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1876-1879）受灾地图（来源：印第安纳大学）The North-China Famine of 1876–1879: Performance and Impact of a Non-Event作者：燕安黛（Andrea Janku，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历史系）引用：Janku, Andrea (2001) The North-China Famine of 1876-1879: Performance and Impact of a Non-Event. In: Measuring Historical Heat: Event, Performance, and Impact in China and the West. Symposium in Honour of Rudolf G. Wagner on His 60th Birthday.
19世纪70年代末，旷日持久的干旱直接造成了中国华北地区灾难性的“大饥荒”（史称“丁戊奇荒”）。地方政府估计，灾害夺去了大约一千万人的生命，成为中国那时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柯文（Paul Cohen）认为，旱灾的基本特征就是缺雨水，因此可以被视为一次“不算大事的事/非事件”（non-event），所以我在本文标题中用了这个术语。【译注】柯文的这种提法来自他的专著《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事实上，粗略阅读一下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中文报纸《申报》就会发现，“大饥荒”是那些年的“大事/事件”（event），占据几乎每一期报纸的重要位置。《申报》刊登了无数关于饥荒状况、饥荒救济措施和未来防灾政策的文章。然而，在中国的现代史学中，“大饥荒”一般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查阅《剑桥中国史》的晚清两卷索引，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大饥荒”的记载。萧一山（1902-1978）撰写的巨著《清代通史》在事件年表中简短提到了“山西大饥荒”，但在历史叙述的主干部分没有涉及。回到事件发生的年代，我们会发现，山西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在“大饥荒”结束两年后，山西巡抚曾国荃（1824-1890）奏准编修《山西通志》，表达了对“大饥荒”记忆的直接关注。序言中说，编修《山西通志》的动机是担心“大馑之后，恐文献无证”。这里不仅明确表达了对饥荒可能被历史遗忘的担忧，而且新版《山西通志》中包括了详细的赈灾记录，在政府救济这个包罗万象的幌子下，将饥荒救济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归入其中，也显示了对该事件的历史编纂学霸权的隐忧。简而言之，尽管在同时代人眼中，“大饥荒”肯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事件，但直到最近，这一事件的长期历史影响似乎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甚至没有得到认可。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对“大饥荒”的历史判断应该是一件相当矛盾的事情，这种矛盾也是历史学写作忽视它的原因。
19世纪初以降，中国越来越多发各种灾害以及这些灾害导致的严重生存危机。那么，1876年至1879年的“大饥荒”有何不同？《山西通志》一开始就说，1877年和1878年的救济工作是“破格”的工作。字面意思是说，赈灾工作在地理上和时间上都非常广远，在三年时间里必须减免税收，并使十个省成为官方救济的对象。有两个因素使“丁戊奇荒”与众不同：新闻的使用和国际救援的加入。最初，西方传教士将这场“大饥荒”广而告之，先是通商口岸天津和上海的媒体报道，然后香港、日本和美国的媒体也进行了报道。长江以南新商业中心的中国精英们很快就对传教士的救济工作作出了回应。很快，饥荒就成了国际事件，因此也成了国家事件。因此，“大饥荒”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事件之一。除了这件事，还有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都促成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形成。在整个“大饥荒”救济运动中，不同群体（国家/官方、外国/传教士、地方/准私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竞争意识，而伴随着外国救援行动的是以文明使命为幌子的帝国主义态度，这使得中国官方和地方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并最终将饥荒救济变成了一种国家层面的自我维护（self-assertion）。
地方官发放救济物资，父母贩卖孩子（木版画，来源：Pierre Fuller，《中国军阀的饥荒救济》作者）
1877年和1878年当然不是非官方机构第一次参与组织中国的饥荒救济，但它肯定是第一次为筹集救灾资金而发起有力而广泛的公众运动。大英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是第一个将灾情广而告之的人。他和他的同僚鼓动外国商人和外交官，以便从在华外国人及其母国那里募集资金。他还广泛利用媒体提醒人们注意灾情的严重性。1876年初夏，上海的英文报刊刊发了李提摩太关于山东旱灾后果的报道，他认为山东的旱灾是大灾荒来临的前兆。他预感到灾荒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烟台）芝罘通商口岸的范围，于是开始向上海的外国人喊话。1877年3月，李提摩太在《申报》上刊登了饥荒募捐的请求。同月，在沪外国人成立了“山东饥荒救济委员会”（Shantung Famine Relief Committee）。驻芝罘总领事J.H. 弗格森（J.H. Ferguson）向西方列强在中国、东南亚和东亚的代表发出呼吁，寻求帮助。《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刊登了罗马天主教神父和山东主教写给英国驻芝罘领事的信函。李提摩太传教的山东青州传出了邻省山西受灾更严重的消息，随后他从太原城出发，走访了山西中部和南部地区。他感到万分震惊，回来后写道：“我所见所闻都是极其痛苦的事，我无法全部写下来。”他的“饥荒日记”记下了忍饥挨饿的百姓瘦得皮包骨头，满街的尸首被恶狗拖来拖去，绝望的人们没有任何体面可言。李提摩太还记录了官员如何从严对待“不守规矩”的百姓。维持所谓“公共秩序”是徒劳，树皮被剥去吃，村庄被遗弃，房屋尽毁，到处都是行走在饿殍间的难民，他们吃着石子和黍壳做成的块状物，味道像灰尘，他们还吃芦苇的根，这会让人脸浮肿起来。在那些苟活的人当中，犯罪和谋杀盛行。李提摩太也含糊其辞地提到了他无法视而不见的人吃人现象。
人吃人，皮包骨（木版画，来源：Pierre Fuller）
母亲和饿死的孩子，自杀的人（木版画，来源：Pierre Fuller）李提摩太委婉地表示，官方的救济工作极不充分，这些工作都集中在城市，山村里的人只能等死。同时，他把自己描绘为最称职的救济工作管理者，他说这在头一年的山东饥荒中已经得到了初步验证，并与该省高管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现在人们已然认识到，饥荒似乎比以前假设的要严重得多，因此人们加紧努力筹集更多资金。截至4月，位于上海的“中国饥荒救济基金”（China Famine Relief Fund）筹款达70757.46两，其中35000两是直接从伦敦汇来的——伦敦于1878年2月成立了一个救济委员会。其他主要款项来自香港、福州、厦门、横滨、东京、神户和上海，少量款项来自美国和其他中国城市，其中大部分是通商口岸。国际赈灾立即被中国的救济活动抵制。面对西方社会轰轰烈烈的活动，中国的士绅/商人们聚集在上海和苏州，从事私人救济工作。中外人士使用的方法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最重要的是，两者都坚持对公众负责的原则，通过在报纸上定期公布救济工作的账目和报告来实施赈灾。很明显，西方人的救济工作集中在山西，而中国人则活跃在河南，因为据说河南人对外国人特别反感。这算是一种分工。不过，双方之间肯定有一种暗流涌动的竞争意识。
在中国新闻界，西方人的救济工作基本上以数字的形式出现，有时似乎为了煽动中国方面提供更多资金而印刷。关于西方援助的简短新闻只有两到四行，而对中国人的捐款则有详细的描述，甚至列出不足一美元的单一捐款。
人们很容易从《申报》中读出这样一种印象——饥荒救济主要由设在上海和苏州的救济局负责。这些机构要么隶属于半官方的实业，如招商局、蒸汽轮船公司和电报局，要么隶属于乡绅组织的仁爱堂（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中国上海的“国裕堂”），以及隶属于苏州乡绅仁爱堂的两个救济处。据报道，这些乡绅和商人的无私无畏并不亚于传教士的热情，他们还前往遭受严重饥荒的河南亲自参与发放救济物资的危险工作。
1878年初，在伦敦发起的赈灾募捐运动是外国人第一次帮助饥荒中的中国人，当时中国驻伦敦大使郭嵩焘（1818-1891）发表感谢信，指出：对于中国需要向其他国家吁求同情之事，我深感遗憾。我希望借《泰晤士报》公开表达我的感激。我还想说，英国人正在为一个遥远国家做无私的善举，中国的百姓永远记得。中国方面对外国对华救济的矛盾情绪出现在这一声明中。而且，尽管伦敦的委员会调动了大量资金，但外国救济援助的象征性影响肯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它的物质效果。英国报刊说中国“落后”（backwardness）的文章强化了这一点，这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和中国的论述发生变化的体现：
各种原因使中国的情况比印度的情况更无望。在这两个国家，异常干旱的季节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原因。但在中国，政府的失误在很多方面加剧了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的浪费、普遍的腐败，以及在开发国家资源和恢复、改善通信手段方面坚决拒绝现代科学的策略，这些都是驻北京公使馆秘书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指控。我们无需怀疑，在这种情况下，饥荒和其他各种灾难的打击将会特别沉重。必须记住，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国家，饥荒一定是一种时常发生的事情。
不过有人会问，这两个国家是否有希望避免饥荒？在英国，或者说，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都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希望将免于饥荒的方法推而广之吗？
按照欧洲社会目前的构成，发生饥荒几乎是不可能的。
饥荒俨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指标。中国要维护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古老地位，但饥荒让这种立场岌岌可危。这种贬低中国的言论通过报纸上的译文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在西方“财富和权力”的镜子里，向世界观众展示的中国人忍饥挨饿的形象成为这个国家积贫积弱的缩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军事上的失败还不太一样。需要外国援助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这传达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文化屈辱感。此外，由于参与了饥荒救济，外国人喧宾夺主，将自己置于中国及其代理人的位置上。因此，在《山西通志》关于“大饥荒”的记载中，没有出现外国传教士，中国精英组织的私人救济则被归入了官方救济工作。饥荒救济的政治在帝国合法性的构成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与它息息相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朝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官方的饥荒救济制度，该制度曾在18世纪一直运作良好。毫无疑问，这是帝国统治的象征性基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到了19世纪，情况急转直下。人们普遍认为，“水旱遍灾”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政府越来越难以应对。因此，虽然“天灾”频发与王朝衰落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关联性，但通过新的国际救济背景，国家被置于每个人关注的核心。上海和苏州的人们会为遥远的河南和山东捐款，从而履行他们自己的责任，就像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为整个国家的福祉尽一份力。这与以前精英阶层参与饥荒救济非常不同，以前的精英阶层通常由地方官员动员，而且只限于当地周边。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被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回顾说，“大饥荒”期间的私人救济是“为国救民”。他在文章中两次重复了这句话，敦促上海的富人为本省的洪灾灾民募集善款。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国”字之前留了一个空，这与过去通常提及皇帝或王朝词语之前留白是一样的道理。
【译注】1878年，美国宣传中国威胁的海报，将华北受旱灾影响的农民妖魔化为“就要入侵美国农场的蝗虫”，将中国人与“蝗虫”联系起来的贬损形象在一开始是和饥荒相关的。
当“人民”（the people）被置于帝国意识形态中心时，他们同时也成为了政治的对象（an object of politics）。如果我们用这一基本原则来分析国际饥荒救济，中国地位的动摇一定会连带威胁到中国人的思想。在中国的饥荒救济话语中，饥饿的农民沦为谈判的对象，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构成具有象征性的价值，而在国际饥荒救济话语中，中国本身也沦为谈判的对象，可怕的贫穷和绝望的落后使帝国主义的野心合法化，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宗教上。因此，中国人的身体最终成为市场上出售的食物，中国妇女和儿童被卖为奴隶，成为一个民族被商品化的怪异形象——这一问题在李提摩太的“饥荒日记”中就有体现。由于帝国国家合法性（和代理权）的丧失和西方列强以基督教慈善为幌子的侵袭，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在上海和周边城市中心构成自己，这些新力量的背后是一种矛盾的意识，即中国的困境是由中国人自己造成的，但这种意识是通过西方的镜子唤起的。因此，在富裕的商业中心，一种可耻的、不可接受的文化自卑感被国家其他地区的饥荒经历所滋养，并伴以对一个强大的、有凝聚力的民族的渴望，这种渴望将适时补偿这种屈辱的体验。在19世纪现代民族国家的背景下，中国民族意识的基本特征是物质的自卑和文化自尊的屈辱。如果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施加的困境，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像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那样，将这种屈辱的原因转嫁到“他者”身上，才能缓解这种耻辱感，或者至少有力地表达出来，而不会质疑帝国/国家合法性的基础，相反还能巩固现有政体。“丁戊奇荒”当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事件，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值得通过树立纪念碑或撰写英雄传记来铭记的事件。但它在某种程度上不经意地推动了与既定秩序的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肯定是一次“破格”。国家和社会肯定“处于高度紧张和强烈的自我意识状态”，需要采取英雄式的行动。但这对李提摩太来说是大事吗？——之如他在自己故事中写的那样。还是说，最终是国家策划了不同团体之间的救灾，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立场，并且都在利用这个事件？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反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躯体，它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同时这个躯体得到了加强，因为在这个矛盾的意义上，这个民族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