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若没有他，就没有“语文”这门课！

Original 2017-12-01 叶至善 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17年，人教社建社67周年。67年来，人教社的路，是无数个“人教先生”一锄一铲开掘出来的。12月1日是人教社67岁的生日，为此，我们在微信上开辟 “人教先生”纪念专栏，我们希望通过一篇篇文章回望过去，跟您念叨念叨那些曾经在人教社挥洒过青春与汗水、在各行各业烙下姓名的老先生们。

今天，要带大家走近的，是叶至善笔下的父亲叶圣陶先生。

”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我父亲兼社长和总编辑。办公地点在宣武门石驸马大街。

1955年五月，父亲偶为小学语文课本试作儿歌，九日夜得《小小的船》一首，他在日记上说：

自以为得意，录之：

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

小小的船儿两头尖。

我在小小的船里坐，

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多用叠字，多用ㄢ韵字，意极浅显，而情境不枯燥，适于儿童之幻想。二十年前在开明编小学课本，即涉想及此，直至今日乃始完成。

儿歌仅四句，三十七个字，却在日记上自批自夸，写下了五十多字的跋，可以想见父亲那天夜里反复吟哦的喜悦。

除了这首《小小的船》，父亲在那几年中还有一件得意的作品，就是1951年九月十六，由出版总署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先是在两个月前，政务院将要发布有关公文的规定，其中有个附件是《标点符号用法》，因不大合适，交人教社重拟。我父亲跟几位在语文方面信得过的朋友讨论了一遍，大家说了些想法，跟往常一个样，仍推我父亲起草。我父亲把常用的十四个符号列出来一看，发现其中的七个——句号、逗号、顿号、分号、冒号、问号、叹号，都用在念起来必须停顿的地方，（其实还有破折号和省略号，叔湘先生在写《语法修辞讲话》时发现了，作了适当的纠正。）其余七个，如人名号，地名号，书名号等，只表现在书面上，念起来用不着停顿。这个说法过去好像没有谁提过。他就先说需要停顿的七个，对标点功能的定性和例句的解释，行文有统一的格式；他认为不需要停顿的那七个，行文又是一种格式。搜寻恰当的例句是极其麻烦的事，一个来星期，工夫几乎全花在了这上头。定稿后油印了三十份，请朋友们提意见。朋友们没有不赞赏的，也有的提了一些意见。父亲不惮其烦，一一仔细修改了，真个做到了三易其稿。有人说，讲得如此浅显明白，何不由出版总署公布，以便于编辑同志参照。父亲正沉醉于成功的喜悦之中，说只要政务院同意就成；又说如果由总署发布，就成了公文；他是个起草人，不该署名。

叶至善（左）与父亲叶圣陶

还有件事，父亲似乎也很得意。1951年五月三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五·一”天安门庆祝大会的报道；我父亲看了，说它“疵病百出，可谈者甚多。”朋友们就怂恿他不妨在署内谈一次。他答应了，说需要作些准备，把报纸同朱文叔先生一起又过细看了两遍，画了不少记号。廿三日下午开讲，《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教育部都派了人来听。父亲在那天的日记上记着：

一一举而讲之，历四小时而毕，犹觉发挥未尽。听者似尚满意。余亦欣然，然甚觉疲矣。

那天我跟了去，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证明所记属实。然而事情尚未了结，过了两个星期，六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读者“正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两位先生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就在这一天，他们报社给我父亲送来了上月廿三日的讲话记录稿，请他亲自校阅。我父亲欣然接受，一连花了五个半天，添加涂改，几乎把八千多字重写了一遍，费的功力着实不少。送回报社之后，他们大概当作业务学习材料，在内部分发了。我没看到印件，还记得父亲在开头处讲到，长安街的白杨至今尚未萌芽，作者说绿叶青葱是报道失实。如今在北京，杨树四月中旬已新绿满枝，那是半个世纪来气候转暖所致；我父亲当时那样说，并非指有为无，故意挑剔。

叶圣陶

应该说，我父亲还有一桩可以引以为得意的事。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他和一班长期从事语文教育的朋友商量，认为三十年以来，小学的“国语”课专教白话，中学的“国文”课掺入文言，逐年递增，直到把白话挤掉才罢休，其实默认了文言和白话有高低雅俗之分，分明是当年新文化运动不彻底留下的后遗症。如今人民当家了，应该把它纠正过来，抹去这条徒乱人意的界线，不管小学中学，通称为“语文”。设立“语文”这个科目，为的是训练学生运用语言和文字的能力，名正言顺，一听就明白。人们必需相互交流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或用语言，或用文字；交流必然是双向的，有接受一方，必然有发表一方，因而在语文科的教学中，听、说、读、写，四者必需并重。学习为的运用，课文当然要以现代人的语言文字为主；为了让学生了解一般文言跟白话有哪些差别，让高中学生读些浅近的文言是必要的；学生如果想在研究工作中运用古籍，还得接受专门的训练。根据朋友们的共识，我父亲草拟了一份《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草案（小学那份是蒋仲仁先生拟的），建国之初，以“初步意见”的名义公开征求意见；人教社课本的封面上，好像已经印上了《语文》两个字。直到1951年春季，教育部才组织人员，和“初步意见”原起草人等一同改定，作为正式“课程标准草案”颁发。不管怎么说，“语文”这个课目，到如今已经衍用了半个多世纪了。

查父亲的日记，1952年九月，教育部拟订语文科的教学大纲。

在座谈会中，有人提出苏联的教学大纲中，中学是“语法”和“文学”分开的，课本也是分开的，语法教学的分量因而较重，认为我国也该如此。父亲参加了二十日的座谈会回来，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条备忘：

凡平日留心语法者，如叔湘、莘田、声树诸君，咸谓语法非万应灵药。可以为辅助而不宜独立教学，使学生视为畏途。此大可注意也。

那时向苏联学习的风刮的正猛，如《生理卫生》课本改称《人体解剖生理学》，《生物》课本改称《达尔文主义基础》，改的只是书名，后来大概觉得累赘，改了回来。中学语文科的《语法》跟《文学》分家却是件大事，十二册中学《语文》课本得全部另起炉灶；都一分为二，化为两个十二册。大概是教育部把那天的座谈会汇报到中央，中央派定乔木同志总管这件大事，还定下限期，自1955年秋季开始，分了家的新课本得陆续出版，并组织若干学校试用。从我父亲写在日记上的那条备忘来看，他当时心里是不太舒服的；好容易才把小学的“国语”跟中学“国文”串在了一起，“课程标准草案”也才出台，怎么又得变呢？好在他能以大局为重，说决定既然已经作出，就该大家同心协力，把新课本编得像个样子。最后把《语法》改定为《汉语》，是乔木同志的主意。他说这部课本除了讲语法，还得包括语音、正字、词汇、造词、篇章结构，再加点儿语言学的初步常识，为了名副其实，不如称作《汉语》。

叶圣陶

编写《汉语》课本，主要由叔湘先生志公先生两位负责。叔湘先生早就答应我父亲，给人教社写一部简明扼要而又大家认可的语法课本。简明扼要，相信叔湘先生是做得到的；要让大家认可，却很不容易。因为这个“大家”可不平常，指的是少数语法专家，他们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各有各的体系，互不折服。叔湘先生在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的正是制定一套博采众长的、符合实际又便于实用的语法体系。他老对我父亲说不用催，待所里的研究大致有了眉目，约他写的语法课本才有条件写。如今到了非催不可的坎子上，叔湘先生说：“那就把志公请到人教社来当我的助手。”志公兄是1950年底由吕先生介绍进的开明；第二年《语文学习》创刊，他任主编；后来连人带刊物，随开明并入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我父亲于是跟中青社商量；回说可以，只是《语文学习》停了可惜，只好请志公先生全部带走。人教社考虑了好些日子，才咬咬牙答应了，一塌括子都要。于是成立了汉语编辑室，志公兄当主任，《语文学习》的主编由他兼任。《汉语》课本方面的事，由他负责跟叔湘先生商量处理。

叶圣陶（左）与吕叔湘先生

有关《汉语》的事有了着落，我父亲才能集中部分精力，参与中学语文室编写《文学》课本的工作。为什么不全力以赴呢？这是不可能的。单说这1954年吧，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制定宪法。我父亲和叔湘先生接受宪法起草委员会聘请，担任了制定宪法的语文顾问。写上宪法的每个字每个标点，都经过他们俩一遍又一遍推敲。第二件，父亲为编译局校订《斯大林全集》的译稿，一、二、三、七、八、九，共六卷。在人教社的范围内，其他课本在发稿前他仍得最后改定。至于编写《文学》课本，首要之务是挑选称得上文学作品的课文。一些早有定评的短篇译文，如契珂夫的《万卡》，都德的《最后一课》，都参照了所有的译本，又请翻译家对照原文仔细校正修改了，才拿来做课文。同时又提醒自己，编的是中国的《文学》，译文可得少用为佳；可是大家都称心的短篇文学作品，哪儿有那么多呢？同事们推我父亲试写了《孟姜女》和《牛郎织女》，因为苏联的《文学》课本中有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写的民间传说。

转眼到了1955年暑假，开始试用新课本的中学已选定了七十多所。《汉语》才出了初中一册，还没涉及语法；高一只好暂缓试用。《文学》总算出齐了高初中各一册，可以按计划在高一、初一同时开始试用了。好在并不需要把两个十二册全部端出来，只要往后每学期以不低于四册的速度跟上就成。语文科又开始了一次革新的尝试，总得有人向语文教育界作个报告，说清楚这样的改革是必要的，而且是办得到的；并扼要介绍“汉语”和“文学”各包含哪些内容。报告由谁做呢？既可以代表教育部，又可以代表人教社，我父亲是最佳人选了。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父亲只好把任务带回人教社，请朋友们帮忙：先商量主要讲什么，请中语室汇总列个提纲；提纲经过一再讨论，敲定之后，分段请几位朋友起草；初稿齐了又一起讨论，或修改，或重写。我父亲把各段串起来写了一遍，又跟大家讨论并修改了多回才定稿，约两万字，题作《改进语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报告是七月一日做的，听众近千人，绝大多数是中学语文教员。又把讲稿分送给乔木同志和教育部党组审阅，等意见送回来了，我父亲作了最后一次定稿，让《人民教育》和《语文学习》两种月刊登载。

叶圣陶和他的三位子女（前排右起：叶圣陶、叶至美；后排右起：叶至诚、叶至善）

功夫真个花了不少，高中和初中，《汉语》和《文学》课本各六册，倒是出齐了，还按册编写了教学参考材料。可是使人沮丧的是，试用效果大不理想，反馈回来的意见负面的居多，教师和学生都说负担太重，既难教，又难学。按惯例，被选作试点的中学都是拔尖的，看着语文科成绩下降，怎能不着急。新课本结果只试用了两年半，1958年三月由国务院作决定，仍把“汉语”和“文学”合在一起，称作“语文”。这场尝试性的改革就草草收场，留下的只是那两套分了家的课本；使当时出过力的人难免惆怅怀念。1980年，蒋仲仁杜草甬两位先生选编《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没有收入我父亲的那个报告。他们说，那个报告是当时大家凑起来的，编在个人的论文集里不太合适。

有一回，(吕)叔湘先生跟我父亲聊天，两人都谈到自己不善于当领导。父亲在日记上先记下叔湘先生的话：

我人之想法不出二途：一为得好手而信赖之，任其自己挥洒；一为任人写出毛坯，不惮烦劳而为之修订。二者皆非今日应有之作风。或为高拱无为之官僚主义，或为辛辛苦苦之官僚主义而已。

紧接着记下了自己的感慨：

余亦深知其敝，但无由转变，将奈何。

任人作出毛坯，不惮烦劳为之修订。

在编辑工作中，我父亲确然如此，老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如果能找到可以信赖的好手，岂不快哉！在人教社那十多年，遇到的好手并不少，按百分比看可能还是少了些，没把我父亲养成拱起双手，颐指气使的官僚。

王泗原先生是我父亲信赖的好手之一。他被教育部抢先要了去，让他编写工农中学的语文课本。他每编成一册，总要送到人教社来请我父亲审阅。父亲看他不但敬业，而且有自己的见地，富有旧籍知识，行文却很平易；提什么意见，他都能接上茬，因而深悔当时没有坚持。后来费了不少口舌，才把他调进人教社。蒋仲仁先生好像当过许多年中小学教员，因关心语文教学，对我父亲自称为“老调”的那一套比较熟。父亲还发现，他善于团结人。对一位党员来说，这本是必要的条件。父亲说他好像已经成了习惯，不用想就做得十分妥贴，不使人感到压力。社中人事纠纷，他顺带着就解决了。朱文叔先生小我父亲一岁，衰老而多病。他是把编课本看作革命工作做的，自愿编小学语文，求好的心有点儿过了头，因而老觉得别人不理解他。过些日子，他就含着眼泪对我父亲发一通牢骚。发泄完了，父亲问他怎么办。他想了一会儿，嘀咕了一句“有啥办法”，站起身来颤巍巍地走了。他读报特认真，遇到病句就摘下来，分成类，供我父亲写评论做报告时作例子。还有张志公兄，调进了人教社也成为我父亲可以信赖的好手，关于语文方面的一些烦琐的来信，就请他代复了。

叶圣陶

编写生物学课本的也有一位好手——方宗熙先生。他是福建人，抗战第二年去新加坡教书，跟着愈之先生做华侨的工作，日军占领期间成了患难之交。日本投降后去英国专攻遗传学。新中国成立，他正好结业，赶回北京找愈之先生，说要报效祖国。愈之先生把他介绍给我父亲，父亲让他修订《植物》课本和《动物》课本。没隔多少天父亲对我说，署里来了位留英的编辑，学生物的，知识广博，叫我有事可向他请教，可约他写稿。父亲真个“得好手而信赖之”了。让他接着编《生理》课本和《生物》课本，那时叫《人体解剖生理学》和《达尔文主义基础》。先是他写稿，我父亲审读，有意见写在稿纸上，请他考虑修改；后来索性当面商量，毕其功于一役，变成两人一同编写了。宗熙先生也得其所哉，自夸说，把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写得如此浅显明白，还从未见过。

方宗熙

1953年春，宗熙先生受山东大学聘请去当教授。我父亲心想，他去了那儿可以直接培养人才，可以亲手作科学研究，很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辞呈。这一年暑期，他还回人教社根据教师们提的意见，把四部课本修改了一遍。后来他调到海洋学院，作海带育种试验。父亲每次见面，总要问他取得了什么新成绩。十年浩劫中不通音信，再见到他已是1977年秋天了。见他身体依旧结实，精神依旧愉快，父亲问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他说培养海带的实验室被砸了，几个很有希望的高产品种都毁了。父亲替他惋惜，他说不要紧，可以重新来过。他的夫人可不如他坦然，悄悄对我说：他在“牛棚”里挨了打，打成了肝昏迷，能活过来真不容易，只因为他是摩尔根派。原来还是学术之争哩。拨乱反正后，他又有了作科学研究的权利，社会方面的职务比先前多了，经常来北京开会，还不时出国参加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只要到北京，总要来探望我父亲。我父亲说：“怎么又来了，还有什么时间做科学研究？”他说：“都是工作么，有什么办法呢！”1985年七月，接到青岛来的讣告，说他患癌症去世了。我去医院告诉了父亲，他沉默了一阵，叹了口气说：“可惜，一个好人！”

人教社那时有件新鲜事，让编辑带着自己编写的课本到学校里去试教。办法大概是大家想出来的，有没有写成条文，我不知道；只知道父亲是当作一回事干的，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接洽了不满十个中学和小学，有城里的，有郊区农村的。每个学校挑一两个班，每个班只试教一门课。请学校的教师一同备课，参加听课，最后一同作总结；用教学的实践，印证课本是否适用，还得作哪些改进。教学方法亦然。两者齐步并进，才有希望摆脱几千年来灌输式教育的束缚。用眼下的说法，只要切切实实地做下去，学校的教师和出版社肯定是“双赢”，成绩是可以触摸到的，合作会非常愉快。

人教社当时每周有业务学习，常安排我父亲作讲。他屡次提醒中语室，必须提高挑选课本的眼力，不能“拉在篮里就是菜”。课文大多选自新出版的报刊；初选总是不相宜的多，逐步淘汰，比沙里淘金还难；常常初选是一大摞，最后却一篇也不剩。我父亲觉得光讲原则还不能解决问题，在业务学习时，常常根据实例，细细分析这一篇为什么选得好，那一篇为什么不能用。先是刊登那些篇文章的报刊听说了，邀我父亲去他们那里再讲一回。后来有些报刊送来了他们自己的材料，有已经发表，读者反应不错的；有特意采访，而结果没法刊用的。我父亲只要挤得出时间，一律允诺。他在开国之初就说过，抓文风得抓《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眼下的话说是两大“新闻媒体”，一个人人都要读，一个人人都要听。要是报刊电台，如今得加上电视台，文风都准确而生动，语文课受到的压力可能会减轻许多；编语文课本选择课文，也有了比较广阔的余地。

（本文摘录自叶至善先生《我父亲这长长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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