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探村博士僧的N种乡村观察视角：打工体验、驻村扶贫、徒步长江边村落

2月16日，我们发表了南瓜博士刘楠的文章《女记者博士生2017探村记：错位的“博士返乡”与内生的农民新力量》，针对“博士返乡”争议，刘楠结合自己的探村故事，坦言博士要警惕精英幻觉自嗨心理，不要本末倒置，更要关注农民的主体表达。博士不是春节才返乡，而是在日常行动中细水长流，与乡村形成命运共同体，有实践，更要见到实效。

作为探村博士联盟的发起人，前央视记者、人大新闻博士生刘楠说这个团队由全球高校55名博士僧自发组成，涵盖医学、建筑、文学、经济、环保等不同专业，每人都有多年观察的村庄，很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乡村。其中，有驻村扶贫的、有实地打工与农民工同宿舍同返乡的，有常年做乡建实验的人，还有研究奶奶庙的清华徐腾等。他们的口号是：一群有土故事的博士僧，为村庄发声！

与其为“博士返乡”真情还是矫情争论，不如让我们看看这些博士僧究竟是怎样调研乡村？他们带来了哪些观察中国乡村的视角？他们的实践又真正给乡村带去了什么？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西瓜博士白洪谭为老家山东村庄鸡农生计和农场收购而奔波，馒头博士淡松松在张罗陕西村庄的教育志愿者培训。

还有大鹏博士杜鹏举，在河南做扶贫干部，跟老乡研究苹果增甜、番茄高产、辣椒营销的办法，构建网络推销的渠道，四处寻找网上销路；还有实地体验打工，到工友家乡调研的等等——

这些事，不是春节返乡才有的标配，早渗透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联盟有所长博士徐腾，因为奶奶庙、白洋淀鳖的演讲被关注。其实旷野藏潜龙，联盟探村每个博士僧的探村故事都不亚于徐腾，他们不声不响和村庄“约会”。

相遇之前，大家大多是独行探村的博士僧，如我。这两年，我随性执拗，老想鼓捣自己的探百村计划。去的大多是问题村庄，例如云南“盲井村”等，在拯救衰落村庄的幻象中“堂吉诃德”般斗着风车。而幅员辽阔中国的村庄有更丰富的镜面。我跟梁鸿老师回梁庄，认识了饲养孔雀和去刚果参加维和行动的大学生，他们给村庄擦亮崭新的芳华气质。2017年春节，我赴浙江调研乡村春晚，在榧树根村露天看农民自制节目，那种内生的主体创造力之蓬勃，超出我想象。

《黄河边的中国》作者曹锦清老师写给我的赠言是“刘楠女士：调查、思考、写作”，我面壁酌思，中国的乡村问题如此浪漫与残酷多维度交织，我探访的那一瓢水，多么渺小！

村庄，像是心神相通的魔杖，让我们相遇。2017年，浙江缙云“以乡村为方法”国际暑期班，重庆缙云山首届乡村建设研习营两个暑期班，我们天南海北一群关注乡村的博士僧相遇。2017年8月底，在乡建大师梁漱溟的重庆故居，探村博士联盟成立。

我一直觉得，这个团队不是策划出来的，而是天时地利人和自己蹦出来的，一种能量的自然聚合。联盟中大家的实践探索很多元，包括传统村落、乡村拆迁、乡村环保、乡村宗教文化、精准扶贫、返乡创业、婚嫁仪式、转基因农业、流动女工健康等方面研究。某种程度上，合力也可以构建出一个中国乡村现实问题的坐标轴，自下而上，从里到外，能传递一种真实的凝视力量。

中国乡村问题之纷繁复杂，百年乡村建设脉络之曲折，远不是我们能挥斥方遒、指点山河的。我们聚合不是为了炫技，而是彼此学习映照，用技术、知识、思想来和村庄发生化学反应，能让村民获得精神上、经济上、文化上等收益。

以下是我们观察中国乡村的N种视角，希望1+1有大于2的力量，避免个体叙事的偏颇。

我在家乡 扶贫建设

西瓜博士白洪谭，三人如其名，圆圆滚滚，形象可爱，无公害，不油腻，自成心灵鸡汤。

前不久，西瓜博士因为“西村乡建实验”获得中国传媒大学2017暑期实践一等奖。众人贺喜，他嘿嘿一笑，“参加社会实践的都是本科生，看我这个高龄博士生，领导给发个安慰奖”。

白洪谭在“无山无水无文物”的山东老家村庄，建文光书院新青年理事会，策划“住宿换知识”“屋顶音乐节“、直播农民爆炒龙虾。他帮家乡失去生计的鸡农建起了农场。他说，农场没有剥削，按劳分配，虽然仍“筚路蓝缕”，但是这些鸡农们毕竟有了自己的事业，他们又可以在这土地上安心劳作了。现在他们用借来的钱建了第一个属于他们的冬暖棚，打了属于他们的第一口井，架了九亩拱棚并种上了绿油油的菠菜。

老家河南的大鹏博士杜鹏举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如今，大鹏博士在省级贫困村三门峡市庙洼村做驻村扶贫干部。和被诟病的“博士返乡”浮光掠影乡村观光不同，他是泥腿子驻村。他像一个孩童般新鲜，又像一个诗人般细腻敏感地凝视着村庄。

村头的雾凇、窗上的冰花、柿子树梢的喜鹊都会激发他的灵感：“在风中屹立，于石中扎根”。“心想柿子树要是有喜鹊就好了，话音刚落，喳喳喳喳飞过来两只。双喜临门。”看到农产品销售好，他用打油诗记录：“金秋九月乐开花，基地建成菜丰收。各地客商络绎来，四邻八乡齐赶集。公平公正都称心，现货现钱一把清。”

下面是他们的讲述：

讲述人：西瓜博士白洪谭 中国传媒大学 博士生

几次关于“博士”与“乡村”的讨论之后，我写任何关于乡村的文字都变得战战兢兢起来，一方面怕记录的苦难遇上江湖游医，“专治各种返乡体”；另一方面怕记录的欢乐遇上精神祭司，扣上“绝口不提农民痛苦”的帽子。好在一场大风撕开了农场暖棚的棉被，让我们在两小时内把几百个土袋运到棚顶，身体一累，也顾不得那么多矫情了。

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苦难还在继续，一场突发的疾病让我的堂嫂至今仍躺在医院里，好在她从鬼门关挺了过来，对于我的堂哥来说，不过是又多了几万块钱的债务而已。我的堂哥白洪林，半生坎坷，干过木匠、收过粮食、当过村支书、养过鸡，最终年近五旬却落得背债的境地。

“就好了那两年”。2011年之后，鸡病突发，很多时候鸡整棚整棚的死，鸡肉价格也上不去，“赶巧了三块多，赶不巧三块都上不去”。三块钱是很多时候一斤肉食鸡成鸡的收购价格，绝大部分鸡从生到死也值不了五块钱。

很多养鸡户都说自己不吃自己养的鸡，但是他们从来不愿意说死鸡都去了哪里？或许农村的一些标语更能说明问题“病死动物不买卖”。标语其实提醒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病死动物在屠宰，病害动物在买卖”，而这些鸡农也不吃的鸡，最终可能流向其他人家的餐桌里。

这让久居书斋的我经常感到不安，几夜近乎无眠，我忽然想到了一些更加可怕的事情，我的伯父、伯母都是五十多岁得癌症过世了；另外一对伯父伯母则在刚过六十的时候煤气中毒，一位已经过世，一位现在仍是植物人；这些经历如芒在背，无时无刻不在刺痛我的“诗与远方”，让我不能悠闲地过着“知识分子”的小资生活。在我第三次钻进堂哥鸡棚的尝试失败之后，我打算回村里做点什么……

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希望也在继续，几位合作起来的鸡农正在热火朝天地在农场干活，半年时间，他们建起了第一个冬暖棚，打好了第一口井，种出了第一批绿油油的蔬菜，拿到了第一份社区客户的订单，在养鸡场关闭一年以后，他们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生计，并憧憬着第一个春天的到来。

这些农民，在经历了各自的困难之后，又一次通过按红手印的方式组织起来。虽然从养鸡到种菜并非那么容易：他们种的黄瓜得了霜霉病不得不拔掉大部分秧苗；种的西红柿全是叶子，一棵上面没接几个果子；种的菠菜没有密植，亩产只有两千多斤……但是合作的好处很快显现了出来，在资金上，他们把借来的钱凑在一起，终于建好了大棚，而这是过去单个的贫困农户所不敢想的；在干劲上，以往他们往都是给别人打工，现在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经常挑灯夜战；而在精神状态上，组织起来，合作起来也给了每一个人精神上的转变，地里活很苦，但是经常能听到歌声，棚里活很累，但是经常能听到笑声。这些鸡农还一起组织了读书会、讨论会，并经常参加农业培训。

自称“多少年都没摸过书本”白洪磊研究起了爱故乡捐赠的生态堆肥技术，经常给大家做大锅菜的白福兴看起了永续农业的资料，而年近五十的白洪林则研究起了农业政策和贷款政策。尽管农场仍然筚路蓝缕，但是几位农民毕竟走出了最为艰难的一步。以往由于他们的贫穷，没人愿意和他们搭伙合作，而现在却有不少想创业的劳动者找上门来。

而对于我来说，这个刚刚萌芽的小项目因为这些博士的加入而变成了一群人的“乡建实践”，一些专家学者和农业实践者并未嘲笑我那些“拍脑袋”的幼稚想法，而是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帮助、宽容和爱护，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当然，我也深知不是踩到泥土就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也不是努力挖掘乡村的痛苦与贫困就能让博士们更接地气，而是成为自为的工农阶层，和万千劳动者一起建设美丽田园。我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如果通过呼吁和实践能让更多的博士关心中国的乡村，能为乡村哪怕去做一件小事，于我内心，都是值得的。

讲述人：大鹏博士杜鹏举 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

先给大伙说件趣事，杨石让本来是我们村的电工，他不但肯钻研电工工作，还把这股钻研劲用在了种地上，他花大价钱弄兔粪，用兔粪发酵肥料，不断增加生物有机质肥料，增加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含量，产出的果实也更为香甜可口，今年测得甜度最高为15.3，平均在14.5左右，获得“百泰杯”苹果果王争霸赛奖项。

果农最提心吊胆的是防止鸟类的嗛食。我们这一地区又在候鸟迁徙的主要路径上，最好不使用防鸟网。今年，老杨宁愿花钱使用一种绿色无公害生物型的驱鸟剂，使得鸟儿在高空盘旋而不敢落到园子里。此外，老杨准备明年增加相关的滴灌管道，实施水肥一体化灌溉，不断增加种田的科技含量。

讲了老杨的故事，言归正传，我们从媒体上对农村的认识是片面的割裂的，总觉得死气沉沉。只有这次有幸被单位派驻到结对帮扶村，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来，能够深入的了解农村的现实情况。

我所驻村的村庄是位于秦岭山脉东部延伸地段，平均海拔950米，是一个山区村，距县城35公里。这里还存在着较为早期的居住模式，居住在窑洞和地坑院在这里接近三分之一的比例，而且村民在冬季的时候更喜欢窑洞一些。

水，在农业上何等重要，这里与水库距离仅1公里，但因为海拔比水库高，造成我们这里的村民之前还是过的靠天吃饭的日子，一旦雨水在粮食种植的关键时期缺少，那将是灾难性的。

临近的水库，支撑着附近的农业命脉

“要想富先修路”是我们公路政策的一条经典标语，村里的道路状况相对还不错，已经有了通村公路，而且这条路已经修建好了13年，到目前大部分还能正常使用，只有个别地方因路基处属于山涧出水口，路基因水流原因造成下沉，使路面受到了影响。

甚至有西红柿在收获季节，连日下雨后导致道路泥泞，运输出来的坡度太陡，无法运输出去贩卖，而造成西红柿烂在地里。

而村里的人们在看过外面的繁华之后，一户户逐渐搬离了这里，有一个小组最多的时候有200口人，因为条件太差，搬迁后现在仅仅只有十几口人了，大都是老年人，再过十到二十年，估计这个小组就自然消亡了。

扶贫，增加家乡吸引力，我们通了水，也修了好路。这路，不仅仅是入户的道路、产品的出路、网上的销路，更汇聚成了发展的大路。

参与耕种的村民平均年龄较大，他们已经习惯了旧有的耕种方式，对现代化、技术化、规范化的种植方式不甚了解，甚至存在抵触心理。但村里的一些有闯劲有思想的青年人，懂得外面世界的要求，再加上我们不断的请来相关学者教授、各类科技人才和采购客商来村，村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开始有了互联网思维。

2017年，我们促成郑州财经学院与西张村镇政府达成教育扶贫协议，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帮助我们开展电商平台的建设，用高校的科技力量帮助我们。

虽然目前我们的平台还不够完善，但是在第一年的运转当中，我们已经通过平台销售了7000余斤的苹果，每斤苹果相交收购价格增收了0.7元。我们还从这些钱中拿出一部分，开展设计大赛，为我们村设计品牌和产品包装，打造乡村的品牌。

乡村需要修复的还有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乡规民约其约束性不够强，可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修复被割裂的人文生态，例如结合“我们的节日”这一主题，开展“端午节”“重阳节”等活动，提倡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邻里友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以前的贫困村在我们心中留下了破败和落后的印象，驻村让我“躬行实践、有益所学”，扎根肥沃的土地、传承厚重的文明、依托科技的进步，让乡村形成源源不断的向上力量，用我们的独特魅力，改变人们对乡村破败和落后的印象，与城市一起争高下。

最后，记住，河南三门峡，有一个叫庙洼村的地方。这里有用兔粪种出的甜苹果，还有辣地有滋有味的优质自制辣椒“层层筛选，用最好的材料，良心做人，诚信做事。市区免费送货上门，市区外三瓶起送。”

除了他们俩，玉米博士刘闯也一直关注精准扶贫、异地搬迁等问题，维吾尔族的布衣博士吐尔孙.艾拜前一段写了篇文章《警惕“泛清真化”背后的阴谋：清华驻村博士生的思考》，被各大媒体转载。他在故乡和田县塔瓦库勒乡巴克墩村驻村，切身感悟让他对“伪清真”慧眼识别，不卑不亢，站出发声。

城与乡：体验打工 浸入式调查？

乡村问题，要放在城乡背景下，中国城镇化进程下，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农村留驻人口结构、生活方式、文化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联盟有两位博士僧，不约而同选择了体验式、融入式研究。

联盟的西兰花博士周洋，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的博士论文有关农民工的传播技术使用，他先是进工厂打工体验，和工友一起做小零件，然后又跟着工友回云南贵州老家。

联盟的螃蟹博士曹昂，她的博士论文名叫《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研究》，2016年下半年她以深圳草根非政府组织（草根NGO）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深圳市六约社区开展田野调查，和女工吃住一起，做健康手册，倡导生育保险、支持女工独立自强。以下是他们两人的讲述：

讲述人：西兰花博士周洋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

以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的幽灵游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的影响也无处不在。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农民工的新传播技术使用-就我目前的观察来看主要是手机-对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所以我进了工厂，不是卧底，是“进”。我不喜欢卧底这个词，因为卧底意味着我们与他们的对立，而就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有机会读了一些书，大概也是进工厂工作-就像我的一些表弟们一样，我想这对很多博士生而言，都是如此。

周洋打工的工厂

厂里面一大部分工友来自云贵地区，所以我去了云南和贵州，在他们的带领下去他们生活生长的地方走了一走看了一看，听他们讲自己过去的事情，跟他们一起卖猪、卖刚摘下来的豌豆，跟村里的老村支书和老师聊了一聊，跟村里年轻人新开的合作社负责人们讨教合作社的事务。当然也有乡里人。 

我一直疑惑，农民工是从农村到城市去打工，人们常说“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可是城市和农村到底是什么呢？有几个有意思的细节供大家思考。我去过深圳、东莞和北京的工业区，工友们聚集的地方从地理位置和景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上来看更类似于一个小镇，最多是一个县城，这是“进城”吗？我在工厂里几个月，从来没听有工友把自己进厂打工的事情描述为“进城打工”。

在我所到过的云贵地区，镇上、县城里都有人出去打工，打工的目的地可能也不是城里，而是另外一个工厂比较多的镇上，我去了云贵、江苏一些工友家，他们所来自的地方从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如教育、卫生）方面来看与我的工厂所在的镇并无大的差别，缺的只是生计和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

我们常说“乡村”，其实农村人就用“农村”，在将近一个月的行程中，我没有听到人用“乡村”来形容自己生活的地方 - 除了满大街都有的“乡村振兴”的标语外。在我的观察中，“乡”更多是进行交换活动和公共活动发生更多的地方。我到的那个云南的村落，传统的习惯是家家杀猪。村民说：“我们杀不起牛，因为牛一万多一头哦，猪2000左右吧，一般只有去乡里才能吃到牛肉”。

在贵州的那个乡里，政府征地新开发了一条街道，然后将地皮卖给当地有财力的人开餐馆宾馆，当然，房子是有财力的人自己建，但是需要按照政府的要求统一房子的层高和外观。相对的，村里的人更多的是守着土地，守着自己的生活习惯，从我的观察来看在经济上通常不像乡里人那样有更多的灵活的、可支配的、可作为周转资金的收入。

还有一个新变化，在云贵我所到的地方，农村电子商务标语在乡里（或“街上”）、村口和刚开通的高速公路两侧随处可见，邮政、物流企业都开始着眼农村，而在江苏和浙江，“淘宝村”早已成为“电商扶贫”的业绩，淘宝村起家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刘强东也在河南上任村长。

这些观察看似细碎，也都是来自日常生活的细碎垫底，但是这些都可以启发我们去思考，当我们说乡、村、城市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每天都要看一看刷一刷才能入睡的手机和其他传播技术与所谓“城乡”又是什么样的关系？

讲述人：螃蟹博士曹昂 原社科院博士 现人大博后

在深圳，随着深入工业区和城中村以及对女工生活和工作的更多了解，我陷入了思考，一方面是对城市的陌生之感，因为平等地对待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很难；另一方面是对个体的敬畏之情，有一群积极的活动者，她们在为自己所在的群体奔走呼告。

我深刻记得进城中村调研第一天，我拉着大行李箱去找住的地方，心里怀揣着朋友们给我的提醒：“关外乱，要保护好自己。”城中村压抑的建筑格局、复杂缠绕的电线网络，无法及时清理的垃圾堆，时而响起的吵架之声，都让我深感焦虑。然而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流动工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他们要在这里谋生赚钱。这激发了我去了解流动女工们如何从这样的社区环境中寻找健康的生活。

流动女工群体是城市里的底层工作者，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让她们面临着严重的健康不平等问题。而这些健康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权力关系结构和社会制度安排。面对困境，一批由流动女工自发组织的草根非政府组织迅速成长起来，她们建立女工小组，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健康传播活动。因此，我不仅需要了解流动女工自己如何建构健康问题，还需要关注草根NGO的活动给流动女工的健康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通过与深圳草根NGO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系，我以机构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深圳市六约社区开展田野调查。2016年10月到12月，我采用参与观察法参与绿色蔷薇的日常工作和健康传播活动，搜集文本资料；另外使用深度访谈法和滚雪球抽样，访问并记录了44个流动女工、男工、儿童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随后对资料进行了批判性话语分析。

《流动女工健康话语的建构与传播研究》这篇博士论文的结论强调了健康的社会性意义和健康传播研究置于社会情境的重要性。研究者认为必须从主体性视角出发来认识人们的健康经验，理解健康话语的建构过程和机制。草根非政府组织的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健康话语揭示了其与主导话语和意识形态冲突。与此同时，草根非政府组织的话语传播经验值得借鉴，它能够提升女工在健康方面的社会性别意识，创造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并鼓励创造更多的社会行动。

此外，研究显示：流动女工认为“最低工资”和排斥性的社会制度是她们被边缘化的原因。她们只能“自我决策”“自我安慰”或寄希望于命运的改善。患职业病的女工经历了合法性认同、资本权力的“拖延术”和“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的抗争。

时隔一年的时间，我又回到了深圳，回到了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受到了亲人般的接待。跟女工们朝夕相处的时光让我感受到她们的坚韧、乐观和勇敢。我们相互以姐妹相称，倾诉家里的故事，工作的烦恼和社交的乐趣。

在今年的国际三八妇女节，绿色蔷薇等草根非政府组织还要一起举办女工艺术节。在艺术节中有摄影展览，呈现镜头记录下的女工故事和劳动之美；还有音乐工作坊、戏剧工作坊和音乐会表演。女工艺术节不仅以女工们喜欢的方式表达自己，其重要性更在于发现并展现女工的力量和价值，倡导女工的权利和性别平等。“让话语与发声”是女工艺术节的主题，姐妹们都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打破社会上对女工的的刻板印象，让更多人听见自己的声音。

除了周洋和曹昂，联盟有一个人是用音乐的方式“卧底”，不但和流动女工组建乐队，而且和她们一起表达心声，倡导性别平等和儿童权利。她就是社科院的鼓手博士任娟，九野乐队的鼓手。近两年来，女性民谣乐队九野乐队与城中的流动工人和流动儿童、乡村里的留守老人与儿童相遇、相聚在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安徽等地的高校、城中村或农村。

在北京昌平东沙各庄，九野和木兰花开的姐妹们创作《不完美的妈妈》，重新定义女性与“妈妈”：“哦，妈妈只是生活中的一个身份，不是一生的标签。女人也可以不做妈妈，工作中散发着光彩与才华。”她们也和北京的家政女工在一起创作《百手撑家》，发现并歌唱家政工姐姐们的爱与劳动价值：“双手改变了自己，为爱撑起一个家。双手托起一片天，百手撑起千万家。”

风尘仆仆的任娟还负责九野乐队的公号编辑工作，她说：女性也是强有力的建设者，流动女工劳动有重要价值，九野呼吁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公平的发展机会！

文化内生 乡土宝库

联盟的土门博士沙垚，一直笃信“眼皮贴近地皮，才能看见草根”，他行走黄土地，足迹遍布陕北、华北等数十个村庄，他不是白描苦哈哈的皮影老艺人，而是直指商业逐利时代老艺人的内心冲突。例如，文化公司吸纳老艺人为员工与要求艺人不得私自演戏的矛盾，公司录制抢救濒危剧目是否带来新的传承危机等问题。他还关注乡村春晚、婺剧老艺人，重点是乡村文化的内生性和农民主体性。

如今，土门博士又回到了土门，作为借调甘肃的基层干部，他参与玉门农村“三变”改革，他在思索：“土地要确权流转，农村要引入资本，又要保障收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此间有着巨大的张力——如何进行政策设计”？

很多人研究的领域，是从熟悉中打捞陌生。华中师大橘子博士王钧的专长是少数民族体育问题。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普春村调研，她发现了高级百变秋千，她要记录新时代的少数民族体育的新精神。

中央民族大学的鳗鱼博士刘姝曼，博士论文是有关艺术融入乡村。她的调研足迹，从北京温榆河畔到山东半岛，再从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到广东顺德青田，又辗转到台湾岛。她说艺术以春风化雨般的姿态，昭示着改变乡村的新的可能。她希望以艺术为载体，追索传统与文明，让乡村不再只是冰冷的躯壳，而成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共同体。

牛矢博士邓小燕，是探村博士联盟里的另类大侠。别人纵谈乡村历史经济文化，他却独衷乡土风物，胸中内嵌一本植物宝典。五年前腊月末，牛矢博士曾在重庆长江边徒步调查。

2017年夏末秋初，牛矢博士故地重访，徒步行走长江南岸，考察乡土风物。

以下是他最新版本的讲述：

讲述人：牛矢博士邓小燕 中国人民大学 

在我思考以何种方式表达与乡村的关系时，手边恰有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这是很有趣的一本小书，随手翻看，到处是可爱的文字，如正月初一条下有：“炉中焚橡壳，曰‘满堂旺相’。”“烧竹节令响，谓之‘爆竹’，以惊山魈水魅。”“焚桦皮于中庭，以辟邪气。”“以红枣祭五瘟，毕，合家食之。”“麻子三七粒，赤小豆七粒，共撒井中，辟疫邪。”现代城市人大约无法想象——合家围坐在橡壳、桦皮和竹节焚烧着的欢乐的火堆旁，主妇把祭祀瘟神后的红枣端来，供合家老幼愉快地品尝，且又捧上赤小豆和芝麻，煞有介事地吞进肚皮，驱逐想象中的鬼魅。——这不仅仅是人间烟火，还属于祖先、神灵，甚至魑魅魍魉也可以前来分享这一份快乐。

一个民族的习俗衍化了上千年，以至于环绕在人们身边的每一件事物，每一处细节都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快乐：竹节燃烧的砰砰响声，橡壳、桦皮的烟与热，红枣的甜，无不超越了它们自身，而含有丰富的想象力。乡村是足够稳定而且持久的地里环境，这环境以人为酵母菌，将整个环境中的一切事物发酵出独特的滋味。川东人会把夜晚窜入室内的螽斯，叫做“鬼蚱蜢”，认为这是先人亡灵所化，人们会善意地对待它，即便是小孩子，也绝不加害它。这与昆虫学家所传授的普适性的知识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只告诉我们这长须的小玩意儿不过就是一只昆虫。倘若人与螽斯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对于人与环境都有益处的话，那么只依赖一种普适性的知识是不行的，而不得不借鉴乡村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由此而进入乡村，便明白乡村绝不只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与之相应作为方法论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也都应该得到反思。

当我穿行于川东乡村的时候，走过千百种野生的草木，百十种农民手栽的蔬果，连片的田地以及立在田地中的水稻和芋头，以及各色的飞鸟虫兽，以及三三两两或作或息的农民，一尊披着红布的菩萨。我喜欢这样的乡村，因为在这样的空间下，事物身上被城市文明清洗过的意义又回来了，我逐渐明白环绕在身边的一切都被精灵附体了，正如《节序同风录》中“满堂旺相”被寄托于原野上的一株橡树，以及川东人对于一只螽斯的善意。

乡村远远不止于“三农”，更不能简单地归为“三农问题”，这种表达的潜在逻辑是表达者的悲悯，这种悲悯为现代知识所支撑，他并不会关心田地之外的花草，而将之统称为杂草，他是来认识并解决乡村问题，目的是振兴乡村的经济，这背后难以摆脱工业都市中心的眼光。——而事实上，都市的浅薄与功利，乡村的苛政与凋敝，都应该被视为问题，而将乡村作为思考都市问题的方法，将都市作为思考向村问题的方法。

现在的中国人，知道法兰西盛葡萄酒的木桶是橡树制的，也知道俄罗斯西伯利亚平原上成片的白桦林，却不知道中国也有橡树，也有桦树，而且过去的中国人用橡树皮、桦树皮取暖，并且驱逐妖邪，招来好运。我们的孩子，从小熟悉侏罗纪的恐龙，熟悉地球之外的行星和恒星，以及异国他乡的食人族、食人鱼、食人花、食人鳄，却茫茫然以为三餐所吃的米为陆产，所啃的馒头自米中出，身旁的柏树为松树，将地黄花、田旋花一并视为牵牛花，且绝不以这种无知为无知，那么他们怎能知道过去的中国人关于一株陌生小草的卓绝的想象力呢？

我在乡村遇到一个乡土知识十分丰厚的农妇，她认识极多的草木，却一再说自己“没文化”。乡土的知识被认为不算“文化”，都市的浅薄与功利，被视为理所当然，这是思考城市与乡村的人，应该注意，并且进一步要努力调整自己知识结构的。——从地方知识的眼光去看乡土，才能够避免把乡土知识视为“没文化”——进而改良我们的教育，而不应该用食人鱼的知识去替换乡土中关于螽斯的知识。

在这样的认识下，再来反思乡村之于都市的意义，努力的方向就不是巩固乡村作为都市附庸的地位，作为消费市场，作为某种水果的主产地，而更是学习关于人与物的全新的比喻方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合法性，取决于月不仅仅是作为星球，这就是一种乡土性的比喻。

邓小燕热爱自然和乡村风物。他对于地上的青蒿、苍耳、马桑、荆条、扛板归等等，往往情有独钟，可见到双脚直立行走的动物，脸上却未必显欣喜之色。他有点拧巴，说乡村残垣断壁，凋敝需要建设，又说乡村“物产丰盈、无所外求”，未必所有人都信他，也后者算是“牛矢开鲜花”的眼光吧。他也提醒我们，乡土宝库有那么多滋味可以采撷感悟。

篇幅所限，无法一一呈现联盟55名博士的乡村观察，大家可以从公号“南瓜博士与探村博士联盟”上看到更多。探村是了解乡村，认识社会，认知病症，也是端详彼此，认识自我，彼此取暖。

村庄的琐碎剖面里，隐藏着某种时代密码，等待破译与破解。那是千百年来供养与安顿我们的土地，那是我们命运相依相偎的同胞，它们在等待某种深入肌理的凝视。

就像清华葡萄博士盛阳的理解：“乡村不仅仅是景观学意义上的原始群落，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是深嵌于社会结构中的，拥有自身逻辑的，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空间存在。我们看到的乡村熟人社会、进城务工潮、城镇化对乡村的改造等社会学现象，都需要被纳入到这一大的框架下得到理解。我们能否既在象牙塔内汲取文本和思想的养料，又能有机结合走进田野，从田野内部观察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思考破解之道？”

对村庄的关注，与年龄、性别、学历、背景无关。互联网时代，注重人与人的连接。探村博士联盟作为一个平台和链接点，希望我们的村庄观察更被更多人的看到。同时用我们的知识坐标轴，用各自的涓埃之力汇成洪荒之力，努力推动一座座村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最后，还是用西瓜博士白洪谭写的诗歌做结尾吧：

在希望的田野上

养一群恣意奔跑的鸡

给每一个灰兔子起一个彩色的名字

种一棵永不剪枝桠的苹果树

便没有那些在嬉笑间垂手可得的苹果

而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结出严肃地高悬在树梢上的

诱惑过亚当与夏娃的

砸在牛顿头上的

满是虫眼儿和灰尘的

并不可爱的果实

——白洪谭《在希望的田野上——一个博士生的乡建实验》

探村博士联盟介绍：

由南瓜博士刘楠和西瓜博士白洪谭发起，2017年8月28日在重庆梁漱溟故居成立，现在由55名博士和博士生自发组成。他们来自北大、清华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多个国家，涵盖医学、建筑、文学、经济、环保等不同专业。有驻村扶贫的、有做乡建工作的，每个人都有观察调研的村庄，很多人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乡村。联盟口号：一群有土故事的博士僧，为村庄发声！公号：南瓜博士与探村博士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