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