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报道是记者的成长课 | 汶川地震十年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叶伟民写作
（id：yeweimin121）
作者：叶伟民
震感是从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多传来的，很微弱，又闷又远，像大地在极深处打了个哆嗦。随后，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7.8级（后修正为8.0级）。
当时我正在广州采访，回去后打开MSN，报社的群已经聊开了。震区已成孤岛，所有电话都打不通。编辑部决定分批入川，我被分到第二批。震后约一周，我抵达成都。
此后一个月，我先后到了都江堰、绵阳、什邡、北川、马尔康、汶川、理县等地，记录着悲伤和疮痍。在我不算短的职业生涯里，灾难报道从未缺席，从洪水、雨灾、泥石流、到厂矿爆炸，但只有在汶川地震面前，生活隐藏的黑洞才如此真实，美好轻盈的日常被打破，换来某种重。那种巨大的撕裂和幽暗，至今我仍认为是很糟糕的回忆。
既然命运的轮盘难以抵挡，就总要有人去做那个“坏消息先生”，记者就是其中的一群。灾难报道是记者的成长课，作为社会应对机制中传播环节最专业的一环，记者的报道能平衡信息差，协助社会肌体协作和资源调度，并为历史留下注脚。
情绪这个敌人
单从操作流程上，灾难报道和常规报道别无二致，该做的一样不能少，挑战反而来自寻常处，例如情绪，尤其站在大灾大难的现场，作为自然人的情感反应几近必然。总体上，我的建议是：珍惜这份人性天然，并将其关进笼子里。
这一点，汶川地震中我先期抵达的同事做得很好。他们深入震区的那一周，我在广州总部做后方支援，对他们发来的冷静克制的报道深感敬佩。直至我亲眼见到他们，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老记者谢海涛又黑又瘦，眼睛红肿。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见不得人哭，一看到生离死别的场面就受不了。然而，在老谢身上，泪水和勇气并不成反比。北川封城的晚上，他拉着我说，准备摸黑翻山潜入。北川是地震中受破坏最严重也是最恐怖之地，县城几乎被活埋，死亡和失踪超过1.5万人。
每一次灾难都会诞生一些煽情催泪之作，更有甚者通篇只是告诉读者他有多么伤心。老实说，我非常不认同。记者的自我代入感太强，最终伤害的是公众感知。为事实喜怒悲怨是读者的权利，而非受制于某种先入为主的暗示。记者的本职是了解更多真相并如实传递。
驯服了情绪后，冷静判断才成为可能。一个突发灾难通常波及一定范围的区域和人群，去哪，找谁，做啥，成为一个需要快速判断的问题。对应有三个原则：到离事件最近的地方去；找受影响最大的人；就地采访。
这三点都不难理解。汶川地震发生时，“孤岛”汶川自然是各方的首选之地；震中的灾民和率先抵达的救援人员也是合适的采访对象。第三点容易被忽视，灾难发生时，生命和故事的存亡都以秒计，记者在现有条件下的第一声发问和救援人员挖的第一块石头，性质是相似的。你打通的第一个灾区朋友的电话，途中交通工具的邻座，都应该成为你素材的来源。我认识一位同行，去成都的飞机上就开始采访，刚着地就发回第一篇稿子。
这种状态应贯穿整个采访期。大灾发生，各媒体都会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选题策划、编辑和人力调度，时效自然是首轮竞技场，各家那三把斧都差不多。接下来就是拼角度和深度了，各家的策划案会因人力、掌握的信息和理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个阶段，记者的单兵作战能力就得到凸显。
震后约两周，羌族命运进入编辑部的议题清单。汶川是羌族聚居地，这个历史上命运多舛的民族，震后会怎样？我想去看看。但编辑部给的路线建议很不靠谱，需要徒步穿越原始丛林。
我这样解决这个问题：我先在地图上找出有公路途径的羌寨，再跑去汽车站，拼凑出一个超过20小时的转乘方案（震中附近的道路全断了），然后我再到二手书网站同城交易了两本羌族史，还通过当地同行找到一位在马尔康的羌族研究者，通过他我又知道了一位民间羌族博物馆馆主……
最终，通过数层延伸和筛选，我锚定了汶川阿尔村、萝卜寨和理县桃坪寨这三个点，它们成了我的长篇特稿《羌寨离歌》的主要取材地。实际上，这个案例除了是我亲历外并无特别之处，那些钻进了救援部队的直升机和冲锋舟的同行更值得请教。但道理是一样的，还是那句老话：办法总比困难多。
作者在汶川地震现场
和他们在一起
阿尔村躲在汶川西郊的丛林里。国道走一段，就拐进一条悬崖路，沿杂谷脑河的指引，尽头一处平缓山谷就是了。
汶川境内的公路大多被震碎，从成都到这本不到4小时的路程，我花了一天一夜。震后初期，大部分资源和注意力都优先城镇，救人为要务，尚未细化至民族文化挽救，羌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也并非无人关注，但大多在城里找民族学家，我认为应该去村庄。
我的摄影师朋友大多信奉罗伯特·卡帕的一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这同样适用于写作，除非你是亲历者，不然必须到故事的源头并花上足够的时间，你才明白灾难真正的样子。
有些记者的习惯不好，喜欢坐在指挥中心等数据或在宾馆看直播。汶川地震期间，某电视台同行就在酒店里连线演播室，“大概、可能、也许”地回答着，场面相当尴尬。
抵达阿尔村的第一个晚上，我就知道来对了。村主任逐户通知，四面山体随时滑坡，寨子会被“包饺子”，三天后全体撤离。族人们立即围着火塘讨论要带什么走。有人要带上祖传的法器，有人要带神龛，有人要带瓦罐，还有人想带猪。羌族数千年来一直在迁徙求存，而我刚好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晚上，坐在他们再次启程前的火塘旁。
阿尔村是一个典型的羌族村落，其保存之完好让国际学者也频频踏足。也许因为这样，村里诞生了觉醒青年余永清。十多年来，他骑着自行车做本族文化研究和保护，积累了40多万字笔记和3万多张图片。在崇山峻岭也挡不住商品化的年代，他即使在老一辈眼中也是傻，但越是如此，越是好的故事样本，里面有人性的冲突。
好的新闻故事永远追寻一抹光，尤其在艰难的日子里。不招人怜的余永清成为了我地震一周年回访特稿《千年之变，羌去何处？》的主角。我们还成了好朋友。他拉我喝手酿的白酒，我让他给我讲释比（羌族巫师）。
这些洋溢着东方神秘主义色彩的传说让我着迷，现世冲突也有，尤其是一对释比兄弟，哥哥从安置地逃回荒村，与祖灵同在，弟弟却爱上了山外人间。我当时的同事刘俊非常喜欢这个二元对立式故事，独进深山，以崴了一只脚的代价换来特稿《释比兄弟》。
好故事从来不会唾手可得，它是武侠小说里那朵美得不可方物的天山雪莲，你必须千里相寻，还有极好的运气，才可能在某次失足滚落时遇上。无论如何，尽可能地接近现场，和有经历的人聊聊，总归没错。
而在灾难中寻求故事，原则也大体相仿。如果说难，那就是你再筋疲力尽，也要迎着雪崩的方向。
“再广大的悲伤，
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
看到这里，你可能发现，在我以上的叙述里，故事的载体经由大视角向小个体延伸。这是必然的，中青报“冰点”主编从玉华说过，再广大的悲伤，也比不上一个小人物具体的悲伤。我对此再同意不过了。
这句话最好的例证之一就是汶川地震期间中青报记者林天宏的《回家》。它的开头很质朴，也很直白，却有风眼中那种静默的巨力——
在前往地震重灾区映秀镇的山路上，我第一次遇见了程林祥。
那是5月15日下午大约2点钟的时候，距离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已近3天。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摧毁了通往映秀镇的公路和通讯，没有人知道镇子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我们只能跟随着救援人员，沿山路徒步往里走。
……这时，我看见一个背着人的中年男子，朝我们走来。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略有些卷发的男子，面部表情看上去还算平静。背上的人，身材明显要比背他的男子高大，两条腿不时拖在地面上。他头上裹一块薄毯，看不清脸，身上穿着一套干净的白色校服。
同行的一个医生想上去帮忙，但这个男子停住，朝他微微摆了摆手。“不用了。”他说，“他是我儿子，死了。”
——林天宏 《回家》
这段白描，倾尽了命运的无常和悲伤，没有高大全，没有光环，都是如空气般寻常切实的东西。只要稍品尝过人间烟火，都会被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俘获——那种概莫能外的命运紧裹和无力反抗。
文章刊发当天，作者林天宏坐地铁回办公室，路上突然涌进无数电话，各种年龄，各种职业，都在同一天被这个“父亲背着死去的儿子”的故事击中。
类似的操作在“冰点”还有很多，例如《永不抵达的列车》、《拐点》等。于纤毫见大千、于无声听惊雷，这些哲学在写作中同样有效。
《回家》中背着亡儿的程林祥（图片来自中青报冰点）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
就请做一个好人
记者在冷与热之间的压抑和分裂，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灾难报道中记者的精神应激问题，是学界和业界的长青议题，然而公众大多无感。相反，记者一些言行则容易被放大并招致恶感。
先说第一点。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的救援现场，我在巨大的瓦砾中不知所措，只是徒劳地打转。突然，一股味道直冲我脸，腐焦中带着甜，我知道那是死亡的气息。后 来，一个小女孩跟着我，硬要交给我一个掉了封面和扉页的笔记本，我在阳光下看了，记录的是一个初中女生成长的情愫。我想找刚才的小女孩，却已经找不着了。
我不知道本子的主人是谁，从防疫角度我又不能带回去。于是，在学校侧面的江边，我把它烧掉了，并附上足够多的祝福。
当天晚上，我产生了幻觉，一闭眼就看见几个少年站立在床边。我不迷信，但也相当费劲才熬过这一夜。第二天，我遇上了一支香港心理志愿队。我和其中一名医生说了情况，他给了我名片，说还这样的话尽快找他。
可能我心大，也可能太累，次晚幻觉就消失了。我还听说一些同行睡在尸体旁甚至尸袋里。我知道记者一向将勇气视作勋章。但我的建议是：对自己真诚一点，感觉不妥了就主动求助，在专业人士眼中，你是冲锋陷阵的战士还是抱着毛毛熊的小女孩，区别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大。
第二个问题有些复杂。在历次灾难报道中，采访失范总是副产物。例如功利化、漠视他人痛苦或隐私。在追寻恶因的道路上，又会遭遇很多道德的“两难”：记者应该先救人还是先拍照？突破调查和尊重隐私的界限在哪里？提前写好讣闻是嗜血还是尽职……
没有人敢说都能回答好，尤其是第一次触摸灾难的时候。2013年雅安地震，奔赴现场的又是一批新面孔，我也已转为编辑，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感受年轻记者的彷徨。当时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如果你不知道该怎样做，就请做一个好人。如今我依然这么认为。
这基本是我所能想起的灾难报道的建议，它们并非金玉良言，只是在某个时刻我碰巧这样做了并在此后深以为然。灾难报道的复杂程度远不止于此，就连出发前的装备 选购都大有学问。说到这里，我至今仍保存着一个有指南针和温度计功能的哨子，是去汶川前一个驴友建议买的，他说一旦被埋了，吹这个比什么都顶用。
于是，那些天我一刻不离地将它戴在脖子上，还时常想象着某个危急的时刻，像《泰坦尼克号》里露丝向深海吹响长哨一样，也上演点什么悲壮的东西。当我就这样壮怀激烈的时候，一个掉了门牙、坐在废墟晒太阳的老汉朝我招手，乐呵呵地问：“小伙子，你是体育老师吧？”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听过最悲伤的笑话。
本文为新闻专业期刊《新闻与写作》专栏文章，刊登于2018年第4期。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作者叶伟民时任《南都周刊》记者。
叶伟民写作：yeweimin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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