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②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搬离了上海鞍山四村 30 年，毛时安仍能清晰描绘出这片他曾居住过 30 年，又离开了 30 年的区域，几栋分属不同工厂的家属楼串起了他的空间记忆。上海工具厂、新沪钢铁厂、新中动力机厂……这些工厂早已远去，留下的是大片面貌相似的行列式多层居民楼。
很难计算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个“新村”，人们不过多讨论不同新村建造年代和背景的差异，模糊地统称其为“老公房”，一个流传度更广的称呼是三个形容词的叠加——老破小。
摄影师宋涛、季炜煜组成的“鸟头”曾在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名为《新村》的摄影集。如今翻看，大部分的新村还长一样，五至六层的房子被绿化环绕、墙头的猫、小区里的健身设施，似乎每个楼道都会停放一辆归属不明的废旧自行车……《新村》的封套上是一连串的惊叹号——“我们当然要拍你们！我们的六层楼房！我们的散发着新鲜水泥气息的六层楼房！！我们的被飞快建造起来又被飞快推倒的六层楼房！！！因为我们就是你们！”
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座城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是被敲锣打鼓送进工人新村的。毛时安还记得搬进鞍山四村的那天，“现在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六十多年，荣光变庸常。
“9 岁前，我已经搬过了四次家”
1957 年，9 岁的毛时安搬进了鞍山四村，这是上海工具厂分给父亲的房子，也是他人生前九年的第五个“家”。
第一个家在上海打浦桥，毛时安在这里出生。1949 年，父亲在上海丢了钳工的工作，在遥远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找到了一份差事，举家迁往。“我对东北没有什么记忆，除了冷，就是一次母亲带我去哈尔滨办事，坐了一趟没完没了的火车。”
建国后上海迅速恢复生产，大量需要工人，全家又搬回了上海，租住在老北站附近，“我还记得巷弄口有个铁匠铺，私人的，那时候还没公私合营，夜里太安静，只能听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没等到鞍山四村的公房建好，毛时安先行转学到了四平路第二小学（今同济小学），和父亲工厂的几个学徒一起租住在附近。四平路二小在同济新村内，不同于当时为工人兴建的住宅，同济新村是同济大学教职工的家属院，这所家属大院里的小学也成为同济的子弟小学。
“当时有很明显的一条界限，‘村内人’和‘村外人’，‘村内人’还会进一步细分，看父母是老师还是校工。踢球比赛也会按照这条界限来分队。但大体上，村内的同学比我们这些村外的要教养好、功课好，当然我是个例外。”
入住鞍山四村前，他们还在附近农户家的柴房住过一阵，毛时安的“村外”同学有的居住条件更差。“有一个同学住的是草棚，他们家是舂米的，当时没有糯米饭，过年过节的汤团都是这样舂出来的。
“还有一个男同学和他爸爸住在碉堡里，国共战争之后留下了很多碉堡，大部分现在都拆了，也有的还留着。当时那个附近就是乡村，有田地、旷野，圆圆的碉堡看起来像个坟头。他们就找了一块布帘作遮挡，住在里头。”
“现在看上海到处都是房子，当年什么都没有，我记得旷野里还有一棵被雷劈过的枯树，鞍山中学附近还有一座破庙（萧王庙，今新华医院附近）。遇到有人过世，就能看到道士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那棵枯树下面做法事。那时候人也不讲究，夏天老太太不穿上衣，垂坠着乳房，用蒲扇扇风。小孩子哪像今天，冬天我们就用树的节垫在鞋底，在河面上滑冰。那时候的冬天很冷，到一月底河面上的冰就已经很厚了。”
“那时，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教授曾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建国前，除了极少数工厂曾迫于早年工人运动的压力建造职工宿舍，大部分的工人和平民都和毛时安的同学一样，住在棚户区，解决住房困难是这个社会主义新政权成立初期的挑战。同一时期的前苏联也面临过同样的挑战，他们给出的方案是一个被称为“赫鲁晓夫楼”的社会住宅计划，这种五层高的小户型简易居民楼在前苏联的各个城市复制推广。而上海则特别面向工人，通过为工人造住宅实现居者有其屋。
1951 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设委员会”，时任副市长潘汉年筹建了工人新村，以解决上海三百万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曹杨新村（一村）最早建成，1002 户来自各个工厂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家庭被敲锣打鼓送进了这里。整个五十年代是工人新村的建设高峰期。
毛家是鞍山四村的第一批居民，当时一家五口人被分到了一个套间。父母带着妹妹住在朝南的主卧，约 17 平方米，毛时安和三个弟弟挤在朝北的次卧，约 14 平方米。不同于曹杨新村，这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但建设之初还没有通煤气。
“那个房子有 33.8 平方米，实用面积，当时不讲什么建筑面积，而且只计算‘住人的部分’，也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什么的都不算面积。当时的租金一个月只有八九块钱，到了七八十年代涨到了二三十块。”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层，每层住着四户人家，左右对称，两边是如毛家一样的套间，南北两间卧室，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中间是两个单独的房间，供新婚的年轻工人居住，共用卫生间和厨房。“我父亲是七级钳工，很年轻，后来升到了八级。工具厂的车间主任也住在这里，八室，我家当时五口人，后来有了妹妹，他们家四口人，我们住的房子是一样的，并不因为他职位高一点有什么不同。不能说绝对平等吧，那个时候都是相对平等的。”
“刚搬进来的那天，我觉得像是进了天堂，真的毫不夸张。红色的木头楼梯、木质的窗户外面能看到蓝天和旷野。我和父亲、弟弟一起刷了墙。现在的人没有办法理解的，那时，我觉得房子是透亮的，每个人都是透亮的。”
去旧货摊淘家具是一件乐事，毛时安回忆父亲带着他们淘回来一个斑竹的书架、吃饭的方桌、写字台，慢慢拼凑，从无到有。“那个时候在舟山路、大名路有一些旧货店，现在提起来人们想到的就是淮海路的旧货商店，那个当然比较高档，我们那个时候没那么高档，就在这些地方买买。”
“那个时候物质上是比较穷的，但大家都有憧憬，真的有种主人翁的感觉在里面。”物质匮乏年代，人们总有建造的热情。煤球炉是当时的必需品，需要打开窗户防止煤气中毒，“最开始大家都很穷，没钱做管道，后来开始慢慢用铁皮做一根管子通出去。”这种煤球炉沿用了很多年，直到六十年代开始通煤气，这在当时很“隆重”，毛时安还和弟弟自制了一个煤气炉，用旧家具改的，比正常的尺寸稍大一些，下面放碗碟，上面是灶台，一旁还有拓宽的面积可以放菜。
新村里的“互通有无”
“三室里爷叔”、“四室里阿姨”，这是工人新村的常见称呼，比王阿姨、赵奶奶的流通性更广，当时鞍山四村一个单元共有 12 户家庭，毛时安一家住在五室，他是家中长子，代号“五室里老大”。
五室里老大还记得，七室和八室里住着相对“体面”的两户人家，七室是父亲在上海工具厂的徒弟，娶了个条件不错的太太。和动辄去旧货摊淘二手家具的毛家不同，七室结婚，整套家具都是新置办的，还有自己的收音机。
“八室里爷叔”是工具厂的车间主任，学历较高，以前在杭州读过高中，他的太太是个护士。“用现在的观念看，他们算当时很洋派的了。以前新村里的一般爷叔、阿姨觉得他们好像很另类。当时女性一般穿短裤、汗衫，‘八室里阿姨’已经穿胸罩、三角内裤了。怎么知道的呢？她洗干净晾在内阳台，就是连在卧室里面的那种。虽不是直接挂在窗外，但人们总还是能从楼下的不同角度看到，就会指指点点。”
“那时还没有‘隐私’这个词，听都没听过”，毛时安和新村里的孩子时常串来串去，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是附近新中动力机厂的一栋单人宿舍，特别用篱笆墙围起来。“六十年代他们厂还特别为单身职工配了一台公共电视机，前面时常围坐着附近几个新村里的孩子们。”
毛时安的母亲患有心脏病，不工作，补贴家用的方式是帮工人洗工作服，很厚的帆布需要泡在碱水里，洗掉机油。拧干又是另一番功夫。
新村里有一种“互通有无”，除了馄饨、饺子等家常菜，“八室里阿姨”颇有神通，“她在医院有渠道能弄到孕妇生产后留下的胎盘，这在现在讲当然不合法。但在当时“八室里阿姨”就把胎盘带回来给我妈妈补身体。虽然最后也没能补成，她还是很年轻就过世了。”作为交换，毛时安的母亲帮助八室的双职工夫妻，在他们加班的日子里照顾八室的一对双胞胎儿子。
1952 年 7 月 3 日，两名儿童在新建成的曹杨新村散步。（图片 / 解放日报，摄影 / 汪刚）
收集糖纸是新村里孩子的一项游戏，“但新村里不会有糖纸，糖果对工人而言太奢侈了。”毛时安还记得带着弟弟走出新村，一路沿着打虎山路、控江路、大连路、周家嘴路、商丘路，走到鸭绿江路桥（今海宁路桥），直到外滩。
“那里游客多，那时也不讲究，吃了糖就随意仍在路边”，毛还记得糖纸收藏的详细步骤，先用温水把脏东西洗干净，特别是玻璃纸，再一一贴在厨房和阳台之间的玻璃窗上，吸干水分，从玻璃上小心揭出，“得慢慢来，很容易破掉”，得到簇新的一张糖纸，夹在书里。
“三年自然灾害时，有一种‘绿叶奶糖’，定价昂贵，两角四分，斜条的叶子，印在波浪一样的蓝色玻璃纸上。还有米老鼠的糖纸，很多也很受欢迎，其实都是本地产的，和迪士尼没有关系，盗用米老鼠的形象而已。”
新村里成年人的“游戏”则是楼道里一度秘密进行着的“标会”，虽然这种小规模的民间信贷被明令禁止。“每家出 15 元，抽签决定顺序，每个月集中在一户人家手里，可以用来买点平日里负担不起的物品。”毛时安记不清当时标会的具体规则，通过标会有的家庭给孩子们买到二手的冬衣，毛家则是一张写字台，还是旧货摊淘来的。“穷归穷，我们家还是有一张写字台的！”
“要读书！”
“上海工具厂是一个三千多人的大厂，我的父亲很年轻就做到了七级钳工，三十多岁就升到了八级，最高级别。和一般工人不一样，他就喜欢钻研技术，钻研文化，本身只有小学毕业，后来他自己钻研读到了高中。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就是要读书！”
三年级时，家庭状况还可以，爸妈甚至在国际饭店为毛时安办了一次生日会，礼物是一本《儿童时代》，书里有 1956 年刚刚获得国际和平奖的齐白石，还有班超出使西域的连环画。“我自己花钱买的第一本书是《黑旗宋景诗》，三角钱，在四平路二小的地摊上买到的，讲山东潍坊的农民起义。”
搬进鞍山四村不久，毛时安就从有着“村内”、“村外”之分的四平路二小转学，转到了打虎山路小学（今打虎山路第一小学），他家的阳台正对着这间小学的操场。后来毛时安成了作家、文艺评论家，年近七十岁的他仍能记得小学五年级的一次作文比赛，他拿到了第三名，作文在整个学区的不同学校展览，传到了四平路二小，令“村内”的那些同济子弟刮目相看。“我就是不服输，我哪里就比别人差了。”
“五室里老大”是个读书人，“当时的四村人都知道，走到哪里我都要捧着本书看”。“八室”最让他羡慕的是书架，“今天我自己的书不要太多，书房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但我永远记得当初孩子时的那种羡慕。最开始不好意思开口直接问大人借，有一天看到八室爷叔和阿姨都不在，偷偷问双胞胎，这才顺利借到。”
借到的书包括《牛虻》和《普希金文集》，很多年后毛时安曾参与过一次文艺评论回忆，比较《普希金文集》的不同译本，他还是觉得八室里借到的那个版本最好，“它包括了普希金的作品、诗歌、小说、评论和年谱，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总还能记起里面的插图，普希金在皇村的一颗树下坐着，另一张是《致大海》，他穿着风衣站在礁石上，海浪拍打着礁石。”
高中毕业，“文革”开始，毛时安被分配到了上海红旗电磁线厂工作，他还记得每天往返于鞍山四村和位于军工路的工厂之间的步行距离。“每天五点半起床，（五点）三刻吃好早饭出发。冬天的路还是一片漆黑，沿着抚顺路，走过上海铜材厂的凤城新村，穿过去是宁国路，再穿过去又是一片田野……到了 6:20，我身上开始出汗了，五角场有部队，军号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接着是气象预报，再后面是样板戏。那个时候到处借书，偷偷地借回家，夜里回家看书、抄书，找同学借，找厂里的年轻工人借，相互传。大部分书都不知道经过多少人的手，破破烂烂的，夏天汗流浃背地抄，冬天哆哆嗦嗦地抄。”直到今天毛时安还保留了十几本当年的手抄书，为了节约纸，字号非常小。
“那时候青春期，也很压抑，一个人在阳台上唱歌吹口琴，《红河谷》啊、西班牙还是古巴的《鸽子》，也是偷偷摸摸借来的曲谱。口琴是八室爷叔的侄子送的，他早年从杭州来上海读书准备考大学，考完了回杭州之前，送了我这把口琴，还有甘肃甘肃师大附中的一套复习资料，那是当年教育质量很好的高中。”
“后来这把口琴丢了，我还记得是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发生了一次大的武斗，从早上打到了黄昏，我带着口琴去学校看，混乱中就丢了。”
“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了两次大学，成绩都很好，但政审不合格，两次都不合格，有个招生办的老师肯帮我，一直帮我推荐，一趟一趟地跑（各个部门）。后来我比新生晚一个入学，别人 10 月，我是 11 月。” 毛时安进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后来的路走得顺遂，做文艺评论，加入了作协，后来成了政协常委。
不服输的毛时安觉得自己幸运：“可以说从新村到今天，我从未懈怠过，每一次都付出了十二万分的努力。但我也清楚，并不是每一个付出过十二万分努力的人都能成功。”
他曾为《文汇报》写过自己的高中同学昌龙，昌龙没有读大学，在宝山区为机关做摄影师，“去年，很不幸他查出来患了癌症，但他还不错，大部分新村人逐渐到了社会的底层，谁能听得到他们的声音？”
“有能力有条件的人早就从新村里搬出来了”
毛时安留在了上海，两个弟弟去了东北和安徽插队，等到他结婚时母亲已经过世，父亲再婚搬出，妹妹也结了婚搬去了四川北路。南北两个套间只剩下毛时安和小弟弟两对夫妻居住。“后来有了点矛盾，就找了相邻一栋同样户型的人申请‘对调’房子。”
“八十年代后期，我们把鞍山四村的房子买下来了，原本说是‘分’给你的房子其实是租的，之前每个月要交租金的，之后住了两年，我太太的单位分房，我们就卖掉了鞍山四村，搬去了凉城四村。当时女儿在鞍山中学读书，我们每天接送并不方便，要换公交车的，后来就搬到了曲阳新村。”
曲阳新村的房子并不大，只有 26.8 平方米，但房型很是时髦。“那是上海第一次有跃层，我们住在八楼，我们家是‘向上跃’的，楼上是卧室，楼下是客厅。同一层楼对门的邻居则是相反，他们是‘向下跃’的，这样可以交错开来。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住房，新鲜极了。”
毛时安的女儿后来考上了复兴中学的高中，毛时安特意请王安忆、赵长天、陆星儿、叶辛等作家朋友在这个跃层的新鲜房子里吃蟹喝酒。“每次‘变房子’我都叫作协的朋友一起买，有的人不大肯，我们就借钱买。”
“我太太一辈子就有一个念想，就是住得好一点。” 1997 年，毛时安到了文化局工作，“当时已经开始卖商品房，国家补贴了我一点钱，我们东拼西凑买了龙华西路的一套公寓。再之后又换到了瑞金南路。”一路买房换房，2009 年，毛时安一家搬进了古北的一间新房，157 平方米，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独立的书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古北开始兴建，它紧靠虹桥商务区。第一个成片开发的高档住宅区就在古北，最初这里的“外销房”吸引了跨国公司的外籍员工。这里也被认为是“富人区”。
“不得不说，有能力有条件的人早就从新村里搬出来了，还住在鞍山（四村）的人，有的可能都不知道上海有古北吧。”
近几年，毛时安每隔一阵都要回鞍山四村看看，当初艳羡的八室里爷叔和阿姨一度搬离，但最后又回到了鞍山四村居住。毛时安曾居住过的那间房也被重新改造，原本南北的两个房间被分割成了两套独立的房子。曾经“不讲隐私”的新村，在南北两个房间中间砌起了一堵墙，一分为二，各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层楼，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了增加住房供应，又在原本三层楼的基础之上向上加盖了两层。1-3 层还保留了原来的木头楼梯，再往上是水泥楼梯，鞍山附近的工人新村大多保留了这样的改造痕迹。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杨辰副教授曾研究过这种“加盖”，不像今天大多打着“旧城改造”名义的项目将原居民迁往郊区，这种改造保留了原有的居民，又增加了住房的数量，“这在经济上看可能并不‘划算’，在那个年代之后几乎再也见不到这种‘加盖’式的改造了。”
今天的鞍山四村（图片 / 毛时安）
今天的鞍山四村（图片 / 毛时安）
但改造的频率不断放缓。如今这些新村的 1～3 层，木头楼梯年久失修，人走过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这里靠近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创意学院曾为附近街区的公共空间进行设计和改造。鞍山四村旁的苏家屯路，一棵树上出现了一颗硕大的玻璃球，这是一个感应灯，聚拢的人越多，灯就会越亮，设计者希望能通过这个作品带来社区的凝聚力。
“但这些小修小补没什么力度”，在古北住久了，每次回鞍山四村他都有些不能习惯。“管线设施很老化，外露的电线捆起来像乱稻草，蜘蛛网还有章可循一点。停车也是乱糟糟，楼外面看吧，油漆涂得崭新，里面就黑乎乎一片，物业管理跟不上，电表箱一塌糊涂，扶梯地板都颤颤巍巍，一脚踩上去都要担心会不会塌掉。”
尽管如此，鞍山四村的房价并不低，除了那些搬不走的原居民，外地有条件的年轻人也在此买房，“老破小”的价位相对可以负担，这是他们落脚这座城市的第一块跳板。毛时安曾经就读的打虎山路小学如今成了杨浦区重点，“学区房”是这处“老破小”的新价值。
作图：林玉尧
题图：stocksnap、Maxime Amoudruz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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