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使用满人和汉人的史料来研究“清”与“中国”的关系。推翻明朝统治后，清朝统治者在18世纪的内亚战争中重新定义了中国的含义，并将他们建立的国家等同于中国。20世纪初，满人接受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观念。虽然满人统治在1911年结束，但中国人再没回到“中国”是“汉人的中国”的立场，而是出于一种现代身份，把中国视作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清朝给现代中国留下的遗产不仅包括该国广阔的领土，还包括一个新的“中国”概念，为其民族国家身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图：一幅纪念中华民国成立的月历，标记着“中华民国元年”。来源：Wikipedia）
重构中国：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初现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的兴起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引用：Gang Zhao. "Reinventing China: Imperial Qing Ideolog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Modern China 32.1 (2006): 3-30. 有删节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清朝留下来的领土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地理和民族基础。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清廷创造性地将“中国”的概念重新解释为非汉族和汉族的综合体，为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提供了现代中国民族认同来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1755年，乾隆宣布，非汉族是中国子民，他们的土地能纳入中国领土，这种观点有别于汉、唐、宋、明对中国的理解。在这里，清朝统治者灵活而不乏创新地利用汉族的中国概念。清朝统治者采纳了这种观点，并赋予了新的内涵，使清帝国有了多民族国家的属性。因而，我们留下了两个重要的问题：清廷是如何根据清朝多民族帝国的发展调整“中国”的概念的？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清史学者仅仅将清朝与中国的关系视为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而没有注意到清帝国对中国（中原）理解的复杂性。此后，一些挑战中国化（sinicization）模式的历史学家认为，长期以来将清朝和中国混为一谈的做法需要进行批判性研究，并指出，清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而在1911年革命之前，中国这个名字除了汉族群体和中国本土之外，没有其他民族在用。最近，学者们对清朝的“中国”概念进行了更复杂的解释。Mark Elliott指出，由于清朝统一了中国本土和内亚，到1700年代末，“中国”的含义不再局限于中国本土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而在Peter Perdue看来，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7世纪末，当时清军在向北扩张的过程中遭遇了俄罗斯。这样的论点提醒我们，清朝历史与20世纪中国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Elliott在其权威研究《满洲之道》（The Manchu Way）的最后一页分析了“大清”和中国的概念化：“将为未来关于满族及其帝国在现代世界对中国和内亚的意义的辩论中提供素材。”但是，满族统治者是否以及如何将中国的概念适应于清朝的多民族事业，以及清朝的官方意见如何影响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形成，这些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Mark Elliott《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2001）现存最早的清朝对“中国”态度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满族国家的形成时期。当时，清朝皇帝的先人建州女真仍是明朝一个不重要的朝贡国。满族人采纳了明朝官方对“中国”的理解，“中国”等于中国本土和汉人。明朝统治者实际控制的领土比当今中国要小得多。18世纪末之前加入中国的内亚领土（包括满洲）尚未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些内亚国家与韩国、越南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是朝贡国。在明朝时期，中国指的是十五个省和居住在其中的汉人。15 世纪初期，这种“中国”概念的用法在汉族精英中很常见。这一概念通过民间地图、官方地图、地理著作的传播而被广泛知晓。在满族文献中，最早提到汉人时用了“nikan”一词，明帝国被称为“汉人的国家”（nikan gurun），或“大明汉国”（nikan i daiming i gurun）。早期满族统治者只是简单地采纳了明朝的观点，把中国既等同于明帝国又等同于汉族。这种同义性清楚地反映在满语翻译的各种中文术语中。例如，在一位皇太极时期为清廷服务的汉族官员的汉文悼文中，“中国”一词被用来指涉“大明”，而在满语版本的悼文中，“中国”被译作“汉人的国家”。随着满族国家的崛起，满族统治者在他们与中国之间划出了越来越清晰的界限。1627年，满清第二任统治者皇太极试图与大明朝廷讨论边界问题。在一封公函中，他建议山海关作为满族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法律边界。显然，他认为他的国家独立于“汉人的国家”。但显然满人一旦征服明朝，这种态度就不得不改变。满清统治者占领北京后不久，就开始将自己的帝国定为“中国”。这个词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首次使用。它的字面意思是“中央国家”，但它不涉及具体的民族或地点。这种模糊性允许周朝时期的许多国家通过占有这个标签来宣誓政治优先权。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周、燕、鲁、卫等国经常在不太正式的场合下称自己为“中国”，为的是将自己与那些拒绝采用周礼和周朝制度的部族区分开来。得益于该传统，一旦曾盘踞在今天中国领土上的各国被征服、被统一，那么这个统治者的王朝就可以称为“中国”，并且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大多数中原王朝都以“中国”之名为荣。另一个传统是替代性名称，也就是说这些王朝还会有一个自己的名字——汉、唐、宋、明。这些朝代认为自己的王朝名称可以与“中国”互换，并指向同一政体。与先秦时期一样，“中国”被用于处理外交事务；相反，“大魏”、“大晋”、“大元”、“国朝”、“本朝”等专名及其变体则被用于国内事务。但是，由于建立新王朝的人往往来自与前朝不同的民族属性，他们对“中国”含义的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每当一个非汉族群体推翻了中央国家的统治者，“中国”就意味着汉族和非汉族群体的混合。如果王朝是由汉族人建立的，比如明朝，那么这个词就仅仅指汉族人的土地。这一证据表明，尽管中国的概念起源于汉族，但长期以来一直被非汉族群体共享和重新定义。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非汉族人来说，采用“中国”的概念并没有减少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例如，金和元的统治者既在汉族和非汉族之间划出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又明确地将自己的国家与中国联系起来。也许因为文献不足，我们永远无法清楚定位清廷自何时起接受了“中国”概念的文化资源。但是在明朝灭亡后不久，“中国”和“大清”就画上了等号。在清帝国的诏书中，“中国”成为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官方称号。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在明朝之前将中国和满族国家区分开来。但从明朝灭亡开始，清廷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清朝”和“中国”成为可以互换的官方称谓，而且后者经常出现在官方文件中，充当前者的替代性名称。清朝的这一转变有明显的原因。首先，中国的统治者——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经常重新定义“中国”的范围以适应他们的需要。满族统治者并不担心将“清朝”等同于“中国”会导致他们失去满族的身份。其次，如果他们公开接受“中国”的概念，这种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将为他们赢得汉人的支持。鉴于这种政治上的好处，清朝统治者很快就把这个词作为清朝在对外事务中的标准名词，这并不令人惊讶。清廷经常在条约、外交信函等处使用“中国”来指代这个国家，这清楚地表明了满族统治者对中国与清的认同。尽管政治条件不断变化，但从顺治到乾隆的清朝统治者始终坚持将清朝与中国等同起来，只是不断调整后者的范围，以配合不断扩大的清朝疆土。满清早期对“中国”的认同出现在清廷于1656年颁布的诏书中。该诏书的主题是与蒙古的领土争端：倘番夷在故明时，原属蒙古纳贡者即归蒙古管辖；如为故明所属者，理应隶入中国为民，与蒙古又何与焉？【译注】1656年顺治帝谕令，清廷派官前往甘州、西宁一带处理厄鲁特蒙古越界事件。从那时起，“中国”这个词就经常出现在众多汉文和满文的官方和私人著作中，从诏书到条约，从皇帝的个人作品到满清官员的游记。在1710年关于朝鲜和满清边界的诏书中，康熙皇帝将以前属于满族的土地称作“中国”的一部分：视之，混同江（今松花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今图们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
清朝康熙帝为测绘东北地区，特详谕大学士哪些属于“中国地方”，以及以什么为界线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与外国签订的满汉双语条约中，清朝都被明确等同于中国，例如1689年著名的《尼布楚条约》中使用的语言：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讷河为界，南岸属中国，北岸属俄罗斯。……两国照常和好，不得擅动征伐。
在乾隆时代，“清”与“中国”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在官方文件中，甚至在皇帝的诗歌中，满文和汉文对中国的称呼（Dulimbai gurun和“中国”）经常被用作清帝国的称号。20世纪8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整理并向公众公开了乾隆时期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档案。据帮助编纂这些档案的学者说，“中国”一词在乾隆时期的出现频率高于康熙和雍正时期。清朝皇帝有时通过使用“我中国”这一短语来强调他们对中国的认同。1712年，康熙皇帝在给派往俄国的清朝使团的一份中文诏书中写道：“我中国并无此地方”，“我中国或有”。满族人对“中国”概念的接受不仅在北京可见，在满洲也可见。早在17世纪60年代，被流放到北满洲的汉族诗人方拱乾（1596-1666）就在提到过这个概念。19世纪初，日本前探险家间宫林藏（Mamiya Rinzo，1775-1844）来到黑龙江口，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些满族官员。他注意到，虽然他们是“大清国”的代理人，但他们称自己的国家为“中国”。清廷在提到其国家时也经常使用其他术语，如“国朝”、“我朝”、“我界”、“本朝”。但这些称谓和“中国”可以互换。例如，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中文版本将“中国”作为国家称号，但在同一条约的不同版本中，它被“我界”一词取代。同样，乾隆时期两份涉及清朝与朝鲜边境军事哨所的诏书也将这两个词视为同义词。
很多学者认为，清朝有两种界定中国的方式。民族方法通过构建汉族身份来创造边界，文化方法则依赖于儒家和非儒家共同体之间的想象鸿沟。根据这两种定义方法，非汉族的满族人只有通过采用儒家的礼仪和制度才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个定义使其他非汉族人民——例如来自内亚的人民无法被纳入中国，因为他们拥有非儒家的文化和宗教。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清廷需要依靠一个新的中国定义，该定义是基于清廷对不同民族的领土管理。满人对中国民族观念的拒绝首先表现在词汇学层面上。在1644年之前，清廷用满语“nikan gurun”（汉人的国家）来翻译“China”这个词，这时基本采用了明朝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但在明朝灭亡后，满族统治者开始使用不同的满文翻译“中国”。这一变化表明，清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其中国概念中以汉族为中心的含义。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儒家文化共同体（cultural community）的观点被强调清朝政治领域（political domain）的定义取代。因此，内亚（清帝国境内的一块新的、完全非儒家的领土）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大义觉迷录》和《皇朝文献通考》中都可以看到类似观点。《皇朝文献通考》是18世纪50年代皇室编辑的一部著作。由于中国的范围由王朝的领土界定，因此它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到了清朝，那些在以前的朝代中作为朝贡国的地区完全在清朝的统治之下，使中国的领土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在《皇朝文献通考》中，地理部分不仅将中原本土的省份视为中国的领土，而且将清朝统治下的所有内亚地区视为中国的领土。这些文献表明，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中国的范围包括满清统治下的所有内亚地区和生活在那里的非汉族人。18世纪50年代，一些汉族官员强烈反对清廷征服中国西北部领土。这些汉族官员宣称，今天被称为新疆的地方从来就不属于中国。为了反驳他们，乾隆在一篇庆祝清军战胜准噶尔部的文章中区分了清朝和前朝（汉、唐、明、宋）对“中国”概念的使用。通过重新定义“中国”，满清皇帝不仅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而且为旗人军队在不同民族领土上的帝国征服开辟了道路。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咄咄逼人的蒙古领导人葛尔丹驱使康熙皇帝发动了一系列的残酷的行动，导致外蒙古成为清朝领土的一部分。当清帝国与俄国在18世纪20年代签署新条约明确该地区的边界时，他们将外蒙古描述为中国的一部分。18世纪50年代，清廷赢下了对准噶尔部的战争，吞并了新疆。这次行动再次扩张了中国的领土。其他类型的文献也揭示出清廷如何在18世纪中期将中国的范围扩大到内亚。18世纪50年代，为清廷服务的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他计划将其献给乾隆皇帝，因为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这种西方的奇观。蒋友仁的地图基于准噶尔部被征服之前的地理信息，对中国的描述并不包括后来被称为新疆的地方。但在征服之后，一些官方制图师绘制的地图反映出，新疆已经融入中国领土的观点。听到这个消息后，蒋友仁急忙修改了他的作品，使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乾隆高度认可1756年提交给他的重绘地图，该地图还将满洲、蒙古、青海和西藏置于中国境内。
看来，早在17世纪末，清廷就摆脱了中国是汉族独有的观点，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的实体，将内亚的非汉族群体纳入其中。两个多世纪前，中国和中国人的含义已经与20世纪中国及其公民的国家认同密切相关。连续性和普及性：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清帝国的中国观19世纪以降，清帝国受到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的冲击，这些危机先是来自内部，然后来自外部。但这些危机并没有影响清廷对中国的看法。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其领导人仍坚持将清朝和中国等量齐观，并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实体来对待。19世纪后颁布的各种外交文件中，清廷交替使用“清”和“中国”这两个词，以作为国家的官方称谓。这一点和之前一个半世纪的情况相同。根据川岛真（Kawashima Shin）对1805年、1806年、1807年和1821年清廷外交文件的研究，两个术语同时出现在28份文本中。1840年后，清廷继续使用“中国”作为官方国名。从已出版的官方文献中可以找到众多例子。至于内亚，晚清朝廷保持了他们先辈的做法。19世纪50年代，俄国军队侵入黑龙江下游地区，声称该地区为俄国领土。清廷援引已经有150多年历史的《尼布楚条约》，拒绝了俄国的要求，坚持黑龙江以北的所有土地都是“中国地界”。同样，蒙古和新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1869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在外蒙古和俄国之间重新建立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规定“外蒙古西北”为中国地界。此外，在1881年与俄国签署的中文版条约中，清廷将伊犁和喀什地区描述为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末，清廷在其退位诏书中仍然重申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实体的观点，《宣统帝退位诏书》记载：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
这份诏书颁布于将中国控制权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但它并不是受袁世凯影响的产物。正如我们所见，早在袁世凯上台之前，清廷已经明确接受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实体的概念。这份诏书的语言经过精心表述，以实现效忠的转移——汉族和非汉族的中国人现在都会把他们的信仰转移到新的共和国身上。
虽然清廷在19世纪末仍将中国视为一个多民族的实体，但没有证据表明官方曾努力使其臣民皈依这一立场。这一情况在20世纪以后才发生了一些变化，当时政府开始通过新式的学校向全国的汉族和非汉族人民宣传其对中国的认识。新规定的地理课程被精心设计为直接的灌输渠道，以加强中国的民族认同并灌输爱国主义。清廷规定，学生必须精通中国地理，这一要求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得到明确，该章程由一些满汉官员（以荣庆和张之洞为首）起草，并于1906年在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实施。在小学：在使知今日中国疆域之大略，五洲之简图，以养成爱国之心，兼破乡曲僻陋之见。
在中学，所有地理老师应该让学生熟悉世界与人类的关系。在教授外国地理时，他们必须强调与中国地理最相关的内容，阐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界限，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另外，清廷要求所有选择地理作为专业领域的学生学习四种“中国方言”——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和满语。尽管把这些语言称为汉语的方言显然是错误的，但清廷这样做，证实了它在试图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时，从未放弃从根本上建立多民族国家的想法。此外，清廷还要求教育专员检查各级学校，以确定是否遵守了公布的规定。因此，官方对中国的看法被灌输给数百万年轻人。
在清朝的最后十年里，整个帝国的出版商编写了150多本中国地理教科书，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宣布内亚是中国的一部分。
很难评估朝廷的这些努力在影响非汉族人，特别是生活在外蒙古和新疆的非汉族人方面的效果如何。但教育运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清朝灭亡前七年，一些年轻的满族知识分子一致接受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实体的观点，并提倡建立一个新的、多民族的中国的想法。
19世纪和20世纪初，汉族和满族的知识分子在传播清朝官方的“中国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当其冲的是龚自珍、魏源和道光、咸丰时期其他关注边疆问题的著名文人。他们不仅接受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实体的官方观点，而且还将该观点注入到历史和地理的书籍中。
最近有学者研究了龚自珍和魏源推行的计划，两人主张通过在新疆安置汉人并建立一个以中原本土模式为蓝本的行政体系来开发新疆。这些想法被认为是汉族人向内亚扩张的开始，而实际上它们只是乾隆时期政策的重申。在乾隆的军队征服了新疆之后，乾隆允许汉族人移民到那里，将许多地区设立为县和郡，并将许多城市的蒙古语名称改为汉语。他还要求在新疆举行科举考试，以此吸引当地的穆斯林进入国家官场。
自乾隆中期以来，许多满族精英，特别是那些被派往新疆的高级官员，都接受将大量汉族人迁移到新疆的政策。他们认为这是巩固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尽管移居去的人困难重重。
此外，乾隆将新疆居民同化入儒家文化的计划，比龚自珍后来在那里实施的文官考试制度更加积极，也更有野心。根据大学士傅恒编纂的《钦定皇舆西域图志》记载，清廷计划通过国家资助的学校教育制度对穆斯林进行儒化。但龚自珍缺乏与乾隆同样的信心，他怀疑新疆在建省后三十年内能否举行第一次民事考试。
龚自珍和魏源复兴了乾隆的内亚政策，该行为一旦放在官方认可的蒙古、新疆的历史地理研究背景下就有了意义。从18世纪末开始，清廷和新疆的地方当局委托编撰了许多关于边疆地理和历史的书籍。这些项目几乎涉及所有活跃在19世纪上半叶的著名汉族知识分子——祁寯藻（1793-1866）、祁韵士（1751-1815）、徐松（1781-1848）、龚自珍（1792-1841）、张穆（1805-1849）、何秋涛（1824-1862）。为了帮助他们的研究项目，朝廷允许他们特别接触各种官方档案和地图。
这些学者获得的完整信息说服了汉族文人拥护清朝的边疆政策。例如，乾隆声称，早期的汉族统治者依靠长城来保卫中国腹地免受内亚威胁，而清廷通过将汉族和草原统一为“一个大家庭”来更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龚自珍在《说居庸关》中写到：
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馀江左士也，使馀生赵宋世，目尚不得睹燕、赵，安得与反毳者相挝戏乎万山间？生我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蒙古来者，是岁克西克腾、苏尼特，皆入京，诣理藩院交马云。自入南口多雾，若小雨，过中关，见税亭焉，问其吏曰：今法网宽大，税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驼小偷羊。馀歎曰：信若是，是有间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护边牆数十处，问之民，皆言是明时修。微税吏言，吾固知有间道，出没于此护边牆之间。承平之世，漏税而已，设生昔之世，与凡守关以为险之世，有不大骇北兵自天而降者哉！
龚自珍的理由是，在征服新疆后，儒家原则不能再适用于解决边疆问题。内外统一从根本上改变了所谓中国的范围，一切都不同了。新的环境需要新的策略，而那些引用儒家经典来批评新疆政策的汉族学者是迂腐的儒家。龚自珍的朋友魏源也持类似观点。说清朝统治者成功地征服了内亚，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灵活地处理了儒家经典。只有在乾隆拒绝了汉唐儒家所持的立场之后，清朝对新疆的统治才变得稳定。魏源还注意到清帝国的文化多元性，认为对文化和宗教特殊性的尊重有助于清廷维持内亚的秩序。由于龚自珍和魏源都否认儒家的态度与统治新疆有关，他们很容易从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观”转向官方的“中国观”，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实体。龚自珍建议将新疆作为一个省，将大清国等同于中国。魏源在他的名著《圣武记》中，将新疆和蒙古的许多河流都定性为中国领土。他还说，俄国的土地以北满洲、蒙古和新疆为界，中国已经包括了满洲、蒙古和新疆。同样的观点可以在19世纪中期出版的其他地理学作品中找到。19世纪下半叶，满载外国军队的炮舰引爆了“中国”的概念，中国不再是它长期以来看起来的“中央国家”。然而这些变化并没有预先阻止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实体的观点在汉族文人中进一步传播。更重要的是，到了20世纪初，这种观点成为“大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在与汉族民族主义的倡导者进行辩论时使用的工具。康有为是这样做的人之一，他通过采用官方的观点来驳斥汉族民族主义的观点。在1902年的一篇文章中，康有为将清朝疆域的扩张描述为中国领土的增长。在“中国”这个名称下获得的领土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清朝对满洲、蒙古、西藏、新疆和青海的征服使中华帝国得到了长足扩张，相比之下，汉、唐、宋和明朝所统治的土地显得很小。
康有为认为，随着前两个世纪清朝统治的巩固，不同的群体被编织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他称之为“大中国”，这为发展成“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强烈反对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他认为这种做法忽视了多民族国家的新现实。相反，他建议发展一个多民族的强大国家来抵抗外国威胁。
康有为认为，“大中国民族主义”在很多方面都植根于清朝官方的“中国观”。它不是少数学者的象牙塔观点，而是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深深扎根于许多汉族和非汉族人的思维方式。在1903年至1908年期间，来自北京、江苏、宁夏、黑龙江、湖南、安徽和广西的至少18名满族、蒙古族和汉族官员的奏章中提出过类似立场。他们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包含不同民族的国家，只有采用同一套体制改革才能减少汉族和非汉族之间的分歧，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
康有为（1858-1927）
由于“大中国民族主义”取决于官方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教育制度被广泛传播，因此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汉族民族主义。但这种影响长期以来一直被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所忽视，他们往往过度关注20世纪初的“反满人士”——章太炎、邹容、孙中山等人希望用一个不再包括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的种族纯正的中国来取代清帝国。
这种学术上的不平衡可能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即汉民族主义在汉族文人中得到的支持比康有为及其支持者提出的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愿景要大。事实上，直到1911年，反对满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著作在中国本土被禁止，而只能出现在沿海的西方租界。因此，即使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之后，他们的观点也只能接触到非常有限的读者。
因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孙中山在政治上战胜了清朝统治者，但清朝却在地理和意识形态上取得了胜利，确定了革命后新兴的中国国家形式。由于“大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清廷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实体的看法一直持续到20世纪和21世纪，直接促进了现代中国民族认同的构建。
正如我们所见，从17世纪中叶到清朝灭亡，满族统治者在认同中国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一词的新解。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实体的理念。进入20世纪后，清廷利用教育改革在汉族和非汉族群体中宣传了这一观点。清朝官方的“中国观”逐渐影响了汉族的中国概念，促使他们从严格认同汉族转变为接受中国必须是多民族的想法。回顾三个世纪以来清廷的“中国观”，可以对以满族为中心的清朝历史阐释方法产生新的认识。满族为中心模式的倡导者揭示了满族在征服内亚和建立多民族帝国方面的历史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将满族统治者视为汉族文化资源的被动利用者的传统观点。因此，虽然他们研究了清朝在边疆的成功，但却没有研究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满族皇帝如何将中国的概念适应清朝多民族国家的新政治现实？通过追踪清朝时期“中国”定义的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联系起来，我认为，满族统治不仅影响了内亚的历史进程，而且还影响了与“中原”思想相关的汉族文化的核心概念。在这方面，以满族为中心的方法有助于我们阐释满族统治下汉族文化的发展以及清朝在内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