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暴乱，曾经的繁荣是因为低人权优势吗？

文丨张是之

作为曾经的「金砖五国」之一、非洲经济最大的国家南非，正在经历严重的社会暴乱。

如果不是现在互联网媒体发达，你很难想象这是 21 世纪正在发生的事件。

打砸抢烧、「零元购」，数千人集体出动参与洗劫。

大小的商场、超市、小店，无一幸免，当地华人也损失惨重。

南非民众正在毁掉自己的家园，确切说，他们正在毁掉别人的家园。

说起非洲人们的印象，可能是战乱、贫穷，脏乱差，疟疾、艾滋等疾病泛滥，民众食不果腹。

但实际上，曾经的南非并非如此。

曾经的南非的工业化、技术和经济多元化水平均为非洲最高。

南非有较为发达的矿业、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四大经济支柱，尤其是深井采矿等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2010 年还办了一届世界杯，总之，曾经的南非一点都不懒。

至于南非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今天，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

本文的重点是，探讨一下秦晖老师关于南非的繁荣所给出的解释。

简而言之，秦晖认为南非的繁荣来自于它的低人权优势，并将这个「低人权优势」用于对中国经济成就的解释上。

秦晖的完整观点可以在其著作《南非的启示》一书中看到，其中专门有一章来论述他的「低人权优势」之说。

这一章的题目是，「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很明显，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秦晖的立场。

需要肯定的是，秦晖教授讨论问题的态度是真诚的，使用的史实也基本没问题。

只是秦晖在对这些事实的理解，以及对逻辑的分析上，我个人认为有所欠缺。

下面为讨论方便，可能会部分引用其中原文，然后加以讨论。

首先，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讨论需要在两个层面展开，理论的层面和历史的层面。

或者说，是逻辑的层面和现实的层面。

这里的老读者可能很容易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

因为理论探讨的是逻辑的必然性，而历史所要探讨的是现实中的偶然性。

两者对于历史的当事人来说，当然是不可拆分的。

但对于历史的旁观者来说，必须要做这样的区分。

否则，就很难看清历史，容易混淆两者。

甚至说，没有清晰的逻辑指引，那些关于历史的分析，不过是史料的堆砌，用事实解释事实罢了。

很显然，在逻辑上，所谓的「低人权」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

至于什么是「低人权」，什么又是「高人权」，我想不用去做过多的辞源和学术上的辨析。

最简单的理解，本应属于你的权利，有没有得到尊重和保障？

没有保障，那就是低人权；有保障，那就是高人权。

是低还是高，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需要在边际上考察的变化。

比如我们常说的，养鸭子、养几只鸭子，这是基本的人权。

养鸭子不能超过三只，这是低人权；而鸭子可以随便养，这是更高的人权。

再比如，把本来再正常不过的自由买卖定性为「投机倒把罪」，这是低人权。

把「投机倒把罪」从刑法中去除，这是相对来说更高的人权。

有经济学的基础，知道边际的概念，学会从边际上看问题，而不是轻易上升到整体性视角。

我很好奇，对于秦晖教授而言，养鸭子不能超过三只，自由交易很容易就被定性为投机倒把，这样的「低人权」到底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在秦晖的论述中：

南非依靠“经济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曾成为世界投资利润率最高的地方之一，1979年美国在南非投资的平均利润率达18%，而在发达国家投资平均利润率仅13%，在发展中国家也仅14%。1957—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

他认为中国也是如此：

典型的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都是亏本的，甚至在印度的工厂也盈利不多，只有在中国是利润奇高。而麦当劳在美国的盈利水平也远不如在中国。

秦晖将这种高额的利润率，主要归因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廉价黑人劳动力，以及中国类似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

秦晖原文：

种族主义制度为南非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主要表现在：种族隔离制度为南非经济发展提供了带有强制性的廉价劳动力，并保证了白人农场主和企业主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辽阔土地资源。

他认为，种族隔离制度是“南非经济实力迅速增强的诸多原因”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而对于中国，他的理解是这样的：

中国奇迹的产生同样有“诸多原因”，但没有“农民工”（“带有歧视性的廉价劳动力”）和“圈地运动”（以强制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奇迹”能够存在吗？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城乡隔离制度，事实上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身份隔离（虽然不是种族隔离）。

秦晖教授生于 1953 年，亲历过那个特殊年代，这一点他很诚实，他很清楚地在书中写到：

“农民”就是以“户口”为标志的、非经特许改变即为世袭的一个低下身份等级（caste）。极左年代的中国就是个无阶级却有等级、而且等级森严到近乎种姓制的国家，等级内的所谓平均从来就与等级之间的悬殊并存。

那时农民是没有自愿出去“打工挣钱”之说的。由民工变成“市民”就更不可能了。自行外出打工，那时叫做“盲流”（“文革”时一些地方甚至俗称“流窜犯”），被抓是理所当然。改革后像“孙志刚事件”那样引起舆论哗然的事，当时根本就是名正言顺的正常现象。连打工的权利都没有，更别说居住，所以那时是不会有“暂住证”的。

我们简单梳理了秦晖老师的基本看法，以及他对基本事实的掌握，这些基本情况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分歧。

有分歧的在哪里？我认为是，秦晖老师对于「低人权」的定义和理解产生了偏差。

我文章前面说过，基本的权利得到了保障，那是「高人权」，基本权利没有得到保障，那就是「低人权」。

很明显，人有迁徙的自由，迁徙是一种基本的权利。

原来禁止农民进城打工，这是「低人权」。后来允许农民进城务工，这就是相对来说比之前更高的「高人权」。

秦晖的错误之处在于，把南非和中国的低工资、低待遇，和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高工资、高待遇相比，称其为「低人权」。

这样比较，严格来说当然没有错，横向比较，当年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初，我们在许多的权利保障方面做的不够好。

当这种比较之下的「低人权」，并不是出现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原因。

出现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原因，恰恰是「低人权」向「高人权」的转变。

南非即使有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黑人还是可以进工厂工作了。

中国这边呢，即使是有城乡的隔阂，即使进城保守歧视，制度放开了，仍然是有很多人愿意、也可以进城工作了。

中国的现实很多人都知道，南非那边，秦晖在书中也有介绍，即便是有种族隔离，周边国家的黑人还是愿意来到南非打工赚钱。

也就是说，在秦晖笔下的「低人权」，是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较的。

但无论是对于南非来说，还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对于当年历史的参与者、历史进程中的当事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局部环境，实际上是正在向「高人权」的方向发展。

是一种进步，而不是退步。

真正的、完全的种族隔离，是连就业机会也不给。

而真正的城乡隔离，是农民进城就被抓、被遣返，连找工作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当然不是说种族隔离、城乡隔离就是对的，很明显，在我们的论述中，它们都是错的，是真正「低人权」的表现。

秦晖看到的是这种隔离之下，同时产生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而他没有看到的是，正是当时的大环境在是否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找工作这样的具体的边际上的改进，才使得大量黑人可以进入南非，可以进入工厂。

使得大量农民可以进城，可以打工。

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什么「低人权优势」。

有的只不过释放了那么一点点自由，把原来剥夺了的那些权利还给了人们，社会活力就迸发了，整个经济就盘活了。

所以，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或者从未来保障自己的权利是「低」还是「高」的角度，我们都无法同意秦晖教授的所谓「低人权优势」。

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看下秦晖的书籍和观点。

很多人对秦晖的批评，并没有冤枉他。

他说中国奇迹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另外一个就是「圈地运动」。

就是以强制手段取得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土地资源，简单说就是「强拆」。

原话是「没有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种奇迹能够存在吗？」

这样的秦晖你能同意吗？

按照他的理论，假如某天为了将来中国更大的奇迹，强拆到了你家，你能愿意吗？

2021年0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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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Isaac Levi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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