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压垮的打工人，选择裸辞
朋友纠结了无数个夜晚，最终还是决定裸辞了。
大家都在劝她，“不要裸辞，疫情期间工作比较难找，别人都想方设法不被公司裁掉，拼命保住饭碗，你却要辞职，至少要想明白自己想做什么再做决定。”
她却说，她每天过的很痛苦，不想再为了升职加薪透支自己的健康，不想再过出门随时都要带电脑的日子。
隔离在家的几个月时间，让她感觉自己除了工作，失去了所有，所以需要及时止损，重新构建自己的终身事业。接下来，她准备找一份不会占据她那么多时间的工作，说起这些，她眼里充满期待。
裸辞，通常指没找好下家就辞职的行为。
对于打工人而言，这是一个奢侈的行为，毕竟，一旦失去工作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手里的钱够生活多久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2022年，再次爆发的疫情让很多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企业为了生存下去，大量裁员，打工人需要很努力才能保住工作，但这种时刻，依然有人选择裸辞。
与以前相比，这次裸辞似乎不只是单纯的逃离，更多了一份对自我的审视和思考。
年初，我交回了单位的门禁卡和钥匙，还了在单位图书馆借的书，领到了离职证明……这一天，我在金融系统的十年职业生涯正式终结。
离开体制内的想法，其实早在一年前就已经产生，但我不敢轻易付诸实践，毕竟这是一份在别人看来可以养家糊口，而且很体面的工作。
一方面，我担心辞职后的未知我搞不定；
另一方面，我担心赔了夫人又折兵，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但在体制内工作十年，我已经感觉到了深深的倦怠。
记得刚进入单位时，我对一切新事物感到好奇，并且愿意花时间去探索。
第四五年时，我觉得美好的职业蓝图像是在我眼前打开，浑身充满干劲。
到了第七八年，工作能让我学习到的新东西、接触到的新事物在递减。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我的工作效率在提高，单位时间内我能完成更多的工作。
到了第十年，我发觉工作像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是资格老，承担的工作量越繁重，但职级升到某种程度以后却很难再上去。
长期重复性的劳动让我再学不到任何新东西，也让我对自我价值产生严重的怀疑。
我依然在认真工作，但却开始有“油条化”倾向，从内心深处讲，我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自己。
但辞职不是目的，辞职后去做什么才是，让我纠结的也是这点。
我开始认真地剖析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更适合做怎样的工作，还给自己做了一个性格测试。
总结后发现，这么多年金融从业的经历，作为甲方代表，在长期跟乙方接触的过程中，我大概了解了乙方的运行逻辑，所以我可以做乙方。
对与广告创意类有关的工作，我拥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热情，业余时间也爱去研究各行各业的宣传套路和推广案例……或许我可以从这方面入手。
我问过自己，如果以后每个月只能赚以前四分之一的收入，但你做的是自己喜欢做、而且做得比较开心的事儿，你愿意么？我的答案是，愿意。
就这样，经过漫长的心理建设，获得了家人的支持后，我提交了辞职申请。
别人都在挤破了头想进入稳定的体制内，我却在这个时候选择退出，很多人不理解。
在我看来，这世界上本就没有稳定这回事。
比如金融业，躺着赚钱的日子早结束了，未来可能还会迎来更多的变革。真正的稳定不是找个看起来稳定的单位待着，而是炼就自己离开哪个单位都能活下去的技能。
洪水来袭的时候，最让人产生安全感的，不是一棵看起来难以被洪水撼动的树，而是你的自救技能。
3月，我被封在了上海的一个小区，我开始每天居家处理工作，忙的时候我甚至都吃不上饭，以前还可以点外卖，但现在还需要抢菜、做饭，这个时间成本太高了。
可以说，疫情是促使我裸辞最直接的原因。
当时，我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运营，这份工作随时需要响应，加上居家办公的状态，生活和工作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甚至上洗手间都要带着手机，以防没有及时回复。
这种高压，加上长期一个人居家，我感觉自己状态慢慢不好了，最直接地表现就是易怒，我对周遭的人和事失去了耐心。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二本生来说，上海落户不易，买房更是希望渺茫，种种原因，让我总觉得自己是漂着的，很不踏实。
于是萌生了回老家的想法。
我的老家在邯郸，不同于大城市的紧张，那儿要松弛得多，人们囿于日常琐碎，多数时候只关心周围不超过一公里的事情。
回到老家后，因为没有房租和生活压力，我目前感觉不错，整个人没有了被工作支配的恐惧，重新审视生活和身边的人，发现美好就在眼前，比如公园里唱歌的大爷、树上叫着的知了、天边形状各异的云彩……
接下来，我准备在网上投投简历，找份远程的工作，或者帮别人做做代运营，对于更久远的未来，我没有想太多，但当下的状态是我喜欢的。
我大学学的是艺术管理相关专业，但我爸妈觉得从事相关行业不稳定，于是我进了家公关公司，做项目管理的相关工作。
项目管理千头万绪，我感觉自己天天都在加班，累死累活却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这也让我越来越迷茫。
这几年，商业插画突然火了起来，由于自己以前也学过，于是我心生一念：转行做商业插画师，岂不是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养活自己？
作为一个行动派，我立马报了一个插画班，但由于工作太忙了，我没办法边工作边学习，于是我狠了狠心，直接辞职了，不做机械打工人，做个拥有自由灵魂的商业插画师。
裸辞后的生活一开始特别美好，我报了级别更高的课程学习插画，在老师的帮助下，偶尔也能接到一些画手机壳和头像插画的小活儿，虽然一单只有几百元，但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客户肯定，我特别有成就感。
但成就感不能当饭吃，手里的钱一点点减少，我想象中的大生意并没有如期到来。
未入行的时候感觉插画师好赚钱，但现在才知道成为有名的插画师是条漫长的道路。老师劝我们不要太功利，现在入行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愈发激烈，要给自己成长的时间。
时间我有，可钱真的不多了。
裸辞八个月后，我重新开始投简历，这次我目标明确，找一家设计公司，或者进设计部，继续我的插画事业。
就业观正在改变
因为疫情，有年轻人选择离开打拼的大城市，回到家乡亦或者其他物价和生存压力相对友好的地方；
也有人重新对自己的生活事项做了排序，他们在工作之外，留出更多认真生活的时间，将退休“平摊”到生活的每一天。
不同于“逃离”的消极论调，疫情带来了一种更为内向的思考，年轻人正在主动离开系统，拒绝内卷，寻找热爱的东西，发现关于生活的多种可能。
从更大的经济背景来看，今天我们已经步入了与高辞职率共生的经济时代。公司和员工都在尽力摆脱彼此之间的“长期承诺”。
企业正在尽可能地摆脱退休养老金、长期激励措施，以降低经营成本。为了维持短期盈利水平，公司在考虑雇佣临时员工，以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用人需求。
而员工在随时准备辞职，与此同时，他们对“好工作”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由原来的“高薪、长期晋升通道”变为了“这份工作能不能让我找到下一份好工作”。而这，也促进了“拼命工作”文化的形成。
尽管对加班文化的声讨不断，但除非彻底离开这个行业，否则很难真正停下。
打工人，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不断拉扯、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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