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之战”（1267-1273），出自蒙古伊儿汗国史学家拉诗特（Rashid-al-Din Hamadani, 1247-1318）于13世纪初所著《史集》（Jāmiʿ al-tawārīkh），爱丁堡大学图书馆藏
早期现代中国的战争、政治和社会：从襄阳陷落到崖山海战（1272-1279）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from the Fall of Xiangyang to the Battle of Yashan (1272-1279)
作者：龙沛（Peter Lorge，范德堡大学历史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Lorge, P (2005). War,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900-1795. New York: Routledge. 第四章
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1271年忽必烈汗（1215-1294）《建国号诏》
1272年，忽必烈正式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王朝——元。建朝乃切实举措，为开发中国资源，加强自身可汗地位。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Arigh Böke，1219-1266）的斗争中，蒙古帝国本身已经四分五裂。忽必烈需要加强对其领地内臣民的控制。
忽必烈名义上是可汗，但如果他想让这个头衔有真正的分量，就必须对蒙古亲族展开一场漫长、危险且代价高昂的战争。如果忽必烈成功重新统一蒙古帝国，实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目标，又会发生什么？尽管这个问题令人好奇，但他没有选择走这条道路。
相反，丰厚的经济利益近在咫尺。虽然征服南宋也有军事困难，但风险要小得多。也许他觉得可以利用中国南部的巨大资源来支援未来的斗争，以争取在蒙古之内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
“李檀之乱”使忽必烈对他的汉人官员保持警惕，加之，他担心中国的蒙古人和中亚人数量过剩，因此忽必烈一定要建立一个限制汉人在朝影响力的帝国制度。
在元代中国，人分成三个正式等级——蒙古人、色目人（各种中亚人）和汉人，地位按等级递减。达鲁花赤（Daruγači，“掌印者”）通常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最低级别官员，为色目人或蒙古人，而非汉人。元朝政府不遗余力地审查官员的忠诚度、效率和道德水平，然而从未完全奏效，即使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也未完全奏效。
忽必烈包容一切宗教。至少，他认可领土上的每一种宗教团体，包括道教徒、佛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这一点切实关系到民众的效忠，而非精神信仰的问题。
忽必烈在政府实践中增加了中式皇家仪式，并在大都城（今北京）建造了有史以来最合乎“礼仪”的中国城市。然而，即使忽必烈为继任者提供了正统的、以儒家典籍为中心的教育，也没有像以前或以后的王朝那样官方支持儒家思想。忽必烈继任者的教育中也有佛教和道教作为补充。
元大都平面布局
出于某种原因，忽必烈选择与汉人精英阶层的文学文化保持距离。在这一点上，忽必烈的继任者有过之无不及，只在1315年元朝政府才试图通过这种文化和与之相关的科举考试制度同地方汉人精英产生联系。
事实表明，尽管元朝统治者试图重新确立控制权，并将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为时已晚，元朝沿着蒙古领导层和中国社会的裂痕破碎了。蒙古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自宋朝伊始帝国政府、地方掌权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分离。元朝制度在蒙古精英内部以及与汉人地方精英的关系上都存在结构性弱点。
元朝政府存在着蒙古社会和汉人社会的所有政治问题。不过，只要蒙古精英阶层保持团结和领导力，那么政府和汉人精英的松散关系就不会带来什么致命的后果。军事上的成功仍然可以弥补体制上的错误。
13世纪，南宋政府面临着一个类似的问题。13世纪70年代，蒙古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尽管忽必烈决定不实行科举制度，并为前宋臣民设立了新的类别——南人，但他们的政治权力在元朝政府中受到更多限制，许多文人及其家属（并非全部是在职官员）宁愿自杀也不愿面对蒙古人的统治。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很容易地适应了新王朝。南宋士族已经知道地方权力策略的重要性，也意识到在政府工作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从政逐渐被视为充满道德风险的事，而不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渴望实现的儒家目标。许多道学（新儒家）信徒的道德专制主义，加上政府的里外无能，进一步拉开了士绅与王朝的距离。尽管中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宋朝士绅对元朝的迁就是不体面、不道德的，但士绅的矛盾心理不太算是宋朝失败的原因。当忽必烈认真开始灭宋行动时，北部边境的宋朝军事机构几乎完全与宋朝社会的其他部分脱离了关系，只是与宋朝朝廷勉强维持着关联。文职官员完全支配着南宋朝廷，使在职军官无法获得政治权力和影响力。然而，在北部边境，军事指挥官被赋予了控制文武事务的非凡权力。他们在地方的成就无法在朝廷获得实权，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领域仍然受到严格限制。朝廷有效地切断了军队与政府的联系。军队与朝廷的政治分离是南宋制度的严重缺陷，这个缺陷在宋朝政权初年就露出了端倪。在整个11世纪，文官掌权，地位不断攀升，但这一趋势被几个因素缓和。首先，许多高级文官花时间指挥边军（比如韩琦、范仲淹），建立了战场上的军队和中央朝廷之间的联系。虽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现象仅仅是由于宋朝军事力量薄弱，文官的统治地位和他们的价值观不断增强，但也可以被视为文官的军事化。其次，皇室宗亲与建国将军们的后裔大量通婚。这些家庭也继续生产战场将军，在军队和统治者之间提供了一种家族纽带。第三，一半的皇军驻扎在开封。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战”与“和”的政策和官员出身地没有密切联系。随着北方领土丧失，朝廷南迁临安，这些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级文官不再指挥边境军队（只有张浚等几个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将军们不再与皇室宗亲通婚。大部分朝廷军队被派往北方边境。北方与南方的地区渊源与军事政策紧密相连。女真人、蒙古人和南宋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军事缓冲区。地方军事力量得到发展，以镇压土匪，维持和平，但其中的精英部队被抽调到北部边境。宋朝军队很少出现在边境地区之外，而地方军队不太离开自己的地盘。此外，比起北方人，南方人对军事夺回北方失地没什么热情——道学信徒除外，他们将夺回北方失地视为一个道德问题。军官因军事技能属性而进一步与其他官员隔绝。宋朝通过建立类似于文官制度的军事学校和武举制度来改善和规范军官队伍，但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早在1253年（宝祐元年），宋朝皇帝就抱怨，武举制度没有培养出任何有才能的将军。由于缺乏一种以教育为基础的正式制度，朝廷不得不依靠世袭的军人家庭和偶然出现的军事奇才。但是，宋朝的官僚机构不适合接受世袭的军人，也不适合吸纳有才能的新人。更糟糕的是，最有用的官员经常通过家族关系破坏政府的控制。到了1142年，朝廷被迫接受了大量分散的军事力量，而这原本是朝廷不能接受的。与女真族媾和的大部分动力就来自于重新确立控制军队的愿望。甚至在女真帝国被蒙古人摧毁之前，宋朝朝廷就被迫再次扭转方向，将更多的权力让渡给边境将领。1234年之后，更紧迫的国防工作需要更多的军队和更多的边境独立势力。在北部边境的三个战略与行政区（四川、荆湖和淮南），宋朝建立了永久性的驻军，由控制民事和军事事务的军事专员指挥。正是在这种环境下，1237年，吕文德将军在与蒙古人的战斗中获得了成功。吕文德的弟弟吕文信、吕文福，堂弟吕文焕都在战场上崭露头角。朝廷为吕文德赋予了越来越大的权力。1259年，蒙哥汗（元宪宗孛儿只斤·蒙哥，成吉思汗之孙，拖雷长子，忽必烈兄长）入侵四川，围攻合州（今重庆合川），吕文德率领舰队沿长江而上，赶走蒙古军队拔都儿部，帮重庆解了围。不久，蒙哥在合州去世，忽必烈渡过长江，围攻鄂州（今武昌）。贾似道亲自指挥镇守鄂州，而吕文德的儿子吕师夔镇守鄂州的姐妹城市汉阳。吕文德顺长江返回，突破了蒙古人在鄂州周围的防线，并增援该城。就在这个时候，忽必烈从他的妻子那里得到消息，他自己的领土正在遭受蒙古军队的威胁。他被迫解除围困，去参加他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贾似道赶走了忽必烈象征性留下来的部队，却向朝廷报告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汇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作为奖励，贾似道晋升卫国公，之后顶替丁大全成为丞相。皇帝对吕文德的印象也很好（“吕文德援蜀之赏未足酬功，今援鄂之勋尤为显著，特赐百万，良田万顷。”），封荆湖北路安抚使。吕文德的高位不仅是由于他的军事成就，也是由于他的政治诡计。虽然他表面上鄙视文官和文人的能力，但他掩饰了自己的感情，与他们培养了良好的关系。这也是一种处世哲学，而且当时有两名勇将曾因挑衅文官而被处死。当时无论武将能力如何，都要听从文官的指令，接受文官的评价。与其他一些将军不同的是，在保卫鄂州的过程中，吕文德对贾似道很尊重。贾似道成为丞相，对吕文德来说是一次政治上的意外收获。贾似道是一位通过军事成就成为丞相的文官，他能否继续掌握权力取决于他对蒙古军事威胁的处理。当然，到了1260年，宋朝自身的生死存亡取决于如何防止或劝阻蒙古人入侵。但当忽必烈忙于处理阿里不哥的问题时，贾似道未能制定出一套外交解决方案。即使在当时，许多官员也明白这一失败的严重性，而且没有多少人相信宋帝国能在与蒙古人的军事对抗中幸存下来。这些现实考量往往被首都的太学生们的姿态淹没，他们是领土收复论者，是轻率的好战主义者。政府官员害怕太学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经常有暴力倾向，而且对软弱的朝廷有惊人的影响力。蒙古的政策在政治上陷于瘫痪，这反过来冻结了战略军事计划，将两个领域的主动权留给了蒙古朝廷，并将作战指挥权移交给了边境将领。吕文德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壮大。直到1270年去世前，吕文德一直担任荆湖北路安抚使，并在事实上控制着四川的军事事务。贾似道乐于支持吕文德和其他边疆军事人员，因为他们与其他文官不同，不会通过军事成就威胁到他自己的地位。在南宋，将军实际上是没有资格担任丞相的，所以将军们对贾似道来说不构成政治威胁。贾似道的地位基于他面对蒙古人入侵时的军事才能。1264年，新的宋朝皇帝（宋度宗赵禥）登基，贾似道要求吕文德在他辞去所有职务后，谎报敌人即将进犯。一旦收到吕文德的报告，新皇帝就会焦急地将贾似道召回，并给予更高的封号。鉴于其重要性和可靠性，吕文德深受贾似道主导的朝廷青睐。他的控制力超出了他的军事头衔，通过一个广泛的家族成员、前部下和友人网络，散布在军队、官僚机构和中央朝廷。吕文德甚至还赞助文人（有些是相当有名的文人），并帮他们推荐做官。文官和文人都很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军人应有的态度，在战场上很成功，对文人却很谦虚，很尊重。吕文德有效地利用了文人渴望证明他们价值观的愿望，同时鄙视着他们的缺点。一些官员抱怨吕文德，但整个政府继续支持他，并帮着他削弱竞争对手。显然，到了13世纪60年代，宋朝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客观地处理军事情报，更不用说根据这些数据制定合理的政策。吕文德无端指责刘整滥用政府资金。1261年，刘整带领军队投降蒙古。在忽必烈入侵宋朝的下一阶段，刘整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战略顾问。在征服女真帝国的过程中，蒙古人的战术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木华黎（Mukhali）不再破坏大面积领土。但他们仍然以快速移动的骑兵军队为作战手段，以土地和牲畜为食，协同作战，即使他们的军队不再主要是骑兵或蒙古人。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对防御工事的表现如此之差，尤其在四川组织纵深防御的时候。在四川，蒙哥汗对宋朝的入侵陷入了困境，而忽必烈的军队在攻打鄂州时也失败了。截至此时，蒙古人的战略已被证明对宋朝的防御系统无效。刘整将军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方法。与其像蒙哥汗那样，发动分散的部队向宋朝防线发起进攻，不如请忽必烈集中攻击一座战略城市，这样既可以打破防线，又可以为接下来的战争提供跳板。单一的、集中的进攻在后勤上也更容易，也更持久，并有助于克服蒙古水军的弱点。刘整的目标是襄阳和邻近的樊城（“欲灭南宋，先取襄阳”），它们保护着长江中游地区。攻打如此重要且防守严密的城市显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会吸引宋朝和蒙古的资源。实际上，刘整提议，在对蒙古人极为有利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消耗战。蒙古人在整个“宋蒙冲突”期间保持着战略和战术上的主动权，因为宋军不能有效地发挥实力，而朝廷又有防守意识。忽必烈可以选择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作战，而宋朝则必须准备好四处防御。这使蒙古人能够集中他们的军队（特别是他们的水军），从而战胜宋朝更多的物质资源。忽必烈看到了刘整计划的优势，并采纳了这一计划。这也是蒙古人战略实践上的一个巨大变化。1267年底，蒙古军队开始用堡垒包围襄阳和樊城，并与宋朝水军争夺河道控制权。到1269年，吕文德意识到，蒙古人不仅在为长期围困而努力，而且对襄阳和樊城的争夺也是对宋朝防御的致命威胁。吕文德的死对宋朝来说是可怕的损失，因为他是过去为数不多成功出击并击退蒙古军队的将军。此外，他通过家族关系网的领导，统一了宋朝防御的指挥权。他的弟弟吕文焕负责镇守襄阳，这使得吕氏家族网络在镇守襄阳时有了持续下去的动力，但这种个人化的关系网络不太适合外人参与。贾似道也担心军事舞台上的新角色会在政治上威胁到他。襄阳和樊城仍然处于危险之中，因此，贾似道被迫为荆湖任命一名新的安抚使，其首要任务是解蒙古之围。皇帝阻止贾似道亲自指挥这次行动。在这里，贾似道的政治需求与王朝的军事需求发生了冲突。吕氏家族的大权使朝廷感到紧张，并主张任命一个外人作为安抚使。此外，吕文德的非凡个人成就使他成为身居高位的军事家，这使得家族内外都没有人够资格顶替这个职位。贾似道被迫任命文官李庭芝担任荆湖制置大使。尽管李庭芝曾经是贾似道的幕僚，但他对贾似道是一个直接的威胁，也不受吕氏家族待见。因此，贾似道允许吕氏家族成员违抗李庭芝，这影响了救援襄阳和樊城的行动。更糟糕的是，李庭芝的任命表明了朝廷对吕氏家族的不信任，也许让贾似道亲自指挥这次任务是更明智的做法。李庭芝的任命给王朝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的指挥四分五裂，襄阳和樊城的封锁很快就被突破了。蒙古人的封锁因宋朝的救济而收紧，尽管直到1272年夏天，宋朝的水军民兵仍然带着大量的物资通过了封锁。然而，这些成功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价，而且无法持续下去。蒙古人的封锁大大削弱了这两座城市的守军，但由于蒙古军队的攻城战术不太积极，所以伤亡有限。忽必烈的目标不仅是夺取这两座城市，而且还要说服吕文焕投降蒙古。经过五年的压力和恳求，终于到了用武力使之投降的时候了。1272年底，忽必烈与他的顾问（其中包括刘整）达成一致，认为襄阳和樊城是完全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樊城被占领，襄阳就必须投降。第一步，元军要摧毁连接两座城市的汉江浮桥来孤立樊城。桥的上方是一排打入河床的木桩，由铁链连接，由宋朝水军保护。一支部队从陆地上向城市发起攻击，另一支部队用锯子锯断木桩，用斧子砍断铁链，用引火球烧毁桥梁。对木桩和桥梁的攻击是成功的，许多宋朝战船被烧毁，约30艘战船被俘。该战略的第一阶段成功了。由于樊城被孤立，蒙古军队从四面八方对该城发起全面攻击。刘整从河进攻南侧。刘整的部队突破并烧毁了沿河的护墙，并在护城河前的第二道城墙（即主城墙外的第二道城墙，低于主城墙的水平）前为新型“回回炮”（西域穆斯林发明的重型投石机）建造平台。面对宋朝的箭矢和石块的猛烈攻击，刘整的部队投石回击。当宋朝水军试图赶走蒙古军队时，蒙古人趁着风势发动了一场火攻，摧毁了一百多艘宋军船只。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蒙古人已经立稳脚跟。部分战斗发生在大雪中，蒙古一方伤亡惨重。第二支突击部队随后占领了该阵地，并完全拔除了木制的河道围墙，填平了护城河。蒙古军队第一次试图占领城墙脚下的矮城墙，但被击退了。第二天黎明，蒙古军队发动第二波攻势，最终成功攻占矮城墙，并翻过主城墙，占领了城墙的顶部。其他蒙古军队也凯旋得胜，填平了护城河，并翻越了城墙。蒙古军队的伤亡代价非常大，大多数指挥官自己也受了很多伤。一些宋朝守军不顾一切的巷战最终是徒劳的，一些指挥官跳入燃烧的建筑物中自尽身亡。1273年2月2日，樊城完全被蒙古人控制了。蒙古军队无情地屠城，他们把尸体堆起来，一万多人的尸体堆在墙外，供襄阳人观看，高度比樊城城墙还要高。吕文焕在襄阳的地位已无法维持。经过六年的围困，吕将军救援无望，而且有明显迹象表明宋朝廷怀疑他的忠诚度。他向蒙古人投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樊城陷落清楚地表明，蒙古军队也可以攻克襄阳的防御，而且一旦襄阳被攻破，蒙古军队将屠城。忽必烈把刘整从襄阳调到淮西，因为他的存在可能会激怒吕文焕。忽必烈要等着吕文焕投降。吕文焕受降仍然是“襄阳—樊城战役”的更大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且，鉴于樊城之战造成了巨大伤亡，忽必烈并不急于再次采取这种行动。在襄阳继续抵抗的任何现实希望都被河对岸腐烂的高耸尸堆和城东南新修的“回回炮”打破。巨石击中了城墙上的一个塔楼，发出雷鸣般的撞击声。1273年3月14日，吕文焕终于投降。襄阳的投降使朝廷感到震惊。这不仅是一次威胁到扬子江中游的军事失利，也是一次政治上的失败，使贾似道和宋朝皇帝的信誉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朝廷认为最好不要试图瓦解吕氏家族的网络，并拒绝了两名吕氏家族成员的辞呈。如果这样做，就会承认皇帝和贾似道的错误，并扰乱整个防御系统。朝廷似乎从未接受吕文焕投降、为蒙古人服膺的事实。吕文焕不再忠于宋朝了。朝廷继续与吕文焕沟通，要求他与蒙古人的上司交涉，这种交涉一直持续到1276年宋朝皇帝向蒙古人投降。考虑到樊城沦陷后的情况，以及吕文焕这么多年来的坚持，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宋朝朝廷并不怎么谴责他的叛变。当然，任命李庭芝一事把吕文焕放在了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在襄阳城内拼死作战是毫无意义的。襄阳城早晚会沦陷。吕文焕可以投降，然后自尽，为他身后的王朝殉葬；或者，他可以退休不干，而不为蒙古人服务。但是吕文焕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积极参加对宋朝的征服战争，这表明吕文焕与宋朝朝廷、军队和民事部门之间存在着断裂。吕文焕和他的家族与宋朝朝廷的隔阂直接关系到一个问题：宋朝为何会落入蒙古人之手？虽然吕氏家族的网络构建于政府官方行政结构之外，但它为抵御蒙古人提供了十年的有效防御。蒙古人的成功并非不可避免，宋朝的灭亡也不是必然。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宋朝本可以与蒙古国建立起某种关系。而且，即使有了刘整的新战略，吕文德也有可能抵御对樊城和襄阳的围攻。诚然，李庭芝领导的失败让困境更上一层。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吕文德之死和朝廷对吕氏家族权力的怀疑打破了原有的防御体系。为了换取信任和地方权力，吕氏家族的网络忠诚且有效地保卫了宋朝，对抗蒙古人。当宋朝廷表明它不再完全信任吕家，并派一个外来者来控制他们的权力时，这个家族也就不再亏欠朝廷什么了。许多文官不理解朝廷（以贾似道的名义）与吕氏家族达成的隐性协议。在文官们看来，武将以一种与文官相同的方式为王朝服务，并以同样的方式对王朝表示忠诚。不能因为军事形势不利就放弃或投靠敌人。他们认为武将应该战斗到死，因为这是最体面的做法。军队成员对蒙古入侵的反应与乡绅和文官阶层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抵抗是徒劳的，而且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与民间精英阶层不同。军队可以在战斗中拼死抵抗，宁可自尽也不被俘虏（就像樊城陷落时吕氏家族的一位成员那样）；但在战斗之外，当局势明显没有希望时，他们就可以投降。相比之下，许多文官精英认为，如果自己在战争中被俘，就不能为新的王朝服务，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必须在王朝灭亡时自尽。次年，蒙古人继续入侵，吕文焕带头说服他的家族网络投诚。这些叛逃行为不断增加，因为每次投降都有助于说服其他指挥官投降。贾似道终于指挥一支庞大的宋朝军队来阻挡这次入侵，但为时已晚，无法阻止防线的瓦解。他随后被解除了指挥权，并被送入流放地，六个月后被郑虎臣暗杀。然而，损失已经无法挽回，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岌岌可危。1275年，宋朝朝廷拼命试图与蒙古人建立休战关系，请吕文焕担任对话者。朝廷声称，这一切的责任全在贾似道。即使吕文焕被说服了，但他背后的蒙古人现在却一心想要毁掉这个王朝。在收买了吕氏家族网络之后，蒙古人已经没必要妥协了。1276年2月4日，宋朝皇帝正式投降。
继寇准和岳飞之后，宋朝历史上出现的第三个爱国人物，一位名叫文天祥的文官。与前两位不同的是，文天祥有一个明显的优点，那就是他书写了自己在宋朝最后几年的行动。这种历史编纂学并没有削弱现代、前现代中国历史学家对他一生的普遍积极评价。这一历史学上的警告并没有削弱现代和前现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他一生的普遍积极评价。1256年，文天祥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宝祐四年（1256年）在殿试中由宋理宗钦点为状元，并在襄阳投降后的混乱局面中迅速崛起。1276年，文天祥出任右丞相，正好赶上了宋朝和蒙古人进行投降谈判的时间。这位新任丞相过于好战，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在文天祥自己描述的一个著名场景中，他在蒙古军营的一次面对面的会议上谴责蒙古将军，并表示他愿意为自己的王朝而死。尽管文天祥说他的举止让蒙古人尊重他，但这并不是重点。宋朝的大部分官员都抛弃了这个王朝，军队已经从临安撤走，而蒙古军队正以压倒性的力量逼近。由于文天祥显然不准备讨论实际问题，他的姿态要么不理智，要么为了赢得更多时间使用小伎俩，因此他被蒙古人囚禁并被送往北方。
3月28日，临安投降，蒙古军队进城。宋朝留下来的东西得到了保护，建筑、人、艺术品、城市本身都没有被破坏。正如蒙古军队指挥官保证的那样，临安没有发生抢劫或滥杀无辜的情况。宋朝信守诺言，偷偷派皇帝的两个兄弟南下。 1276 年的临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它比中国北方城市富裕得多。几十年的战争使蒙古人陷入贫境，但这时他们征服了临安。蒙古控制的中国江南地区曾在宋金战争中免于破坏，现在也避免了大规模的破坏。古代中国的江南地区只在14世纪遭受了战争的影响，而且即使是战争也只是短暂地破坏了它的经济发展。即使在今天，江南地区也是中国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征服临安是蒙古历史上的大胜利，可以和征服巴格达相提并论。
蒙古军队统帅旭烈兀军围巴格达（1258年1月29日至2月10日）
然而，宋朝的抵抗并没有因为皇帝的正式投降而完全停止。被俘虏北上的宋恭帝赵㬎（北迁后剃度出家，1323年被元英宗赐死河西[今甘肃张掖]）被李庭芝短暂地拦截。李庭芝现在正指挥着扬州无情的防御。他拒绝向新朝廷投降，这给城里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要么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忠诚姿态，要么是为确保自己的荣誉而做出的自负尝试（或者两者皆是）。1276年8月，李庭芝的下属策划投降，李庭芝在自杀未遂后被俘，后被处决。
文天祥逃到南方寻找两个皇子。7月9日，文天祥在福州找到了他们，其中年仅7岁的大儿子现在“正式”被扶正成为了皇帝，也就是宋端宗赵昰。文天祥在新朝廷中并不受欢迎，新朝廷由那些在蒙古军队迫近临安时实际逃离的人控制。他转而在南方内地拿起武器，通过组建军队，试图维护或重新维护政府的权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名义上的宋朝权力。但是，1277年初，福州陷落，宋朝朝廷进一步向南逃亡。1278年5月9日，宋端宗赵昰去世，由他6岁的弟弟赵昺继位。朝廷现在搬到了广州以南100公里处的一个岛屿——崖山。1279年2月2日，文天祥本人被俘，最终被蒙古海军囚禁在一艘船上。
台湾新北双溪三忠庙内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像
在崖山的最后一战中，1000艘宋军战船静候元朝海军进攻，后者由300至700艘船组成，规模较小。宋朝朝廷的失败无法挽回，与这场战斗的结果输赢无关。宋朝朝廷的残余被孤立起来，没有希望得到拯救，这是一支被耗尽的政治力量，在崖山上演悲剧的最后一幕。蒙古海军指挥官张弘范（1238-1280）是一个北方汉人，他和党项人李恒（1236-1285）一道，接到命令，消灭最后的宋朝残余。元朝军队的行动经过深思熟虑。用射石炮轰击宋朝舰队的计划被否决了，因为它会使宋军舰队分散。他们选择等待，直到宋朝海军耗尽粮食和淡水。宋朝舰队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团体，让人很难从外攻击。3月12日，一些宋军舰船叛逃。次日晚上，一支宋军小分队袭击了蒙古人的北方巡逻船（也许是为了突围），但蒙古海军迅速作出反应，以重大的生命损失击败了宋军小分队。3月17日，李恒和张弘范决定是时候进行一场终极之战了。他们在第二天晚上召集了舰船的指挥官，并命令他们为第二天的攻击做好准备。蒙古海军被分为四支舰队。李恒将从北部和西北部进攻，张弘范将从西南部进攻，其余两支舰队将从西部和南部进攻。崖山岛上以西出现了一片乌云，天空中下起了大雨。张弘范知道这是意料之外的好事。在黎明时分，李恒率军开始进攻，利用潮水和水流的优势，从北面迅速击败宋朝舰队。
李恒命令他的船只先进入宋军舰队的尾部，以便利用蒙古船只较高的船尾（他们在那里设置了射箭台）来支配宋军船只。他小心翼翼地在那里放置了七八个专业弓箭手，以加强射击的效果。李恒的第一波攻击也切断了固定宋军战舰的绳索，拉近到近战的距离。宋朝海军用箭和炮射击进行反击。上午11点，李恒已经拿下了三艘宋朝战舰，但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到了中午，李恒已经突破了宋军舰队的外线，与另外两个蒙古舰队一起，击碎了宋朝阵型的西北角。
中午时分，潮汐发生了变化，水流倒流，流向北去。水流把李恒的舰队带出了宋军的阵型。宋军的水手们听到从南方传来的军事信号声，错误地以为蒙古舰队正在休战吃饭。尔后，张弘范的舰队乘着北向的水流进入宋朝舰队，鸣金进攻，一时间连破七艘宋船，宋师大败。李恒带着他的舰队重新投入战斗，到了下午时分，宋朝海军开始罢兵投降。数以万计的宋朝官员和妇女跳入海中淹死了。丞相陆秀夫见状无法脱逃，便背著刚满8岁的末帝宋少帝赵昺跳海殉国。随着赵昺驾崩，南宋的最后残余也被消灭了。忽必烈的蒙古元朝通过一场海战和完成了对宋朝的征服。大多数宋朝的忠臣都在王朝终结之后活了下来，尽管有数千人选择自尽。文天祥的弟弟文璧（1237-1298）也曾担任过南宋官员。崖山海战之后，他向蒙古人投降，并接受了元朝政府的任命。文氏兄弟代表了宋朝官员的两极，对宋朝军事失败报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文天祥抵抗直至最终被处决，文璧则接受了新的政治现实。在这两极之间，有一些前朝官员选择不再为朝廷效力，而是退隐到私人生活中。没有在之前为宋朝效力过的文人处在一个更暧昧的位置，因为他们对宋朝晚节的忠诚更多只是名义上的。这些人中的许多也选择远离元朝政府，加入忠于旧朝的忠臣行列，把忠于旧朝作为一种癖好和身份。1283年1月，文天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
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
兵家胜负常不一，纷纷干戈何时毕？
必有天吏将明威，不嗜杀人能一之。
我生之初尚无疚，我生之后遭阳九。
厥角稽首并二州，正气扫地山河羞。
身为大臣义当死，城下师盟愧牛耳。
间关归国洗日光，白麻重宣不敢当。
出师三年劳且苦，咫尺长安不得睹。
非无虓虎士如林，一日不戈为人擒。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蝟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昨朝南船满厓海，今朝只有北船在。
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
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
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
（文天祥《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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