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1969年，赶上了外企的好时候，应对恐惧的方式就是“读书”|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⑦
房子是人类可以消费的最大商品，它也是个人生活变迁的见证者之一。好奇心日报会进行一系列以房子为线索的报道，看看过往发生了什么。
到了总结一段历史的时候了。
我们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经历了这段历史的尾声，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写就。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其实这就是普世价值。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们从个人生活中关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开始这个记录。
徐建新身上有很多矛盾点。
他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个人看看书，写写文章，风花雪月”，但他偏偏是个需要大量社交应酬的销售总监。
他骨子里向往安稳和踏实，但 20 岁后他就几乎没在老家杭州居住过，前后辗转过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他认为自己名字里的“建新”可能预示着自己终将一生奔波。
徐建新 1969 年出生在杭州庆春门外的电信局家属院里，这幢楼被他和小伙伴称为“大雄宝殿”，高耸的斜顶上散落着瓦片。徐建新的父亲是电信局的普通职工，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加上弟弟，一家四口住在 40 平米的房子里，家里摆放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家用“四大件”：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和自行车。
从小父母就告诉徐建新：“父母没什么能够给你的，你以后要靠自己。”
1988 年徐建新上大学，一年后中国推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报告》，等他毕业时，他只得“靠自己”自谋出路。他应聘到国营企业后又跳槽到外企，在之后近 30 年的工作生涯中，他从来没让自己闲下来过。“工作时间工作，非工作时间就读书，就这样过来了，”他说。
徐建新戴副眼镜，说话温和，看起来很斯文。他对自己身为浙江人这一点颇为骄傲。浙江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山多，平地少。他认为正因为地小，这里的人必须更勤奋才能谋得一份生计，用徐建新的话说：“我们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哪天可能就没饭吃了。”
他应对恐惧的办法是不停读书，徐建新先后取得了四个学位。最初他只是杭州大学的专科毕业生，在职期间他又念了北大和电大在杭州设立的经贸本科。被外派到北京时他住在亚运村附近 60 平米的老公房里，每周末他还要到十公里外的北大校园里攻读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他最近的一个学位是 2010 年浙江大学的 MBA，那时候他住在上海，两年半时间，他每个周末往返于上海和浙江，光是车程就是 4 个小时。周末他就借住在小时候父母的家属院里，“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
尽管徐建新并没有享受到他那一代人分房以及分配单位的福利，但他仍把自己称作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1 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而后连续 30 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1992 年徐建新 23 岁的时候，正值这 30 年的中间段，邓小平第二次南巡，确定了中国的市场体制改革目标，“如果还是计划经济，我可能就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徐建新说。
90 年代徐建新经历过外企光环最耀眼的时期，他先后加入过康师傅和通用磨坊。如今，他已经在通用磨坊工作了 18 年时间，为了开发新市场，他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城市。最近几年他基本都在上海，市场已经相对饱和。
而外企的光环也早已不再。
现在徐建新和妻子住在上海闵行区七宝镇一套 140 平方米的公寓里，这是 2007 年他搬到上海时花 270 万买下的。徐建新的儿子最近刚到美国读 11 年级，这也就意味着未来 6 年徐建新都要承担儿子在美国的学费和生活费，直至大学毕业。为了支持儿子到美国求学，徐建新去年卖掉了杭州的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房子。他并不后悔，因为他相信把儿子送到“最强大的国家”念书，也会“沾最强大的光”。
徐建新夫妻俩还计划在美国买房，最近他们正因为外汇管制问题而头疼。
以下是徐建新的口述，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了解他：
“庆春门外”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的城乡结合部，我们叫庆春门外，中国以前的城市四周都有城墙围起来，城墙外就是护城河。我们杭州有艮山门、庆春门、涌金门……七八个门，我们在其中一个门， 这个门出去就是郊外，进去就是城里。
那边以前大部分都是农地，我父母是电信局的职工，电信局有个单位设在庆春门外，我们是家属院，下面是单位，都是福利分房。父母现在还住在那边，只不过后来房产改革，他们花了一点钱，产权就变成自己的了。
那个家属院有几幢，面积不一样，加上我弟弟四口人，我们从小的搬到大的，我在那个家属楼住到大学毕业，住了 20 多年，结婚之后才买房子。最小的时候也只有 40-50 平米，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厨房也是三、四家公用。我们人长大了跟单位申请，就给我们大一点的房子，现在我父母住的应该有六七十平米，有点像现在的老公房。
那个房子不像现在单家一个阳台，我记得走廊是连通的，每家门开了出去就是阳台，很热闹。小孩一起玩，跑来跑去。邻居家楼上楼下 5 层楼，没什么秘密，都玩在一起。就跟他们现在回忆大宅院一样，谁家烧点好吃的还会分享。
房子跟大雄宝殿一样，上面是斜顶，我们就叫它“大雄宝殿”。以前的房子都是这样，四层楼，上面是瓦片。一层七户人家，我们家住在最高一层，紧挨着楼梯口，几家都是连通的。
那时候住宅的条件都不是很好。40 平米，两个房间，没有客厅。放了桌子和电视，父母住前面这间房，我和弟弟住在后面这间。后门的厨房和洗手间隔了一个很窄的通道，几家连通，两户共用一个洗手间。
小时候在那里过的挺开心的，无忧无虑，很多小孩一起玩，大家都是一幢楼里的。那边附近都是农地，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抓知了、抓鱼、抓蛐蛐。我们非常热衷抓蛐蛐，晚上我们出去抓，第二天一早，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把自己的蛐蛐拿出来斗，看谁的斗赢了，这个时候是很快乐的。
有时候我们也去城里，学校组织去少年宫、春游秋游、去西湖。其实杭州很小，西湖走一下就到了。
我父亲是电信局的，他们经常要去外地施工，他就是开车的司机。我母亲是纺织厂的纺织工人，我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
那时候我们叫做“电信工程总队”，改革以后就变成电信工程公司。那个时候，叫什么呢？电信、铁路还有电力，这三个行业就是铁饭碗了。那个时候有个说法，“铁老大”，铁路是最厉害的，能进铁路那就是非常好的工作了，福利待遇很好，都是国家管。第二就是电力局，再来就是电信，电信就是装电话，那个时候私人电话很少。
那个时候，哎哟，铁老大啊，电力啊，电信啊，银行啊，能进就很不错。因为很安全，工资水平比一般的工厂工人要高，工作环境也更好。
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除了拿到手的几十块工资，就看福利待遇。最大的福利待遇就是分房子，小的就是节假日分吃的。我记得夏天我父亲单位分西瓜，一箩筐一箩筐，到中秋节就是月饼，一年四季节假日都有，有时候还会发津贴。铁路银行这方面非常好，这是实实在在看到的福利，老百姓讲究实在的东西。
到我 13、14 岁的时候，私人开始有电话了，我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装电话很贵，我记得当时装机费就要 1000 块，所以装电话蛮奢侈的。而且你申请了，付钱以后还不一定马上给你装，你还要通关系，帮帮忙，排队。电信工人来你们家帮你拉线装机，你还要送烟。
所以电信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吃香，后来就衍生出“近亲繁殖”——儿子去接老子的班，因为基本上在本单位本系统工作，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关系。我记得我们楼里面年纪比我大的，他们找工作基本都在电信行业，有些干脆就儿子顶父亲的班。
我们家就是普通人家，以前的四大件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和自行车，这些基本上家里都有。小时候父母是公家单位，饭是有的，房子是公家分的，只不过小一点。那个时候大家的物质生活条件没什么太大差异，最多就是买了自行车被注意一下，或者谁家先装了电话，也仅此而已。没有像现在一样有天壤之别。
即使我们楼上楼下的干部，他们也就房子大一点，工资可能稍微高点。但换成现在他们就可以买别墅，我们只能住公寓。
以前穿的衣服只有两种颜色，蓝色和军装色。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白衬衫、红领巾、蓝裤子，所以大家也不用比。 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物质供应相对贫乏，没有很多选择。
“七山二水一分田”
第一次高考我考的不好，又复读了一年再考，考上了杭州大学的公共关系，专科，读三年。现在杭州大学并到浙江大学了。
那个时候公共关系刚好开始热，有个电视剧叫做《公关小姐》，讲深圳一个商业公关的经历。公关在当时是新兴的，所以还不是专业，叫做“公共关系专门化”，属于政治系。因为公关最早起源是政府关系，然后再扩展到商业领域，就是外交嘛。
我们浙江包括杭州考大学的分数相当高，在浙江省考大学到现在都是这样，同样是考北大清华，我看 2017 年其他地方的高考状元到了浙江，可能也就排 4-50 位。江苏的理科状元到浙江也只能排到 4-50 位。
不同省份的特点，人的传统，确实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我们浙江总共有 4000 多万人口，地域又很小。我们说“七山二水一分田”，土地形态都是山，平地只有百分之一。所以浙江变成了人多地少，这么小的地方集中了这么多人，人就必须更勤劳，逼着自己努力。
别的地方一年水稻只种一季，我们要种三季。同样一块地方，我们的产出要是别人的 2-3 倍。很多浙江人因为地少，要谋生，只能漂泊到外面去。比如义乌金华很多人就往全国跑，以前义乌人讲“鸡毛换糖”， 39 39034 39 15289 0 0 2876 0 0:00:13 0:00:05 0:00:08 2876一个货郎担，到全国去用鸡毛换糖，做这种小生意去维持生计。义乌现在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所以浙江人都比较刻苦。
浙江还有个传统是重教育，“学而优则仕”，要出人头地一定要把书读好，因为没有自然条件可以依赖，只能靠自己，自己有更多学识才有更多机会谋生。但成都就不用，就打打麻将，因为成都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没什么恐惧，但是我们天天生活在恐惧当中，担心哪天可能没饭吃了。
那个时候你只要考进大学，就是包分配，会给你分配工作，这个工作会比你自己去找更好。大学分配进去的都是干部，其他进去的就是工人。我是 88-91 年上大学，我读了三年，毕业后就不包分配了。如果你父母是干部，可以把你介绍到关系单位去，但我父母就是普通工人 ，我只能靠自己。
我就自己去应聘杭州一个国营百货批发公司做销售，百货公司算是当时蛮好的地方。我主要负责浙江省内的日用品、化妆品的批发。那个时候商业流通渠道不像现在这么多元，基本上还是走国营渠道，商店要进货，上家还是国营。他们从厂家进货，批发给下面的商店，有一些计划经济的框架。
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改革了，有私人的批发公司了。国营内部有个人承包，壳子还是杭州百货批发公司，下面有日化分公司或者是日用品分公司，这个公司就让经理承包，其实有点私营的味道了。
“外企光环”
那个时候工资很低，一个月三四百块，属于中低水准，我工作了两年多，就去外企了。80 年代末康师傅台资企业，最早还是生产方便面，1994 年刚好在杭州设立了第一家饮料生产厂家，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绿茶、冰红茶这类。饮料在 90 年代是新的，是从零开始拓张的领域。
我进百货做的是销售，在康师傅也是做销售。我也没有别的技能，只能做销售，和人打交道。
那个时候外资企业慢慢多起来，外资企业有个好处就是薪水给的高，比国营高很多，还是蛮有吸引力的。我还应聘过杭州的可口可乐，那个时候饮料是如日中天，我们叫杭州中萃，其实是可口可乐跟我们当地的饮料厂合资的。可口可乐把全国各地的饮料厂全给打死了，要么合资要么都索性把它们吃掉了 。
我记得去应征的时候，厂门口不说有上千人，也有几百号人，就为了一个销售岗位。当初可口可乐可能要扩大销售组织，招十个人，结果几百个人去应征，竞争很激烈。我们就傻傻的站在厂门口，你能看到厂门口乌泱乌泱都是人，它有一轮、两轮、三轮，还有笔试。
当时外企的光环是非常绚丽诱惑的，我记得还有黄龙饭店，杭州第一个五星级饭店。招一个服务员，也是乌泱乌泱很多人去，都是中外合资。
那个时候饭店的收入也不错，门童是高收入，因为小费给的多。当初改革开放，中国的酒店为了接待外国人或者是外籍华人华侨，我们传统的酒店水平设施很差，建这种就是吸引外资。那个时候可以付美金和港币，外国人有付小费的习惯，你开个门就给你几美金或者几十块港币，有时候炫富，出手还很大方。我听说门童一个月下来有时候比大堂经理赚的还多。现在黄龙饭店还在，是新改造过的。
现在外企没有以前的光环了。外企太多了，做销售太辛苦，薪水也不像以前和国营差距那么大。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选择的余地多了。现在民企私企的待遇已经超过外企了，民企也规范起来了，不像以前老板一个人说了算，现在也找了很多职业经理人，有现代的企业和管理制度。
现在反倒是外企找不到人了。
在 93 年、94 年康师傅的工资我记得也不过 1000 出头一点，如果奖金加上去有 1500-1600，还算可以，普通的工资也就 500-700 吧。我做了差不多五年，被外派过很多地区。我其实在进了康师傅后，就很少在杭州工作了，都是在外地。
在康师傅我待的最长的是广州，负责华南的销售，那个完全是从零开始的市场，我负责开发，建团队，建营业所，做了 2-3 年又去江苏建营业所，再开发市场。那边待了一年不到，又回到杭州，没多久就到了现在的通用磨坊，在中国是跟雀巢合资的，我在通用磨坊做了 18 年了。
我的销售工作地转换很多，广州，北京，现在是上海，都是在杭州以外的地方工作，因为销售你要地域扩展、市场扩展，要派你出去建新的团队，开发新的市场。我的适应力比较强，我命中注定就是到处跑，我的父母给我取名“建新”，永远都在新的城市、新的领域、新的生意。我觉得冥冥中是一种默契吧 。
通用磨坊当时招的是浙江省区经理，我在浙江做了一年就到了上海，上海不到一年又调到北京，负责北方。北方是新市场，我在北京待了五年，2000 年 8 月份去的，一直到 2006 年。
我当时住在北京的亚运村，租金 3000 多一个月，因为我是外派的，租金和车公司都帮忙承担了。我比现在的北漂好很多，其实我没有“北漂”的概念，北漂的标志就是要住地下室，但是我没住过。
我是外企，基本的待遇都有，我自己住一套两居室，60-70 平米，就是一般的老公房，板楼，有电梯。我记得我们那个楼，前面是部长楼，后面 20 多层是宿舍楼，我的房东就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职工。 在院里面散步，我还看到过那时候的文化部部长王蒙，朱镕基过年的时候还会来这看望老干部。
我后来做到了销售经理就开始管理了，管理其实是做人的工作，这个学问大的去了，没办法 1-2 节课告诉你人怎么管，得建立在你对历史、人文、经济，以及过往和人接触中对人的认知和了解。人都是利益的动物，从利益的渠道，你要懂。
我管过北京人、 东北人、西北人、广东人、 广西人、 海南人、 江苏人、浙江人、上海人。这么多人每个地区都有很独特的个性，人文特点和习惯。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才能把握当地人的个性，他们的思考价值点。如果我像去管上海人一样管北京人，就会碰到很大的问题。
北京人好面子，觉得自己是爷，你不要大庭广众说他的不是，驳他的面子。如果你觉得他做得不对，需要改，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当面讲，他就能听进去。我是吃了几次苦头才知道为什么我的管理方式适得其反。我有次跟大家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说：“徐总，那个哥们儿好面子，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他，他下不来台，接受不了。”
如果你听到东北人跟你讲：“徐总，没问题！您放心吧！”一个月有 30 天，你会高兴 29 天，然后就要哭一天。因为根本就没有他们保证的那么好，东北人喜欢说大话。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不好，他们就这么生活，这么表达的。
上海人一般来讲很精明，他们愿意守规矩，只要大家把游戏规则讲好。如果游戏规则不讲清楚，他不一定按照你的去做。
但北京人就是看情绪，他把规则放在脑后。我今天跟你好，咱们是哥们儿，我一定帮你。但是如果你把他惹毛了，对立面了，他就不看规则了，比较情绪化，感情用事。
广东人比较实在实惠，只要有钱给他赚，有实惠的东西，他都愿意挖空心思去做。所以你就要用利益刺激他们。比如在广东我们就搞销售竞赛，这个月前几名的有奖励，这个季度谁拿冠军奖励多少钱，他就会有动力。
你到了成都，你再刺激他也没用，反正小富即安，我这样就可以了。你就要用其他的方法。
“我一般都不会让自己闲下来”
我本来是杭大的专科文凭，我那时候觉得从学历上讲，专科肯定不值一文，所以后来我还读了北大的经贸专业本科。北大在杭州开了一个班，是跟电大合作的专升本。
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又去北大读了中文系，是在职的。那时候我也不求文凭，完全是凭着兴趣。我对文学很感兴趣，从小就喜欢看小说和诗词歌赋。
北大最有名的就是中文系。我在那边读了三年多，拿了汉语言文学的学士学位。我们周末两个白天上课，我每天都很忙，早出晚归。我当时已经成家了，但最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在北京，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觉得不抓紧学习，时间就浪费了。
我北大的同学都是在职的再来读书。文凭对他们升职加薪就很重要，我的很多同学是北京故宫，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很多是文化新闻口的。
在北京五年后我回广州待了一年，后来就回上海了，一直待到现在。
我一直认为大学文凭本身不代表什么，但是你接触了大学的课程和教育，潜移默化对你的思考，看问题的角度分析肯定是有影响的。我北大毕业的不代表我一定很牛，北大毕业的笨蛋也有，他只是在某个领域有专长。
专科不是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我觉得我没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是很大的遗憾，所以只能后面抽时间学习。
到上海后我也找时间继续读书，我在浙大读了两年半 MBA。其实这个对于工作来讲没有太大帮助，最关键的是自我提高，我们这样的背景和经历，只有自己充电才可能有一点小小的未来。我一般都不会让自己闲下来，工作时间工作，非工作时间就读书，就是这样过下来了。
当时正好也有一个福利，读完 MBA 公司可以给你报销学费，那时候我们学费还算便宜，全部读完两年半是七万多，现在可能要将近二十万。
我都是礼拜六和礼拜天上课，因为我人在上海工作，就周五开车去上两天课再回来，周末就住杭州父母家。上海到杭州大概一百八十多公里，开车单程两个小时左右。就这样每周去两天半，咬咬牙也就坚持下来了。我和我父母都是这样，都希望做事就把事做好。
我觉得只是工作还不够，工作专业性比较强，但知识面、技能面还是比较窄。销售这个工作，你可以说是一个专业，但对人的能力是一个集大成的要求，谈判、分析、客户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策略性市场的产品和品牌定位，紧紧靠这些是不够的。
专业的能力其实在专业以外。
重要的是你思考的方法，待人接物的态度，拿捏的分寸。这种拿捏来自于你对文学、历史的喜好和了解，因为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一个个历史事件对现在的销售有什么帮助？你在处理几千年的历史演绎下来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对你现在的销售有帮助吗？我觉得很有帮助。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积淀，它会潜移默化影响你。
“蚂蚁搬家”
2003 年，我在北京四环外，离朝阳公园不远的地方买了一个 100 平米的房子，当初买是 60万，6000 块一平米。
当时买房是考虑到我在北京待的时间长了，因为租的房子毕竟不稳定，租期到了要涨房价，每年都在涨，但是公司的补贴不会涨。老公房配套环境也差，而且当时公司还没定下来让我什么时候走，我以为这辈子说不定就在北京了。
那个时候想反正买了后面房价肯定会高，但没想到那么高，如果知道这么高，当时砸锅卖铁借钱也要多买几套，我现在就不用工作了。结果 2006 年就通知我调回上海，我就把房子卖掉了，跟北京告别了。卖的时候是一万 ，差不多翻了一番。上个月我故地重游，问了一下已经是 600 多万了。
到上海我就买了现在七宝的万科朗润园。2007 年买的，当初是 2 万多一平米，贷了 150 万，这个房子买下来一共是 270 多万，现在已经是 900 万了。但我们还得住啊，哪怕 9000 万，也得住啊，总不可能自己扫地出门。
房价涨了真的吓人啊，房价肯定是涨，租还不如买下来，哪怕到时候我回杭州，卖了赚的也比工资多。因为这个房子卖也好，不卖也好，肯定是赚的。
说起来，我的第一套房子是 1999 年在杭州买的，是个一百平米的两居，这套应该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是我自己结婚买的。我们那时结婚自己买房子的不像现在这么多，现在结婚是一定要买房子的对吧？我们那时候很多人还是跟父母住在一起，在家里弄一个房间就做新房。我们那时候自己和双方父母用积蓄凑了二十万，还是一次性付的房款。
我 1993 年开始工作，到 1999 年结婚已经六七年了。一开始还没那么明确要买房，慢慢地交了女朋友，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念头。那时候家里穷，所以生活上很节约，就是为了攒钱，你要娶老婆嘛，肯定要节约些。
不过我们那时候钱大部分还是交给父母，比较传统，就留十分之一给自己。我们本身也没什么开销。我不抽烟不喝酒，吃饭和玩也都很便宜，而且那时候都尽量在家里吃饭。为了节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没有什么交际，也不善交际。
后来我做销售也是找不到别的办法，就只好做销售了。我其实本身不怎么喜欢交际，个性使然吧。我还是喜欢一个人看看书，不需要太多朋友，有几个好的，谈得来的就可以。我不希望太浪。
这可能跟我的个人成长有点关系。我父母都是老实巴交，不爱交际的人，本身也没给我们交际的基因。那时候我母亲还要“三班倒”，父亲也很忙，他们也没时间照顾我们或者带我们出去玩，我们都是自己在家里。
就一直是这样，这个改变不了。我也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但这只是为了工作。为工作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从本性出发，这些不一定都是你喜好的。工作不是我的爱好，准确的说这是谋生的手段。做多了，也习惯了。
我想大部分人都是为工作而工作。对我来说看看书，写写文章，风花雪月，这些蛮好。但是我需要物质条件，所以我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工作。
我儿子是 2000 年出生的，还在北京读了幼儿园，现在你看到的这架钢琴还是从北京搬过来的，他读的是刘诗昆音乐幼儿园，刘诗昆是钢琴家。儿子在北京还学学钢琴，后来回来就不弹了，蛮可惜的，其实不是为了考级 ，空余弹弹琴总比发呆好。
去美国读高中是他初二做的决定，就想先读美国高中，再念美国大学，因为在国内读书也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是应试教育，但是高考你要进好的学校，这里七宝好的高中就是七宝中学，市重点，他也考不进，这条路就没了。
只有第二条路，读民办的，就只能去国外了。民办的你要考国内的好大学估计有点困难。不像公立中学这么狠，不会对高考这么重视。
所以就选择去美国，我觉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美国，去最强大的国家读书，可以沾点最强大的光。
去年为了他去美国读书，我们就把杭州的那套房子卖掉了。我们 99 年用 20 万买的，去年卖了 200 万。 为了他去美国读书我们真的是砸锅卖铁，因为美国实在是太贵了。 读一年高中人民币就要 50 万，包括住家，加学费要 7 万多美金。读书可能还有学杂费、旅游费、飞机票...
你还得先付学费才能够去啊，老美都很拽的。
我不是很担心他，男孩子本身就要靠自己闯荡。不过最近伊利诺伊的新闻（中国 27 岁访问学者章莹颖被白人男子绑架，最后身亡），那个新闻估计把有女孩的家长吓得够呛，美国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儿子妈妈说要搬到美国，但我看有点悬，因为照顾儿子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还有很多障碍，主要是现在控制外汇外流，不让你把钱汇出去。我之前看在美国，50 万美金可以买到很好的房子，我想通过黑市换一换，可以直接汇出去，但现在不能直接汇出去了，汇出去这边银行的渠道就给你掐住了。
只能蚂蚁搬家了，一点点搬。那天中介还说，看能不能以生活费的名义一点点汇。
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在物质方面，其实是处在风口浪尖的。因为这个年纪，谁都要依靠你，上也要靠你，下也要靠你，自己也要靠自己。稍微不慎可能就会被卷入到社会的漩涡之中，掉入底层。明天公司说，你不用来了，你就失业了是不？虽然我们找工作不是什么难事，但是随着年龄变大，想要开始新的事业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作图：林玉尧
题图与内图均来自ups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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