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加坡、东京……亚洲城市为何这么累？

近日，美国科技公司Kisi根据其统计和分析的全球50座城市的“劳累指数”，发布了名为“2021最佳工作生活平衡城市”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球最累城市前十名中，有六个亚洲城市，其中，香港每周工作时长超过了标准周工作时间29%，连续两年位居榜首，新加坡的平均工作时也超过了25.1%，连续两年位列第二，昔日“冠军”东京退居第五。与此同时，最轻松城市排名前十的，欧洲占了七个。

亚洲城市长年居于最累城市排名前列，与亚洲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亚洲模式”起自日本，“四小龙”“四小虎”等都效仿这一模式，促成了经济腾飞和对欧美各国的赶超。作为后发经济体，亚洲各国、各地区几乎都是依靠充分集中人力资源的优势，方能迅速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劳动政策方面，亚洲经济体都呈现出明显的“亲资方”倾向，最典型的就是香港。香港没有具体设定标准劳动时长，只是规定劳动者每周应至少享有一天休息日，香港企业可以通过延长开工时间来压低经营成本、提升企业竞争力。未设定标准劳动时长，造成雇员工作时间过长拿不到加班费的问题长期存在，已经对香港社会造成不利影响，香港社会出现了改革劳动政策的呼声，相关机构也曾就改革劳动立法进行了调查，但结论是设定标准工时会“破坏自由经济”，因而在香港“不适用”。

新加坡是亚洲制造业最发达国家之一，新加坡的人口比香港还要少，保持较高的劳动强度也是新加坡维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劳动政策方面，新加坡有意效仿香港，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认为，香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只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而不是像欧洲那样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就开始建立“保姆式”全面社保体系，让港人一直保持着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奋斗精神。和香港一样，新加坡也延续了“亲资方”的劳动政策，新加坡规定标准劳动时长为每周44小时，但不像法国等欧洲国家那样严格禁止加班，不少新加坡人每天工作时长都会超过10小时。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都是全球最累国家之一，东京也长年居于全球最累城市之首。与香港、新加坡不同，日本早已是“高福利社会”，日本人加班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是出于竞争精神，而是因为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甚至社会传统。靠延长劳动时间来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做法就发源于日本，早在明治时期，涩泽荣一就开创了“三班倒”的工作制度，让日本纺织业得以凭借成本优势快速发展。战后，日本延续了工人保持超长劳动时间的传统，加之“终身雇佣制”促成的“以企业为家”的企业文化，加班就成了日本人的“日常”，甚至形成了“加班文化”。

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一味延长劳动时间已不能帮助企业提升竞争力，反而会影响员工创造力的发挥，这也是日本企业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竞争力较弱的原因。长时间加班还抑制了年轻人的消费热情和生育愿望，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日本政府也开始推动旨在缩短劳动时长的改革，比如在一些行业推行每周四天工作制等，安倍内阁还将“劳动方式改革”列为主要政策之一。然而，“劳动方式改革”的成果并不明显，大多数日本企业雇员还是迫于压力而长时间加班。

“终身雇佣制”的优点是可以保障企业人员稳定，雇员长期供职于同一企业，可以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将更多精力集中于工作，这样能帮他们更快提升技能。但“终身雇佣制”下，日本企业在员工晋升上采取“年功序列”的原则，同期入职的员工一般会同时晋升，未获晋升者则会失去上升通道，这也是日本企业出现大批“窗边族”的原因。对员工来说，要在这种“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职场环境下，不落于人后、不被排挤而成为“窗边族”，就只能时刻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因此，他们不得不和别人一起加班，或在下班后参加部门聚餐。

在日本，“读空气”已经成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所谓“空气”，就是氛围，读懂“空气”就是要求人们善于察言观色、看别人眼色行事。如果有人特立独行，甚至破坏“空气”，就会被周围的人排挤。这样的氛围下，年轻人即便不愿加班，也不敢与“空气”做对，这也是“加班文化”虽饱受诟病但在日本企业中仍居于主流的重要原因。

日本已经在劳动立法、社会保障等方面做出很多调整，但仍不能让“劳动方式改革”产生实效，这样的改革还不足以打破根深蒂固的“加班传统”。要打破“加班传统”，日本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推动企业使用更为灵活的用人制度，尝试使用团队制等新模式，在员工晋升方面也要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更加重视员工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还要着力改变日本社会和企业中的文化氛围，鼓励人们敢于各抒己见、开拓创新，这不但能让更多人摆脱“加班文化”的影响，还能为企业注入更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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