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与北师大【第17期】｜破灭的办学梦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中国教师 Author 顾明远
我一直认为，教育科学是一门实践科学，它要从教育实践中来，指导教育实践。因此，教育科学一定要进行教育实验，在实验中探索教育规律，发展教育科学。
1979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教育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我给会长董纯才写了一封信，希望在北京能够搞一所实验学校，政府给予一定的特殊政策。董纯才会长非常重视，会后亲自驱车到北京市委找到当时的北京市委教育部部长刘祖春谈这件事。
当时中央教科所的吕敬先非常积极搞教育实验，已经在海淀区塔院前进小学搞了一些实验，自编了小学语文教材。吕敬先原来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小学教育研究室的老师，她在东北解放区就当教师，是全国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后到中央教科所工作。她来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我们就一起去找“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市教育局局长韩作黎。韩作黎当时还没有恢复工作，住在景山公园一个小屋子里写作。我们找他谈教育实验的事情，他当时很赞成。我们想以前进小学为基础，进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包括学制、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创办一所新的学校。
第二年，韩作黎恢复了工作，仍然担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我们再一次去找他。他虽然依旧支持我们搞教育实验，却设定了许多限制，不允许我们搞学制、课程改革的实验，只希望我们改进教育方法，提高教育质量，让我们去和海淀区教育局商量。我们觉得提高教育质量是所有学校应该做的，不符合我们教育实验的要求。同时又没有政策支持，实验无法进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教育实验一直是教育工作者所企求的。1958年至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进行了30年的小学五年制改革；1958年我们曾经在北师大附中搞过九年制、十年制、半工半读的改革实验；1960年中宣部成立北京景山学校，开展了十年一贯制的改革；1964年北师大教育系成立了农村教育研究室，在昌平搞了一个实验区。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特别缺乏政策的支持，这些实验都半途而废，大多没有成功。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的五年制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由于考试制度的干扰，不得不停止。20世纪80年代，我们进行了五四学制的改革，应该说也是很有成效的。由于新课程改革，虽然个别地区还在坚持，但大多数地区都停止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教育经过多次改革，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还缺乏系统的科学实验，改革实验呈现碎片化，基层教师创造的经验，也缺乏系统的总结和理论的提升。通过教育实验，探索教育规律，仍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梦想。
最近从字纸堆里找到我当年在一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上的发言草稿（记不清是哪一次规划会，大约是1983年第二次规划会）《发展教育科学必须开展实验工作（提纲）》，现在觉得还有一定意义。全文录下：
国外是很重视教育实验工作的。例如，苏联从1964年10月开始由苏联科学院和苏联教育科学院共同组织了五百多名著名的学者、大学教授、教学法专家和中小学教师，成立了关于确立学校教育新内容的联合委员会，它的使命是“使教育内容和性质符合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水平”。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对中小学的教育内容进行了改革，并且对教师进行了培训。1974—1975学年度，完成了采用新的教育大纲进行教学的工作。1976年在苏联教育科学院的年会上，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教学内容和方法研究所所长M.卡申做了总结报告，他们在实验的十年中共编了103种新教科书，其中87种被批准为标准教科书。经过实验，小学由原来的四年制改为三年制。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赞可夫领导了一个叫“教学与发展”实验室就是进行小学早期教育的实验。又如，美国自从1958年制定了《国防教育法》以后，他们也组织了大批科学家进行“新三艺”的实验。仅实验新数学课本，他们就由一些数学家、中学教师、教育家和大学教授成立了一个名叫“美国中学数学课程改革研究组”（SSMCIS），主任叫费尔，总部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74年，费尔写了一篇文章，说当时美国有25000名学生接受这套课本的实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用于改革科学教育课程的经费，在1952年到1960年八年期间花了1350万美元，而在1966年这一年就花了1600万美元，比前八年的总和还多。举这两个例子，可见外国对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视。
我们是不是没有搞过实验的？不是的，我们也搞过实验。例如，1958年我们就在北师大一附中搞过九年一贯制的实验，后来改为十年一贯制的实验，搞过半工半读的实验；1960年开始在北师大二附中搞过文理分科的实验；在我校实验小学从1958年建校开始就进行过五年一贯制的实验，集中识字的实验，小学开始学外语的实验，以后又搞了算术三算结合的实验。但是许多实验半途而废，没有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来。为什么实验不能坚持下去呢？原因固然很多，我认为，最大的阻力来自教育行政部门，来自他们制定的一些政策和长官意志。许多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对发展教育科学不重视，不热心。他们办教育不是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办事，而是根据上级的指示照章办事。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拼命地追求升学率，用统考排名次来压实验学校，打击实验学校广大干部和教师的积极性。
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把教育理论作为一门科学，在制定政策时不把教育科学作为理论基础，他们就不会重视教育实验工作。而如果教育行政部门对实验工作没有一套计划，没有必要的措施，要靠几个学校来搞是行不通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升学考试的问题。现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都有重点学校。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女进入重点学校。但实验学校无论从内容上、方法上总与一般学校不一样，参加统一考试就会有困难。考不上重点学校，学生有意见，家长也有意见。例如，我校实验小学，从三年级开始上外语课，但这次五年级却准备停下来。因为小学毕业统考不考外语，别的学校用了大量时间复习算术、语文，我校实验小学却花许多时间学外语，将来考不上重点中学，如何向家长交代。他们过去进行三算结合实验，从高位算起，这次统考，用高位算起的方法不能用，现在正在改过去，这就苦死了学生。据说，现在连教育部的重点学校进行实验时都留了一手，学生手里拿着两套教材，一套是实验教材，一套是通用教材。这样实验下去，不仅取不到科学的数据，而且白白浪费了时间。因此，我在这个会上强烈呼吁，教育部应该把教育科学的实验工作放到议事日程上来，采取必要的措施，组织教育工作者进行学制一条龙的实验，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验，把幼儿园、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的实验统一起来，实验学校小学毕业生可以直接升中学，实验中学优秀的毕业生得送进高等学校，其他学生分情况分配合适的工作，要让实验学校的毕业生有上学和就业的保证。不要把他们纳入统一考试之中。也就是说教育部应该对实验学校采取一些保护措施，才能让实验坚持下去。否则是坚持不下去的，我们是得过教训的，深有体会的。当然，实验的内容可以多种多样，可以是新学制、新教材的实验，也可以只是方法的实验，如在使用通用教材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如果单纯是方法的实验，当然可以参加统一考试。但也要区别对待，如三算结合的方法问题。总之，教育实验工作，要由教育部门统一领导，统筹安排，长期坚持下去，就必定能够总结出我们自己的经验，取得科学的数据，发展教育科学。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要摆脱理论脱离实际的旧习气。摆脱东拼西凑的文抄公的学风，去到实际中去，大搞科学实验，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
进行教育科学实验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也就是说要适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实验工作。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通过科学实验来检验我们的教育理论，发展我们的教育理论。
要发展教育科学还要注意开辟一些新的领域的研究。过去我们研究的范围太窄，只是围绕了一本《教育学》，局面打不开，理论上没有突破。我认为，编写《教育学》的工作先不忙于着手，可以先搞出一本讲义来，为师范院校学生使用。而把我们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到科学实验上和开辟学科领域，特别是新的学科的研究上，如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工程学、教育统计学、学校管理学、教育社会学，以及一些专门教育的研究。过去教育学只研究中小学，特别是小学，对其他种类的学校很少研究。以后要加强专门教育的研究，如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技术教育、高等教育、特殊儿童教育（包括盲聋哑、低能儿童教育），等等。只有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教育理论的内容才能充实起来，也才能使教育理论在教育实际工作中起更大的作用。
以上的意见，不一定正确，请大家批评指正。
以上是20世纪80年代我的观点。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教育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教育改革实验也蓬勃发展起来，但我觉得，对实验的总结还不够。例如，为什么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会在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为什么我国高等教育能够得到跨越式发展？国外的学者都感到惊奇，我们还没有系统总结。另外，我一直认为，我国的学制需要改革。新中国的学校制度是1951年制定的，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已经不适应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状和教育发展战略。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信息化和数字化时代，教育要实现现代化，要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的行列。新的学制应该反映终身教育的新理念。教育实验要以学校为基础，要创办几所实验学校，进行系统的改革实验，取得第一手的资料，加以总结，探索教育的规律。可惜这样的学校尚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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