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年，贺雄飞和他自定义为“黑马”的 34 本书 | 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①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当 1940 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平装书革命使得图书成为一种廉价商品时，畅销书也随之成为社会心态和思潮的晴雨表。日本文艺评论家中岛梓就曾说：“畅销书的构造也是各时代状况的构造，同时还是各时代读者的知识状况的反映。”
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图书业开始的市场化运作和整个大众阅读市场的兴起，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畅销书。它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缩影。从和五四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 1980 年代“文化热”到持续至今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新知引进、思潮起伏、社会心态转变，中国和中国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的热销取代了《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不再“丑陋”，而是在说“不”和“不高兴”。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这些书包括：《丑陋的中国人》（1986）
《中国可以说不》（1996）
《富爸爸，穷爸爸》（2000）
《谁动了我的奶酪？》（2001）
《杰克·韦尔奇自传》（2001）
《中国不高兴》（2009）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1988）
《悲剧的诞生》（1986）
《宽容》（1985）
《美的历程》（1981）等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1991 年，北京经济学院的大学生贺雄飞找到了诗人汪国真，说“我要给你搞个对白”。35 岁的汪国真“很激动”，答应了他。这时，贺雄飞 23 岁，由此出版了第一本书《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销量达三十几万册。
那时，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正兴起一股“汪国真热”。他们阅读和背诵着汪国真的诗歌，比如“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等句子传诵一时。
不过，对于贺雄飞来说，《年轻的潇洒》意义在于开启了他至今长达 26 年的出版生涯。到 1991 年大学毕业时，他总共出了 41 本书。但那时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贺雄飞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回了老家，成了内蒙古政府办公厅的一名秘书。
公务员的生活“循规蹈矩”、“枯燥乏味”，年轻的贺雄飞觉得“没意思”。当时，海南刚建省不久，兴起了“海南热”。每年差不多有 10 万人涌入海南，希望实现自己的淘金梦。贺雄飞也加入其中，来到了海南洋浦开发区淘金。海南三年，贺雄飞在马路上卖水饺、卖拉面；开饭馆；搞汽车配件城；和房东因为装修打起官司，最后总共赚了十几万块钱。1995 年，“挖到了第一桶金“的贺雄飞从海南回到了内蒙古。“当时年轻人怀着激情，总是想做点事。稀里糊涂地去，稀里糊涂地回来“，贺雄飞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1996 年 3 月 8 日，贺雄飞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创作工作室——草原部落工作室。“（第一个是）因为在此以前都不叫工作室，都是个人行为。工作室突出的就是一个团队合作”，贺雄飞说。而加上他，工作室一共有四个人。
在 1990 年代，中国出版业放宽了对民营书业的限制。虽然依然需要从出版社购买书号，但个体书商已经能够参与策划图书出版。作为二渠道的民营书店也开始成为主渠道新华书店的补充。
一开始，贺雄飞的“草原部落”做的都是些《儒商时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之类的畅销书。这些书很好地贴近了当时中国人对实用书籍的需求，每本发行量都突破了 8 万册。但在贺雄飞看来，这些书“没有思想深度”。
1998年，当时《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孙郁给贺雄飞推荐了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通过余杰，贺雄飞又认识了摩罗和孔庆东，再加上他手里已经攒起来的张建伟、毛志成和谢泳等人的书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带有启蒙性质的，”贺雄飞说。“我看了就很激动，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有血性、有锋芒、有激情、有忧国忧民这种意识”。
培育于 1980 年代的文化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在这个时候重新兴起，对现代性的追求和自由主义的认可——讴歌人的理性，高扬人的解放，宣扬启蒙精神也成为这个时代里重要的声音。
贺雄飞适时地推出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和“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三个系列，一共 34 本，轰动一时。包括余杰、摩罗、孔庆东、朱学勤、秦晖、徐友渔、钱理群和谢泳等一批作者成为名人。《火与冰》《耻辱者手记》《47楼207》《书斋里的革命》《问题与主义》《自由的言说》《拒绝遗忘》等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每本都有好几万册，其中余杰的《火与冰》和孔庆东的《47楼207》达到 50 万册以上。“他们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贺雄飞说。
钱理群在摩罗《耻辱者手记》的序言中，将摩罗称为鲁迅“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而摩罗这个笔名，正是源自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那时的鲁迅试图为 20 世纪的中国重建价值和理想，认为“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必须追求“个体精神自由”，而这需要“精神界之战士”的努力。
摩罗等人也正是希望延续这一传统，展开了对传统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猛烈的批判和反思。这对当时的众多年轻人来说，备受震动，认为自己受到了“启蒙”。而摩罗他们也“成了那个微妙时代的双重受益者，一方面他们都以钱理群的学生自称，变成了承接自由主义传统的新一代人，另一方面他们则是正在兴起的市场机制的象征”，作家许知远在《朋友们》一文中写道。
贺雄飞也成功地利用了这个市场机制。比如他和余杰、摩罗和孔庆东在全国 60 所大学展开巡回演讲，在大学生中一下子“引爆”了“草原部落”黑马文丛；策划的“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推火了《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黄河》《文艺争鸣》《书屋》等杂志，兴起自由讨论氛围；召开“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掀起一股自由主义思想热潮等等。
但由于影响太大，也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草原部落的“繁荣”持续了三年就结束了。贺雄飞也不再出版有关“思想”的书籍，转向了文学。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他出版了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鲍尔吉·原野（《掌心化雪》）、阎连科、北村、尤凤伟和李锐等人的作品。
同时，贺雄飞一直在研究犹太文化，也出版过相关书籍。从 2010 年开始，他转向了教育。现在则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以（以色列）智慧结合的学校——无它创新智慧学校。贺雄飞觉得，犹太教的文化和自由主义的思想核心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其实本质上没差别”。“我们那些普世价值观，我们身上实现不了的，我相信孩子们会实现的。”贺雄飞说。
我们把贺雄飞的故事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希望你能更直接地认识他。
口述 | 贺雄飞
摩罗他们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
说实在的，我是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的。因为回忆这段往事总是让人有些痛苦和伤感。因为它毕竟代表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本书《年轻的潇洒：与汪国真对白》。汪国真那书当时卖了 30 几万册。那是“汪国真热”的第二本书，他第一本书叫《年轻的风》，第二本叫《年轻的潇洒》，第三本叫《年轻的思绪》。因为他的诗歌比较清新、淡雅，给人一种安慰，又很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所以很畅销。
1991 年，我从北京经济学院毕业，总共出了 41 本书。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当秘书。后来觉得没意思，觉得政府的工作枯燥，比较乏味，循规蹈矩。当时兴起“海南热”，然后 1992 年我就去海南下海，最后挣了十几万块钱，等于挖到了我的第一桶金。
1995 年，我从海南返回内蒙古。回来我在 1996 年的 3 月 8 日，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创作工作室，就叫“草原部落工作室”。因为我是内蒙人，“草原”是自由的象征。“部落”很遥远，象征着孤独的思想者，不凑热闹。当时人不多，给我打工的有三个人，一共四个人。
我们刚开头是出畅销书为主，出的《儒商时代》《夫妻兵法》《世界十大名牌经营策略》《世界十大富豪处世韬略》等等这些社科类的，但是没有思想深度。后来呢，我出了一套“百角丛书”。因为 1980 年代，上海三联书店出过一套“五角丛书”。我这个“百角丛书”就是一百个角度看世界，一百个角度看人生。在这个出“百角丛书”的过程中，有《南方周末》的首席编辑、记者鄢烈山，当时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杨东平，还有《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解玺璋等一系列名家的书籍。
再后来呢，我越来越转向思想了。有一个《北京日报》的记者，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叫孙郁。他是个鲁迅研究专家，给我推荐了一个年轻人的书，就是余杰的书。当时他是自费油印的，余杰还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然后我看了就很激动，因为他这个思想里头有血性、有锋芒、有激情、有忧国忧民这种意识。
中间又通过余杰，认识了当时的才子摩罗。他写了本书叫《耻辱者手记》。后来又认识了当时北大的青年教师孔庆东，然后《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张建伟，还有毛志成。这么几个人的书稿，全都是有激情、有思想的，而且带有启蒙性质的。
而且正好 1998 年的时候，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在兴起，包括我们后来说的像秦晖、朱学勤、徐友渔和钱理群这些人，都是那个时代出现的。所以我很激动，就连续出了三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主要是给青年人出的，叫“草原部落黑马文丛”。包括余杰、摩罗、孔庆东等。“黑马”象征着文坛新人。因为在此以前，余杰，摩罗，孔庆东几乎都是文坛新秀，都是处女作。所以他们就是“黑马”，年轻嘛。再加上我本身“草原部落”是内蒙的，草原上就应该有马在奔跑。这个马就象征着激情，生命的状态，象征着思想。当时摩罗是华东师大毕业的，不是北大毕业的，但是后来有人把他们称为“北大三杰”。
然后出的“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主要是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的《书斋里的革命》，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教授的《拒绝遗忘》，清华大学秦晖教授的《问题与主义》，还有社科院研究院徐友渔先生的《自由的言说》，就这个系列。后来出的黎鸣的，还有别人的书。再加上“草原部落名报名刊精品书系”，包括《天涯》《北京文学》《上海文学》《黄河》《文艺争鸣》《书屋》等杂志。这些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出现的。
出来以后，反响特别大，一下就成为畅销书了。每本书都有好几万册。像《火与冰》《47 楼 207》发行量都突破 50 万册。印多少最后也忘了，反正不断地加印，三千、五千，经常印。反正几十万册吧。具体多少我也忘了。
它当时的影响就和后来的韩寒、郭敬明一样。在“草原部落”之后，才出现的韩寒和郭敬明。余杰代表 70 后的年轻人，韩寒、郭敬明代表 80 后的年轻人。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1998 年 12 月底，我协同余杰，摩罗和孔庆东几个人在全国 60 所大学搞了一个巡回演讲，叫“踏雪寻梅”。一下子就引爆了，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成为大学生的畅销书。
当时的学生激动呀，每个地方都是六七百人、七八百人，都轰动了。包括后来《南方周末》的一些记者，都是那时候受我们启蒙影响后成为记者的。我现在回过头，碰到很多人，都说是读着我的书长大的。1970 年到 1975 年，读大学的，有点文化的，几乎都是读过“草原部落”书的。
我们的演讲主要是围绕书的内容。余杰是讲对传统的反思，对大学的批判，讲人文精神。摩罗就讲他的《耻辱者手记》，一般人也听不懂。他写得很深刻，文笔也很优美。孔庆东相对就比较幽默，好玩，有趣，回忆一些大学美好的时光。我呢，最后总结，希望大家买书。最后讲五分钟，因为他们不能王婆卖瓜。我的身份是出版商嘛。后来孔庆东和余杰说，老贺你少讲点，你不能多讲。你的文化也不行，学术水平也不行，你还是多听听，让大家讲。我说我不讲，谁给你们卖书！
我这套书把他们自由主义学派打出去了
这些书从确定选题到出版花的时间很长，至少得换七八家出版社才敢出。第一本《火与冰》就换了五六家。后来《铁屋中的呐喊》换了十来家出版社。每一本都要做一个书稿旅行。除了孔庆东的，毛志成的和张建伟的，这三个人没有，剩下的全部都做了书稿旅行。
摩罗当时在北京印刷学院，比较边缘化。因为摩罗这个人比较内秀，内心是很丰富的，可能在人际关系上面不是很好。一方面他在印刷学院受排挤，和他的思想有关，毕竟他是非主流思想。第二个和他性格有关系，因为文人总是清高，总是自以为是。后来我请他在草原上骑马，1998 年的时候，我开草原部落书市。骑马的时候还是非常潇洒的。
孔庆东的书几乎是同时出来的。他的书思想性不强，就是语言比较好玩，幽默。孔庆东当时是老大哥，教师嘛。
1998 年，我正由内蒙向北京发展。内蒙的包装、印刷、设计和发行都比较偏远落后。北京当时有个蒋宏工作室，他这个年轻人，留着小辫，留着小胡子，还挺有点创造力。
后来我就突出这种怪异，因为第一本是《火与冰》，副标题为“一个北大怪才的抽屉文学”。第一，突出北大。北大的怪才那么就吸引人。抽屉文学玩了一个概念，是说这个文章是发表不了的，只能放在抽屉里，自己看的。现在出版了，带有一种揭秘性。摩罗就是《耻辱者手记》，因为他一直在咀嚼耻辱，咀嚼耻辱就是耻辱者，等于一个知识分子觉得自己缺乏人权，缺乏人格，缺乏生命的尊严，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就有一种抽象，文化的感觉。耻辱者用自己的手写下来就带有一点揭秘性和真实性。就像作者手记一样。副题是一个民间思想者的生命体验。孔庆东《47 楼 207》写得有点幽默、休闲、诙谐。像毛志成的叫《昔日的灵魂》，就有点挽歌、回忆，有点像那种回忆的思想的罐头一样。张建伟的就《深呼吸》，突出纪实，还有那种现实感和生命的状态。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
反之，知识分子文丛就突出个人。像朱学勤、秦晖、徐友渔他们都是我们找的当时一个摄影家，现在很有名，叫鲍昆。给他们一个大头像，突出他们主体的价值。书名其实我都是凭感觉。比如朱学勤那本原来叫《书斋里的革命及漏斗》，是他的一篇文章的名字。我觉得加个漏斗就啰嗦了，他的思想对书斋有种批判性，就叫革命。那秦晖，因为《问题与主义》是胡适的一句话，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就觉得这句话挺好，我就凭感觉。徐友渔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学者的言说》，我觉得啰嗦，改成《自由的言说》。《拒绝遗忘》是钱理群自己取的。
这些知识分子当时在国内也算有一定影响，但是最主要是当时我这套书把他们自由主义学派打出去了。因为像秦晖这些都是国内一流的学者，但当时他知名度不是很高，中国的学者很多，他们跟别人没有区别。就像我后来出的“蓝色书坊“，杨显惠、阎连科、尤凤伟、北村等，一下就把他们和普通作家区别开了，突出他们的思想性。
因为中国人沉寂了十年，而且有思想的人也不多。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文人的四种类型》，有休闲文人、反动文人、无聊文人和进步文人。很多都是休闲文人，写些小情小调，风花雪月，吃喝拉撒睡，没啥价值。我们主张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西方的文化也进行有机地吸取。让中国能够放眼看世界，有点新启蒙的感觉。
当时畅销是因为那时的启蒙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专制的批判。在此以前人们思想上都阳痿了，没有血性，没有锋芒，都是不痛不痒的文章。
我出这些书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市场，就是因为激动。因为我在内蒙比较偏僻，我最早出的畅销书就像刚才讲的《儒商时代》《夫妻兵法》这些。在此之前，我没咋接触过思想。当时这些文章，唤醒了我那种激情和梦想，唤醒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当然当时我还算不上一个知识分子，就是一种激动。
“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
2000 年的 1 月 8 号，我在北京朝阳区的戛纳酒吧开了一个“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座谈会。李慎之先生、李锐先生、茅于轼先生、崔卫平、周实、蒋子丹、王学泰等，中国几乎所有有名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去了。人太多了，七八十个人。影响很大。
开了这个会，四月份……全国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不能和我合作。我后来出的书就全用的笔名，什么亚伯拉罕、牧歌、田原，后来的书就不能正式出版，因为出了以后，只要用草原部落的名称，用我主编的名字，都出不来。
现在包括钱理群先生，现在三联书店给他出文集。像秦晖，到处给他出书。当时他们的书都是被查封的，不让出。名字都敏感。
当时知识分子领袖的李慎之先生——李慎之是中国社科院的副院长——说，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焰。主要还是要启蒙，开启民智，让大家学会思考。这个启蒙是和 1980 年代的启蒙一脉相承的。
1980 年代末是个分水岭。它把原来 1980 年代主要从外国的尼采、叔本华、萨特，把放眼看世界这个文脉给中断了。中断以后开始复苏，先从小情小调的席慕容、汪国真复苏，复苏到王朔，玩世不恭，调侃世界，然后复苏到余秋雨，对历史只敢叹息，不敢批判。再开始到王小波，是用一种诙谐的幽默的调侃，也不敢正面批判。中间又出了“布老虎”丛书，是纯文学的，影响力很大，但它基本上是些意识性的东西。那么到“草原部落”这里，就完全是一种反思和批判，而且突出思想，有激情、有理性、有状态。
等于 1990 年代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在风波以后，压抑了有八九年。一直到 1998 年我们这块，就代表了一个思潮，就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思潮：对中西文化的一个比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反思。而且这批青年学者既有激情，又有理性，又有锋芒，而且批判性特别强。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如今过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回过头看当年这些畅销书，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些书放到现在，也还是出不来。当然有些书在理论上，尤其一些翻译的书籍，比如像汉娜·阿伦特的一些书，奥威尔的一些书，当时都是不准出的。“草原部落”这些书可能比不上他们深刻。但是在中国学术界，当然从学术和理论上可能现在比那时深刻，但是从锋芒和批判的力度，还有文字的冲击力，现在的书达不到那个程度。现在这些书如果再版的话，还会畅销。
孔庆东和摩罗后来都发生了蜕变。我后来给孔庆东出了一本书，叫《四十不坏》。我给写的后记，引用了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我平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向世俗化的堕落”。实际上，从人的本性来说，都愿意名利和世俗化。那么，既然你选择了思想者，就像钱理群所说，就选择了一条孤独的路，选择了丰富的痛苦。那么，你要跟这个时代，跟这个历史不能同流合污，那注定你是孤单的。但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又喜欢享受生活。所以知识分子向世俗化堕落也是规律呀，那么只不过孔庆东后来更左了。他讨好政治了，变成一个左派的代表。那可能和他心底早年中积累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想当领袖，有领袖情结。摩罗就纯粹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后来写《中国站起来》什么的，他不再咀嚼耻辱了。他问自己幸福不幸福，他要过幸福的生活。我觉得是一种恐惧、软弱和懦弱。甚至有点讨好当权者。余杰一直就没妥协，最后他走向基督教，去了美国。三个人走了三条不同的道路。
那么相对来说，像谢泳这些就走了大学的学术之路了，继续研究他的西南联大和知识分子问题。其他一些也成了一流大师级的人物，像秦晖，徐友渔和钱理群，都走向“神坛”了。
题图来自：陈逸飞油画《鲁迅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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