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法容：“发国难财”之恶
乔法容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
企业伦理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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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同舟共济战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之时，一种在网上广泛传播的论点引起社会的格外关注。“在实际效果上，发国难财的人，是给那些遭受灾害的人更多的帮助，更多的选择。鼓励发国难财的人，才能使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他们应该得到的是奖励，而不是惩罚。” “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以下简称“发国难财”论点）。这位“经济学家”的论点，从理论上涉及经济学中对价格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等问题，在现实中，为哄抬生活必需品价格、尤其是卫生防护用品价格，为不法商贩赚钱撑腰打气。这种说辞的是非、危害以及在经济伦理上的一些谬误需要澄明，也必须澄明！国难当头时，我们只有互助合作、以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重，坚守社会主义的商业价值观，才能凝心聚力战胜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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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发国难财”论点，扭曲价格理论，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发国难财”论点赞美利用价格的突发暴涨而暴富的人，说“价格不是请客吃饭，价格永远起调节的作用”，进而曲解价格理论。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它总围绕价值上下波动，西方称为“均衡价格”曲线，即供求平衡。那种因天灾人祸出现的一时资源稀缺、造成价格的飞涨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形，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手加以干预，保持价格的相对稳定。我们讲的市场资源配置，是利用价格信号了解市场上稳定的需求趋势，为满足需求最有效地选择和组合资源（要素）生产和经营一定的产品，获取正当的效益。它利用价格信号，是因为它能够反映比较长期稳定的需求关系，由此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要运用好“两只手”。习近平同志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在于增强企业的活力，并不是让企业放任自流，更不是任不法企业哄抬物价；同时加强政府的治理，包括调剂余缺，乃至用财政、金融手段、弥补短线等。
去年我国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稳物价是重要任务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防控不确定性风险，现在的疫病流行就是一种突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全民动员，统一调配全国医务人员乃至军队参加防治。这里包括保证一切必需品的供应，对哄抬物价者予以严厉打击。当然，由于疫情来势迅猛，也出现了短期供应不足（如口罩、消毒液和食品之类），政府将会发挥调配功能，尽快补上这些紧缺物资，但绝不容许少数商家趁机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发国难财。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的硬核。
“发国难财”论点的理论溯源来自于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它把市场看成是万能的、不受任何干预和管理的。连西方一些经济学家都反对新自由主义，他们将此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即市场是神圣的，混乱也不能干预）。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内也出现过新自由主义思潮，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方略。“发国难财”的论点，可谓把新自由主义推向了极致。
按照“发国难财”的观点任其发展下去，在实践上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残酷的后果。市场失序，物价飞涨，欺诈盛行，广大人民群体苦不堪言，经济停滞，社会混乱，这是一种必须摒弃的经济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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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发国难财”论点，置贪婪赚钱于首位，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商业价值观。贪欲、拜金是资本逻辑不断增殖自身的内在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7页），资本的剥削表现为“对剩余价值劳动的狼一般的贪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3页）。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遏制资本任性发展与破坏市场秩序，各个国家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伦理引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规范经济行为的法律，用法治保障经济与民生。这些法律法规均以公平公正人道为其道义基础。“发国难财”论点“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他们应该得到的是奖励，而不是惩罚”的论点是十分荒谬的。照此理论，在当前全国同胞面临危难之时，一棵白菜五十元六十元，一个口罩四十元五十元，还有拼车数倍涨价等等现象，我们不应该谴责，反之应该为之欢呼点赞了！
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在抨击亚当•斯密“经济人”的人性假说及其理论体系时尖锐地指出：“这个学说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完全否认了国家和国家利益的存在，一切都要听任个人安排”，“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地位”。亚当•斯密先于《国富论》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作为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的代表，他强调利己，也讲互助与同情心。在这一点上，现代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学说的倒退。那么，“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的论点又倒退到何处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运用资本发展经济，财富由全体人民共享，企业必须承担除法律责任、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利益相关者责任外的道德责任。我国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扶贫慈善等方面，包括近期全国同心协力控制疫情的战疫情中，秉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同胞情、仁爱心的道德情怀，同舟共济，为此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燃眉之急。在与时间与生命的赛跑中，创造了远高于经济价值的道德价值！当前的事实与该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发国难财”的论点见利忘义，是在为恶辩护，自然不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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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发国难财”论点，排斥伦理价值分析，是一种偏颇狭隘的经济伦理观。文明社会离不开互助与友爱，即使在经济生活领域，道德也不能缺席！“扶危济困、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发国难财”的论点，除了自己发国难财的纯“经济”的动机之外，看不到国家、社会与他人，看不到在危难时的一点人性、善良、同情、良心、道德！
经济学有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分。实证经济学研究“是或不是”的问题，规范经济学研究“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就带有伦理分析和伦理判断的属性，也就是把人的问题引入经济研究中。如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正确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的严重的贫困化现象，是因为忽视“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严重淡化了伦理学的方法。
“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在经济学模型中，总是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以保证其模型不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可以说，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学的伦理问题，以及对规范经济学的承认，实际上是对经济活动中的‘应该不应该’的价值判断的承认，也即对伦理学的价值认同，试图解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裂。
只讲“发国难财”，除了发财还是发财，除了赤裸裸的交易之外就是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关系。丢弃善良与同情，就等于丢弃了人性之本；缺乏道德生活，哪来的生活美好！没有道德内化与自律，又哪来的人格与尊严！崇高之所以崇高，就在于多元价值中的正确抉择。对于每个生命体而言，生命的权利与价值，可谓至高无上。
然而，就在这次疫情中，多少位医生护士明知危险，却选择了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置自己的生命健康于不顾上一线。有父子同上战场的，有夫妇在同一医院见不了面的，有带病上岗的，还有身患渐冻症的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三十多天坚守一线、妻子已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在隔离治疗的感人事迹，还有84岁的钟南山先生不分昼夜奔波在抗疫的战场上······也就在撰文时，正有一大批人冲在抗肺炎疫情前线，不顾生命安危，用自己的平凡之躯，为亿万人民筑起一道安全大坝。
是顾大家还是顾小家，最能彰显人的德性是崇高还是卑微，是伟大还是渺小。崇高由崇高者的行为所铸就，而崇高总是有或多或少的个人牺牲包括生命。让我们向奋斗在疫情一线的崇高者奉献者致敬吧！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提出，“坚持法律红线不可逾越、道德底线不可触碰”。“发国难财”论点，既无视法律，又放弃道德。放任市场失灵、破坏市场秩序和社会安定，无视法律与道德规制，这在任何社会都行不通。这种经济伦理观是荒谬的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与批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坚实精神支撑和强大道德力量，我们惟有坚守，才能无惧与攻克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图片来源于人民网等
责任编辑：张伟东、刘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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