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快的捷径，是慢慢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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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孕育与生长的中国：“大一统”观念及叙事》
01
气象万千的大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中最响亮、最耀眼的王朝，它与短命的前朝一起，共同完成了“隋唐大一统的发展”。如果说隋是唐文明的开拓者、探索者，那么，唐就是隋王朝的继承者、践行者。隋唐隋唐，没有前面的隋，便没有后面的唐。
因此，作为长期分裂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隋朝虽然短命，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而具有奠基之功的隋炀帝，也是不能不提及的人物。
据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众多中国人有限的历史知识，大多源于但也止步于中学历史教科书。以表达和传递全新的价值观念，而被各界追捧的新教材（即统编教材《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下）》，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新教材”），对中国历史上“大一统”诠释，的确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却对隋朝不待见，对隋炀帝也充满成见。
或是基于课时安排、教材容量等因素，正文内容中给予隋的相关文字，实在不多，仅于“隋唐的统一”子目中，稍有提及。对隋朝及隋炀帝，新教材是有“意见”的，这是个基本的事实。
即便是隋炀帝的传世之作，那条贯通南北、泽被后世的大运河，新教材在客观地论述其“对巩固统一、促进南北经济交流以及运河沿岸城市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也不忘以一幅《隋炀帝乘龙舟航行于大运河上情景》图，又将其功过是非“一分为二”地辩证了一下，无疑是有色眼镜看人，还是思维定势下的传统视角。
随后，新教材不惜笔墨，用了很大篇幅，将偏爱慷慨地给予了唐朝，直至本单元结束。
隋炀帝再次露面，是在新教材课后的“探究与拓展”栏目中，“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资治通鉴》卷181），这次久违的露面，却被指斥为“夸耀国家富强”的“盛大的表演大会”，他又是以丑角的面目出场。
新教材引用史料介绍“毕集洛阳”的会议，实际上是一场“万国博览会”。类似的会议，一年前曾于张掖举办过一次。算起来，洛阳的这一次应是第二届。张掖与洛阳的两届博览会，西域各国首领广泛参与，民族空前团结，影响极为深远。
轰动万国的两届博览会，其实只是华美的序章，因为“自是，每年以为常焉”（《隋书·卷15·音乐志下》。从此，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恢复往日繁荣，商旅来来往往，诸蕃酋长、使者、商人一次次齐聚洛阳，大献方物，进行朝贡贸易。
不错，隋炀帝的造势，可谓“夸耀”与“盛大”。为招商引资以至食宿全免，但他做的并不全是赔本买卖。大投入当即兑现，迅即得到了万国来朝与经贸往来的大回报，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双丰收，正是他要的效果。求仁得仁，岂能视同一般的“作秀”与“表演”？
继两汉之后，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在唐代臻于高潮。事实上，在隋炀帝的高调运作下，已经率先迎来了一拨繁荣的小高潮。
然而，经过教科书的此番洗礼，虽然着墨不多，但被全盘否定的隋炀帝的形象，已经先入为主，定格在大多中国人的脑海里了，很难再洗掉了。
02
历史上的隋炀帝，像个倒霉的孩子，一直口碑不佳，差评不断。他动辄得咎，屡屡被黑，尽管他确实也有夺宗、奢靡、拒谏、黩武等许多不堪的黑历史。他那顶“暴君”的帽子，戴了快两千年了，至今也没有人替他“摘帽”。
其实，这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君王，其文韬武略，特别是巩固统一方面的贡献，被大大地低估了。
他被历史遮蔽，被史家抹黑，被后人误读。之所以如此，归根结蒂，怪都怪他自己二世而亡。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解释。”而只有胜利者，才有解释的权力。隋炀帝这个彻底的失败者，永远地失去了定义和阐释的机会。
身后，他又因夺宗、奢靡、拒谏、黩武等等不合礼仪的行为，不断地遭受儒家道德的追杀。其罪过被层层累加，被无限放大，直至十恶不赦了。
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他连辩诬都没有可能，也只能任人宰割了。
隋炀帝除了幸运地当了隋朝的皇帝外，之后的运气、人心、天理，似乎都离他很远很远……
长期分裂后重建大一统，隋朝是个转折，它百废俱兴，是隋唐全面鼎盛的起点。
隋炀帝的父皇，隋朝开国之君杨坚虽然“得国之易”（赵翼《廿二史札记》），却是从外孙手中抢过来的皇位，很不地道。
好在他是一代明君。杨坚勤俭建国，整顿吏治，关心民瘼，钟情于原配夫人……几番神操作后，隋朝被他调理得内政修明，繁荣富强，不久就赢得“开皇之治”的盛名。英雄不问出处，况且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一些，自然也就不问他什么来路了，他这个皇帝，也便当得名正言顺了。
之后，便是手足相残。二弟杨广杀了大哥杨勇，谋得大位，新皇帝即隋炀帝杨广，年号“大业”。他承继文帝的大统，也从老爹的手中，接过了独一无二的财富——那时的隋朝，已是天底下最富庶的王朝了。
登大位，行大政，创大业。隋炀帝上台伊始，信心爆棚，高调张扬。新皇帝大刀阔斧的风格，和他一生谨慎，懂得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伺机而动的老爹，迥然不同。爷儿俩，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调性。
杨广大展宏图，也大手大脚。建洛阳、筑粮仓、修驰道、开运河、下江南……北狩、东征、西巡……三省六部制、科举制……无论他干的哪件事，都算得上大工程、大事业。无论怎么看，他也都像是个干大事的人。
从仁寿四年（604年）长安即位，到大业十四年（618年）江都殒命，隋炀帝仅有十四年的气数。他当然不会知道，排出这份密密麻麻的重点工程清单，将会累死天下百姓，拖垮帝国财政，也决定了短命的王朝国祚。
但是，出身关陇贵族，带有“鲜卑化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又处于充满青春骚动的隋唐时代，他追求的是大作为、大功德、大事业，心中装满“大业”的目标，岂能让历史的机缘擦肩而过？
缺乏制动装置的帝国机器，一旦开启，一路狂奔，疾驰而去，哪里还能停得下来？
03
一切结果，都事出有因。
隋炀帝心急火燎，只争朝夕，当然也有地缘政治的因素。这个富起来的王朝，环视周边，不禁忧心忡忡。
东、西突厥在北部蒙古及中亚草原崛起，是个潜在的强大敌人。
东北的高句丽，也不是省油的灯。扶余人（今辽宁省新宾县）朱蒙在公元前37年建国，几百年间不断蚕食东北领土，俨然辽东霸主，还屡次试图挑衅中原王朝。开皇十八年（598年），竟然勾结靺鞨，以万余骑入侵辽西，犹如一枚定时炸弹。
西面的吐谷浑部（占据今青海甘肃等地）威胁未除，一旦与突厥合流而控制河西走廊，切断丝绸之路通道，整个西域或将重新剥离出华夏版图。
卧榻之旁，他人磨刀霍霍，严重干扰隋炀帝的“大业”进程。
如果新皇帝是个萎靡不振的昏君，倒也罢了，可他偏偏志向高远，《隋书》就认为他“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他要做一代雄主，甚至要直追秦皇、汉武这样的“千古一帝”，不争朝夕，行吗？
事实上，隋炀帝也完全具备条件。隋朝的GDP自不待言，帝国有这个资本。杨广曾是青年才俊，他也具备这个资质。
以此观之，他东征、西讨、北狩，声势浩大，穷兵黩武，并非全是心血来潮，这是时势的无奈选择，也是心志的必然反应。既有急于证明自己、树立权威的眼前打算，也有徐图未来、应付周边挑战的战略考量。
他的意图，他的战略，恐怕至今都未被完全的参透。甚至粗暴地以“穷兵黩武”一言蔽之，让他情何以堪？
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刚过40岁，登基不过5年。这位王冕衮服的年轻帝王，又走出皇城，自劳万乘，率领同样年轻帝国的千军万马，翻山越岭，出玉关，过祁连，到达河西走廊。他一路向西，去实现他的宏大抱负。
康德曾极力赞誉过18世纪的腓特烈二世，只因这位皇帝曾身穿士兵军服，冲在最前线指挥战争，而被哲学家视作“道德典范”。这样御驾亲征的道德典范，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人。战死的宋襄公，被围的汉高祖，受伤的宋太宗，被俘的明英宗……不一而足，但只有隋炀帝全身而退。更何况到达西北这么远的地方，自古以来也只有隋炀帝一个皇帝。
隋军在覆袁川大败吐谷浑，西巡实现了隋炀帝的战略目标。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今青海大部、南疆、甘南和川西北一带）的原吐谷浑所控之地，皆为隋所有。在吐谷浑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未四郡，第一次将青海全境纳入隋朝的版图，并再次将新疆东部纳入隋朝管理。
这是我国疆域史和民族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中原王朝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连后来的唐太宗，也不得不赞叹道：“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二代耳。”“隋氏之盛，极于此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对隋炀帝发出了由衷地赞叹。
解除威胁，开疆拓土，只是隋炀帝总体战略的第一步。重启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才是隋朝西部战略的终极目的。
因此，隋炀帝并没有见好就收，班师回朝，而是进一步跨越祁连，到达河西走廊，驻跸于“张国之臂掖，以通西域”的那个叫做张掖的地方。
在这里，隋炀帝要继续他的使命。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使臣、商旅，参加了他召集的峰会。这位“上美姿仪”（《隋书·炀帝纪》）的美男子、最帅的皇帝，自然是隋朝的形象大使和代言人，顺理成章地成为峰会的核心。
一路颠沛流离，可谓出生入死，他远赴张掖，只是为了召开一次“夸耀国家富强”的“盛大的表演大会”？教科书的这个说法，与“穷兵黩武”“暴君”一样，都有硬贴标签之嫌，未免简单武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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