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记者的乡村笔记：告别悲情叙事，中国村庄正经历觉醒与重构
春节返乡，是我们离故乡最近的时刻。这几年“返乡笔记”渐渐流行，诸多作者沉浸于乡村温柔的痛楚中——破败、失序、混沌，而见诸媒体报道中的乡村图景更是只见衰落、未见觉醒的“想象共同体”。
刘楠，自称“南瓜博士”，前央视记者、《新闻1+1》编委、主编，现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就读博士，她在2016年探访形式走进多个村庄，从云南石笋，到贵州毕节，再回到梁庄，刘楠看到的是中国乡村自生向上的缝合力量，思考的是基层组织如何实现功能补位。这个春节，我们随刘楠一同挖掘、发现乡村的真实内核。
作者：刘楠
前央视记者、媒体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写此文时，我手边放着雷蒙.威廉斯的《乡村与城市》。书中写城市与工业发展阴影下被遮蔽的乡村图景，阐述与批判中，哀而不伤插秧般点缀了上百首田园诗。书的扉页印着：“献给我的祖父母，他们是乡村工人。”
这种笃定，让我讶异。除了乡村频道的喜调，我们流行的村庄叙事充满疮痍、怜悯与乡愁迷思。正因此，2016年“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这样的假新闻让人信以为真，吸睛无数。“衰败乡村”及其摇摇欲坠的文明，在媒体与民众间，似乎秘而不宣达成想象体共识。
但真如此吗？作为工作多年的“乡土重症记者”（现在是新闻系博士生），我的2 42 35289 42 14986 0 0 3819 0 0:00:09 0:00:03 0:00:06 3820016探村之旅也许是一种“证伪”。在唱红与唱衰村庄的极端舆论场中，我们也许忽略了村庄觉醒者，他们是有主体性、有反思力的农民，从尘埃中开拓绿色。
请允许我借2016的探村脚印说话。2016年1月，我去毕节探访服毒四留守兄妹生前轨迹的节目播出。6月，我担任总导演的《新闻漩涡后的村庄》系列节目开始拍摄，我去了广西“砍手党”村、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支教村庄、云南“盲井村”、河北洪灾后的大贤村等。10月，赴浙江缙云村庄，参加长江学者赵月枝老师牵头的乡土文化复兴论坛。11月，跟随《中国在梁庄》的作者梁鸿老师，回河南梁庄直播和探访。
我看到，衰败的村庄图景，的确真真伫立那里。但是，曾经撬动历史的那些鲜活奔放的乡村力量，课本上熟悉的“工农联盟”，难道都沉默如斯？无踪无迹？也许只是我们对那些乡村血脉中不同凡响的韧性视而不见。
村庄命运共同体的自我建构
云南石笋村见闻：缝合与拯救
#视频：云南“盲井村”疗伤的村民 时长：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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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起云南石笋村，那只三四厘米长的灰蜘蛛，没有气息，仰天静躺屋中央。
癌症晚期兼尘肺病的老汪，顾不上清理它。老汪多年在小煤窑打工，积劳成疾，棺材已经备好。他的儿子汪强文，一个从小失去母爱在外流浪的矮个男人，是村里从事杀人骗保勾当的带头人。
犯罪，如蜘蛛网般勾连整村。单单2016年，以石笋村为核心，有50余名村民涉嫌伪造矿难骗赔被抓。妹妹把亲哥哥骗到煤矿、二婚的妻子把丈夫骗到煤矿，联合他人伪造矿难害死，这些伦理道德崩塌的事实，经过数十家媒体的轰炸报道，让这里成为黑色恐怖的代名词。
媒体执着报道犯罪背后的逻辑，例如，当地赌博流行让一些村民债台高筑，驱动犯罪。例如，村里石笋煤矿的伤亡事故，让村民了解矿主怕矿难上报被停产，宁愿私了的心理。此外，很多涉嫌伪造矿难的家庭，本身也是受害者。嫌犯艾汪全的亲哥哥死于山西矿难，涉嫌杀害哥哥的李连翠，丈夫在矿上瘫痪，很多石笋村村民的墓碑，也刻着与矿难有关的信息。
媒体蜂拥来蜂拥去，村庄的疤痕开裂着，供人瞻仰。而这只是村庄的一面。
在村庄命运共同体里的人们，有维护秩序、重建名声的需要。
村庄内部有分裂。例如石笋煤矿旁小卖部的大姐，认为伤天害理的事情败坏村庄名声，对于犯罪嫌疑人留下的无人照看的孩子，她怀疑有隐匿的资产。
而本科毕业返乡创业的村民杨泽勇，则剖析村里的教育缺失问题。他认为，当地生育家家生三四个孩子，从小疏于教育，被抓的大多是小学学历。他主动提出，自己的养兔厂要给受害人家庭提供工作机会。
村庄也有缝合和整合的力量。石笋小学的龙校长，在警方大规模逮捕行动的当晚，就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第二天一早召集老师，统计有20个孩子的家人被抓，包括父母都被抓的杨家四兄妹等。随后在与警方信息沟通、孩子生活照料方面积极行动。
一个犯罪嫌疑人的女儿小杨成绩拔尖，但是担心受母亲牵连未来政审不过，高一辍学打工。我动员她复学，学籍问题却不符合规定。当地教育局在听了我的阐述后，特事特办帮补办学籍，原因是：拯救一个孩子，给村庄的示范意义非凡。（前一段，孩子父亲告诉我，第一次期中考试，小杨是班级第一名）
乡村组织如何功能补位
毕节见闻：反思者与试图行动者
在那些悲剧感极强的村庄新闻中，媒体人更要敏感捕捉的是，那些曾经燃烧的意志和希望，差一点就可以盖过悲剧，这是更大的思考价值所在。
又是毕节。四留守兄妹服毒去世，震惊世人。他们生前无人照看，独自居住。14岁老大在遗书中写到：“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贵州毕节市东北部某村庄内的留守儿童，图片来源于中新网
我在毕节采访时，孩子们的姨奶潘玲是唯一表示自责的村民。在村干部盯梢禁止采访的氛围中，她把我拉进屋里诉说：“我们村子里的人都是罪人，没人关心过孩子。”她在事发半年前觉得孩子们不对劲，找过村主任张方敏（音），说愿意给几个孩子做饭看护，但要签一个协议，让村干部确认。“村干部说，没有这个说法的。就怕麻烦。我都说过7次。”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描述的熟人社会秩序，在眼下的中国村庄变得式微。农民大量进城打工，村民关系市场化、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乡土秩序分崩离析。有各种血缘关系的乡村家族，仍然保护不了四个留守的孩子。
但是，还有潘玲这样的反思者和试图行动者。所以，我们更该思考的是，乡村基层组织如何功能补位？如何让缝合力超越分裂？如何激活村庄互助秩序，从而挖掘出内生力？
媒体，请放下道德优越感
温江村见闻：漩涡过后，救赎乡村
#视频：广西“砍手党村”：出狱拯救新生代 时长：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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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报道乡村，常怀抱“脚踩泥巴走基层”的道德优越感，骨子里是怜悯与居高临下，却往往低估了农民从疤痕中破土的重构力量。
村庄不是新闻消费的灰烬，漩涡过后，村庄的命运、人的舒展，都在吐息和延续。
五年前，我在央视《新闻调查》做过“温江村的噩梦”节目。砍人手、抢手机、非法买卖枪支、“少年阿星杀人事件”，温江村3000村民中曾有100多人在广东抢劫被抓。他们相似的轨迹是辍学、打工、辞工、团伙抢劫。
2016年6月，我又回到了广西“砍手党村”温江村，有一半服刑者已出狱。持枪枪战、大拇指被砍、脚筋被挑断，“砍手党”头目杨成康在服刑八年后，与等了他八年的妻女团聚。
杨成康跛脚走来，和我握手。他笑容温和，只有下巴一颗痣，痣上三四厘米的胡须，隐隐有点肃杀之气。
杨成康放弃外出打工，说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防止其被乡里初中辍学风气影响。杨成康被村民选举为屯大队长，为了阻止当地孩子辍学、制止村民吸K粉，杨成康采用了很多策略，动员大家修通往小学的近路，创建屯微信群等等。
此外，杨成康还和有威望的村支书，尝试用农业新技术种砂糖桔，希望带领村民致富。
温江村的老支书冯成金，图片来源于南方周末
戏谑的是，上过初中，又在监狱补学各类知识的杨成康，意外扮演了“乡村知识分子”的角色。村民选举他的理由是“蹲监狱八年，相当于上大学回来了，见过世面”。
在老人孩子居多的村庄，杨成康是少有的回流的、有理想责任的中年人。特殊的经历，让他超越一些局限利益，参与建构和维护乡村的公共利益，通过协商沟通，张罗公共事务，努力将村社凝聚成一个守望相助的血缘情亲共同体。
靠入狱获得精神净化，救赎乡村，这种生成路径不可复制。但是面对乡村边缘化、空心化、失序化的挑战，乡村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挖掘，关系到村庄的情感抚慰、秩序维护，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新乡村建设”的可能性
板烈村：德国卢安克的“教育实验”
乡土文化所滋生的力量，潜移默化，随着时间生根发芽。2016年的夏天，我来到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支教过十年的广西板烈村，寻访他留给村庄的“果实”。他带孩子拍科幻剧、设计河坝，一起犁地， 有人把他当乡村教育实验特立独行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危险分子，甚至怀疑他有“恋童癖”。
《新闻漩涡后的村庄》曾探访广西板烈村
我探访了几个卢安克教过的学生，他们对美的感悟，对生活的想象力、情感的细腻程度都是参加卢安克各种实践活动潜移默化留下的。
例如，牙韩运职校选择的是汽车维修专业，他说，这和卢安克推行的教育实验有关。在卢安克带孩子拍摄的电视剧《心镜》中，牙韩运曾扮演主人公容承，还参与设计了其中的道具制作。
严格来说，德国人卢安克不能被称为中国村庄的救赎者，但是和一些走马观花的文化下乡相比，他拓展了村庄田园牧歌想象空间，用他激活的村庄的美与文化生机，来展现一种新乡村建设的可能性。
对乡村的关注，不能停留在哀叹文化式微，停留在那种温柔的痛感，而是在真实与矛盾中，寻求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说，在城乡关系中研究乡村传播是“基于乡村在中国传统、革命历史、当代变革与未来发展中的无与伦比的关键地位，以及基于村庄破败事关中国文化存续的严峻现实”。
中国乡村内生向上的力量
回到梁庄：变化正在发生，打破唱衰幻象
《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老师说，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记得11月在梁鸿老师回河南梁庄直播，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薄雾氤氲的吴镇街道散步。晚九点，已是一片寂静。白天那个新华书店改造的新商店、那条通往梁庄的堆满垃圾的道路，都仿佛消匿人间。
#视频：梁鸿重返梁庄：回忆里故乡的大河 时长：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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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梁老师谈我在梁庄的新发现，一个本科学法律毕业的青年，在梁庄父母给他准备的婚房里，养起了孔雀。几十只孔雀，在他婚房的三个房间，踱来踱去，有种神圣的尊严。
他没有经验，甚至在孔雀小时分不出雌雄，但是他费尽周折去办饲养证，自学饲养知识。每次想到梁庄那片沧桑的厚土上，有一个养孔雀的返乡青年，总有种童话般的慰藉力量。
前几个月，我写了篇文章 《南瓜博士10村10问：中国底层乡村图景里的混沌物语》被一些公号转载时，名字被改成了“不忍目睹的乡村底层图景”。
今天，我想修正用词，不是混沌物语，不是不忍目睹，而是要去挖掘和保护其内生力量。就在这个1月，北京的打工春晚，浙江缙云的乡村春晚直播南北呼应，这是乡村在通过某种现代传播手段，向城市喊话，这是隆重的有符号意义的仪式。
对于报道乡村的媒体人来说，用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里诗句说：“难道还敢让这些真实的不幸，藏在诗意的骄傲那华而不实的陷阱之中”？
最后，请允许我用威廉斯另一本书《希望的源泉》的封底语，来做本文的结尾：“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
延伸阅读：
《南瓜博士10村10问：中国底层乡村图景里的混沌物语》
https://mp.weixin.qq.com/s/c-4Nynn_D1SRvVvKcqMJeQ
专栏作者
刘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前央视记者、《新闻1+1》编委、主编、门户网新闻视频部高级主编、《新闻漩涡后的村庄》系列总导演。已出版《新闻撞武侠——央视评论部新闻创作秘笈》、《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个人微信公号：南瓜博士慢探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