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究竟是技术进步还是别的什么？
即便拥有了形形色色的智能技术，我们依然感到时间紧迫。问题是出在数字化服务还是我们人类自身？
Judy Wajcman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她的最新著作为 2014 年出版的 《时间紧迫：数字化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人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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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住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年轻姑娘时，交过一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笔友。她住在一个靠海的村子里，从那儿去莱城（Lae，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城市）要坐一个小时的慢船。我曾经去探望过她。那儿有着丰富的热带蔬果（诸如芋头和甘薯之类），以及刚从海里捕捞上来的鲜鱼，这些驱散了围绕着我打转的蚊子带给我的不适感。在那里，没有人赶着要去做任何事。
我们花了一整天制作椰奶。我提议用另一种更省时的方法来榨椰肉，那个新几内亚女孩看起来却很讶异，因为对她来说，做椰奶总是要花上一整天的。他们说，不着急。如今看来，我这种对节省时间和提高生产力的兴趣，也算得上是一种奇特好玩的文化怪癖了。
据说 21 世纪的生活节奏快到前所未有。时间紧张，生活的步伐不断加快，每个人都抱怨着自己有多忙。行动迅速的商人在毫秒内赚进上百万，很多人也在进行为时五分钟的闪电约会。我们总听说科技创新是动态的、颠覆性的、呈几何级数式延展的，并且正在改变着一切。但这是真的吗？数字科技产品宣称能压缩空间、消解时间，并允诺能为我们节省下宝贵的时间，将我们从琐事中解脱，转而投入到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中去。
如果我们相信硅谷所言，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运行更快的世界、并且还在不停加速，那么解决方法只有变得更快。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时间管理的应用程序正在激增；自动记录腕带追踪着我们从心率、睡眠模式到情绪波动的方方面面，以让我们更好地监测自己的活动。在伦敦我家附近的游泳池，我可以戴上一条手链，从而了解自己的游泳效率。为防止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泳池还用闪烁的标志提醒我有这么一个应用程序的存在。一些加州的技术极客甚至搞出了液体食物：坐下来悠闲地用餐都成了浪费时间，更不用说做菜了。时间正在受到攻击，它必须被解救。不论是你手机里的 Siri 还是 Cortana（那个乐于助人、极具包容感的女性声音），“她”都让你在开车或锻炼时“用语音来发送信息、安排会议和拨打电话”——因为这样更省时、更快速。
但如果数字科技真的能够节省时间，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仍觉得匆匆碌碌呢？科技空想家们一度幻想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将是一个安逸的时空，然而如今的我们却更像是《爱丽丝梦游奇境记》中的人物，不停地加速奔跑，只为能留在原地。数字技术会同时成为造成时间压力的原因与解决时间问题的方法吗？雪莉·特可尔（Sherry Turkle）在 2011 年所著的《共同孤独：为何我们对科技的期待更甚于彼此？》（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中认为，“社交媒体已用网络连接代替了交流”，她的观点对吗？网络中立性研究方面的权威人物吴修铭（Tim Wu）认为“关注”成了新的稀缺资源，是否也有其道理？
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办法：数码排毒（digital detox）。小说家乔纳森·弗伦岑（Jonathan Franzen）认为在一台联网的电脑上写严肃小说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把自己电脑的以太网端口用强力胶堵上了。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是一位在数字技术领域深具影响力的作家，他说自己为了专心阅读、思考和工作，把手机锁进了保险柜。但数码排毒还可以非常有效地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
正如我在 2015 年出版的《时间紧迫：数字化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人生》（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中所讨论的，技术从来就不是一种中立的、不含任何价值倾向而仅有“好”或“坏”影响的工具。正如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一样，科技产品的设计也大多源于我们的生活需求。当这些科技产品改变我们生活的时候，它们通常也重新安排了其中的细节（有时还是较为重要的细节），但却很少能转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科技是社会的结晶，是被冻结的社会关系。
因此我们能够责怪数字技术的革新加快了生活节奏与时间吗？不能。每个人的时间仍然是一天 24 小时、一周 7 天和一年 12 个月。科技的确斡旋了我们与时间的关系，可个人关于时间的体验却并非都是在加速。当我在疗养院、坐在我 95 岁的母亲身边时，看一眼手机，就能同时感受到时间的飞逝与滞缓。数字技术能非常有效地夸大这种时间感受的双重性。它能让人们在每一瞬间都能对时间产生不同的感受，有时甚至是在同一时刻拥有多重感受。科技丰富了我们生活里的多样时间性。
对父母而言，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但增加了，同时也围绕着说话、嬉戏和聆听而有所放缓。
当然，客观上流逝掉的时间和人们对那段时间的感受之间是有差别的。由于不同的人和活动的差异，几分钟、几小时或几天都可以让人感到永无休止或是白马过隙。这就是时间利用研究的重要性所在。时间利用研究指的是人们对自己每一天的行为做详细纪录，以帮助减少人对时间的主观体验，从而更好地了解人们花费时间的方式。重要的是，时间利用研究表明，总体而言我们的休闲时间并没有减少。当然，这个时间量在不同人群间的差别很大（例如工作时间很长的职场人士很缺乏时间，而不工作或很少工作的人拥有大量时间但却穷困），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总体的休闲时间基本没有变。
这就是科技介入的结果。之所以说科技从来不是简单地把事情加速，部分原因在于它并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与一般的说辞相反，所谓的科技生活并不存在，而是科技让我们有可能去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并影响了我们对于时间的思考。人们对科技的使用通常是不可预测和规划的。不论多么富有远见卓识，科技创新者们的创造力却往往比不上那些把科技真正融入了日常生活的人。比如手机的发明者一开始并没有把短信设计成手机的一个主要用途，而是由于日本青少年更钟爱发送短信而非打电话，才带来了人们使用手机方式的重大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花费时间方式的最大改变之一在于家庭时间，特别是和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上。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孩子被视为“小的”、没那么重要的人，并不要求被给予感情很深的宠溺或是特殊的照顾。然而在最近几十年，对很多父母而言，和孩子一起度过“高质量的时间”成了受到广泛重视的活动。数据显示，父母双方陪伴孩子的时间都在增加，而非减少。牛津大学社会学家奥瑞尔·沙利文（Oriel Sullivan）2010 年的一项研究可以作为最近这段时期现状的一个佐证：该研究表明，1975 年，在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各个人群中，英国的父亲平均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为 3－8 分钟，而英国的母亲则为 8－21 分钟；到了 2010 年，这两项数据分别增加到了 32－36 分钟和 51－86 分钟。为人父母这项工作的强度变得越来越大。
对父母而言，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但增加了，同时也围绕着说话、嬉戏和聆听而有所放缓。科技在帮助父母双方组织和协调这些和自己孩子在一起度过的、缓慢且高质量的时间。因此，速度仅仅是科技与时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方面。生活中的一些层面或许确实因科技而加速流逝，但另一些却也因科技而逐渐放缓。多样化的时间性才是生活在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标志，并非单纯的速度。
智能手机带来的惊人变化也遵从着同样的模式：它既为事情加速，又将它们放缓。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主要用途并不是用来打电话。它最常进行的活动是发短信、拍照片和接入在线信息服务。最初为商业人士而设计的移动电话，如今却成了“去同步”（de-synchronised）社会中用来同步社交和家庭活动的主要工具。
在“去同步”的社会里，人们会继续做像工作、阅读和看新闻等大家也会做的事情，但不再会和其他人一样在同一时间去做这些事。个人的时空路径已经变得更为多样和广泛。人们依然会做同样多或甚至更多的工作，但朝九晚五和每周五个工作日这一标准已经失去了它们的统治地位。人们也依然会阅读或观看新闻，但我们并不都在下班后的晚上七点、坐在家中电视机前做这件事。
伴随着人们生活和工作方式中产生的重大变化，智能手机成为了一个无处不在、不可或缺的组织工具，而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是由科技所带来的。弹性工作时间的增加和双职工家庭的兴起，让人与人之间（包括家庭成员间）的协调变得越发困难和重要。再加上我们想要给予自己孩子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使得照顾孩子这件事现在需要做出更多协调并且能够随机应变，这也是为了让父母双方能够在拥有职业生活的同时，也能参与到亲子活动中去——而在这些活动中，时间理应是缓慢而且专注的。
或许你正在睡梦中、在吃晚饭或在牙医诊所，同时有人却在工作并且给你派活
从历史的角度看，工作模式和家庭形式中的这一变化是极为重大的。它带来了日程安排、平衡和协调上的种种复杂问题，但不会导致时间短缺。移动设备在这一动态链中具有真正的优势，但智能手机并没有推动家庭生活中这些重大变化的发生。
电子邮件为我们节省了时间、提升了生活质量吗？它可是工作压力的一大象征。谁没有抱怨过自己不得不回复的邮件数量？专注于邮件并利用其沟通可比工作内容本身轻松得多。电子邮件也象征着一种独特的时间平移，一个多样化的时间状态。它是异步的，而且对发送出去的信息和回复进行了解耦。或许你正在睡梦中、在吃晚饭或在牙医诊所，同时有人却在工作并且给你派活。会议、视频会议和电话会议都要求与会人同时在场进行交流，但电子邮件却没有这样要求。相应地，它也是对你待处理或未完成工作的具体提醒。
毫无疑问，智能手机拓展了人们对于“随时随地都能够联系上”的期待。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感到自己需要快速回复邮件并非基于数据传输的速度，而是由于我们受制于“适时回复邮件”这个已经建立起来了的社会规范。这也是为什么说德国的大众汽车（Volkswagen）、戴姆勒集团（Daimler AG）和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等公司周末自动拦截邮件、甚至删除假期内发出的邮件是一项重要的制度。举例来说，戴姆勒集团的“假日邮件”设置会自动回复这样的内容：“我正在度假，无法阅读您的邮件。您的邮件已被删除。如果是十分重要的事项，敬请联系汉斯或莫妮卡，或者在我回到公司后向我重新发送一遍邮件。非常感谢。”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法国在 2014 年通过了一项触及科技和咨询行业 25 万名雇员的法律，规定他们在工作时间以外必须从工作电话和邮件中“脱离”。这些政策表明，我们并不是数字技术那固有的加速逻辑的被动受害者。我们能够、也正在就自己如何与机器交互做出选择。
这样说来，我们持有何种机器还重要吗？数字技术究竟是不是造成我们感到时间紧迫的共犯？我认为，弄清楚这些问题关系重大。我们对速度的文化预期在不断地被科技创新实现，但其实现的方式却不一定总是我们预见或设想的样子，而且也绝不总是科技创新者们所承诺的样子。
即便科技在实际执行层面经常做着其设计者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工具本身仍旧非常重要。人类在利用为了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工具构建当下、畅想未来，因此我们也有了比过去更充分的理由去思考：我们希望利用这些工具将社会改善成什么样子？
容我解释一下。“加速导致我们想象力贫瘠”的说法是和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的。创新的绝对速度等同于创造力、生产力和效率，它也是衡量进步的标准。我们都认为，如果自己做事情越快，节省的时间也就越多。
忙碌文化和对超高生产力的追求依然方兴未艾，以至于我们还很难去质疑速度本身是否应该成为创新的终极理由。“最好的”技术设计是否总是围绕时间效率的最大化而展开？这种工具性理念无疑已经扎根在工程设计的心脏，因为在那个领域里，最快的和最自动化的系统客观上看来就是最好的。
就拿我们很少会想起来的网页搜索来说。Google 搜索引擎的速度是如此令人迷醉，以至于很少有人反思它会更倾向于呈现某些内容的事实。例如在 2007 年，Google 不得不修改了它的搜索引擎，就为了让你在输入 “她发明了”几个字时，自动填充不再提示出“您是不是想找‘他发明了’”这一问题。Google 的性别偏见并非刻意，但它的算法反映出了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大多数人往往把算法看成相关知识的中立代理人，殊不知，它其实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设计和编写人员的影响。
故障、维护和修理又该如何呢？永远在不断加高的塑料垃圾山又该怎么办呢？
不断升级中的电脑软件和硬件则是另外一个例子。我去苹果店修我的 iPod，却被告知：“两年了！女士！我们可修不了已经出了两年的东西。”很多所谓的创新根本微不足道，事实上只是把人锁死在了现有的产品里、强制其更新换代并获取更高利润的一种方式。而在加速生产新玩意儿（也就是不断模仿最新产品）的背后，垃圾正堆得越来越高。
如果说一台已经服役多年的电脑可以很容易地更新、维修和升级，也十分易学易用，那么对多数人而言，它是不是好于每一两年就带着最新版软件和功能出现、但很快就不得不被更换掉的电脑？我们不断升级家里和公司里的数字基础设施，还需要去适应各种新软件，花在这上面的时间成本是巨大的。而这种对时间的实际消费是科技业永远不会去讨论的事情。他们的故事（以及我们爱听的“科技为人类节省时间”的说辞）都仅仅在说自己的产品开创了新时代、它的发明者有多么多么地不凡。故障、维护和修理又该如何呢？永远在不断加高的塑料垃圾山又该怎么办呢？我不清楚这中间的界线应该划在哪里，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问题都需要被考虑进去。
需要澄清的是，我并非在怀念数字技术席卷世界前更加自然的旧时光，也不认为时下的慢时间运动（无论那是慢食还是正念）是解决之道。对于那些需要集体和社会广泛变革才能解决的问题，个人的调整是无能为力的。新的技术发展拥有着解放人类的潜力——这点不仅真实也让我心驰神往。我也已经花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去研究它们。然而我了解到的一点是，创新不等于想象力，而且科技梦想家们想象的世界事实上既不美丽也不新（此处指代赫胥黎的著作《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译注）。
如果科技想继续促进世界变得更好，人们必须开始思考自己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中。简而言之，人们应当首先思考社会问题，继而寻求技术上的解决途径，而不是在发明了技术之后，再尝试寻找它能够解决的问题。
然而，我们现在还无法做到以上这点：因为那些为我们设计技术、并决定造什么东西出来的人只能代表社会的一小部分。微软、苹果和 Google 这些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企业基本都是数字工程公司，而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它们都很少雇佣女性、少数族裔和 40 岁以上的人群。美国民权领袖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最近呼吁人们关注科技公司内人数稀少的女性、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国人。这种一边倒的人员结构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这些组织生产出来的技术。
为什么硅谷的愿景实际上非常受限？这正是背后的原因之一。根据当下对一些非凡技术的大肆宣传，我们很快就能让仿人智能机器人进行护理工作，从而节省我们的时间。在这个全自动化服务业的幻想中，病人和老人都将被委托给机器负责。 事实上，这些“护理机器人”和电子游戏中性感女性的形象惊人地相似——所反映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工程思维：它将委派的爱与关怀设想成了被性欲化和性别化的古怪机器。此外，并非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实现自动化或者加速。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去实现这样的愿景吗？
专车和拼车服务公司 Uber 说，它正在“推进世界的移动方式”并且“将人与城市联结得更为紧密”。与此同时，Uber 还把能让自己的员工查看用户实时信息的显示模式称为“上帝视角”（God View）。难道我们真的想要把神性当成是商业交通阵列中对客户帐号信息的一瞥？
建立在“技术能为世界加速”基础上的展望通常在本质上极为保守，有时甚至是倒退的。它们不会针对其他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提出具有想象力或挑战性的问题。在它们所提供给我们的未来中，一切都将更快、更简便，但又都维持不变。
让我们觉得时间过于紧迫的罪魁祸首并非科技，而是我们自己设定的事项优先级与参量。数字技术下的时间并无二致，归根结底，它应当被理解成人们利用科技、与科技交互、当然还有构建科技的方式的产物。如果期望科技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就必须对速度的必需性提出质疑并让技术工程实现民主。在技术革新方面，我们应当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关注更为宏大的问题，即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想明白这一点之后，科技将会一如既往地紧随而至。
翻译：熊猫译社 Ariel Yang
题图来自 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