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9日，“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东京支部在靖国神社前挂起标语“给孩子们正确的历史教科书”，要求日本政府废撤“河野谈话”。河野谈话是指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1937- ）发表谈话，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此次谈话后称“河野谈话”。
The Politics of Memory: Nation, Individual and Self作者：上野千鹤子（Ueno Chizuko，东京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来源：History and Memory , Fall/Winter 1999, Vol. 11, No. 2 (Fall/Winter 1999), pp. 129-152.
“冷战”后，日本的政治世界四分五裂。同样的分裂也发生在知识分子中间。一个扭曲的立场导致另一个扭曲的立场，直到人们不知道谁是保守派，谁是进步派。眼下，慰安妇问题是这场混乱的焦点。“大屠杀”的修正主义让日本引火上身。随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出现，慰安妇问题已经成为检验人们对战争责任和公共记忆构建的态度试金石。“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自由主義史観研究会）的藤冈信胜（Fujioka Nobukatsu）站在风口浪尖。这种“自由主义”与任何过往的自由主义毫无关系。他们声称的“自由”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偏见史观”——左派的“东京审判史观”（東京裁判史観）和右派的“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大東亜戦争肯定史観）。大家都知道，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正义，“大东亚战争肯定史观”则在多年前就已经宣布破产了。现在把这两个问题说成极端，然后让人觉得你只是站在两者之间就拥有了“真理”，这就是藤冈所谓的“辩论法”基本模式。除了“东京审判史观”，藤冈他们还把所谓“共产国际史观”当作替罪羊，断言，在“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分裂中，两个阵营强迫日本接受了一种“自虐史观”（自虐史観）。公然的民族主义和超级大国意识是这种思维的基础。这种逻辑的“三段论”是这样：由于藤冈信胜等修正主义者将他们的攻击矛头指向慰安妇和她们的辩护人，因此我们需要补充一些历史背景。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慰安所”建立并推广开来，先是在中国，然后在整个亚洲战场。日军士兵频繁的强奸行为首先引起军方高度关注，因为这激怒了中国人，相应地增加了侵占困难。即使根据军法，强奸也是非法的，强奸犯理应受到惩罚。但是，“男性性行为无法控制”的父权假设与日本军方对军队卫生事业的关注相结合，这促使官员们在军事管制之下成立慰安所，并禁止士兵去当地妓院。在日本军方看来，慰安所减少了公开的强奸案，控制了性病的传播，并减少了与侵占国国民的交情，而这些都可能威胁军事安全。朝鲜妇女在慰安所最受欢迎，因为她们最符合军队的要求。1910年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这些女人是“帝国的子民”。她们还是没有妓院从业经验的年轻女性，因此“卫生”，军队的俚语甚至把她们称为“卫生公厕”（衛生的な公衆トイレ）。被抓走的女性人数估计有8万至20万之多，其中也有日本女性，她们多来自妓院，也因此出于“卫生”的考量，朝鲜女性更受青睐。慰安妇之间存在着种族等级制度。日本慰安妇为军官服务，朝鲜慰安妇被分配给低级别的士兵，收费也因级别高低而异。随着日本军队向南推进，慰安妇被引入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包括生活在日占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妇女。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日子，这些女性被杀害或干脆被遗弃在撤退的路上。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死了。幸存者也很少有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她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害怕被家人抛弃。一些回到家乡的人也失去了生育能力。少数结婚生子的人甚至对他们最亲近的家属也从不提及“可耻”的过去。日本的侵略成功地使受害者沉默了。
盟军重新占领安达曼群岛，图为被日本人从槟城掳走担任慰安妇的华裔和马来裔女性（1945年）
反对将慰安妇纳入历史教科书的学者有四点理由，总结如下：首先他们断言，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慰安妇属强迫劳动。乍一看，这似乎只是实证主义史观的正统立场，文献是第一要务。但这一立场与“新纳粹”分子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声称“大屠杀”没有发生，理由是希特勒没有签署过灭杀犹太人的文件。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完全依赖文献有众所周知的危险，因为绝大多数官方文献在盟军占领之前就已经被销毁了。基于第一点，第二点理由在于，从实证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受害者证词的可信度值得怀疑。慰安妇问题的特殊性在于，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好像又不存在受害者的声音，因为受害者本身是沉默的。慰安妇制度成功地使那些被当作慰安妇的女性保持沉默。然而，当这些受害者最终开始作证时，她们的受害者身份本身却被否定了，理由是口头证词作为历史证据不足为信。第三，他们认为，向初中生讲授两性关系的阴暗面并不恰当。但是，谁会因此而真正感到不舒服，是老师还是学生？我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掩盖了一种懦弱的企图，即把成年人的不快投射到儿童身上，从而逃避现实。这种批评逻辑假定日本中学生是性的纯洁者。孩子们每天都暴露在日本媒体提供的大量性信息中，就这样还假设他们是纯洁者，是一种虚伪的行为。性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可能采取的许多形式之一，它既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历史教科书教授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面（战争和暴行），而不是性关系的黑暗面，这是两件事。此外，初中生与日本战前合法妓女或今天东南亚妓女的平均年龄相差无几。16岁是江户时代妓女职业生涯的高峰期，而今天东南亚的大多数妓女都是十几岁。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纯洁青少年”的神话，不要让身体成为他们的“禁区”。【拓展阅读】希瑟·蒙哥马利：《与泰国的童妓一起工作：实践与阐释的问题》（2007）
第四点理由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しい歴史教科書をつくる会）的主要论点。这个理由旨在恢复民族自豪感。他们认为，是时候放弃一种“自虐史观”了，并以一种让我们为自己国家感到自豪的历史取而代之。但这是什么样的官方历史？对谁而言自豪？说到“官方历史”，就意味着在单一正统观念基础上构建一个国家的过去，压制人民之间存在的多样性和冲突。对此，日本学界产生了什么才是正确记忆的争论。让我感到沮丧的是，许多有良知的进步历史学家与“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有着共同的基本历史意识。慰安妇问题引出的核心议题被忽视了。今天，“严格”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实证主义者。按照这种“严格的”史学传统，反对者的口号是“不要扭曲历史真相”、“不准捏造历史”。我认为慰安妇问题与实证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有关。历史的“事实”不是如此简单、不变的东西，不是无论谁来看待它们，它们看起来都一样。当然，这不仅适用于慰安妇问题。自从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以来，社会科学，以及历史学，都不得不从对什么是“客观事实”的深刻认识论怀疑中重新出发。然而，没有其他事件比让慰安妇从沉默中走出来更能体现这个问题了。慰安妇的存在这一单纯“事实”众所周知，它甚至没有被隐藏，改变的是人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方式。实证主义史观未能评估这里发生的巨大范式转变，因此忽略了这场争论中最重要的一点。
目前的争论焦点似乎主要集中在“强迫绑架”存在与否以及官方文件能不能证明日军涉足的问题。但是，论据如此片面和草率，以至于反对他们的人觉得这种无足轻重的对手在翔实的证据面前将不得不认输。因此，人们毫不怀疑地保留战后历史学的前提。人们可以察觉，在宏大的意识形态退出之后，历史学正退缩到一种争论不休的实证主义。然而，在历史学家们看似“非政治的”姿态下，却存在着一种微观的政治学。这场辩论有着广泛的受众，我们不能把关于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辩论放在“事实”（facts）和“证据”（proof）的层面上。实证主义主张：（3）这三者有先后次序，其中证词的价值最低。在各种文献中，公共文献的价值更高，而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这样的文献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是“私人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成员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样的信条，坚信不存在强征慰安妇的文献证据。在一次电视“辩论”中，积极挖掘慰安妇史料的历史学家吉见义明（Yoshimi Yoshiaki）被漫画家小林善纪（Kobayashi Yoshinori）逼得走投无路，竟被迫承认，确实“不存在”官方文献，证明日本军队参与此事。从实证主义的立场出发，吉见义明别无选择，确实只能做出这一让步。小林善纪认为，1993年吉见义明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1938年文献，该发现直接导致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Yōhei Kōno）正式道歉。但是小林善纪认为，虽然吉见义明发现的文献为强迫慰安妇提供了间接证据，但它们没有“证明”军队强迫绑架的事实本身，并且这种质疑成为了共识。
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1937- ）发表谈话，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强征妇女充当慰安妇表示衷心反省和道歉，此次谈话后称“河野谈话”。尔后，河野洋平成为日本右翼的主要目标。图为河野洋平（2019年7月，《每日新闻》）
电视记者樱井良子（Sakurai Yoshiko）认为，如果没有政府文献证明强迫的发生，就无法证明它是否在事实上发生，将未经证实的说法写入教科书是不合适的。在这一逻辑的不可反驳性面前，历史学家显得很沉默。只要历史学家把文献当成圭臬，那么就难免落入这个陷阱。
日本电视节目记者樱井良子（1945-），被认为是新兴右翼人物。2007年，樱井良子发表“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联合签名支持以“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为主题的电影《南京的真实》。
如果日本政府的罪行不能用书面文献来证明，那么受害者该怎么办呢？除了等待文献被发现，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确定犯罪证据的文献真的会出现吗？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军队将慰安妇制度视为严重的战争罪行，而因此需要很紧迫地处理书面证据。与慰安妇有关的文献可能与其他军事文件一道被处理、销毁掉了。1991年，韩国要求日本“追查真相”，当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纮一（Katō Kōichi，1939-2016）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找不到表明政府机构参与其中的文件。”为了证明官员们在搜索过程中并没有懈怠，他带着挑衅的口气补充道：“如果能找到这些文件，我希望是你们找到。”这句话可能只是表明加藤的信心，说明日本军队已经有效地完成了销毁证据的工作。实证主义否认受害者自己的证词作为证据的可行性，这是这种史观的最大问题。当受害者声称“我被绑架了”、“我被强奸了”的时候，他们被要求提供物证或文献证据。私人笔记、日记、回忆录和口头证词被认为只具有次要价值，因为它们模糊而主观，存在误解和记忆断层。然而，在当局有动机掩盖其犯罪行为或使之合法化的情况下，这些来源的主观性也必须被考虑进去。哪一方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举个例子，日本相对进步的“环境污染法案”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对受害者提供援助，将举证责任从受害者转移到被指控的公司。当肇事者大企业、军队这样的机构时，受害者就可能处在无能为力的劣势地位。该法案颠覆了此类案件的传统司法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假设双方在法律斗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应该清楚双方的地位孰优孰劣。
1973年，千田夏光（Kakou Senda）的著作《从军慰安妇》很好地表明，眼下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取决于公众意识的转变。千田夏光回顾道，在这本书出版之初：“当时，第一卷和续集的总销量为50万册，但它未能成为一个广泛讨论的话题。不幸的是，它并没有引起现代历史学家的兴趣。”千田夏光的著作很快被翻译成韩语，但韩国的情况也类似——直到80年代，即使在韩国，在一个慰安妇问题众所周知的环境中，也没有人（甚至涉事者自己）把这件事理解为“犯罪/罪行”。
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和妇女运动有助于转变这种公众意识。更广泛地说，在韩国妇女运动的背后，是全世界基层妇女运动的兴起。1991年，当金学顺（김학순，1924-1997）首次出面作证时，我们在日本感到了震惊，但之前的两件事为她的作证做好了准备。
金学顺（김학순，1924-1997）
第一件事，是20世纪80年代南韩军事独裁统治下性酷刑的证词。权仁淑（권인숙，1964- ）是第一个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人，她声称自己在监狱中经历了性折磨。这为韩国社会对强奸的看法转变奠定了基础，也就是关注点从受害者的羞耻转移到犯罪者的罪行上面。
以尹琼玉（音）为代表的韩国志愿者团体呼吁为日本人的强迫性服务提供证词，这让前慰安妇站出来宣布自己的身份。如果没有这些团体的支持，慰安妇的证词是不可能的事。法庭斗争可能只具有象征意义，但作证对慰安妇本身具有深刻的意义。
2021年8月11日，在第9次世界日军“慰安妇”纪念日之际，在首尔钟路区日本驻韩大使馆旧址前，举行以“金学顺的勇气唤醒世界！现在由我们改变世界!”为主题的世界性集会。（来源：《韩民族日报》）是什么让慰安妇沉默了50年？答案很明显，在这半个世纪里，犯罪仍在继续，以现在时态存在。可能仍有许多妇女没有站出来。不言而喻，日本和韩国的父权制在延续这一罪行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韩国的妇女运动和全球女性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必要的背景。吉见义明自己也承认，在他听到受害者的陈述后，他文献对他有了意义。如果吉见义明发现这些文献的时间节点是80年代，那么即便这些文献就在自己手边，也有可能被埋没。
吉见义明（Yoshiaki Yoshimi，1946- ）
当慰安妇作为受害者出面作证时，一个被遗忘的过去揭开了它尘封的表面，成为独特而非同凡响的现实。这一行为重新创造了历史。而且半个世纪后，对这段历史的“重审”已经成为可能。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愚蠢之处在于，他们认为我们可以从第三方的角度来“评估”某些历史事实，并脱离那些经历者的现实。历史是过去在当下的不断重构。把历史看成是对过去事实“原封不动”的复述，这种天真的看法已经站不住脚了。“犹太人大屠杀”（The Holocaust）的历史也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在所有人眼里，被“客观”审视的受害者并不存在。今天关于“大屠杀”的历史形成之前，战后时代的变迁必须加以干预。最大的变化发生在“艾希曼审判”（The Eichmann Trial）中，被传唤出庭的证人首次公开发言，讲述他们难以言喻的经历。在此之前，即使在以色列，“大屠杀”的受害者都被认为缺乏勇气，说他们只是顺从地跟着被送进毒气室，无法抗议或反抗。以色列人默认他们是无能的犹太人，在欧洲游手好闲，直到像羔羊一样被送进屠宰场。随着“艾希曼审判”时证人的陈述，一个无法言说的过去、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记忆第一次浮现在人们眼前。这样的记忆如此痛苦，以至于回忆这件事本身就痛苦不堪。“现实”只有在讲述和聆听中才能呼之欲出。因此，即使在“大屠杀”的例子下，记忆也不是赤裸裸的、无可争议的既定事实。
在日本殖民入侵的时候，国际法中还没有阻止帝国主义入侵、殖民他国的规定。当美国南方实行奴隶制的时候，也没有法律禁止。但后来，意识的转变使人们认识到奴隶制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之后，美国的历史被改写了。奴隶制和对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成为美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污点。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将其理解为“高贵的征服”，而美国原住民则将其记忆为一场大屠杀。只有在少数民族对立的现实的挑战下，美国历史才开始从一个更多样化的角度来书写。“二战”期间对日裔美国人的强制拘禁也是如此。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Smithsonian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有一个部分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在那里，这一事件被展示为美国政府对自己公民犯下的不可辩驳的不公行为，而起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日本血统。如果不是因为日裔美国人几十年来对政府的赔偿要求，这个展览可能永远不会问世。当然，这个展览仍然展示了一个正统的“国家公民史”。它们是活生生的“当下的”场所——每当历史被修改时，它们就会被重写。
日本的妇女史与女性主义的关系略显曲折。在第二波女性主义出现之前，日本妇女史已经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下成为一个单独的领域。日本的妇女史学家并不掩饰他们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苦恼和敌意。当妇女解放运动在70年代和80年代发展起来的时候，妇女史学家做了一些基层工作，揭开了地方妇女的历史，积累了宝贵的成果，但她们在这一时期没有经过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革命的洗礼。从女性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妇女史是女性主义在历史领域的直接产物。对文献史的批判是西方妇女史的基础，因为妇女史学家不得不从女性“书面史”的缺乏开始谈起。他们会认为，有关于妇女的文献和图片都不过是男人对女人的表述。这能说明什么关于女性的“事实”呢？历史学家们终于认识到了一个明显的前提，那就是由男性产生的女性论述更值得关注。妇女史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沉默者说话。这就是妇女史家从事口述史的原因，也是使口述证词如此珍贵的原因。当然，在判断口述文献的价值方面有几个问题——记忆的缺失、对事件的误记、口述不一致、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记忆等问题。口述史总是依赖于回忆，但是回忆会将现在的意义（有时是自我辩护的意义）赋予到过去。不过，口述史中固有的所有问题也存在于正统的文献史中。首先就是遗忘和错误的问题。大量的官方历史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作从没发生过，例如声称南京大屠杀不是一场“大屠杀”。然后就是不一致的问题。和口述史一样，书面历史也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内容。相反，我们应该问：什么是“一致的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是非常一致的。事件被按照明确的因果关系给予阐释，并被置于整齐的目的论之中。但是，我们不是已经对这种一致的历史持怀疑态度，怀疑它的一致性依赖于对与它阐释模式不一致的东西的摈弃吗？一致的历史可能非常危险。书面历史中也大量存在历史的选择性。为什么有权势的人的行为被选中，而那些被他们压迫的人的经历却没有被选中？为什么政治事件被赋予特权地位，而日常事务则不值一提？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出现正是为了对这种选择性记忆提出反对意见。第四，书面史总是站在现在回忆过去。我们不能满足于对“法国大革命”或“明治维新”历史的单一叙事。随着时代和阐释的变化，它们总是具有重写的可能性。历史就是一个不断“重审”的过程。
无论把慰安妇制度定义为“卖淫”还是“性奴役”，都存在着歪曲。即使在日本国内，妓女实际上也是被买卖的，而且经常遭受暴力，并被合理化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逻辑混淆了历史背景的合理过程和“你不能用现在的标准来判断过去”的通俗概念，从而产生了对慰安妇制度以及卖淫的肯定。小林善纪要求我们“原谅为祖国而战的父辈们的性欲”，他说得很直白了。有人认为，慰安妇不是妓女，而是体现了卖淫体系的延伸。川田文子（Kawada Fumiko）、仓桥正直（Kurahashi Masanao）和吉见义明采纳了这一立场。仓桥正直区分了两种类型的慰安所，私人经营的（“卖淫型”）和军队慰安型（“性奴型”），甚至还假设后者的待遇“可能”更好。这种假设的依据是有二。其一，军方会把慰安妇像“武器”一样小心对待；其二，根据军事官僚主义的标准化原则，她们都应该能得到同样的待遇。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韩国团体愤怒地回应了把慰安妇等同于“妓女”的论调。不过，这种愤怒的背后是以国界划分慰安妇的决心和对妓女的偏见。慰安妇不是妓女的立场导致了对“模范受害者”的构建——韩国女性的纯洁性在强迫和绑架中受到了侵害。不难看出，这种立场首先使那些不完全符合这种描述的“不清白受害者”难以站出来，其次也排除了日本慰安妇。日本出生的慰安妇甚至现在还在某个地方保持沉默，当她们听着韩国幸存者的证词时，她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对她们的沉默也负有责任。在另一边，铃木祐子（Suzuki Yūko）和藤木优子（Fujime Yuki）这样的日本妇女史学者认为，慰安妇制度确实是国内卖淫体系的延伸，但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谴责而不是开脱这种制度。他们指责战前日本的性别歧视，断言正是因为存在类似性奴的合法卖淫体系，才能设计出军事慰安制度并付诸实施。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藤木优子有力地批评了将慰安妇等同于妓女的论调，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性的双重标准”，将“清白的女人”和“道德上堕落的妓女”区别开来。
即使争论建立在法律证据的基础上，历史陷阱也潜藏在看似合理的断言中，事件应该在它们发生的时代背景下被理解。前田日明（Maeda Akira）指出，日本早在 1925 年就已经签订了关于卖淫的国际协定、禁止买卖妇女的条约，并在 1930 年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强迫劳动公约》的协定书。因此，他认为慰安妇制度违反了日本的国际公约，因为当时已经签署了这些条约。前田日明写道：“不能说对慰安妇的剥削与当今的人权观念相冲突，当时的人权标准也否定了慰安妇制度。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规范前提。”他提出“关注历史事实”的立场，但是这个立场立即在多个方面遭到反对。第一，这是否意味着在签订条约之前贩卖妇女和强迫劳动不违反人权原则？第二，如果日本国内的现实与国际条约背道而驰，为什么要单挑慰安妇作为问题的焦点？第三，众所周知，国际法始终是大国政治妥协的产物，但基于国际法的论点却不得不将现有国际秩序视为固定的判断标准——接受强者的逻辑，即使只是暂时的，国际法和政治专家的“现实主义”也容易转变为现状保守主义。当受害者勇敢地打破沉默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他们自己的“现实”中走出来。我所说的“现实”（reality）与“事实”（facts）不是同一回事。当施害者和受害者的经历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时，如何将事件称为单一的“事实”？相反，这里有两种“现实”。我知道，有人会反问，我们是否应该容忍各种历史？一场关于什么构成“正确的历史”的斗争将接踵而至。这不是否定“真理”，导致人们走向相对主义的虚无主义吗？但是，承认多种“现实”而不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相”（truth），并不意味着要判断各种“现实”中哪一个才是“真相”。今天，前日本士兵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几乎无法弥合的鸿沟，其中一些人以怀旧的语气讲述了他们与慰安妇“关系”的记忆。除此之外，还有慰安妇本身的现实。这并不意味着前日本士兵的“现实”完全错误。问题在于，两种“现实”可能有着难以想象的不同面貌。生活在主导现实中的人们很难承认还有另一个他们看不到的现实。然而，当受害者开始叙述零碎线索，宣布“我的现实并不如你所想”时，另一段历史就会出现，并一举将主导历史相对化。受害者的“现实”是如何形成的？讲述者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将主观性塑造为“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受害者”一词可能不合适。以其他性暴力案件为例，将她们称为“幸存者”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些女性将她们的叙事视为确认自身存在的行动。她们不仅是过去的受害者，而且是经历过此痛苦的人。叙事是说话者和聆听者的共同产物。说话者不是说话机器，一遍又一遍地再现相同的叙事。相反，正如口述史研究表明的那样，与聆听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倾向于讲述听者想听的故事。对“模范受害者”的构建决定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即一种听众想听的故事：一个纯洁的处女突然被强行带走，被轮奸，成了慰安所的性奴；她试图逃跑，但被阻止了，并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生活。这就是典型的慰安妇故事。然而，成为慰安妇的女性具体案例多种多样，她们或因贫困而被迫前往，或被自己的父母送来，或被当地老板强迫，或被皮条客的欺诈性的承诺引诱至此。1997年1月的美国历史协会（AHA）年会上，我在一个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讨论小组中发现了“模范受害者”问题的证据。韩裔美国纪录片制作人Dai Sil Kim-Gibson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讲述了“分享之家”（“나눔의 집”）的朝鲜妇女们的日常生活，这里是前慰安妇的共同家园（成立于1998年，由韩国民间募捐修建）。
韩国京畿道“分享之家”门口的铜像，也是“日本慰安妇历史馆”所在地
Gibson说，在反复聆听这些妇女的故事时，她注意到叙事方式根据她们讲话对象的不同而改变。例如，一名妇女在谈到自己如何成为慰安妇时，说她父母逼迫她嫁给一个暴虐的丈夫，为了逃避这段不幸的婚姻，又在皮条客甜言蜜语的劝说下，就离开了家。当这名妇女面对日本媒体或公开作证时，她对自己的婚姻只字不提。这类例子很可能被批评者滥用，抓住这一点来向世人宣称：“看吧，就说不能相信证词！”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叙事。也就是说，在叙事的现场，日本的大众媒体或“好心”的采访者试图提取他们想要听到的特定叙述，这是二次暴力。即使在今天，权力关系在这些采访中仍然屡见不鲜。在说话者缺乏安全感和信任的情况下，弱者的故事是不会被讲述的，因为聆听者会认同这种叙事。这是我们通过在妇女口述史方面学到的东西。面对叙事和相应的受害者“现实”如何形成的问题，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和善意的团体可能会在无意间站在施暴者一边。
克服民族国家
作为一名韩裔美国人，Gibson对她在“分享之家”拜访的女性表达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她断言，一部“客观、中立”的纪录片和一种客观的历史都是不可能的。在她的会议报告中，她透露她与受访女性分担愤怒和泪水，似乎她自己的身体也遭受了同样的侵犯。这种认同所构建的“我们”建立在朝鲜族的基础上。虽然她是美国人，但血统使她能够认同这些女性。可是，作为日本这个肇事国的女性，我是不是就不能说“我也能分担她的愤怒和泪水？”或者，一个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韩国人的女人——比如美国人呢？这里的问题在于，是什么构成了“我们”所代表的集体身份？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与居住在日本的韩国人Puja Kim就慰安妇问题组织了一场研讨会。我在这次研讨会上表示，我担心这个问题有可能成为日韩国家利益谈判的工具，并敦促日韩女性主义跨越国界。然而，我遭到了强烈的抗议。一位韩裔美国人的回应：“我们的国家被你们国家的士兵入侵了。你不能简单地要求我们跨越民族国家。支持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不矛盾，这与西方女性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思想没有什么不同。民族主义是亚洲女性主义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种批评指出，日本女性主义者寻求被侵略国女性对跨国女性主义的支持，但可能会使日本作为侵略者的角色化为乌有。从北京开始，我就把这种批评当作一项沉重的任务，思考至今。然而，我无法接受一个普遍的论断，我无法接受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先天合法性。例如，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恐怖主义和英雄主义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象，因为它们揭示了性别偏见的结构。甚至，尽管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曾被认为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典范，但在后殖民背景下也受到了批评，因为他巧妙地将妇女的“女性气质”当作一种资源。在民族主义中，我们通过将自我和族群等同起来，创造了“我们”和“他们”。在强者和弱者的民族主义中，这种集体身份是一个请君入瓮的陷阱。1996年12月，藤冈信胜所在的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的学生组织了一次聚会，听取慰安妇的证词。这次会议的报告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标题为“从‘分享之家’到年轻的日本人：前‘慰安妇’的今天”。我很惊讶地发现，这本小册子中印有以下观点，来自一位20多岁的女学生的发言：以前，我自己回避这个问题，并牢记上野千鹤子的话——“不要混淆个体和国家”。上野说：“当一个年轻的日本人突然挑起日本政府的重担，开始为慰安妇问题哭泣和道歉时，这是一种可怕的民族主义。”怎么说呢，我认为我必须先了解日本政府的行径，才能做到不混淆个体和国家……是的，采取逃避的姿态没有意义。我开始强烈地感觉到，必须学习历史，开始自己的行动。
遇到这种回应，可能有人会把它作为批评我的材料，认为我的话为侵略国日本的人民提供了一个容易开脱的借口。让我解释一下这位年轻女性言论中提到的例子。一群被派往韩国进行友好访问的日本青年正在参加一个仪式，作为活动的一部分，他们听取了慰安妇的故事。这一事件出现在电视上。突然，一个身材结实的日本青年站起来，开始哭泣，说：“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请原谅我们。”电视节目呈现了这个年轻人天真的“感人场面”。这确实是他出于善意而自发的表达，却在我心中注入了一种恐惧感——国家和自我竟可以如此轻易地等同起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渠道来表达这个年轻人可能受到的真正伤害，而不是去认同国家。这里有另一个例子。1997年4月的《世界》（Sekai）杂志采访了几位社会学教师，他们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员。其中有一位曾是1968年学生激进联盟“全学共斗会议”（又称“全共斗”，Zenkyōtō）的成员，47岁。这位男性受访者称：“你知道，我在那些日子里也喜欢谈论国家和民族。”你可以看到真实的故事在这里滑落。桥本治（Hashimoto Osamu）写道，“全共斗”男性和“全共斗”女性是完全不同的物种，他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参与斗争。当“妇女解放”从学生运动的废墟中诞生时，“解放者”将日常的舆论阵地交给这些谈论“国家和民族”的人，这些想要认同大事件的男性。藤冈信胜本人曾经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和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们从左派到右派翻来覆去，但骨子里一点都没变。
我最后再提一件事。一位在班级辩论中提到慰安妇问题的社会科老师转向一名韩裔女学生，对着全班同学说：“你们都应该在这里向她道歉。”这件事是这名女孩自己说的，她说这让她感到不适。她诚实地说：“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毫无疑问，这位老师努力想要做到尽职尽责，却设下将自我和国家等同起来的陷阱。这里无关左派还是右派。目前的学术纷争可以追溯到“海湾战争”。藤冈信胜承认，他在“海湾战争”期间访问美国时改变了信仰。自民党政治家高士早苗（Takaichi Sanae）曾是新生党的代表，她在“海湾战争”期间也赴美实习，并担任国会秘书。高士早苗因在国会公开宣称，自己“出生于战后”因此她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事后，高士早苗遭到普遍谴责。宫崎哲弥（Miyazaki Tetsuya）的著作《我们的侵略战》第一卷就是对这一说法的激烈回应。“海湾战争”时，藤冈信胜和高士早苗从内部见证了美国如何以“世界警察”的身份强行伸张正义。随着支持率的下降，乔治·布什针对反派人物萨达姆·侯赛因策划了一场“正义之战”。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支持他的决定。你也会说，藤冈信胜和高士早苗从后台一步一步地观察到超级大国民族主义的形成。然后，陷入美国圈套的日本被迫捐出90万亿日元战争献金，这两人身上激起了一种屈辱的感觉，导致他们得出结论：“日本是海湾战争的输家。”与藤冈信胜和高士早苗等人不同，战后的日本史学建立在对“国家（人民）历史”的渴望之上。对“我们可以引以为豪的官方历史”的呼吁只是公开表达了这一愿望。广义上讲，“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就是希望看到“民族故事”以新的面貌反复重现。那么，留给我们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民族国家陷阱，同时建立起草根阶层的团结？抽象的、普遍的原则（世界公民”、“个体”、“人”等等）通常是用来克服国家集体认同的排他性的手段。然而，普遍的、世界性的“世界公民”的概念本身就充满了危险的吸引力。它鼓励我们接受这样一种错觉，即个人从所有从属关系中解脱出来，就好像历史的负担不存在一样。我们既不需要“国家”，也不需要“个体”。作为一个“我”，“我”如何才能承担责任而不被这两个极端中的任何一个所左右呢？“我”由性别、国籍、职业、职位、种族、文化、民族和无数其他关系组成。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这个多层次的“我”，以及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些依据，让我们寻找判断的标准。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关系结构，我们做出的选择会有所不同。当然，这也留下了错误选择的可能性。然而，这个“具体的我”不是一个可以用普遍性来描述的“个体”，不能接受被代表的逻辑。诚然，当女性主义政治跨越国界时，存在着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加“帝国主义女性主义”的危险。然而，女性主义不能停留在国界之内，这也是事实。慰安妇案件中的个人诉讼逻辑对于这种跨越国界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日本政府已经宣布，赔偿即为战后国家之间的赔偿，但当一名女性个人挑战政府时，她可以说“我的担忧不是国家代言的，我的身体和权利不服从于国家”。前慰安妇的斗争饱含恢复自尊的愿望，不仅要拒绝日本政府，也要拒绝韩国政府代表她们发言。如果可以把慰安妇问题说成对妇女“人权的侵犯”，那么也可以说，作为一名“士兵”，成为国家的杀人犯就是对男人“人权”的侵犯。人权倡导者眼里有那么多东西吗？慰安妇问题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战争罪行（war crimes），而是作为罪行的战争（war as a crime）。超越民族国家的思考，从逻辑上必然引导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由于公民身份的定义植根于服兵役的义务，而女性气质则让女人排除在战争之外，因此“女性”的地位暴露了“女性国民”的荒谬，暴露了民族国家的鸿沟。但是，我们不会把“女人”当成先天的“和平主义者”。这种本质主义前提没有用。对民族国家和女性进行去自然化和去本质化，这是在对民族国家进行性别化之后才出现的性别史。回到慰安妇的具体情况——国家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同样，国家免责不等于“我”的免责。昔日慰安妇的斗争就是她们的斗争，单纯的支持并不足以成为“我的”斗争。在韩国的朝鲜女性将有自己的斗争之路，而在日本的朝鲜女性亦如是。这里的问题是定位问题。“我”从哪里说起？慰安妇迫使我们面对的现实。她们颠覆了现实的主导话语，迫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识别这个“我”是谁。“慰安妇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每个“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