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集发展极简史：我们一起逛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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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市集的历史，从先秦到现在演进了三千余年生生不息。

市集又叫集市。城市往往因商业而丰富，商业因市集而灵动。数千年来，中国的市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历程呢？

先秦从姜子牙的无奈到陶朱公的成功

信史记录下的商朝是东方大国，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行商坐贾”：许多人赶着牛车或划着小船，从事长途贩运。都邑里也出现了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商周之际的姜尚，已逾古稀，无论是在朝歌宰牛，还是在孟津卖饭，干得都是小商小贩的营生。

灭商的周朝，虽重农但并不轻商。文王曾于荒灾时请四周商旅来往流通物资，王都、诸侯国都及交通要道均设有市。当时商品有车、马、木材、器用、布帛丝麻、五谷、果蔬、禽兽、鱼鳖、奇珍异宝等，甚至还有“人才市场”——奴婢成为市场里商品。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贝币，以朋为单位，一朋有五贝、二贝、十贝等说法。珠玉、铜等物，也类同货币，但还是以物易物为主。

交易的场所称为“墟”，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墟”中，或以担杖挑物，或以布巾包物，席地而坐便开始了交易。这种简陋但便利的贩卖，即为“摊贩”最基本的型态。有了市场，便有市场管理。据《周礼·地官·司徒》记载，市场最高官职为司市，下设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肆长、泉府等属官，主要负责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价、保护财货与征税。周朝晚期，工商业有了相当发展，手工业呈现出地域化、专业化的趋势。

春秋时，商业繁荣，著名商人有子贡、管仲、鲍叔牙等。孔子曾赞子贡能预测商机。大业既竟、一身布衣的范蠡，迁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后三度创业，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泛指生财致富之道)以治产”，没出几年，又成为巨富，自号陶朱公。商业奇才范蠡，被民众尊奉为财神，陶朱公也成为中国商人之鼻祖。

战国时，王侯权利越来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吕不韦。与商业奇才范蠡相比，吕不韦不遑多让，他以商人的敏锐，做成了一笔奇货可居的大买卖。不同的只是，范蠡远离政治，避走江湖，最终全身而退。吕不韦却迎难而上，卷进了政治漩涡，最后丢掉了身家性命。如此看来，财神与鼻祖，并不是浪得虚名，位居人臣之首的吕不韦，终逊范蠡一筹。

汉魏六朝商人崛起

西汉初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不过由于推行黄老之道，重农抑商对商人影响不大。

文景之治后，商业势力蓬勃发展，社会心理也随之改变，当时俗谚流传着“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虽曾受到武帝“富国抑商”政策打击，但是由于汉室中衰，商人势力重新抬头，“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近乎崩溃。

东汉政府并未制定限制商人获利的法令，商业发展一向顺利，目前看到的集市画像砖，人物皆似在以物易物，而亦有在市棚下交易者。但商业的发展也造成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加深经济矛盾，东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衰亡。

西晋灭吴以后，皇室与官僚逐渐普及经商，并发展到交、广等边远地区。如吴王司马晏的部下从事“市买钱帛”的簿册，商业的参与有一定规模。晋室南渡，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商业仍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加之缺乏铜矿，所铸的钱币份量不足，币值混乱。

隋唐市、坊之别

大一统使隋朝商业发达许多，这时规模宏大、商业繁华的都市是长安、洛阳，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外国商贾也很多。洛阳在大运河开凿后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南市名大同，北市名通远。其中通远市临通济渠，周围六里，二十门分路入市，商旅云集，停泊在渠内的舟船，数以万计。

江南地区更是商业辐辏之地，人流如织。江都是货物集散地，由于运河的开凿，“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商业城市都是江南繁华之地，而西南的成都，则是巴蜀地区的商业中心。

为了治安和军事的需要，城中住宅区（坊）与市之间用短墙隔开，称为“坊墙”，政府对城市中商贾贸易的时间及地点也有限制，仅能在白天于“市”进行。“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便是当时夜间街衢景象的写照，日出敲街鼓六百下后开坊门，日落敲街鼓六百下后关坊门。

因之，夜猫子们如果旅行到大唐，想晚上逛街几无可能，除非是在上元节开禁的日子。

大宋夜市与富国

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取消了三更以后禁夜市的规定，至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夜市十分繁盛。《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徽宗年间汴梁城的景观，包括当时的城郭河流、大内诸司、街巷店肆、民风民俗、市井游观、岁时物货等。如饮食起居中，酒店“必有厅院，廊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窗花竹，各垂帘幕，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东京城有“夜市”、“早市”和“鬼市”的不同。居民消费数量十分巨大，《东京梦华录》卷二“朱雀门外街巷”条：“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

文中记载：“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

“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王楼前，獾儿、野狐、肉脯、鸡；梅家、鹿家，鹅、鸭、鸡、兔、肚肺、鳝鱼包子、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曹家从食。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冬天，即使风雪阴雨天，也常常有夜市开放。

东京从五更营业到天亮的集市称为“鬼市”，如“潘楼……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

东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奢侈之风气从下文描述中可见一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其他城市的夜市也逐渐普及，《成都志》记：“锦江夜市连三鼓，石室书斋彻五更”。张仲殊《望江南》：

“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
“暮鼓晨钟”与夜市也有一定的联系，敲钟为早晨营业的时间，敲鼓为实行夜禁的标志。

另外，规模较小的城乡设立墟，有指定的墟期，小贩们都会依期前来，为了便于区分，会在同一地点摆设同样的货物，或者用姓氏做标记。

蒙元外贸勃兴

蒙古人由于本身商品单一，所以有极强的商业交换需要所以对民间贸易采取鼓励的态度。

临安城的繁荣并不因宋王朝的覆灭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纷纷南迁，城内外人口更加稠密，商业也更加繁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最多，不但是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居各行省之首，城内中外商民荟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还有古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

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货物的运输量十分巨大，税收仅次于杭州。大都——汗八里，规模宏大，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商肆栉比鳞次，工商业很繁荣，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

大明从抑商主义到白银帝国

明初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甚至规定禁商贾之家穿绸纱。

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开始出现。此外，因实用目的而编写的商业用书亦问世，主要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明黄汴撰《一统路程图记》。此外，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当地特产，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嘉靖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舶来品在中国市集频繁买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等。商业大都会以江南最多，有南京、仪真、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地区商业城市有汉口、南昌、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其中，广州集市贸易有着悠久历史，人们到圩场购物或售卖货品俗称“趁圩”，小贩到各地市场设摊买卖俗称“走圩”。

隆庆三年（1569），大学士高拱上《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穆宗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指出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彼此依托的观点，进一步肯定了商人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商业和市集的进一步发展。明朝生产总量所占的世界比例在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产总量为960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9.2%，人均GDP在600美元，有“白银帝国”之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明朝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甚至走私猖獗，比如，漳州、泉州等集市官私贸易兴盛，大量白银流入中国。

满清四大名镇出现

17世纪以后，人口逐渐增加，需求也相应扩大，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促使新型的工商业市镇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和朱仙镇因为地处交通枢纽而兴起，而佛山镇和景德镇因专门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而闻名。到了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宁等地，也更趋发达。北京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一日不可无贸易。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廷在其《广阳杂记》中说：

“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1757年，清政府出外国人只可以在广东通商的政策后，广州十三行发展兴旺起来，本地小商小贩就聚到商馆区广场招徕生意。清代广州城没有专职处理小贩事务的类似于城管的队伍，十三行区域秩序的维持，由驻扎在商馆区守卫所大约十到十二名士兵负责，主要是防止华人骚扰外国人，避免发生“民夷冲突”，遇到纠纷则转告巡役前去驱赶。

民国时期十里洋场繁华地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城乡市集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得风气之先的广州，街市尚未建成，小贩们街头摆摊买卖，影响环境与交通，政府着手规划兴建街市（固定的农贸市场）安置商贩，规定“肩挑鱼肉菜蔬者不得在市场所属街道内摆设”。由于入场要收取租金，街市落成后小贩均不愿迁入。如广州市第一个商用公共街市——南益市场，在民国十四年六月开业后就遭商贩集体抵制。而小商小贩与街市间也常常争持不下，需要要省政府甚至中央部门介入调解。

上海、天津所以成为著名的商业大都市，更是归咎于城市商业群体的壮大、外来移民的贡献，以及交通物流之便捷。而汉口一度“驾乎津门，直逼沪上”，号称是“中国的芝加哥”。

新中国曲折中向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以后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统购统销”，只允许农民保留少许自留地，生产自用的蔬菜瓜果等农产品，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被取消，集市贸易也就萎缩甚至消失。

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曾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农贸市场。人们以一种欣喜的心情接受了市集经济，可以买到新鲜农产品，可以挑选，可以议价；摊贩们之间有了了竞争，价格随行就市。中国的市集也就在人间烟火气中迎来了新生，特别是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商品经济，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发展起来。

而今，因为疫情的原因，地摊经济又被人们重新提起并摆摊设点起来，进而让人联想到中国市集的历史，从先秦到现在演进了三千余年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 刘歆，《周礼》；

[2]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3] 邹纪万，《中国通史·秦汉史》；

[4] 覃力，《中国的城》；

[5] 复旦大学（1982年），《中国古代经济简史》；

[6] 姜公韬，《中国通史·明清史》；

[7] 刘献廷，《广阳杂记》 卷四；

- 完 -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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