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性别代词成了房间里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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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性别代词？
2019年，英国歌手Sam Smith在Instagram上发文表示：“一生都在与自己的性別交战”，希望大家能以中性代词“they/them”来称呼TA。
不久之前，日本歌手宇多田光也宣布自己为非二元性别者，并称“受够了男女框架”。而在本届东京夏季奥运会上，至少有163名公开出柜的酷儿运动员参赛，关于跨性别运动员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David Bowie
“非二元性别”的说法已经不是新闻，但每当有名人公开实践这一理念，依然会引起轰动。早在1970年代，大卫·鲍伊就以一头红发和闪电妆容的Ziggy Stardust形象示人，自称“雌雄同体”；50年过去了，性别壁垒依旧坚不可摧，宇多田光和Sam Smith的声明，听起来仍然很“前卫”。
那么，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 《女孩》，2018
与性别代词宣战
今年2月，《南德意志报》周刊以封面报道了185位德国演员的集体出柜，其中有不少人声明了自己的“非二元性别”身份。面对采访，Jules Elting说道：
“很多人说‘非二元性别’的人对性别的划分太敏感了。沉迷于那些复杂的性别概念。但我认为，是这个社会执迷于用二元性别界定人。如果你仔细思考，生活中的一切都与二元性别有密切关联，你注册的所有网站，几乎都需要填写性别男或者性别女。我们在哪里呢？”
©️ Mehran Djojan
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女性主义和性别性向理论所揭示出的，是性别结构的不稳定性。福柯在《双性人巴尔班》中揭示了19世纪以来医学和司法对二元性别观念的建构历史。激进如朱迪斯·巴特勒，声称所有的性别实践都是一种操演。
然而，在那样一种解构理论中，我们所看到的性别流动化的愿景，至今与现实相差千里。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来看——倡导性别性向多元的大学社团在网络媒体上遭遇集体噤声，而传统的性别分工则被三胎政策、职场歧视和社会内卷压力不断强化。
©️ Micha Serraf
对于想要打破二元性别观念的人而言，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收效甚微。显然，新的斗争手段是必要的。
“语言是存在之家”——那存在主义的古老宣言在21世纪又产生了新的启迪意义：如果我们持续使用“he/him”与“she/her”来称呼每一个人，那么每一句带有第三人称主语的陈述，就都是对固化的性别身份的一次系统维护。在潜移默化的言说之中，我们被限制在“非他即她”的二元化性别想象中，完成了父权制延续经年的再生产仪式——性别代词，原来也是房间里被视而不见的大象。
©️ Maria Chekhovskaya
2019年9月，韦氏大词典在推特上宣布：在they的页面里，正式加入有关性別代词的定义：used to refer to a single person whose gender identity is nonbinary——用于指代非二元性别认同的单一人称。
这种新的去性别化用语，在被广泛运用并推广之后，终于受到了官方语言体系的认可，这在英语世界可以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那么，在汉语里又如何？对于使用汉语的人而言，新的性别代词有必要吗？
©️ Can Dagarslani
中文里的第三人称
在古汉语里，原本没有“她”这个字，也没有“它”。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发明的汉字。
发明者刘半农，在翻译外国文学的过程中发现，中文里的第三人称代词不分性别，泛指为“他”。因而想到要有一个字用来对应西文中的“she”。
©️ 《女孩》，2018
有人觉得“伊”好，在古代汉语中也有“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鲁迅就曾推崇这个用法，在文章中经常使用。但刘半农觉得，“伊”也并非明确的性别声明，并在1917年提出用“她”来指代第三人称女性。隔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撰文，提及了这一倡议：
“中国第三人称代名词没有性的分别，狠觉不便。半农创造‘她’ 字和‘他’ 字并用。”
©️ 《丹麦女孩》 ，2015
1920年，刘半农在诗歌《教我如何不想她》中第一次运用这个新汉字，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新人》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寒冰的《这是刘半农的错》的文章，认为创“她”字毫无必要。刘半农前前后后被这个韩冰骂了整整3年。
此外，也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使用“她”对于性别平等不是一件好事。1934年，《妇女共鸣》杂志就刊登了一则启事，写道：“本刊同仁，以人字旁代男子、女字旁代女子，牛字旁代物件，含有侮辱女子非人之意，所以拒绝用‘她’字。”
事过境迁，“她”字最终还是留在了汉语里，成为现如今广泛使用的性别代词。
©️ Jameela Elfaki
刘半农或许不会想到，100年后，“她”字会再度遭到讨伐。由于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使然，在日常讨论中，区分性别的人称代词“他/她”“他们/她们”成为了父权制的又一例证。
在疫情中，“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站在一线的医生护士；在马路上，“她们”是频频闯祸的女司机；在国际赛场，“他们”为国家争得金牌和荣誉；在互联网中，“她们”是为流量明星应援的脑残粉。单人旁的“他”是第一性，女字旁的“她”是第二性，是谭维维《小娟》歌词里的“奻姦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娱嫌妨嫉妒”。
©️ Micha Serraf
女字旁，语言中沉重的肉身，文字里昭彰的形象。进步女性争取多年的“被看见”的权利，竟然也可以是一种被凝视的诅咒。“他”从来不会为“男字旁”所累，因此也意识不到自己所具有的特权。而杨笠在脱口秀里说，当她躺在手术台上，面对一个只想治好她的医生，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女人，而只是一个人——这是被冠以“她”之名者，卸下女字旁的如释重负的珍贵时刻。
©️ Brooke DiDonato
需要补充的是，从一个实用的角度而言，当今社会的人际交互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因此，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自己所指称的是哪种性别。如果使用“他”来指代，按照现行语法来说也无可指摘（可以在未知性别的情况下使用“他”来指代某人），但这已无法满足去性别化表达的需求。
随着LGBTQ平权运动的普及，创造新的无性别人称代词，成为一种刚需。
“X也”“佢”和TA
在英语世界里，“they/them”不是唯一的替代选项。有人发明了“Ze/Zir”，只是未能广泛使用。在汉语中，也存在不同的去性别化代称策略。
©️ 《午夜天鹅》，2020
专为跨性别人士而设的资讯平台“双性人 The Missing Gender 0.972”，于2015年创立“X也”，以英文字母“X”为部首，作为非二元性别社群的代词。在简中互联网，惯常的去性别化代词是“ta”，用拼音的方式规避了“他/她”的明确表述。而在粤语区口语中，非二元性别代词的实践，则使用粤语中本就有的“佢”字。
“X也”在输入上有天然的劣势，“佢”又仅限于两广地带，因而“ta”这个并非汉字的表述，占据了语用上的优势。
©️ 《丹麦女孩》 ，2015
正如刘半农在引入“她”时引发了巨大争议，去性别化代词的使用也并不那么顺利。不同意见发生在主流的性别论争中，也发生在性少数群体内部。许多无意识维护父权制结构、不愿出让性别红利的男性，对“ta”和“they”表示不满；而对于部分跨性别人士，“他”或“她”反而是其追求的性别认同范式。
更戏谑的态度，出现在去年发表的一篇科幻小说《我的性别认知是武直》中。主角Barb生理性别为女性，在参军后她将性别认同改为“武装直升机”。这一设定被指控为“恐跨”，压力之下作者不得不从网站上撤稿。
©️ Anja Niemi
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如果不去改变社会层面上的性别不对等问题，那么谈论去性别化代词只能是一种虚假意识，一场小布尔乔亚式的政治游戏。
无论得出的结论有多么不同，观点有多么彼此相抗，关于性别代词的讨论仍然有必要。《The News Lens关键评论》在去年五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我相信这场“性別认同的代名词”运动，涵盖的议题是更广的，如同上面连带的刻板印象、其余性別层面的影响，会一起被讨论，进而进步，所以才要从最基础的文字开始做起。
©️ Brooke DiDonato
讨论本身就是思辨的过程，即使有非理性的攻击谩骂相伴而生。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的恶的平庸性，其本质就在于“无思”。对于“一生都在与自己的性別交战”“受够了男女框架”的人们而言，二元性别观念就是房间里的大象。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大象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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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夏明浩
编辑／华夫
排版／措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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