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所有配图都来自摄影师Julie Fullerton-Batten的项目Mothers and Daughters（2012）
超越两性差异：临床个体性与女性/男性特质塑造中的同性不同代关系
Beyond Sexual Difference: Clinical Individuality and Same-sex Cross-generation Relations in the Creation of Feminine and Masculine作者：南希·乔多罗（Nancy J. Chodorow，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来源：Matthis, I. (2004). Dialogues on Sexuality, Gender and Psychoanalysis (1st ed.). Routledge. 第七章
本文反思两性心理学理论如何受制于两性差异视角。这里的“两性”（sexes）可以指男性（maleness）和女性（femaleness）、男性特质（masculine）和女性特质（feminine）、性别（gender）问题或两性（sex）问题。弗洛伊德（Freud）最初提问题的方式（过分地）决定了两性差异的观点。这种观点被拉康（Lacan）视为“弗洛伊德式的”观点。在近来对女性心理学或女性特质的反思中，欧洲和拉美的精神分析学家比北美的精神分析学家更多地采纳了这种观点。因之，这些精神分析学家默许了拉康的诸多假设，无论他们是否自认为属于拉康的传统。无论在精神分析的还是在后结构主义领域，两性差异的观点也是许多欧洲和北美女性主义的特点。我不认为我在下文中提出的具体看法很新颖，相反，我试图用我和其他人的这些看法来定位一个问题、一种立场。两性差异的立场认为，两性只能在心理学上被定义为“一个”与“另一个”的关系，男性/男性特质只有在与女性/女性特质的关系中才有意义。这种立场既有精神分析的根源，也有非精神分析的根源。出于对生殖器差异的关注，弗洛伊德将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与“外部生殖器”和“生殖器-恋母情结”联系起来。也就是说，阴茎“存在”（presence）或“不存在”（absence）是男孩和女孩发育中的关键经验差异。弗洛伊德认为，对生殖器差异的观察导致了阉割焦虑/阴茎嫉妒，这对两性心理和整个生命中的性行为具有决定性的、核心意义，而阴茎的“存在/不存在”（阉割恐惧或阉割已经完成）则是男孩与女孩差异化进入并解决“恋母情结”、发育“超我”（superego）的原因。我们很熟悉这个理论了，不再详述。拉康和后结构主义都预设了这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础，即使这些人把这种观点从解剖学的领域移到了幻想（fantasy）的领域。然而，他们这种看待两性/性别的方式不仅源自弗洛伊德，还源自索绪尔（Saussure）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的共同根基。在这些后理论中，“意义”（meaning）从未内在于一个术语本身，而只存在于它与其他术语的关系之中。依此，男性/男性特质只能在与女性/女性特质的关系中才能获得幻想的意义，这种语言文化理论又被追认为心理学。
“两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等同于“性别差异”（gender difference）。我认为，尽管“性别”指涉前意识（preconscious，无意识中可召回的部分，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经验）或社会文化（socialcultural），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使用“两性”或“性别”这个术语，也不在于“两性”是否指生物的、无意识的幻想或性行为。问题在于，在心理学上，在临床，在变化的生活经验中，在无意识的幻想、移情（transference），在内心世界和情感领域，男性/女性是否必须始终是成对出现的术语？是否其中一个的（优势/排他）意义一定和另一个有关？我发现，“性别”（gender）一词在帮助我们区分性的或性别的自我（self），区分女性/女性特质和男性/男性特质的感觉，也在帮助我们甄选客体（object）。弗洛伊德指出：“一方面是选择客体，另一方面是主体的性特征和性态度，仿佛对前者的回答必然涉及对后者的回答。”我的研究离不开我的临床咨询室，也让我们重新考虑弗洛伊德首先如何提出了两性差异问题。我在下文中认为，如果我们从临床开始，从我们的经验和观察开始（而不是从理论上或先验的、不容置喙的对弗洛伊德的依赖开始），我们就能试着理解个体如何经验、建构他们的主观性别和性行为。我们将发现，尽管两性差异的对子位于中心，但它并不比其它心理配置更普遍。在建立叙述时，我首先描述了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远远超出了两性差异。其次，我认为两性差异的观点忽视了临床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即个体以独特的方式将构成他们性别和性的各种成分重新组合。我们只能通过个案知晓，一个具体的人如何配置这些成分。最后，在关于两性/性别的构成成分和临床个体性的叙述中，我将提取并阐述我的临床观察，即同性不同代关系。相较于性别差异——女性/男性，阴茎的“存在”或“不存在”，比较普遍的是心理性别（psychological sex）的创造、定义和经验。基于两性差异的理论化，我认为，女性特质通过女性-女孩和男性-女性来定义自己，男性特质通过男性-男孩和男性-女性来定义自己。我对两性差异的怀疑由来已久。我的专著《家庭结构与女性人格》（Family Structur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1974）和《母职的再生产》（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1978）从内部“客体-关系”世界研究了女性心理学和男性心理学，尤其是母-女（或母-子）组合。我没有从弗洛伊德对生殖器差异及其后果的角度着手研究女性心理学和男性心理学。我重新解读了兰普-德·格鲁特（Lampl-de Groot）、弗洛伊德、马克·布伦斯威克（Mack Brunswick）、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sch）等人的经典著作。在我的分析中，母性（materiality）和母职（mothering）的发育是女性特质的基本特征，关注这种女性特质中的“前恋母”（pre-oedipal）成分，强调“女性的恋母情结”（很多人批评这是性别的矛盾修辞法）。在“女性的恋母情结”中，异性恋的、恋母的、“父-女”成分也发挥着一定作用，但显然是排斥的。因此，（在讨论同性不同代关系时），我也将“男-女”/“父-女”因素最小化。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上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思想对生物学和解剖学过分警惕、过度批判了。正因如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开始接纳拉康的精神分析，拉康还通过文本（text）和语言（language）与女性主义人文学科产生交集。像大多数后来的美国评论家一样，我承认“阴茎嫉妒”在女性发育中的潜在作用，但我不认为“阴茎嫉妒”是女性心理发育、女孩/女人对孩子的渴望的普遍动力。“母-女”关系植根于“前恋母时期”。我对“母-女”关系的表述关注女性特质的“前生殖器”（“pregenital”）和“生殖器”（“genital”）组成部分，关注对生殖女性性欲与驱动力的阐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不是一开始就对解剖学决定论持批评态度的话），我对生殖器解剖学的认识可能会使我更倾向于霍妮（Horney）和凯斯滕伯格（Kestenberg）这样的“初期女性特质”（“primary femininity”）理论家。虽然“初期女性特质”这个术语最早由斯托勒（Stoller）于1976年使用，但这个概念在70年代后才被广泛使用。【译注】“初期女性特质”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斯托勒的文章《初期女性特质》（Primary Femininity，1976）中。在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质的起源中，没有涉及小女孩生命最初的几个月。“阉割焦虑”、“阴茎嫉妒”、“恋母情结”的创伤和挫折很容易证明，但是斯托勒认为，如果小女孩最初几个月的发育阶段与弗洛伊德所言有差，并且已经建立了某种“女性意识”，那么关于女性特质的理论就需要被修改。我认为，人们可以将女性特质的发育分为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都会导致成年的女性特质。第一个阶段起源于非冲突，贡献了一种女性意识和一些允许个体看起来“像女性”的东西；第二个阶段是冲突的结果，即“恋母情结”的结果，它产生了更丰富、更复杂的女性特质，不仅仅是表象的女性特质，而且欲望丰富了女性特质的实质。这个概念从80年代至今被广泛引用、建构和批判。
在《心理分析视角下的性别、关系和差异》（Gender, Relation, and Difference in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1979）中，我采取了更明确的立场，认为两性差异的观点来自于更典型的男性意识而非女性意识。当时，我才开始熟悉拉康式的女性主义及其来自法国的反对者，如伊瑞葛莱（Irigaray）、克里斯蒂娃（Kristeva）和西苏（Cixous）。后者强调女性的“身体-语言”的差异观点。我当时还不是一位临床医生，但我觉得，对差异的强调（自我/他者；男性/女性）都是一种由心理冲突产生的防御性理论。我认为，两性差异的观点本身（哪怕在“初期女性特质”的拥趸或那些法国理论家那里！）已经带有了一种心理上的男性化而非性别中立的色彩。早年间，我对两性差异观点的困境源于我对精神分析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因为我试图理解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并把它们理论化。我的临床经验发展了我的观点，并使我的观点有了落脚的基础。我曾认为，我们最好把生活中的、内心的性别与性欲，视作一些成分或组成部分的构成结果。在抽象的层面上，这些成分普遍存在，因为每个人在发育过程中，在他们的心理经验和组织中，都会对他们的性别和性行为做出临床上的个体化演绎，但他们只生活在特定的组合中。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些构成成分都不可避免地相互纠缠在一起，给这个人带来他或她自己的特殊经验。我试图从理论上阐述我在临床上的发现，并避免理论脱离具体案例一概而论。例如，我们都知道“恋母情结”的普遍存在，知道所有儿童都会经历弗洛伊德描述的首次性心理发育阶段。但是，尽管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男孩（或曾经是男孩的人）既爱自己的母亲，又恨自己的父亲——这是一种所谓的“命运组合”。但是，我们对这些男孩或男人知之不多，除非我们能了解他们独特的爱与恨有何特殊之处，要知道“爱母亲，恨父亲”的组合如何与它的反面“爱父亲，恨母亲”相互啮合，还要知道这些组合如何以特殊的表现形式日复一日地变化着、改变着。我们从移情和重构（reconstruction）中了解到这些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恋母情结”。对于一个人而言，“恋母”幻想是他心理的驱动力，无论是在工作方面还是在爱情方面，它们都是移情的主要主题；而对另一个人来说，这种幻想偶尔会出现。这就是个体性。同理，成为同性恋的男孩会给他们“恋母情结”倾注不同于异性恋男孩的欲望和幻想。我们还知道，每个孩子都会经历“口欲期”（oral phase），或早期的“恋母情结”，对母亲的乳房或内脏产生无意识的幻想。但是，这个普遍的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个体的“口欲期”或对母亲乳房、内脏产生的幻想有何特殊性。我的著作《母职的再生产》表明，“母-女”关系是女性心理学和母职再生产的核心。但这种知识只是提请我们注意一个没有把母性的移情或幻想带入治疗的女人。它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母亲或自我的子宫或生殖的特殊幻想，或者在特定的治疗和个人心理学中，会出现什么特殊的内心“母-女”幻想和移情。
临床个体在创造她个人的性别和性行为时使用了一些成分。第一个成分是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包括观察、唤醒、与他人比较、以及身体构造的变化。弗洛伊德强调对刚出生的、“前恋母期”的生殖器差异的观察，但对身体经验和身体幻想所带来的情感调性（affective tonality）至少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已经知道，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个体就有微妙的、无意识的情感、感觉和幻想从母亲那里传递给孩子，帮助塑造孩子对身体的早期感觉。这里的“身体经验”包括性的（sexed）、生殖器的（genital）和生殖的（reproductive）身体，它是个体母亲对她孩子的感觉和幻想的综合体。这里的性别不特指一种通用的性别，而是母亲她自己的特殊感觉和特殊过往、内心世界对孩子的表征、她与自己原生家庭的关系、她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的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早期沟通、她自己的文化立场、她自己的冲突和幻想，等等。身体和身体经验唤起情感幻想（affective fantasy）的表征，这离不开生殖器和其他性/情欲经验，包括初潮、乳房发育、性兴奋和性高潮、妊娠、分娩等等。身体被卷入性行为——欲望、性实践、性幻想、情欲化，所有这些对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具体的经验，这反过来又赋予性的身体以进一步的幻想意义。理论上，我们可以认为“弗洛伊德的传统”符合我们对“性-身体-生殖器”的经验与观察，但这在一个特定的临床个体中可能不是重点。第二个成分可以简称为“对象关系”（object-relational）。我的意思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无意识幻想的内心世界，关于自我和他人、母亲、父亲、兄弟姐妹。这个世界源于投射的（projective）、心力内投的（introjective）情感幻想之过往。弗洛伊德最初理论化的、与性别和性有关的内心世界是“恋母情结”，但我们从克莱因（Klein）那里特别了解到，内心世界具有复杂性，它起源于婴儿期，它创造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关于自我和对象的特殊幻想意义。因此，比方说，母亲的乳房被无意识地创造为有益的、有侵略性的、吞噬的、抑制的、有毒的对象，与它的关系是一种狂热的控制、全能的破坏、沮丧的渴望等等。与身体经验一样，“对象关系”有助于在出生之时就创造性别的内心世界，它远远早于对性别或生殖器差异的观察或标记能力。我们不能脱离文化和语言来思考两性和性别的心理经验，因为这些范畴既受普通解剖学的驱动，又在文化中被命名和创造。然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前的语言和文化标签是一个迟到者。我们从德·玛妮菲（de Marneffe）的研究中得知，儿童在知道自己是女孩或男孩之前就已经认识到哪些生殖器属于自己。儿童在父母的无意识和她/他自己特殊的女性/男性特质中学到了一切，女性/男性特质本身由情感和幻想铸就。罗耶瓦尔德（Loewald）说道：语言通常首先由父母的声音传达给孩子，并由母亲在哺乳及其他伺候中全方位传达。在这些情况下，母亲的言语和声音是整个“母亲-孩子”互动的组成部分。在连通词（word）与物（thing）的过程中，传达者和接收者之间的情感关系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所有的语言和文化标签本身都被无意识的幻想和情感所激活和染指，这些幻想和情感与身体、自我和他人的无数经历有关，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直接的性别内容。因此，虽然在解剖学和父母的现实中具有一定的基础，但男性/女性特质在心智中的作用符合克莱因所谓的“双重性”（“doubling”），也就是说，它既通过幻想和移情的过滤，从而将外部现实考虑在内，但又只是在内在被重塑和创造。无论情感调性是否与性别的、性的幻想内容有明确关联，都有助于塑造男性/女性特质和性行为。一个女人可能将她的女性意识或女性特质注入抑郁和焦虑。嫉妒、自恋羞辱、修复性（reparative）幻想或自我毁灭和自我攻击可能塑造出与另一个人的性别感有关的情感幻想。在一组来自更父权制文化的病人身上，我注意到一种沉痛的愧疚感——“为母亲哭泣”。 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出，对永恒性（timelessness）的幻想或对时间流逝的防御性否认，与由性别引起的幻想和认同同时存在。在一些推迟做母亲直到为时已晚的女性中，这成为了母性意识的组成部分。
这些身体、内心世界、语言和文化的移情式创造以及情感调性的组成部分，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性别意识中汇集。此外，每个人都创造了一个个人化的、“普遍的性别动画”，一个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幻想组合，把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放在一起，既有独特的情感调性，又有旨在管理和遏制特定焦虑和防御的组织。他们可能被身体经验压倒性地驱动着，因为某人生来就有特别强烈的生殖器、口腔、皮肤或其他敏感性；或者，先天的敏感性与父母无意识的沟通、反应相结合。从无意识的角度来看，只有一个性别（sex），只有那个带来所有这些无数身体经验的性别。对一些人来说，性别是身份和性的非中心部分，两性分界线不受影响，相对不被注意；另一些人则可能被两性差异困扰、冲突和定义——我作为女性的绝对性与我作为非男性的对比，我有一个女性而不是男性的生殖器。尽管任何人的性别总是包括对女性/男性特质之间差异的某种认识，但一个特定的人对性别的认识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围绕这组差异展开。同样，对生殖器的意识或对两性之间生殖器差异的感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构成一个人认识的中心。也就是说，女性/男性特质之间的差异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比其他差异组合更根本（即使它在特定情况下是根本的），差异的组成部分也不一定就是实际观察到的生殖器差异或其幻想-象征表征（fantasy-symbolic representation）。此外，在那些两性差异主导了普遍性别观念和自我意识的人身上，非表面的性别元素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投射到女性/男性的鸿沟中。在这里，文化可以助长或阻碍这种投射幻想，因为文化可以不同程度地使性别分界和两性差异绝对化、突出化和中心化。许多女性主义者指出，西方文化将感性/理性、软/硬、被动/主动等二元对立投射到两性差异上，我们可以称之为“偏执-分裂法”（paranoid-schizoid fashion），这样一来，性别鸿沟就是绝对的，一方代表所有好的、可欲望的，另一方代表所有坏的，并且应该被贬低。虽然我把性别的产生描述为一种发育的产物，但我要从咨询室出发做回顾性思考。我们发现，病人对性别的无意识建构和幻想，特别是他们自己的性别，以及由焦虑和防御产生的心理动力，都有助于形成每个人各自的性别组合。许多年来，我开始使用性别和性的组合部分来思考问题，理解无意识幻想和移情。我认为，在这种女性和男性的多种成分与个人创造的背景下，性和性别的两种创造使我们超越了两性差异。一种创造是身体被体验、注意和幻想的多种方式，另一种取决于这些幻想和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围绕着代沟而不是两性差距组织起来。我的观察是，无论是从阴茎的“存在”或“不存在”开始，还是从以与阴茎的不同关系来组织自己的非生物性幻想系统开始，两性差异并不反映许多病人的经验和临床现实，特别是女性的经验现实和我们在女性身上发现的对性和自我的身体感觉。诚然，阴茎的“存在”与“不存在”和“阳具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以男性为中心，但我也完全期待，如果我们把从女性那里学到的东西带回男性的性心理，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狭隘的定义也不符合男性的经验或临床现实。霍妮、克莱因、梅尔（Mayer）、伯恩斯坦（Bernstein）、理查兹（Richards）、 和 Klein (1928)、Mayer (1986)、Bernstein (1990)、Richards (1996)等人认为，存在特定的女性生殖器表征和经验——开放性、不可见性、扩散性、内在性和无限性的感觉——以及女性形式的生殖器（而不是“阉割”）焦虑，例如，害怕穿透、破裂和扩散，这源于女孩拥有的东西而不是她没有的东西。有时，这些更具体的女性经验被视为女性性格或他者经验中更典型元素的诱因，比如梅尔注意到，女性往往害怕在情感上被封闭。从霍妮开始，就有临床医生和理论家指出，弗洛伊德的最初观点并没有准确地描绘出女孩从她自己的身体结构和直接身体经验中获得的性别认识，也就是所谓的“初期女性特质”理论。凯斯腾伯格、 福格尔（Fogel）等人认为，男性和女性一样，也有类似的“内在生殖器”意识，也有对插入的恐惧。我需要补充一点，我们所认为的阴茎嫉妒、对阴茎的渴望甚至阴茎幻想都可能发生在女性身上，以抵御一种更深层次的、更压抑的“缺乏”和“内在感”，而这种“缺乏”和“内在感”可能是在和更丰满女性做对比的过程中产生的，比如更丰满的女性有更突出的乳房或更“好生养”的内在器官。无论作为批判还是理论，“初期女性特质”都是长足的进步。然而，因为这个理论源自与弗洛伊德的争论，因此它并没有脱离“男性-女性”的两性差异视角，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关注外生殖器，即女性生殖器的经验和生殖器焦虑。也就是说，它假设外生殖器是心理上定义性器官的标准。当然，我们不能过分强调生殖器配置和经验对身体意识和表征、唤醒、兴奋和欲望以及无意识幻想的中心作用，它不仅关乎身体，而且关乎世界上的自我。但是对于许多女性来说，其他器官也同样定义了生物学上的女性（也许男性也是）。并且，在经验上和无意识中，有意识的幻想对女性来说很重要，并且根本地定义了她们的女性特质和（女性）自我意识。诺曼（Norman）指出，从发育的角度说，小女孩拿自己的身体和母亲做对比的时候，乳房的“缺失”和今后乳房的发育都能被早早地、充分地观察到。我们以婴儿为中心的理论倾向于提到“母亲的乳房”，但从女孩和女人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乳房的大小，它们的意义，它们在婴儿襁褓之中的早期功能，以及它们对哺乳和性刺激做出的反应。诺曼指出，女孩的乳房在发育时是一个新的器官。我们可以补充说，当乳房被用于哺乳时，它们又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器官。从很早开始，成为母亲的内在身体潜力（对子宫的了解，一个不能怀孕的小女孩和一个能怀孕的母亲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就对女孩很重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女孩对成为母亲的内在身体潜力的了解变得具体化，并通过青春期和月经的经历笼罩在幻想中。对一些女人和女孩来说，生殖驱动力似乎和性驱动力一样强大和有组织。我们很可能发现围绕生殖活动和生殖身体（子宫、卵巢、月经）的困难和紊乱。凯斯滕伯格是个例外，她依然把女性生殖器定义为“外部生殖器”，即使它的开口向内打开。但不管怎么说，对生殖器差异的关注错过了所有这些身体体验及其潜在的心理伴随物，这些体验同样是女性的，同样来自身体，并且，它们在发育和临床上，对诸多女性理解、体验女性特质至关重要。此外，诺曼认为，我们有时会发现女性将她们的女性特质集中在体重上。我们知道，体重与性和性别的联系在不同的女性身上会产生不同的路径。我们可以补充说，面部毛发、阴毛和身体毛发，以及其他非生殖器或生殖特征，也可能在定义拥有/缺乏女性特质方面发挥作用，比如面部毛发使女性“男性化”，阴毛使她们具有成年女人的身体而非小女孩的身体。
在《情感的力量：精神分析、性别和文化中的个人意义》（The Power of Feelings: Personal Meaning in Psychoanalysis, Gender, and Culture，1999）中，我讲述了K的例子。正是在对K的思考中，我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说明一个女人如何使身体甚至外部生殖器构造，而非两性差异观念，成为她的女性意识中心。对K来说，性别不太围绕着“男性-女性”的两极。虽然这些都存在于她的幻想生活中，但她不怎么拿自己和男人比较，只是会对工作领域中的男人和女人存在幻想。她没注意过是否“有”阴茎这件事（不像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两性差异之根本）。她对男人的欲望、对男女关系会给她带来何种幻想都不那么具体——无论是直接的性满足、自恋的完成感或确认感等等，都不那么具体。然而，尽管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并不那么重要，但K肯定参照了生殖器身体来组织她的性别意识。她带着巨大的感情和幻想，从小女孩/母亲的角度来组织她的身体性别。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小女孩，有着不合格的“小生殖器”，但她的比较对象是成年女性，最初是她的母亲。她早早就有这种“不够好”的印象，而且在青春期早期和中期也很活跃。无论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小女孩还是一个女人。，羞耻和厌恶都是K的性别认识，也是她对女性身体经验的情感调性。在对身体的其中一种幻想中，K是一个有小女孩生殖器的、不够好的小女孩，但在发育过程中、在现在，她也觉得成年女性的身体在本质上是有问题的。例如，怀孕和月经让女性抽筋，使她们变得虚弱、迟钝和沉重，并提醒女性她们被绑在这些无法控制的身体上。异性关系为K的羞耻感提出了一个矛盾的解决方案。一个强壮的、有男子气概的男人可以帮助她欣赏她的女性身体，使她感到自己成功地女性化，但那个男人的存在也提醒着她的弱点，提醒着她作为女性的普遍羞耻和短板。但是，当她和那些不那么传统意义上“阳刚之气”的男性交往时，即使她没有被提醒她自己的弱点，她也会感觉自己作为一个异性恋女性的不足，她会觉得这件事本身就是可耻的。K的另一个困惑是，她有意识地自我认同为女性主义者，这使她——正如她所说的，“讨厌认为女性是弱者”。因此，K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生殖器的配置上，认为这是女性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她遵循了弗洛伊德的原初主张。然而，她的比较对象不是阴茎和两性差异，而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成年女人的生殖器之间的差异。外部生殖器的“同性-异性”比较构成了K的普遍性别认识。基于弗洛伊德的说法，K的差异感涉及情感调性，但对她来说，这种比较引起了羞耻和厌恶，而不是嫉妒。当她认为自己与一个“完全成形的”女人相比，却拥有一个“不够好的”小女孩身体时，羞耻感就变得无处不在。可是，另一种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当她幻想着拥有成年女性身体的月经、妊娠、性生活和母性时，她会对女人的软弱、失控和脆弱感到恶心和不屑。不同的女性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解析（两性）身体和差异的鸿沟。对一些女性而言，性别的比较和主要成分也可能是身体上的，而且和K一样，是代际的，但在生殖内部性方面更充分地关注女人和小女孩的差异。对一个女人来说，子宫、子宫颈和内部的阴道口都是结构化和精心设计的“内部”，与她自己的“空”或“无”形成对比；对另一个女人来说，母体子宫存在感太强，因为生了太多孩子（或者在多次堕胎的例子中也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身体是内部的、生殖的（reproductive），而不是外部的、生殖器的（genital）。这里主要是同性之间的差异和关系。对于有的女性来说，男女差异可能是主要的，但身体是次要的。她们认识性别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内部客体的满足/不满足之感觉，而非通过身体。我们可以说，这类女性的实现方式是“情感依附”（anaclitically）而非“自恋”（narcissistically）。我在《情感的力量》中描述过一个女人，她主要根据她不能成为的男人，在情感组织和行为方面来认识性别——对她父亲和兄长的地位产生的投射性幻想。还有另一个女人，她主要根据她不能拥有的男人来认识性别——因父母离异而失去的、但是却浪漫化了的父亲，一种压抑的渴望。
我的意思是，尽管“初期女性特质”理论是对传统两性差异观点（“阳具中心主义”）的重大改进，但这种不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差异也绕过了“性/性别”中普遍存在的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代际的同性差异、比较与关系，另一个要素是不以“外部生殖器”为中心的“性-性别身体”（sexed-gendered body）。同样，尽管“男性-女性”之分肯定会进入女性特质的建构中，但女性特质对女性来说不仅涉及她们与男性特质的关系，还涉及她们与代际差异的关系，甚至更强有力，比如作为小女孩时，母亲拥有而自己没有的特质。我也将男性特质理论化。我在《母职的再生产》中强调过，男性特质源于弗洛伊德将两性差异总结为阴茎的“有/无”，但也涉及到男人/男孩的二分法。当发育中的男孩比较、幻想他的男性特质时，不仅与他女性的、阴道的（“被阉割的”）母亲（克莱因把“有乳房”也补充在内）有关。差异也存在于他对自己的比较中。他拿自己的小阴茎、小尺寸与他男性父亲的阴茎、睾丸、毛发、尺寸和一种朦胧的个人权力做比较。在这种比较中，留下了羞辱和不够好的感觉，而不是阉割。这种比较带来“威胁”。我们的病例报告表明，男性病人有可能感到不够好和受辱，因为他们觉得和男性精神分析师比起来，自己有一种“潜在的阉割”。当一个男人的“阳刚之气”（男性特质）受到威胁时，往往是因为，相对于其他（成年的、“阳刚的”）男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被羞辱的小男孩，他被创造为一个从属的男性群体，而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被女性化，或被“阉割”。在《仇恨、羞辱和男性特质》（Hate, Humiliation, and Masculinity，2003）中，我讨论了一些男性特质的心理动力，它们似乎是恐怖主义和恐同症的基础。回到弗洛伊德和其他经典理论，我对于同性不同代性别成分的临床观察并不只是理论上的惊喜。我的（简单和完整形式的）“恋母情结”都有经典理论支撑，并通过阉割焦虑或对阴茎的渴望来解答，而我把代际和性别都作为理论的中心。斯米尔格（Chasseguet-Smirgel）和麦克杜格尔（McDougall）也将这种对性别和代际的双重关注理论化，却淡化了代际本身可能内在于性别的看法。即使注意到他们的器官与异性父母有所不同，男孩和女孩都在评估他们的器官相对于同性父母的不足和脆弱性。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同代人之间的差异似乎是跨性别比较中的一个较小组成部分。同性不同代的成分将是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核心，它们被直接放到“父-子”/“母-女”关系中，并且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身体关系、差异和比较。鉴于克莱因对早期“恋母情结”的描述，并鉴于她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阴茎的理想化在两性中发育为一种防御，抵御着儿童对母体乳房的权力感觉，鉴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女孩在一个不以外在生殖器为中心的同性不同代情结中的根源。当然，正如上文所言，所有这些经典理论都需要进行重大修改和批判。尤其，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批评者指出，我们需要强调女性身体对女性和女孩的主要意义，并挑战所有经典表述中几乎完全缺场的“母性”（除了霍妮）。我们有必要详细阐述女性生殖和母性的（内在的、不以阳具为中心的）发育，并重新思考女性性行为，从理论上恢复女性对激情、欲望的无可置疑的临床现实与经验现实，而这是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所没有的。我在本文指出了性别差异观点的几个问题。首先，它将临床上个体和可变的东西普遍化，并通过结构语言学重新解读了弗洛伊德的两性差异理论（阴茎的“有/无”）。其次，这种观点忽略了其他除了“外在生殖器”但同样突出的身体观察、比较、经验和幻想，这些观察、比较、经验和幻想构成了身体形象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第三，这些其他形式的体现往往源于并导致强调同性不同代的差异视角。我们从弗洛伊德、兰普-德·格鲁特、霍妮、克莱因等人那里继承的“恋母情结”经典理论，包括对代际客体关系以及性别身体的真切关注，为重新思考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提供了更丰富的基础。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