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文 | 张是之

昨天双11参加人文经济学会和水库的联合年会，有幸跟茅老、欧神、薛兆丰教授等人一起共进午餐。

茅老今年90，马上就要过九十大寿，精神状态很不错，饭前聊了几句，拍了合影。

饭桌上茅老说话不多，静静地看着我们这帮中年小朋友「混战」。

一帮研究经济学的人坐一桌，饭没吃几口就进入正题，没多久就「杠」上了，当然「杠」的氛围还是克制和友好的。

当时的讨论，欧神、布老师、薛教授，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互不同意，最终暴力、无政资，以及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最终暴力和无政资这两个话题上，各有各的理论和依据，很难互相说服。

所以我尽量把话题往经济学的方法论上拉，在这个问题上，我跟薛教授、欧神也互相略有不同，这里简单一说。

薛教授后来在会后点评的时候坦诚，他受三个学派影响，一个是奥地利学派，一个是芝加哥学派，另外一个则是弗吉尼亚学派。

弗吉尼亚学派其实就是公共选择学派，只是为了和前面两个学派以一个地点命名相对应，所以称作弗吉尼亚学派。

薛老师认为理论的正确性，是需要数据和观察来验证的。这个研究方法借鉴，或者说类似于物理学，理论的正确性要靠实验来检验。

在经济学的方法论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原来是和薛教授相同，认可张五常教授，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方法。理论解释现实世界，统计和观察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方法，其中也包括卡尔·波普尔提出的可证伪之说。

但在奥地利学派这里，并不是这样。

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基于公理的理论体系，以基本公理为出发点，通过逻辑的推理演绎，得出一系列的结论。

所以要想反驳和推翻奥派的结论，不是不可以，但需要从两方面下手。

第一，从它的出发点，也就是基本公理切入，否定这个公理。而这个公理就是「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否定这个公理并不是那么容易。

第二，从它的推理过程切入，来寻找推理过程中的漏洞。

如果第一它的出发点公理没有错，第二它的推理过程没有错，那么它的结论就不会错。

这两点说明，理论推理的正确性，可以不依赖于统计数据来验证。这就像在欧氏几何中，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这是我们通过演绎所证明的，而并不需要真的去测量一万个三角形才认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这两点细究下去，还要面临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暂且不谈。

但这里需要增加第三个角度的思考，那就是假如我们允许用事实来检验经济学的推论，比如最基本的，要用统计的方法来获得数据，然后用数据来验证理论。

那么需要面对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事实、能够统计的，都是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实和现象。

那些未曾发生过的事情怎么办呢？答案是没法统计，只能脑补。

这就是薛老师经常提到的，经济学教会我们，既要看见「看得见的」，也要看见「看不见的」。

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问题，是巴斯夏提出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呢？只能凭想象或者说推理。

我们能够进行统计的只有看得见的，而看不见的那些东西是永远无法统计，也就无从验证。

比如最低工资问题，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双方各自都有很多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论战几十年，还是一笔糊涂账，全球各地都在出台或者升级最低工资制度。

再比如「破窗理论」，更准确的说是「破窗谬误」。

这个谬误说的是，一个小偷把街上一家小店的玻璃砸破了。正在店主悲伤的时候，围观的人群里突然有人说，这事儿要辩证的看，虽然玻璃碎了，但玻璃厂就要多生产一块玻璃，就要多向上游产业进购一些原材料，这样从全国来看拉动了内需，增加了GDP，是好事，不全是坏事，有它好的一面。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一听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如果说这话的是个领导，那该热烈鼓掌、欢心鼓舞了。就连自己玻璃被砸的店主，说不定都会热泪盈眶，感叹遇到了好领导，虽然玻璃破了，但自己毕竟还为国家的GDP提高贡献了一份力量。应该高兴。

但是我们都知道，「破窗理论」之所以称为「破窗谬误」，那就是因为它是错的，错的彻彻底底。

我们看得见的、能够统计到的是，破窗之后，玻璃制造厂，去新生产玻璃，重新卖给小店主。

我们看不见的、永远无法统计到的是，这块玻璃假如没有被打破的话，这个小店的店主好好的，原本计划去买双高档皮鞋，或者正准备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无论如何，他的计划被打乱了。那些无法成行的计划深藏于他的内心，永远无法展现在我们的统计报表上。

我们把「破窗谬误」放大来看，推理到极端，那就是战争。

很多人认为战争是技术的催化剂，因为他们看到、听到人们都说，最尖端的科技都用在了战争上，都是在战争中出现的。

这个谬误，不过是破窗谬误的放大版，本质上没有不同。

我们看得见的，是先进的尖端技术在战场上率先使用，好酷好牛B。

但我们看不见的，是经济遭受破坏、资本被强制投入到与战争有关的技术领域，因此而被耽误的、在民用领域、改善提高我们生活质量上，那些资本和技术的研发投入。

假如真的有领导，在小店玻璃被砸之后，大言不惭的讲一通辩证法，说什么坏事也是好事。

任何一个不愚钝的店主，心里定有一万只羊驼飞奔而过，草泥马，砸的不是你家玻璃啊。

然而假如，在那些历史上惨烈的战争中，多少家园被破坏，多少工厂被炸毁，可能都不是自己家的，而是别人家的。

所以，当更大的领导，站在更高的台子上，用更好的话筒，更加煽情的说出「多难兴邦」时，有多少人感动的一塌糊涂。

认为战争促进技术的发展，和被多难兴邦所感动的逻辑是一致的，也和支持最低工资的逻辑相一致。

那都是因为，「邦」是别人的，「店」才是自己的，支持最低工资，反正也不是自己出钱。

切身之痛那是切的别人，不是自己，再痛也很难传递到自己身上。

扯远了，本文主要是讨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这里是说，当我们想用事实来验证一个经济学的理论或者推论是否正确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问题」，能够统计的，只有看得见的、已经发生的数据，而那些未曾发生的，却永远也无法统计。

这就是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学的地方所在。

最低工资是这样，破窗谬误也是如此，它们所造成的伤害，我们只能脑补。

如果说坚持要用事实来验证经济学的理论，恐怕连「破窗谬误」都验证不了。

「破窗谬误」的错误所在，这点现在应该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最低工资问题还在争论不休，认为战争推动技术进步的人却还大有人在。

所以我们说科学远未普及的原因就在于此。

2018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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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The Geographer，by J. VERM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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