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后，他 42 岁，一无所有，需要“重新开始” | “十年” ③
我们从这一期开始报道地震中每个人物的故事。
2008 年，42 岁的余运涛在北川经营着一家水电铺，这些年的打拼他存下了一两百万的家产，空余时间担任伊斯兰教协会会长，他过着自己想象中舒适的中年生活。
他最大的期望是儿子，儿子刚刚升入北川中学，“高中第一年去读就得了奖学金，”余运涛颇为自豪。
5 月 12 日 2 点 28 分，陪伴他接近 20 年的妻子和正在北川中学上课的儿子被废墟永远掩埋。
一夜间，他从春风得意变得一无所有。
地震后，几兄弟里他落下了照看母亲的任务，母亲那一年 80 岁，地震中双腿受伤。一家两个人，满身伤痕。余运涛每天吃着碗里的饭，却食之无味。
在北川，和余运涛一样在地震中丧偶的人数达 2000 人。
一年后，32 岁的代祺茵从 40 公里外的花荄镇嫁到北川，在 20 平米的过渡板房里和余运涛结婚，成为了余运涛的妻子。
初到北川的两年里，她记忆中的余运涛随时都耷拉着眼睛，唉声叹气，“到了每年 5 月 12 号的时候，他情绪就很低落，随时都在说娃娃，老婆…”
代祺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始终还是要回忆起他的以前。”
2009 年底余运涛和代祺茵的女儿出生，情况并未好转，直到女儿学会说话，叫着“爸爸”，余运涛才渐渐意识到自己被赋予的新的身份，“生活要继续，也要成家立业，” 余运涛说。
2018 年 2 月 24 号下午，我们在新北川县城的一家烟草店里见到了代祺茵，她说没有人比自己的丈夫更了解那段回忆。
晚上 7 点，我们在店铺里见到了余运涛。
“ 我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身上只有二百元钱，我的钱都压在生意上了，卡上也没有钱了，钱很少，只有几千块。那个时候银行还没有恢复系统，取也取不了，银行是三个月以后才恢复系统。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用钱，也用不出去，周围要吃有吃的，要穿有穿的，穿的志愿者有捐献，统一由红十字会捐出来，按你的身材大小来分发。那个时候也不在乎穿好穿差，只要有穿的就可以了。
我没有想过离开北川。当时我的想法是自己在这个打击中失去了那么多，奋斗没有价值了，我的年龄也大了，地震出来我 42 岁，那时候本来我的家产还有一二百万，一下子就什么都没有了，财产不说了，我最至亲的两个人都没有了，就没有价值了。
最初我们安置在司法局这边，我们有回民一条街，是为回民专门搭的一条街，因为我们要做礼拜这些习俗，凡是有清真物品的就分发到我们这边，非清真的就交给其它灾民，我们还成立了伙食团。”
虽然没有地震辐射的说法，但余运涛总爱提起，他把伤口、一夜之间白了的鬓角、肤色的变白与变黑都归结于地震辐射。
他试图向自己解释生活中发生的突如其来的转变。
“地震的辐射让我皮肤很黑，变不回来，半年后皮肤才慢慢恢复过来。但是我腿上的伤怎么都好不了，后来到海军后勤医院也看过，始终好不了，收不到口。受地震辐射的伤口都医不好的，我天天都在擦药。
我那时候一天都是萎靡不振，地震出来那半年内，人的精神都沉浸在这种氛围里，有时候睡觉都要哭醒，这种状态持续了接近十个多月，我跟现在这个夫人认识，在她的护理下我的精神才慢慢转移出来。那些外省来的志愿者做精神护理，也经常给我们安慰调理。
我们先在擂鼓镇住了二个多月就搬到了政府规划的永兴板房，住了二年半。板房占地有五六十亩，我自己住的有 20 个平方。它是按一户人来分，你如果只有三个人还是分 20 个平方，一个人也还是分 20 个平方。煮饭、睡觉都在板房里面，还搭有公共的卫生间、澡堂，男女分开。板房的公共管理区每天都会消毒，还有康复中心，因为残疾人很多。还有社区的管理委员会和板房管委会，分了几个社区。”
地震把老北川县城夷为平地。北川新县城选址在了距离老县城 23 公里外的安县安昌镇。
2011 年初，北川政府按一人 30 平方米分发新县城的新房，在老北川有房有户的需要支付每平方米 1600元。有房无户和有户无房的大约每平方米 2000 元。政府提供 5 万元贷款，3 年免息。
余运涛一家分到了 106 个平方，总价接近 17 万，除去政府提供的 5 万贷款，他四处借钱才筹齐了余下的 12 万。
这还不算地震前水电铺的贷款，“水电铺还有几万的贷款，如果当时不把这部分贷款还了，我们新房子都买不到”，代祺茵回忆说。
“我们随时都紧巴巴的过日子。”
“后来我搬到北川新县城修的新房子，我就跟着结婚了，就慢慢恢复了，你也必须要恢复，你必须要做事情，不然没有饭吃，政府救助你只是微薄的，不可能永远救你一辈子。
如果只靠低保是生存不下去的，那不可行，政府低保那时候才一百多元钱，一百多元能干什么？政府已经号召了，大横标语到处都挂起，宣布口号，我们要‘三年重建基本完成’，天天都要学习，板房区的高音喇叭、电视里面也在放讲话，每天要贯彻精神，那个时候必须要确定方向。
政府给了我一笔一万六千元的重建费，凡是受灾有户有房的都有这笔钱，就是安置费，让你开展生活。中央党费每户人还给了六千元的生活补助。那时候政府的补助基本能够生活，还是很满足。用不了什么钱，也用不出去钱。”
余运涛需要面对“重新开始”的问题。
42 岁是个不尴不尬的年龄，从头开始的成本比年轻人更大，父母逐渐衰老需要照料。
实际上，地震后留在北川的大多是像余运涛一样 40 岁以上的人，一方面需要照看父母，另一方面身体状况也不适宜外出打工。
余运涛决定留在北川，再拼一把。“地震后真的是没有钱，穷的没法，他想着还年轻嘛，自己出来做点事，” 代祺茵回忆起余运涛地震后的第一次“创业”时说，余运涛和朋友合伙投资的灾后重建项目成本 100 多万，最后亏损 30 万。
地震后，因为灾后重建时间紧张，不少工程未经审批先修建，或者一边设计一边施工。实施灾后重建审计后，据中国审计署统计，截止 2010 年 2 月底，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审计共节约重建资金和挽回损失 12 多亿元。
余运涛的 30 多万是其中一部分。
“北川主要都是山东在援建，他们有钱。灾后山东在我们这建了工业园区，有上百家企业在那边打工，但是不招我们，必须是 35 岁以下的，我这么大根本不可能。地震后，我的年龄段已经根本不适应了，而且知识丢了这么多，所以我又去西科大进修了。以前我是学公民建，技校出来的，2013 年我又去学市场营销，学费 7000 多元，一周去 2-3 次，上了半年，有文凭。你要学会自己去找资料，怎么去做市场，做模版。
住板房的时候我在做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做点装修类的工程活。我是 2009 年去承包的，4 月份进场，整个路道就耽搁了一两年的时间，修一个村委会本来只要十几万，地震后拖了一二年才修好。没办法，原来的村委会在山上，地震后没有路，只有让马去驮，马一天也驮不了多少东西，修了又停，停了又修，再有钱的老板拖都拖垮了，本来也赚不到钱。
地震完了后那一年多的时间，我们都以为灾后重建的工程是不进入审计的，就按照原先建筑行业的零五定额规范，这个房子多少平方，用多少钱来算。
政策随时都在变化。
后来中央审计组来了命令，凡是灾后重建项目必须纳入审计。灾后重建的东西不是应急抢险工程，凡属于在重建、设计规划项目的都必须要进入审计。
那些审计事务所按标准给你审，按照地震前的成本算。该扣的都给你扣了，你也没有办法，扣了之后的我的成本就高了很多。
他们是不会管这些成本问题的。灾后没有路，都是在荒道上修建，材料的成本是原来对半那么高，比如原来砖是三角钱，现在变成六角了，钢材以前是 2000 一吨，现在变成 4000 一吨，水泥以前 500 一吨，现在变成 1000 元一吨，人员的费用也很高，平均是三百元一天，以前人员才 100 多元，现在都翻倍了。因为那个时候北川没有人做呀，他们没有什么奔头，没什么方向，没什么目标，还有一些我熟悉的匠人也死了，又要找生手，还要从外地请，费用就很高。
原本中央给了 94 万元修北川的派出所，地址都考察了，但最后落到地方上，审计下来派出所只有五六十万，最远的一个地方七十多万，按 94 万一个派出所算下来两个派出所就是 190 多万，但审计下来只有 130 多万。
不是我一家遭了，无数家都遭了，有些弄的倾家荡产。山东大道的建设，招投标是4000 多万，最后审计下来是 2000 多万，那就只有哭，哭也没有用，国家有这个规定，必须要按这个政策文件来。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事情一共 100 多万，亏了 30 多万。在当时这又算是我的另一个打击了。当时是我正需要钱的时候，又亏了 30 多万，我的这一生真的叫坎坷。
创业，刚刚要稳定了又地震了，地震之后又出问题，又从零开始，修房子，结老婆，带娃娃，刚刚想到可以赚点钱安定一下生活，哪知道又亏了。”
北川是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有羌族、藏族、回族、土家族等 31 个少数民族和 6万多名教徒。
地震中，四川省有 1397 处宗教活动场所遭受不同程度的毁损，其中 90 处全部垮塌。2009 年，四川省通过的灾后重建项目中包括恢复受损严重的 474 处宗教场所。
“本来灾后重建政策中，宗教寺庙是不能重建的，2009 年四川省又出了一个政策，要恢复地震之前的宗教场所，四川省人民政府拨了四个亿出来，所有被毁坏的宗教寺庙就都重新修建了。这个就是机遇，政策随时都在变。原来的清真寺在北川老县城，1884 年修的，2009 年修了新的清真寺，花了 400 多万。
北川是个五教齐全的地方。
地震后，基督教渗透进北川很快，他们的心理抚慰是最快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其实都是一个支流，基督教注重今世，今世能够过好，它追求的是这一点，所以从地震中出来的人都符合他们的口味，这个观念非常迎合灾民的心境，还有它的心理安慰和抚慰。
它的资金来源也很广，你让它拿点钱，它马上就可以把钱拿给你，非法传教。他给我钱，那我就信嘛，但其实也没有信。传播者的目的是为了迅速的扩大。
我们伊斯兰教不针对外人，只是回族的信仰，但基督教就是不分民族，不分人，都给你传播，就是这个形式。
也有人来找我谈基督教，给我发传单，他不知道我是伊斯兰教的，我就是搞信仰的，他谈的内容我都知道，但我信了伊斯兰教就不可能再信基督教了。
当时基督教在北川迅速发展，在四川灾区很快就有 70 多万基督徒了，这个是官方公布出来报道的。因为我跟宗教协会有联系，我们随时都要开会。政府害怕宗教搞乱，马上很快就开始打击，来调查还抓人。”
余运涛吃得苦，十年来跌跌撞撞，“我这个人啥子都做过，馆子，店铺，超市都开过，很累。”
十年里余运涛的好运气清单包括又结了婚，又多了个女儿，帮他迅速走出地震的伤痛。但坏运气也接踵而至，重新创业，没想到自己会再赔进去 30 万；经营了一年半超市，接着患上了胆囊炎和腰间盘突出，转让给了亲戚。
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为清真寺工作，偶尔抄写资料，挣一些零散的钱。代祺茵更愿意把这一工作形容为“公益事业”，很多时候还得倒贴。
一家人每天过着勒紧裤腰带的日子，“没办法，慢慢过啊，” 代祺茵说。
“我小女儿出生那年我精神上才好一点，我女儿就是我的精神寄托，很珍贵，来之不易，我在外面再累，回家看到女儿心里就非常舒服。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现有了老婆，有了娃娃，我的精神才恢复了，我又有了希望，娃娃出生了我就要去奋斗，我要养她，这是我奋斗的点。
我又开始承包工程，修房子了。生活要继续，也要成家立业。
现在老婆的房子我都去做了贷款，也只有慢慢还了。那亏的 30 万没有还完，我现在又没有做什么大事情，都是小打小闹的做点事，能把一家人的生活扶持起，每年还一点，就像按揭一样。
我自己在做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这个一直都在做，但这个是没有收入的。
没办法，其实钱没有了我不怕，我对钱不在意。只要一家人生活够用就行了，只要平安就行了。
我原来从来不学习，只知道耍，35-40 岁我都没有学习，我丢书了，地震后 3 年我也丢了，现在我又在努力学习了，高科技时代学习很重要。现在我天天在写，学习，做笔记，但我现在脑袋不行了，记不到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生中给下一辈人做一个榜样。我们能从大自然的大灾难中走出来，能重建家园，这些体会能给他们留下精神上的财富。
我现在有事没事就写日记，回忆一生中的坎坷，现在生活环境那么美好。”
题图：unsplash 文中图片：温欣语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代祺茵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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