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把握变革契机，实现转型发展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正成为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关键因素，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复苏带来新的活力和机遇，成为我国打造新一轮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方略。“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绘就了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蓝图，并提出到2025年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10%这一经济指标。规划纲要中同时还提到，要“锚定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面对前所未有的变局与挑战，企业应该如何顺势而为，把握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契机，不断引领创新并获得持久成功？上海市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主席赵柏基近日接受《联合时报》记者专访，从专业服务机构的实践和经验出发，分享他对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和人才战略等问题的思考。

赵柏基

上海市政协委员，普华永道亚太主席、普华永道中国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协会创会会长，财政部会计咨询专家，上海海外联谊会副会长，沪港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

放眼全球，2014年，新加坡在提前完成“智慧城市”计划之后，提出“智慧国家2025”；2016年，日本提出“超智能社会”；2018年，英国为打造网络环境最安全、数字经济发展最适宜的国度，发布了“数字宪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城市数字化的建设和转型。对于超大型城市复杂的运行和治理系统而言，数字化将成为打通其中诸多堵点最有效的方式。

随着全球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不难发现，数据已经成为当下推动经济增长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上海拥有领先的数字要素资源和数字经济业态，在数字基础设施、在线经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先发优势。2019年，上海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目前该平台的下载总量、访问量和公共数据质量综合评分在我国城市中均处于领先位置，可以称为全国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标杆。此次疫情“大考”，上海依靠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个关键的大数据平台，有序、高效、从容地处理了各类突发情况，效果明显，饱受赞誉。

和数字化转型一样，对企业而言，实现绿色转型、低碳等目标，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支出，面临一些挑战，但在转型过程中，也必然会看到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进而带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多层效益。近期，普华永道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已将绿色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以下是采访原文（略有删节）：

联合时报：请你谈一下对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看法。

赵柏基：数字化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城市数字化会是大势所趋。放眼全球，2014年，新加坡在提前完成“智慧城市”计划之后，提出“智慧国家2025”；2016年，日本提出“超智能社会”；2018年，英国为打造网络环境最安全、数字经济发展最适宜的国度，发布了“数字宪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城市数字化的建设和转型。对于超大型城市复杂的运行和治理系统而言，数字化将成为打通其中诸多堵点最有效的方式。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到，将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与此同时，很多国内城市也都设定了自己的数字化转型目标。比如上海，就提出推动“经济、生活、治理”的全面数字化，到2035年，要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我认为，城市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产业配置、基础设施、交通环境、公共服务、治理水平等城市发展方式的全面升级作为支撑，所以智慧城市的建设，会是构筑城市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日趋成熟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坚实基础，可以帮助重塑城市空间、经济动能、生活场景、交互模式和治理逻辑。

联合时报：国际上有哪些成功案例？

赵柏基：列举几个，西班牙巴塞罗那市一直都是欧洲智慧城市的标杆之一，多年前，他们就规划了能源、交通、水循环、垃圾处理、网络覆盖、政府开放等10多个领域共20多个智慧城市重点项目。例如，他们将传感器、网络、地图和软件分析等不同开发商的平台数据进行整合，打通市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共享渠道，通过智能交通系统，采集站点乘客数据，按需发车、实时调配交通资源，40分钟内基本能将乘客送达巴塞罗那的任何目的地。“使用新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并改善公民福祉”是巴塞罗那智慧城市战略的双重目标，尽管他们还未诞生或孵化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企业，但其对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接纳度与热情，值得我们借鉴。

韩国首尔、澳大利亚墨尔本等城市也都早早启动了智慧城市的建设。首尔市利用数字化工具收集民众意见，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纳入城市管理提升的各个层面。通过持续开放政府数据，辅导市民参与市政规划，鼓励民众通过网站对城市规划建设、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交意见和建议；墨尔本则是成立了专门的城市生活工作室，与市民进行沟通，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他们的意见建议，提高广大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参与感和责任感。他们还对收集起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相关联，帮助政府提高了城市管理的能力和效率。

随着全球数字化程度越来越高，数据已经成为当下推动经济增长非常关键的生产要素。上海拥有领先的数字要素资源和数字经济业态，在数字基础设施、在线经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具有先发优势。2019年，上海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目前该平台的下载总量、访问量和公共数据质量综合评分在我国城市中均处于领先位置，可以称为全国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标杆。此次疫情“大考”，上海依靠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两个关键的大数据平台，有序、高效、从容地处理了各类突发情况，效果明显，饱受赞誉。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对标全球城市——美国纽约，上海还有提升空间。目前，纽约市的公共数据被关注、使用、开发利用的程度远高于上海。2015年，纽约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正式上线，其访问量大概是后来上海的近10倍，下载量更是上海的35倍。在公共开放数据的应用场景方面，纽约也比上海更加多元化。从潜在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纽约数据资产的价值领先于上海，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分析。

总体来说，城市实现数字化转型将是一个长期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转变过程。这个转型涵盖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等方方面面。通过数字化的巨大能量，可以全方位提升城市系统的产出效率、配置效率和运营效率，让城市生活更智慧、更便捷；同时，通过深度运用大数据，也可以倒逼城市在管理手段、管理方式、管理理念上的改变，引领城市思维和生活模式的整体重塑。

联合时报：作为专业机构负责人，你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哪些建议？

赵柏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已为数字化转型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受疫情影响，大量线下场景被迁移到线上，传统接触式互动很多被远程或虚拟化的方式所替代，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很多现实场景中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社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

企业如何实现数字化转型?我建议企业首先系统考量自身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战略和方向，结合行业趋势和企业专长，加强顶层设计，提升和重塑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其次，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在数字化转型上的预算和投入，涵盖从技术研发、创新、引进，到系统运营、维护、升级，再到人力资源的优化培训和效能提升。

数字化转型的实质在于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及提升客户体验。长远来看，这不仅对大企业至关重要，对中小企业也同样势在必行。

根据普华永道最新的全球CEO调研报告显示，受疫情影响，有近一半的企业管理者计划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增加10%的投资或者更多，这证明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已经认识到了数字化转型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然而，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提速，网络安全、数据隐私泄露、信息滥用等问题，也对企业的经营构成了新的风险。在我们的调研里，计划增加数字投资的企业管理者中，仅有不到一半人数计划在网络安全和数据隐私方面加大投资。

结合过去的经验，我强烈建议企业管理层尽早重视和预防来自网络安全方面的威胁，及时预测和管理与系统、人员、资产、数据和性能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同时，同步推进企业内部的培训和技能提升课程。在把握数字化机遇的同时，未雨绸缪，借助不同领域的专业力量启用高效的网络安全方案，不断提升“数字信任”，有效保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公众利益。

联合时报：疫情客观上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你所在企业感受到哪些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

赵柏基：现在我们常说的数字经济，它既包括“产业数字化”，涵盖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数字金融、数字政府、智慧物流、智慧城市等不同的应用场景；又包括“数字产业化”，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普华永道就已经开始了自我数字化提升的旅程。这几年，我们在数字化方面的投资和投入不断增加。在保证核心业务与时俱进的同时，还在积极探索和开辟新的业务领域，以及大力提升所有层级员工的数字化技能，持续升级我们的数字产品和解决方案，配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发挥好我们的专业优势和引领带动作用。

除了业务领域，我们也非常注重提高员工福祉以及关注对办公模式及环境的优化和创新。2019年，我们打破常规局限，实行了灵活办公制度；去年，我们在北京启用了智能化办公空间——“乐创工坊”；上个月，又将上海的办公区域拓展至前滩核心区；这当中，所有的设计皆融合了智能、安全、关爱、灵活、高效、绿色可持续等多重理念。其间，我们普华永道自己开发使用并已投放市场的一系列数字化工具、技术及智能系统，在线上、线下空间的交流与协作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帮助我们在市场上树立了一个创新、多元的变革者及先行者的形象。

正因为这一系列的措施，疫情中，我们得以更灵活、从容地应对因大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种种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挑战，也很好满足了我们始终保障员工安全和利益，为员工提供最理想工作模式及环境的需要。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被置于具体任务的首位，对企业来说，我们也需要继续秉持创新思维，坚持创新驱动，完善数字化布局，以始终保证最高水平的客户服务和员工体验。

联合时报：你如何看待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机遇？你所在的企业是如何践行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战略的？

赵柏基：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和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使各国政府、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关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也在全球范围内触发更为严格的排放标准和环境保护法规出台。

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是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体现，也是庄严的国家承诺。气候治理及绿色低碳发展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绿色转型成了与数字化转型齐头并进的另一大趋势，也是在这个不确定的大环境中最大的确定性。

和数字化转型一样，对企业而言，实现绿色转型、低碳等目标，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企业的支出，面临一些挑战，但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看到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进而带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多层效益。近期，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已将绿色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普华永道一直都很重视自身的企业责任和环境保护，始终鼓励对环境负责任的行为。作为一贯的行业先行者和引领者，我们率先作出承诺，将于2030年内实现全球网络内的净零排放。2019年到2020年间，我们公司员工的人均碳排放量下降45%，人均用电效率提升44%。

与此同时，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在积极倡导贯彻环境、社会及治理（ESG）原则的责任投资理念，希望通过数字化手段助力企业实现战略转型，将环境保护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例如，协助客户根据投资者、监管及评级机构的要求设定ESG期望，并根据上市公司的披露规则准备ESG报告；为相关政府部门的法规制定提供相关建议、设立区域绿色基金和认证机构；为客户搭建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压力测试模型，在不同情景下，分析物理风险和气候转型风险会如何影响财务指标等。

目前，普华永道中国在ESG领域拥有专业人士及专家团队近500人，他们协同遍及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团队，秉持“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的理念，为企业制定从气候行动战略、管理落地到团队赋能的整体服务，帮助企业实现财务表现与自然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为国家“双碳目标”贡献力量。

未来，我们还计划创建ESG研究院，将ESG概念深度融入企业的战略、文化和日常管理当中，与政企客户协同合作，创造更大价值。 

联合时报：作为企业管理者，你认为企业应采取哪些人才战略适应转型趋势？

赵柏基：可以说，数字化和ESG将是以后企业培养人才的两个主要方向。数字化转型由技术驱动，技术从概念到落地需要人才的引领和实践，而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企业可以对现有人才状况进行整体评估，找出问题和差距，有针对性地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这当中的关键，是要有拥抱数字化转型的开放心态，不断提升数字化思维，在增强数字化技能的同时，还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潜能。

作为专业服务机构，普华永道一直在提升员工的数字化技能，培养面向未来的专业人才。也希望通过不断提升员工的福祉和工作体验，构建更高效、舒适兼具创意与活力的理想工作环境，帮助员工激发更大潜能。

2019年，我们宣布了一个名为“新时代。新技能。”的数字化项目，计划5年内在普华永道全球网络投入30亿美元，用以提升员工数字化技能。在中国，该项目正在系统性地帮助超过1.7万名员工实现数字化技能提升。

此外，作为创新发展的重要部分，我们还计划在海南三亚建造一座普华永道亚太创意园区——Reimagine Park，融合学界、商界和业界优势，构建面向未来的沉浸式体验、学习和互动的开放式人才培养平台，致力于在营造社会诚信和创造持久价值之间打造良性循环。

除了自我提升，为承担更多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在全国多个偏远地区建立了数字化教室，让当地的学生们有机会在现代化多媒体教室内学习，帮助孩子们提升数字化技能，缩小他们未来走向社会可能面临的数字技能等方面的差距。

本文来源：联合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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